蘇鑰機:一國兩制 三地報道 四個焦點

香港回歸至今剛好20年,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是一國兩制的實施情况。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目的在於解決香港回歸問題,並希望作為吸引台灣走向統一的示範。一國兩制的構思極具創意,但它的性質基本是一個矛盾混合體,在實行過程中難免出現困難和爭議。 回顧過去20年,究竟兩岸三地報紙如何報道一國兩制?媒體的關注度有否改變?報道的主題框架是什麼?各地報道的異同在哪裏? 愈多有關報道 港社會情况似愈差 我從慧科新聞數據庫中,選取自1998到2017年6月的一些有一國兩制的標題來作分析。每個地方都選了4份報紙,大陸是《人民日報》、《環球時報》、《解放日報》和《南方都市報》。香港選了《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明報》和《星島日報》。台灣方面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 對一國兩制的報道,反映了香港不同時期的社會情况。香港報紙最多一國兩制的報道依次是在2016、2004及2014年。大陸報紙最多相關報道的是在2004、2014和2001年。台灣報紙則在2014、2003和2002年最多。圍繞這些年份,香港都出現重大負面政治事件,似乎愈多有關一國兩制的報道,香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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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劉曉波逝世後的形勢評估

民主先驅劉曉波,一生歲月被蹉跎。入獄失醫罹絕症,出國無望會閻羅。生離夫妻天地隔,死別家人始在旁。世間慘劇誰人做?我國緣何苦恨多?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關禁中逝世。「逝世」是中性的詞,我想,就性質而言,用「犧牲」、「殉道」、「捨生取義」等字眼更為貼切,但在評論文章裏使用中性的詞較好,標題才用上「逝世」一詞。 世人對劉曉波的評價,已有公論,任何有良知的人也不會認同中國官方的論調。所以,本文集中分析以下3個問題。 一、劉曉波逝世後的最新形勢 從官方的行動可見,相信他們早前已不斷計算劉曉波逝世後的形勢,包括國內外的反應、各方在言論上和行動上的實質影響、對中共政權的衝擊等。通過這些沙盤推演而作出的部署,可以看到: ——中共看穿外國政府基於經濟利益,在劉曉波問題上不可能對中國構成實質的壓力,頂多只是一種表態式的要求,甚至只是一種勸喻而已,語言也不會過於苛責。所以,中國不會把外國政府的壓力放在眼內,還警告外國「不要把劉曉波事件政治化」。至於外國的民間力量,例如人權組織等,中共也不會當作一回事,並已「通過法例和主權,把它們排除在外」。 ——對內,中國政府封鎖信息,讓人民不會接觸到劉曉波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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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假如對眼前的不公義置諸不理,你會怎樣?——寫在「709大抓捕」兩周年

7月9 日是中國「709大抓捕」事件兩周年,事件涉及超過300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而現時,仍有被帶走的維權律師行踪不明,家人和律師均未能探視;到底他們健康狀況,有否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對待,甚至是生是死,無人知曉。 其中一位未能與家屬和律師聯絡的,是江天勇。江天勇曾為知名維權人士陳光誠及維權律師高智晟提供協助——這些協助,本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聲稱「依法治國」的中國來說應是相當歡迎,卻換來他和其家人一直被當局的監視、騷擾,甚至飯碗不保:2009年,他曾因協助著名維權人士及法輪功成員等被中國定義為「敏感」的案件而被註銷律師執業證。 有些人會為五斗米而折腰,但江天勇不然,即使面對政權持續的威嚇,即使面對生活的困難,江天勇也沒有卻步,反之更決意為維權人士發聲。江天勇的妻子金變玲提及,當她嘗試勸說江天勇不要再插手「敏感」案件時,江回應道:假如他對眼前的不公義置諸不理,他將無法吃睡。 2015年中,「709大抓捕」最初爆發時,江天勇並未有被帶走;仍能自由活動的他,看到同行面對的不公義,自是沒有坐視之理;他為被捕的維權律師四出奔走。然而,至2016年11月中旬,江天勇在長沙探望被羈押中的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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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帆川:劉曉波空櫈轟動一時 如今為何問者寥寥?

「唉,劉曉波都入唔到20大。」劉曉波患癌消息傳出當天,一位供職於香港某大網媒的記者如是抱怨。「20大」固然不是中共會議,而是點擊排行榜。事件發展逾兩周,本應令人憤慨,卻似乎勾不起港人興趣。不但關注度比不上他當年獲獎時的「空櫈」事件,就連最近的習近平訪港造成交通不便,以及遼寧號開放市民踴躍撲飛,都要比劉曉波更受注目。 劉曉波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反對者姑且可猜測他別有用心,表面爭取民主但實際為做騷,如今劇終,他迎來的只能是鬱鬱而終,原因更可能是被關押期間得不到適當治療。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這也是一齣違反公義的悲劇。為何當年港人眾志成城,如今卻關心者稀? 第一,香港不少主流媒體被收編,主力引述了無新意的官方說辭;第二,社交媒體資訊百花齊放,削弱主流媒體輿論力量;第三,本土思潮發酵,港人跟內地維權界愈來愈割裂。有人提倡,內地維權事業,乃是「鄰國」事務,港人不宜摻一腳,背後理念跟中國外交部時常掛在嘴邊的「不干涉別國內政」如出一轍。 跟內地維權界劃界 不見得與「爭民主」相符 本土派提倡激進抗爭,坊間接受程度因人而異,但出發點終究是爭取民主。然而,本土派強調不干涉大陸內政,並跟內地維權界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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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是超現實

