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匯思:拒絕「說了算」 文:衛庭官

本文完成之日,林鄭就任特首已達百日,她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也應該已發表了。 相信有部份香港人,在林鄭上台前已經對她有頗高的期望,深信她的政綱及理念能為香港帶來機遇。 當然,「好打得」不是浪得虛名。但她真的有心有力為香港帶來更好的明天嗎?鑑古知今,讓我們看看林鄭的過去,揣摸她將來為香港的前途帶來什麼樣的境況? 相信大部份香港人都記得香港曾經有個「皇后碼頭」。10年前特區政府要清拆「皇后碼頭」,民間社會發起的保「皇」運動如火如荼。「好打得」當時官拜發展局局長,身先士卒走到現場與反對者「談判」,實際卻是嘗試說服反對者。結果?當然是「好打得」「說了算」。說好的重置呢?10年下來,港珠澳大橋都建成了,「皇后碼頭」卻還是連影都沒有。 亦是10年前,「好打得」與鄉議局密斟後,容許新界原居民的男丁不用再於申請起丁屋時,作出法定聲明。鄉議局與原居民男丁,自此以為套丁沒有刑事責任。結果?11名套丁的原居民前年被控告串謀詐騙政府,鋃鐺入獄。說好不用法定聲明呢?原來一點意思也沒有。「說了算」。刑事責任依舊存在。 說起丁屋,5年前,「好打得」指要全面處理丁屋僭建問題。說好的取締僭建呢?今年選特首說自己當天的政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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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年金計劃有什麼問題?

政府外匯基金全資持有的按揭證券公司4月10日公布將推出「終身年金計劃」。以65歲一次過繳付100萬元保費、內部回報率為4%為例,計劃中男性投保人最多即時每月收取年金約5800元,直至身故。 計劃公布之後,社會初步反應正面,認為回報率吸引,亦可以抵禦長壽風險。作為政府負責營運的年金計劃,理應不以牟利為目的,可是仔細研究政府列舉的數字,計劃似乎過於保守,回報並非預期中這麼高。 首先,計劃中的假設平均壽命太高。筆者以計劃中所列舉的其中一組數字計算:內部回報率為3%,男性估算每月固定年金約500元(每10萬元保費),女性則為約450元。經過計算後,以3%的回報率為例,男性要存活23年,即如果在65歲參加計劃的話,要到88歲累積的年金收入才達至該回報率;而女性更要存活27年,即相當於92歲。 如果以統計處推算的2019年香港人口生命表,65歲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85.37歲,女性則為89.75歲。如果在上述年紀身故的話,實際回報率分別只有2.51%及2.7%。 此外,計劃中保證發放的金額太低,只有等同已繳保費105%。即是如投保人在獲發105%已繳保費之前身故,其受益人會繼續每月收取餘下期數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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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平等?

退休保障政策醞釀已久,上月中扶貧委員會公布獨立顧問提交的諮詢報告,近日亦開始傳出最終方案的細節。一如所料,政府方案受到各方抨擊,當中牽涉兩個層面,一是原則上應否設立資產審查,二是審查的界線和現金援助的金額。我相信大家都認同第一個原則性問題是整個爭議的核心。支持不設資產審查的朋友,即是一般所說的全民退保,其中一個重要的理據是公平。有趣的是,其實支持設資產審查的朋友都同樣看重公平。事實上, 「公平」這個看似簡單而難以反對的理念,實質上涵蓋兩個可能各走極端的價值觀,獨立顧問的諮詢報告第99至101頁探討了這個問題,稱之為「Equity」(公平)與「Equality」(平等)。我認為「公平」與「平等」這組字眼不容易令問題更清晰,所以我選擇用「Justice」(公義)與「Equality」(平等)這一組,從字面上已隱約看到兩者的差異。我建議大家在網上以「Justice」(公義)或「Equity」(公平),與「Equality」(平等)等字詞找尋圖片,必會看到一張幾位小朋友在圍欄外觀看球賽的漫畫。其中一位小朋友的身高比圍欄高,可直接觀看球賽,另外兩位則需要幫助。現在我們有三個木箱,應該如何分配呢?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根據「公義」原則,最高的小朋友不需要幫助,中間的小朋友得到一個木箱,最矮小那位得到兩個,那麼三位都可同時觀看球賽。