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抉擇

今天還是應該談談六四。開宗明義,不為抨擊任何人,就是一點個人想法。我這幾年來六四當天的行跡如下:兩年前先去港大論壇,再到維園參與往中聯辦的遊行,一年前六四人不在港,而今年還是進入了維園。 在維園的台上,呂秉權先生邀請在場的大專學生舉手。因為身處草地場,未能瞥見舉手的若干人有多少。雖然我自己因下午有事,未能親身回港大出席學生會舉辦的講座。但晚上我還是自然而然地有種忐忑不安的感覺。無論多少俗務尚待完成,我還是決定暫且放下,到維園去念記、憑弔為六四付出生命的人。 每年六四總有一番口誅筆伐,始於六四應否去維園,止於六四是否還有悼念的價值。當中有個偽命題,在於「世代之爭」:年輕人不願意悼念六四,就是希望忘卻六四。無可否認,這可能的確是部分年輕人的想法,但不去維園,便等於忘卻六四,便對不住先烈,恐怕也有以偏蓋全之嫌。 每個去維園或各個與六四有關活動的人出發點大概都有不同,我也無意臆測。但對於我個人而言,出席哪個場合,是否維園,並沒有太大分別。關鍵是,我沒有忘記六四當日失去生命的人是為著甚麼犧牲。有人說,不去維園是對支聯會不滿的一種表態,那麼我就會問:這種表態真的比對為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犧牲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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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文學與記憶的共同體

「時間,首先令我們變得踏實,然後令我們困惑。我們自以為變得成熟,其實只是懂得令自己安全。我們以為自己變得有責任感,其實只是懦弱。我們所謂面對現實,其實只是避免麻煩而不是面對問題。時間……只要給我們足夠的時間,我們自以為有理有節的抉擇,都會變得搖擺不定,自以為確定不移的事,不過是霎時衝動。」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在《回憶的餘燼》(The Sense of an Ending)裏告訴人們,時間令記憶變得不確定。六四已經過了28年,有些人選擇老一套的方式悼念,另一些人選擇另一種方式來紀念。早在28年前,已經有作家為我們提供了想像的途徑,反思這場悲壯的民主運動,文學一直幫助我們收集記憶,重現歷史,形成記憶的共同體。 在逃亡中相遇 28年過去,回看高行健的劇作《逃亡》,仍然令人感慨兩代人對民主運動的不同看法。1989年中共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後,《逃亡》很有可能是首個反思這場運動而在海外上演的華文戲劇。當年8月高行健在巴黎見到第一批離開中國的流亡分子,9月底開始寫作,一個月後完成。這個劇只有3個角色,兩名20來歲從廣場逃出來的學生,避險時遇到一名40多歲的中年人,他同樣在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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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回望六四

一九九七年六月,筆者在《民意快訊》第十期發表編者的話,題為「主權回歸與六四回顧」:對很多人來說,九七年六月是個狂歡慶祝的日子,因為殖民地時代即將結束,新紀元即將來臨。可是,對不少人來說,六月也是一個悲慘的月份,因為八年前在北京發生了流血事件,香港人念念不忘…… 二零零零年六月三日,《香港大學民意網站》開始運作,第一篇網上新聞公報,就是關於六四事件的民意調查。當時是六四事件十一週年,公報記載:市民的主流意見是支持平反六四者居多,又有超過半數認為中國政府在六四事件中處理不當。不過,大部份被訪者對改善中國人權狀況抱有一定的期望,並有信心中國會朝著更理想的方向發展。此外,一般被訪者均認為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的民主及經濟發展,當中有較多人認為經濟發展比民主發展更加重要者多。 又三年,六四事件十四週年,筆者發表文章「六四意難平」,寫道:在研究的崗位上,我須要科學客觀,公正持平……調查結果並不符合我的意願,但站在民意研究的崗位上,我須要「依書直說」。這是歷史替我繫上的情結,亦只有歷史能夠替我解開……中國要踏上民主之路,不是單靠幾個異見人士便能支撐大局,也不能靠地處邊陲的香港人每年喊幾聲「平反六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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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陸政治哲學家看青年人對六四興趣缺缺的原因