大陸紅劇《人民的名義》以打貪反腐為題,就內地尺度而言,情節不能說不現實,令觀眾們驚訝:為什麼能夠拍出並能夠播出? 理由很簡單:打貪反腐是最高領導人的主旋律嘛,只要配合主旋律,萬事好商量。更何況這劇的後台老闆是中央級別的最高檢察院,由反貪部門主唱反貪歌曲,誰敢不和應?誰敢做攔路虎? 這其實沒什麼稀奇。香港廉記好多年前已開始跟主流媒體合作,提供個案和資料,讓電視專業人員拍出長短劇集。這也是主旋律,更可以說是「教育」或「包裝」甚至「洗腦」,但只要拍得精彩,讓觀眾看得過癮,誰管你的本意何在。荷李活的許多戰爭大片同樣是愛國主旋律,但在國際明星和燦爛影像的催眠下,我們看得拍爛手掌,只要在主旋律下有幾段使人感動和引人反省的音符節奏,我們已很滿足。 所以,關鍵在於如何拍,把劇拍成肉麻的硬銷抑或撼動的軟銷;前者令人嘔吐,後者使人流淚。《人》恐怕是在這兩者之間吧。它當然有些公式化的角色和台詞,把執政者唱得又紅又偉大,但它亦意外地把許多涉乎現實的個案片段納入劇情,例如地方上的「官商黑金」的猖獗合謀、官場內部的派系鬥爭、老百姓對公權力的鄙視等等,令觀眾看得極有共鳴。然而左看右看,看穿了,始終是這兩條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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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長被強制消費的辯證法

近日,雲南省副省長陳舜一夜之間成為網絡熱點人物,登上了內地各大網站的頭條。有媒體甚至翻出了他曾經牽頭處理過1949年後內地最大的金融證券案——德隆案,使得該企業被罰103億人民幣的往事。 不過,此次陳舜佔據媒體突出位置,並非因為他又處理了什麼大案,而是作為雲南省分管旅遊工作的副省長,陳舜於春節前以普通遊客身分參團遊雲南,在一家旅遊購物商店內,享受到所謂「一對一」服務,被強制消費,即購物達不到一定金額,休想走出店門。這令讓他深受刺激,稱「團裏有老有小的,這種事商家也幹得出!」有內地網友調侃道:「這才是人人平等。」 滇旅遊投訴率「三連冠」 旅遊勝地雲南,有「彩雲之南」的美譽,但近年來卻成為「負面典型」。其旅遊市場之亂,近一兩年頻被曝光。去年底,某女遊客在麗江被打毁容事件尤其引人關注,但這並非個別案件,雲南導遊和景點人員毆打遊客、強迫購物、辱罵和威脅旅遊者屢有發生,甚至有導遊公開大罵遊客「不買東西比賣淫更可恥」。 「人民網」資料顯示,雲南旅遊投訴率從2014年開始,已連續3年高踞榜首。 雲南旅遊亂象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而是諸多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重視和解決累積而成,相關執法部門出於地方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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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電視劇 為何劣作多

近日關於國產「雷劇」(荒誕劇)的討論熱度再起,主要不離兩部電視劇,一部號稱抄盡經典,熟悉的橋段比比皆是;另一部則被視為「褪底」拍攝巔峰,主演毋須實景拍攝,甚至不需要面對面地表演,只要在綠布前擺pose即可,後期工作人員會將圖像從綠布中「褪底」,放入背景。 電視劇,作為一個「產品」,就和所有的其他產品一樣,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響:生產者、消費者、監管者。記得前年有部電視劇叫好又叫座,其中一名主演被問及為何從藝多年,影視作品少、古裝作品少,他說:吊個「威也」站在綠布前面飛來飛去,實在不知道有什麼意義,不如做話劇。 細細品味,這的確是真心話、良心話。演得好,既要有演技還要有態度。這同樣適用於其他影視作品的生產者:專業功底決定了能力,態度則是創作的意願,兩者缺一不可。正如本欄去年討論的電影市場假票房事件問題一樣,如今創作者不安心,資本運作卻大行其道,使得業內浮躁之心日隆、創作質量漸弱。 老一輩指出,「雷劇」的需求來自於「90後」;「90後」卻覺得,退休的大爺大媽才是忠實擁躉。這樣的互相指摘顯然毫無意義。分析需求,必須正視兩點: 一來,所謂的「需求」是否屬於真實需求。例如戰爭時期薯仔的需求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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