若根據「平等」原則,三個小朋友都獲分配一個木箱,最高的那位站得更高,最矮小那位仍然看不到球賽。其實兩個原則都沒有錯,只是價值取向不同。在退保問題上,設立資產審查,按需要幫助,就是根據上述的「公義」;不設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保方案就是要求「平等」。所以有人說支持資產審查就是涼薄,我非常不同意。退保方案還有一個變量,就是如何融資、錢從何來。要求全民退保的朋友通常會要求「公義」的融資方案,即是能者多付。這方面我絕對支持,我認為應該研究更加累進的個人稅、利得稅,或是累進的奢侈品稅。換句話說,我支持分配和融資兩端都根據「公義」原則,而不是一端「公義」、一端「平等」。另外有些朋友反對政府的資產界線和援助金額,那是第二個層面的討論,不弄清楚原則,何以談細節?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7年1月9日) 退休保障 全民退保 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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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3年前大幅退步的「縮骨退保」方案

近日,有傳媒透露政府即將交代退休保障新方案,建議在單身長者綜援與長者生活津貼兩者之間,增加一項現金援助政策,合資格的長者每月可領取大約3,400元,資產限額定於大約14萬元。而長者生活津貼金額(每月2,495元)維持不變,但將會把個人資產限額由21.9萬元調高至大約30萬元。現時政府庫房水浸,政府竟然打算違反民意,推出這個「縮骨退保」方案,實在不能夠接受。最荒謬的是,這個「縮骨退保」方案比1994年由時任港督彭定康建議的「老年退休金計劃」方案還要退步得多。筆者翻查1994年7月由布政司署發表的「生活有保障 晚年可安享」 老年退休金計劃諮詢文件,發現當時政府認為香港社會日益富裕,應該盡早為年老市民提供基本的入息保障。「老年退休金計劃」的構想,簡單而言,凡65歲或以上的市民,只要連續居港滿七年,就能夠領取每月2,300元(以1994年港元計算)的老年退休金,而當時的普通高齡津貼(生果金)金額只有每月485元(以1994年港元計算)。供款方面,由僱主、僱員、有固定入息的人士和政府的供款支付。僱主和僱員各自按薪酬的1.5%供款,自僱人士則按3%比率供款。每月入息低於4,000元(以1994年港元計算)的人士獲豁免供款,但其僱主須付僱主的供款部份。同時,政府會向老年退休金計劃提供100億元(以1994年港元計算)的注資,作為成立資金,為計劃提供成立的經費。經濟審查方面,已向老年退休金計劃供款不少於10年或年齡在70歲或以上的人士毋須作資產申報。而在計劃的過渡期內,在申領日期之前最少已連續10年在香港居住,也毋須作資產申報。年齡介乎65歲至69歲而未有供款人士,須申報資產,而總資產必須少於200萬元,才可領取老年退休金。當時政府解釋上述方案的優點以下有四個:(一)即時為所有合資格的老人提供退休金(二)為所有合資格的年老市民,包括低收入僱員、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提供入息保障(三)不受通脹影響,毋須視乎供款人的收入而定,毋須承受投資風險(四)供款率較中央公積金或強積金較低23年後,對比1994年「老年退休金計劃」建議與「縮骨退保」兩個方案,發現這是一個極大的倒退。在1994年的方案中,70歲或以上的人士毋須作資產申報,而年齡介乎65歲至69歲而未有供款人士的資產限額為200萬元(以1994年港元計算),以現時的物價來說大約是300萬元。津貼金額方面,1994年建議每月可獲得2,300元(以1994年港元計算), 以現時的物價來說大約是3,500元。而傳聞中的「縮骨退保」方案,每月可領取大約3,400元,但資產限額竟然定於大約14萬元。這筆積蓄連骨灰龕位也買不起,嚴重侮辱長者的尊嚴!1994年的「老年退休金計劃」在當年被自由黨、香港工商專業聯會和右派經濟學者強烈反對。最終,港英政府在1995年1月宣布放棄推行「老年退休金計劃」。隨後,取而代之就是2000年12月1日起實施、千瘡百孔的強積金制度。現在,梁振英政府竟然即將提出一個比1994年退步得多的方案,實在無法接受。所有人都會變老,退休保障議題關乎你我的福祉,支持全民退保的朋友,必須積極發聲和抗爭。 退休保障 全民退保 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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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退保社會共識 落實推行不能再拖