和支聯會義工閒談,他提及想派傳單給一名女學生,呼籲她出席六四集會,但學生拒收,他不放棄跟隨學生到地鐵站閘門前,學生終於說了拒收的理由:「與我何干?」然後自信地入站了。 也許,我們可以指責這個女生是「港豬」,也可以指責她無知。然而,不像八九年時老一輩的港人對北京的學生運動及血腥屠殺歷歷在目,然後矢志聲援中國民主;現在年輕一輩,隨著中港關係日疏,他們把六四當作發生在遠方的屠殺,表面認知但漠不關心。 因此,支聯會再用殺人不對、血腥鎮壓此類悲情理由來鼓動年輕人關心六四,已經如抗生素失靈了。經歷二戰的大屠殺後,歐陸哲學家反思這個悲劇的因由,總結出不少深刻的思想,我以為,用這些思想來為六四賦予新義,六四的精神才可以薪火相傳,讓年輕人追隨。然而,這又可能挑戰老一輩和老泛民的底線,順得哥情失嫂意。 這個進路是:強調最徹底的民主。 哲學家認為:政治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共存——讓不同意見的就算互相衝突仇視,也能夠在同一天空下和諧存在。然後,如漢娜.鄂蘭所言,人們團結起來依原則行動,去推進不可預料的改變,就是政治的真意。 因此,六四最不可原諒的地方,並非如支聯會所強調的表面暴力,像坦克輾人和濫殺無辜。六四最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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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八九六四

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小孩,今年已是個廿到尾、累積了幾年工作經驗、小量薪金增幅,或者正考慮成家,卻必須靠父幹立室的成年人了。 他,和許多比他年輕的人們,也許對發生在遙遠時空的八九六四不甚了了,甚至因為近年中港關係惡劣,而愈來愈覺得六四事件是人家的事,我們沒有責任也沒有身分更沒有必要去悼念。 八九六四與香港的關係,真的止於當年五月兩次百萬人大遊行、跑馬地馬場的大靜坐、碧街事變和以後每年一度的維園燭光晚會嗎?我們來看看一九八九年二月公布的《基本法(草案)》第二稿。大家現在耳熟能詳的廿三條,在第二稿裏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在一九九○年頒布的《基本法》定稿內,除了在煽動叛亂後加上了「顛覆中央人民政府」,最後還加上了「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當年的中共,經過六四洗禮,看來忽然變成驚弓之鳥,生怕香港這個他們打算「長期利用」的窗口,太過開放太過容易與外國勢力勾結,合謀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再看看第二稿的附件一第七、八款,「在第三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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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香港:吾爾開希,香港政治的少年符號

一九八九年只七歲的我,一切模模糊糊,關於吾爾開希,並沒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抵是在九十年代約高小的時期,我才從後父的口中聽見這一名字。通常情况是,每年臨近六四,我那好發議論的後父,就會跟隨電視上的六四回顧節目一道發表評論。我一邊看他一邊評,緊湊過足球賽的評述。好記得多來年,他常常提及吾爾開希穿上「睡衣」打斷李鵬發言的一幕是何等的冒犯和不對,當時我縱未至於照單全收這一論調,但亦不太懂得如何反應。隱約記得,好像是上了中學,自己才曉得回說暴力鎮壓就是不對啦。 吾爾開希熱潮 直至近幾年整理八九香港的故事,埋首於六四前後舊報紙堆時,我才意外地發現另一個吾爾開希的形象,那是一個全然不同於我家後父口中所形容的「少年英雄人物」。那個時空的香港,我能找到大量專欄作家以吾爾開希這一名字做為標題,最震撼我的一篇是直接題為〈吾爾開希〉的文章,作者熱情洋溢的寫道:「吾是我、爾是你、開是打開、希是希望」,即是「你我攜手一同為中國打開希望」。結論更厲害,「吾爾開希」竟變成了動詞,說:這場「民主之戰」,「只要有更多的人『吾爾開希』……正義的一方必定得勝」(孔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明報》)。 可見,當年吾爾開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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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人共享記憶的八九六四

今年至少5間大學學生會將不會舉辦任何悼念六四活動。大專學界對於六四悼念感到疏離和冷漠也不是第一年發生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非那些窮於應付學業進而「乜都唔關我事」的一般政治冷感年輕人;而是念茲在茲高談本土認同的大學學生會代表。弔詭在於,遺忘八九六四的本土,恰是對本土的最大否定。 首先,八九六四是香港的重大啟蒙事件,而且六四後這麼多年圍繞紀念的辯論,都關乎你是否支持自由民主抑或專制暴政的認同對決;而支持學生的立場,從開始至今,都成了香港認同的核心所在。因而,以為紀念六四就是出於中國情懷的本土新一代非但捉錯用神,最大的錯誤是他們視而不見那一直以來追究屠城責任的心志,原本就是非常香港的東西,並一直堅持了28年,將記憶傳下去。 缺乏歷史延續的自戀認同 其次,八九六四作為香港人的跨代共享記憶,這並不需要共同體中不分年齡的每一名成員都親身經歷過,才能彼此共享。在一個共同體裏,共享記憶可以一代傳一代,這樣才保證這個共同體的未來是具有歷史厚度,未竟之業才不至在時間的激流中枯萎。 即使像當時只得7歲的筆者,那年夏天只是個幼嫩的小童,根本絕不足夠成熟至能體會八九香港的種種民主洗禮與其後的創傷哀痛。但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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