過去民間社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並就免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提出具體融資方案。可惜政府不但未有將方案納入諮詢文件讓市民討論,更自行制定兩個模擬方案,透過「假諮詢」以抹黑全民退休保障,逃避對社會的承擔。三方供款 持續可行扶貧委員會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為期6個月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公眾諮詢顧問報告雖然在9月已提交政府,但政府一直拖延公開報告。扶貧委員會於12月16日召開會議,由於事前傳出懷疑政府干預顧問報告的獨立性,在社會輿論強烈要求下,最終才「漏夜」將退休保障諮詢顧問報告透過網上發布(註1)。在1.8萬多份所收回的意見書當中,約1.6萬多份意見書支持「免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約佔九成。報告亦收錄了不同學術機構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不論採取量化或質性的研究方式,民意結果均顯示市民普遍支持「免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反映社會已取得清楚共識。此外,顧問報告亦指出:「不論商界或市民較傾向認為,在客觀盈利或收入數據上呈現較有能力的機構或市民,可作較大的承擔,是取之社會,用諸社會……不少市民均朝向盡量減輕一般小市民額外財政承擔的方向構思新的融資方案……在期望公帑用得其所的前提下, 若今後會面對當局預期可能出現結構性的財政赤字,不同持份者其實也不完全否定、甚至同意各界應為社會整體需要而付出;而有能者多付,即期望社會上足夠有餘的持份者可以承擔較多,能力稍遜者不至超出負荷,這會是有助減少社會出現太大矛盾的方向。」由此可見,政府的政策方向須重視財政持續性及能者多付的原則,而民間共識由「三方供款,共同承擔」的全民養老金方案正好合乎此原則,相反由政府稅收獨力承擔的分級審查方案,實在與此背道而馳。下定決心 團結香港研究再研究,搞了半年的諮詢,用了半年時間分析公眾意見,顧問報告到底得出什麼結論?原來和扶貧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周永新團隊於2014年研究的結果是一致,即普遍市民支持落實「免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註2)。可是,有扶貧委員事後表示,林鄭月娥司長兼扶貧委員會主席在會議中,並未容許委員就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建議及跟進工作進行討論,相反將決定交由梁振英特首明年1月的施政報告中公布,反映扶貧委員實為橡皮圖章,再次證明政府是「預設立場、早有結論」,所謂諮詢,只是一場「真的假諮詢」!雖然有扶貧委員曾就林鄭司長繞過扶貧委員會作出決議「解畫」,一方面稱扶貧委員會只屬諮詢架構,無權作決定;那邊廂又聲稱支持及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的委員立場清晰毋須表態云云。說到底,就是有人意圖違反民意、操弄結果,卻又拒絕負上政治責任的政治伎倆。事實上,本屆政府任內進行的兩次獨立研究,均顯示較多市民支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而且經過多方努力凝聚共識的「全民養老金2064方案」,可以跨越2064年香港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在經過專家研究和民意支持下,一個理性、務實及負責任的政府,有責任為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下定決心。因此,梁振英政府在明年(2017年)1月的施政報告需以民意為依歸,馬上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的方向,並於本屆政府任內為制訂具體融資方案所需條件做好一切準備工作;為表政府的長遠承擔,須在來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增加撥備預留合共1000億元,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啟動基金。註1:《退休保障公眾參與活動最後報告》(www.povertyrelief.gov.hk/pdf/rp_report_c.pdf)註2:《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第70頁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31日) 福利 退休保障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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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現有退保支柱 發揮有效退休保障

政府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6月完結,社會各界就政府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及「有經濟需要」方案仍然意見分歧,唯一共識是認同退休保障問題已迫在眉睫,不能再迴避。2014年香港的貧窮長者人口接近30萬人,貧窮率為30%,即每10名長者中便有3名貧窮長者。當人口不斷老化,但退休保障未能追上,長者貧窮問題只會愈見嚴重。世界銀行倡議五大退休保障支柱模式,是次諮詢主要聚焦香港尚未落實的第一支柱(公共退休金),即政府管理的強制性供款。香港雖然已落實其餘4條支柱,即社會保障(零支柱)、強積金(第二支柱)、自願性儲蓄(第三支柱)及公共服務和其他(第四支柱),但部分已出現制度漏洞,未能發揮應有的退休保障作用。對沖機制嚴重蠶食強積金權益強積金作為第二支柱,理應能為打工仔日後退休帶來保障。然而,現時法例卻容許僱主在解僱員工時,以僱主供款部分抵消須向僱員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下稱強積金對沖),這令最需要退休保障的低薪工人晚年失去依靠。根據現時法例,月入低於7100元不用就強積金供款。對基層工友來說,退休儲備可謂完全依靠僱主的供款,當中不少是外判工。然而,在外判合約制下,工友每隔2至3年便會面臨被遣散然後重新招聘的困境,僱主亦可不停進行強積金對沖,導致低薪工友喪失一大部分甚至所有原來應得的強積金。積金局統計數字顯示,2015年用作強積金對沖的總額高達33.5億元,比2014年增加了11.6%;4萬5000名僱員受對沖安排影響,每人平均被「沖走」7萬4000元。此外,抵消金額平均佔受影響僱員帳戶結餘的一半,有66%人的強積金,其僱主供款部分更百分百被「沖走」。綜援最後安全網 應取消衰仔紙強積金因對沖機制而失去了退休保障的功能,令基層工友年老後更容易被推到貧窮邊緣,退休後就更需要依賴其他支柱,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零支柱),當中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等。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14年有28萬個住戶有60歲或以上的長者而每月入息低於每月平均綜援金額;但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在2014至2015年度,包括60歲或以上受助人的綜援住戶數目只有約15萬宗。綜援是貧窮長者最後的一個安全網,但從上述數字看,長者卻不太願意接受這個保障,相信主要原因是「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衰仔紙」)這個規定,令他們處於非常為難的局面有莫大的關係。現時,經濟上有困難的長者申請綜援,如與家人同住,便需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同住家人需一起接受經濟審查。如果長者與子女分開居住,成為獨立的家庭去申請綜援,申請時就需要其子女簽署「衰仔紙」,表明子女不會或沒有能力供養父母,並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後才可獲發綜援。「衰仔紙」的規定,令子女面對極大的道德壓力,負上「不孝」的惡名;而不少年老長者希望顧全面子,亦不願意子女簽署「衰仔紙」。最終令不少有經濟需要的長者不申請綜援,改為透過其他援助金額較低的資助如長生津或生果金去維持生活。由於相關援助金額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部分長者因而被迫繼續工作,或以拾荒幫補生計,未能安享晚年。另一方面,政府近年大力提倡「居家安老」,以解決長者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然而,綜援制度限制所引伸的結果,卻有違「居家安老」的原則。目前與子女同住的貧窮長者不能獨立申領綜援,其家庭成員亦需接受經濟審查;不少長者迫於無奈之下,選擇搬出以便通過審查,因而失去家人照顧。雖然社會福利署表示,部分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就算與其他家人同住,仍可根據個別情况,獲酌情批准獨立申領綜援。但這類個案少之又少,2014至2015年度只有13宗,2015至2016年度(至2015年12月)更只有9宗,根本不足以應對問題。完善退保 由取消強積金對沖開始政府將會在明年首季向公眾提交退休保障諮詢報告,在此之前政府更應把握時間處理現行零支柱及第二支柱的問題,方能讓各界聚焦討論,以助建立穩固的退休保障支柱。財政司長公布自今年7月起政府在評審外判服務合約標書時,須將投標者建議的工資和工時納入評審準則,鼓勵外判商提升工資水平。樂施會認為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應進一步帶頭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保障合約及外判僱員的退休生活,向全港所有僱主樹立良好榜樣。另外,政府應取消「衰仔紙」的規定,申請綜援的長者只需要聲明自己沒有接受子女供養,便合乎申請資格。長遠而言,應容許有需要長者獨立申請綜援,避免長者因綜援申請資格所限而與子女「分居」,令合資格的長者一方面能獲得政府的經濟支援,同時能獲得家人的居家照顧。只有全面檢討現行政策,方能達到居家安老、老有所依,令長者過更好的退休生活。文:曾迦慧(樂施會香港、澳門及台灣項目主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0日) 綜援 福利 退休保障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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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強分的兩個世代──寫在退保大遊行之後

仲夏六月,天氣變幻兩極。前日陰雨飄零,待到雨勢稍住,濕熱混成一團,又悶又焗;昨日卻烈日當空,藍天白雲虛飾了一層柔和,實情是酷熱襲人。才一夜之隔,雨遏而後放晴,如世道人生,一轉眼一回頭,黃花就不為明日開了。莫怪過去兩年來「世代」、「革新」等語紛現。有些人明白時日轉移,民氣不長住,唯有聲稱時代變了,世代要交替,也沒有解釋過誰的時代變了,誰的世代交替了誰的世代。昨日午後,上千人參加了全民退保大遊行。起步前,我在遮打道前後奔走,接應遠道而來的街坊,待他們稍稍安頓,又要頂着烈日準備物資。大隊起步前的一分鐘,我才剛輕輕倒了兩瓶蓋的水,為一輛輪椅降溫,讓我身旁的老人可以坐得舒服。她安然坐下,我輕囑一句:「開車了,請坐穩」,便推着她從遮打道出發,繞中環一圈,然後向特首辦走去。我推着她,最初沒有提起全民退保或其他政事,只是隨便攀談。我們說起舊時,她推着奶奶到市場買菜,也是輕輕的,走快兩步也生怕會連累輪椅上的老人受了顛簸。我們又說起路上陰蔽處,缺了日照反而起風,有些事似乎是不能兩全其美,人總不能時常缺少日照,享受過涼風後,還是要硬着頭皮,邁開腳步繼續走。說時風正從背後打來,我單手控定了輪椅便讓過一旁,讓風颯颯直吹她的背。一路上,彼此都似沒有交換名姓的念頭,直至一道傘影落在我們頭上。穿白襯衣的中年婦人撐起雨傘,為我們遮蔭。不知有沒有人見到,現在回想,那時候我們三人確實構成了一幅罕見的畫面:老中青三人專注於自己在做的事,推輪椅的專注於把輪椅推得波瀾不驚,坐輪椅的專注於安定自己的心神,挺正腰板安坐如常,撐傘的專注於準確遮去我們頭上的日照,在烈日之下卸去幾分暑熱,但各自的專注卻不是為了自己而負。中年婦人走到旁邊,為我們撐傘,然後我們才談起了彼此的背景:我來自葵涌,老人來自土瓜灣,婦人來自深水埗;只欠一個來自港島的嬰兒,就湊足了港九新界的老中青幼。林鄭月娥說:「要年輕人供養長者是不公義的」。我望望身旁的中年婦人,又望望身前的老人。我想,林鄭月娥一定深信為別人推輪椅才是不公義的,為別人撐傘是不公義的,向別人連番道謝、溫馨提醒要多飲水亦是不公義的;至於誰為誰做某事,則鐵定是不公義的。走到龍和道與民耀街交界,我讓老人抬頭仰望,看國金二期高聳入雲。我說:「你們那一代人,創造出如斯繁華,盛極亞洲,這樣一座大樓卻高不可攀,不屬於你和我的。」老人只是沈默。如果沒有誰該為誰負責,即使香港陸沉,大家不過是憑空消失的幾個數字,其餘的甚麼都不是。從政府的退保立場到這兩年間各種號稱屬於新世代的政治論述,都意圖斬斷兩代人之間的牽絆。而事實是,生而為人必定與其他人同處於一世,亦因此人可以分成若干代,但沒有哪一個世代專屬於某一種人。任何一個世代都包含了0歲以上的人,不論初生嬰兒,抑或垂死老人,絕不是隨便找幾個年輕的人物上台,以為臉上少幾道皺紋就算世代革新,更不是孤立了哪個年齡群就算公義。輕易拋出幾句觸動心靈的口號,隨便寫下幾篇宣示立場的文章,便毫不留情地把前人的精華與糟粕通通抹走,然後把整個時代標籤為自己專有。這樣的行徑背後,是急功之過。大家不再相信溝通與論辨,刻意忽略了黑與白原本只是兩條邊線,中間是無盡的各色深淺,遑論對無知愚昧者的體諒與扶持。人人在政治立場上站穩自己的位置,甚至深恐自己的位置被蠶食,而對本來同路的人連番攻訐,結果助長了分化,黃花等不及明日,已被黑夜壓碎。文:Ben Ho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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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務員「長俸」到全民退休保障

大約半年前,收到一位自中五畢業後,就在政府部門擔任文員至今的舊同事電話,說她退休了。這半年以來,除了不用每天朝九晚六上班,她的日子跟退休前沒大分別,閒時跟朋友飲下茶,與同樣已退休的丈夫去旅行。有天我問她:「你不擔心日後的生活嗎?」她一臉悠閒:「我有些積蓄,政府又個個月有『長糧』給我到老死。雖然沒有退休前那麼多,但都有一萬幾千。我又不是『大花筒』,應付基本生活開支沒問題,講真,一把年紀,食得不多,又繼續有醫療,沒甚麼需要擔心。」認識一些朋友,至少要手指加腳趾加起來的數目才屆退休之年,已經為退休生活開支感到壓力。原來一份「長糧」除了滿足了基本需要,還可以減輕對「退休」這個重要人生階段的心理壓力。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有「公務員」編制,我們俗稱之為「公僕」(英文為「Civil Servants」)。而「公務員」這個角色,服務市民大眾,本身是有兩個重要功能:「維持政府正常運作」與「維持經濟體系正常運作」。先說「維持政府正常運作」。每個政府部門都需要不同職級人手,初級職員至高級管理層,司機、茶水、清潔缺一不可。沒有了他們,各級工作應接不暇,分分鐘停頓癱瘓。政府部門運作出現問題,對整體社會運作及發展毫無好處。至於「維持經濟體系正常運作」,聽來有點未能立即理解。在香港當「公務員」有兩大好處:薪高糧準,可以終老。先別談千禧年後,政府以削減開支為理由,將部份「公務員」職位變成「非公務員合約」,又將大量「公務員」體系裡的基層職位外判予坊間私人公司,而私人公司為求應付「價低者得」的荒謬條件去得到政府工程合約而將員工薪酬無止境壓低,這絕對是一個值得另開文章討論的題目。在我們俗稱的「舊制公務員」,薪酬是根據所屬職系、年資調整,在2002年減薪方案前,幾乎每年皆穩定上調。雖然市況好時薪酬加幅未及發展優越的私人公司,沒有雙糧、三糧或花紅,但每月準時出糧,就算花光了,也不用擔心,而且大部份職級的薪酬皆較市場同類工種為高。香港政府出糧期準,不會如私營公司,尤其是中、小企般受市場經濟變化影響,正因如此,可以更放心消費。食飯、行街、睇戲、購物,在不用擔心被拖欠薪金、「有汗出無糧出」的環境下,自然樂於消費,樂於用錢,對於社會經濟活動帶來動力。經濟本身是一環扣一環的活動,一次消費,推動下一環消費,讓整體經濟在活動,廣大小市民亦有所得益。投身「公務員」另一賣點是「可以終老」。在私營公司工作,退休就可能拿到一筆退休金(現在是「強積金」),之後就再沒有收入,要靠自己「食老本」。從成為打工作第一天開始,就已經要為退休開支作準備,花的一分一毫都小心翼翼,盡量能省的都省下來,怕自己比預期長壽,退休生活失去預算。「公務員」退休後,除了能繼續享用醫療福利,最重要是每月收到一定金額的「長俸」至百年歸老。這金額是退休前薪酬的某一個百分比,當然年資不同,職級不同,比例亦有所不同。正正是可以每月有固定收入至終老,毋須擔心戶口清空的一天,繼續旅遊購物,樂於消費,樂於花錢。這些消費活動,對社會經濟帶來持續活動,對退休人士帶來身心健康。良性的經濟循環,必須要有一定比例的本地經濟活動,確保經濟持續活躍。單靠外來資金,例如遊客消費,受到環球經濟因素影響,風險高,當環球經濟嚴重蕭條時,泡沫爆破,得不償失。一群有穩定收入與正面經濟前景的公務員,他們於本地的基本生活開支和經濟活動是十分重要。全民退休保障,不論貧富,每位長者皆可每月支出固定金額,先別論多與少,肯定那筆金額能產生如公務員「長俸」的經濟活化效果。有人會擔心「不論貧富」,會讓富的人再多一份資產,加劇貧富不均的情況。有天我乘的士,剛巧電台新聞報導關於全民退保的新聞,的士司機說:「有錢人都有為香港付出,他們交稅比一般打工仔還要多,無理由因為他有錢就不可以得到退休保障。好似早幾年政府人人派六千元,都要自己填表申請,若果他們覺得自己不需要那幾千元,不申請就得,根本不應該要資產審查。」現在的香港人,基層的收人僅夠糊口,又要擔心公司生意不佳要倒閉,被迫投入失業大軍。手停口停的小市民根本不願意多花一分半毫,無法推動經濟活動。略有資產或相對富裕的市民,礙於前景不明朗,對退休生活開支的擔憂,用錢態度亦傾向保守。這樣對經濟活動無法帶來正面影響。身邊也有朋友說:「要是今天就知道退休後仍有固定收入,原本儲起來預備應付退休後支出的錢,我即刻用部份來創業,就算輸錢,都不用太擔心影響退休計劃。」有人會說拿來創業,有人會樂於消費,當然有人會繼續儲。加上能每月得到固定退休保障的長者消費,對活化本地經濟絕對帶來裨益。別輕看「銀髮消費」,一群長者拿著兩元乘車優惠四處去,光顧有長者優惠的餐廳,又買些玩具給親愛孫兒,消費金額未必高,但推動了一環又一環的經濟活動,這條數有排計。你想想,要是今天你家裡的長者即時每月可以得到一個固定金額的退休金,口袋裡多了錢可以消費,肯定立即笑逐顏開,就算你給的「家用」僅夠支付基本的燈油火爉,也可以安心消費。全民退保只不過是製造多一批拿「長俸」的消費客戶,即時活化受外圍經濟因素影響的本土經濟,在槓桿原理下帶來本地消費市場刺激,減低環球經濟帶來的不明朗變化,長遠來說可以加強對抗經濟波動的能力,穩定社會,穩定人心。當我們在討論全民退休只著眼於「錢從何來」的問題時,應該同時將實施全民退保帶來的經濟活化效益加入考慮當中。英文有言「Give and Take」,即我們中文裡的「捨得」,要「捨」才有「得」。單看付出的金額而對回報隻字不提,過於片面。全民退保是長遠政策,是退休保障,不是扶貧計劃,更不是短期單一項目。既然如此,實在需要將「付出」與「回報」兩盤數同時放在市民面前,讓各方面好好討論。筆者:李慧@保險起動 退休保障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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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爾薩斯到全民退保

今年的聖誕假前後,下定決心看點書,抽出時間啃完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兩本共1000多頁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腐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福山的這兩本「大歷史」著作,縱橫捭闔,從史前時代談到現代,地域上覆蓋由中國到中東,主要是談政治制度如現代國家、法律制度和問責制度的建立的過程,為什麼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歷史軌迹會不同等。從政治學角度看,書中可議之處甚多,不在此詳細討論。我這裏只談其中兩頁書。我看到《政治秩序與政治腐化》的448至449頁,談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引發我不少對香港的思考。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人熟知,簡單的說,就是他相信人類未來的人口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只會以算術級數增長,換言之生產力增長追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因而預示人類未來會遭遇疾病和饑荒,災難重重。我們後來當然知道,歷史並沒有如他預測般發展。福山慨嘆馬爾薩斯的理論「來早了」,因為他的人口論寫在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前夕,他未能預計工業革命及其後生產力的突破,因而他預言的悲觀狀况並沒有出現。福山反而覺得馬爾薩斯的邏輯可能適用於21世紀初的狀况。他指出很多現代科技的突破都在生物醫學範疇,而這些科技的突破會延長人類壽命,令人類的平均生產力下降。隨着醫學發展,退休後的人壽命延長,但往往帶來的是生活質素下降、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以及社會照顧的成本增加,這將會成為很多現代民主國家的挑戰。如何判斷資源分配?我看這兩頁時愣住了(這兩頁當然其實並不是全書的重要論據):這不就是香港的寫照嗎?一直以來,我都覺得香港是個很弔詭奇怪的地方。從各種指標來看,香港人生活快樂指數很低、生活壓力奇大、居住環境擠迫、空氣質素差,在貧富懸殊和缺乏退休保障下,不少老人家年老無依,絕對不是會帶來長壽以及適合退休後生活的地方;但香港偏偏是全球平均壽命最高的地方之一,這應該和我們全民、高質而又廉宜的公營醫療系統有相當關係。但問題正出在這裏:香港全民的先進醫療、貧富懸殊的社會環境加上社會保障不足,令不少長者要不快樂的生存一段很長時間,而社會照顧的成本亦因此大大提升。隨着人口老化但平均壽命不斷上升,香港人整體上生活在「老年」或「退休後」的總時間亦會不斷增加。如何令老人家們有尊嚴和快樂地生活,是重大的問題。在報上看到,養和醫院將會用30億元買新的質子電療儀器,可以減低治癌的副作用。我當然知道養和是私家醫院,但我也想到30億如果用在協助長者渡過晚年,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麼究竟應該如何判斷應把錢用在醫療、退休保障,還是其他社會服務?應該用什麼機制決定呢?在大部分發展水平和香港相若或更高的西方國家,這答案應該很簡單:透過普選的民主機制來決定資源分配,是較合理和有認受性的做法。在選票壓力下,這些國家通常會建立較全面的退休和各類社會保障,當然也不會忽視醫療,因為醫療服務是全民不論貧富都受惠的。但醫療成本快速上漲,是先進國家共同面對的挑戰之一。香港特殊的政治情况則是:政府非由普選產生,老人家「無票」下,其利益自然相對受忽視;而一直倚賴老人家選票的政黨,也不見得會特別支持老人權益,更沒有主動出來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政府在沒有真正開放討論下,已經封掉了「全民」退休保障的門了。其實3000多塊一個月已經很卑微的了,老人家要快樂和有尊嚴的生活,是需要有更多社會資源投入的。我沒有怎麼跟進全民退保的各項方案細節計算。我一直覺得這是意識形態問題而不是技術計算問題。在2016年作各種模型去推斷2064年的公共開支和社會模式,中間牽涉很多對未來數十年社會發展的假設。我們根本沒有可能準確預測未來50年香港社會如何變化(例如究竟2060年香港人平均壽命會多長呢?),硬要推測2064年的財政和社會狀况,大家都會變成馬爾薩斯了。我覺得奇怪的是,着眼2064年會不會「爆煲」,是很不「香港人」的思考方法。香港人什麼時候有這麼長遠的眼光呢?香港人什麼時候這麼相信規劃,要規劃50年後的政策和社會狀况呢?香港其他政策,我們都沒有考慮到50年後會怎樣。現在考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和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是否符合50年後的社會需要呢?我們為什麼不首先去考慮,如何設計一套制度,令從2016年到2064年都會進入老年或渡過老年的香港人,可以在其間較快樂和較有尊嚴的生活呢?這裏包括2064年會差不多70歲的黃之鋒,包括「唔死會100歲」的我,也包括所有現在讀這篇文章的你,都一定會在其間進入退休年齡以至渡過晚年。我們是不是應該首先處理2020年的人是否有快樂和有尊嚴的生活的問題呢?請提出方案解決未來10年問題說根據什麼什麼推算2064年會「爆煲」,這不是什麼科學推算,而是推搪,把照顧現代人的社會責任,用馬爾薩斯式的簡單推論邏輯,推搪給一個未可知的未來。50年內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可以有極大變化,現在都無法預測,只能靠到時的社會再去討論、政府再去調節,因時制宜。現屆政府連2020年是否取消功能組別都推搪是下屆政府的事,居然叫大家着眼2064。請提出方案,解決未來10年的問題吧。延伸閱讀: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sation of Democracy(London: Profile Books, 2015)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4月25日《明報》觀點版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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