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野公園與人權的關係

相信不少香港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每逢假日,不論你是去西貢、大嶼山、北區 ——還是只是想簡單地上城門水塘走走,前往目的地的交通工具,總是大排長龍 ——光是等車等船,已用上好一段時間。 近年,郊遊再次於香港流行。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數字,2016年使用郊野公園的人數達1,300萬人次;有朋友戲言,長假期時部份郊野公園營地「迫過難民營」;或者部份郊遊徑「旺過旺角」。然而,即使是「迫過難民營」和「旺過旺角」,不少香港人仍珍惜能有時間前往郊外,親近大自然,抖一抖氣的機會。 休息和閑睱的權利是《世界人權宣言》所列其中一項基本權利 (第24條);而休息和閑睱,往往亦需要空間。雖然香港適用的人權公約未有就閒暇用的公共空間的規定提出明確標準,不過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定義,公共空間應為能讓所有人(不論性別、種族、國籍、經濟社會地位、年齡等)能使用,包括廣場、公園等;而聯合國青年特使(UN Youth Envoy) Ahmad Alhendawi 亦於2014年的會議上表示:「(享有) 公共空間乃人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就訂立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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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 論「非常()德」是怎樣煉成的

在香港,想煉就成一個具創意的公共空間活用實驗,尤其是牽涉到馬路的使用,就必須具有「出埃及記」般形容的種種試煉和勇氣。活動,就需要在政府預定的場地和公園裡搞;馬路,就必須讓車輛暢通無阻地行駛。這是城市的潛規則,也是磨滅創意的共識。這種共識帶來的,是凌晨才可以出發的馬拉松,偷偷摸摸地佔用車輛最少的路段和時間;來來去去的,都是最大型的(地產)機構、旅發局、區議會,除了比賽,還有區節,少不了各式各樣由marquee世界組成的嘉年華。不是說這樣的活動不好,而是只有這類的活動,香港這城市永遠不能孕育改變社會的勇氣與創意。於是,有「非常()德」的出現。第一種的不同,是活動的組織者,與合作伙伴之間的關係。「非常()德」策劃者之一的關昕暐,把「非常香港」的一套引入活動之中,強調的就是,即使你無人無錢無權勢,只要你有創意有橋,你就有資格佔用一個地方,舉辦活動,做你力所能及的事;而組織者的身份,是輔助、是協作、是同行。這個意念,本身就「非常香港」。第二種的不同,是活動的組織者,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非常()德」非常希望打破活動組織者的被動局面。第一,打破活動的策劃與協調必須由政府全權操控的規則,民間組織亦可發起具規模的標誌性活動;第二,改變香港社會對舉辦活動安全系數的成見,容讓更多具創意的活動形式在香港生根。由健康空氣行動、行德與拓展公共空間組成的團隊,自七月初便陸續捲動400多名的協助者,在與政府各部門磋商解決技術問題後,便開放空間讓市民自行申請使用。為貫徹民間主導及官商民協作的理念,「非常()德」有別於一般大型街道封閉活動,全程由民間主動策劃。我們聘請了交通規劃顧問團隊,為整條1.4公里長的德輔道中(摩利臣街至畢打街)轉化為行人及電車專區的交通改劃方案作全面的專業研究,而運輸署亦不反對有關改劃安排,證明有關方案在技術安排上確實可行。「非常()德」本身並非由政府部門牽頭的活動,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一日的活動,讓大眾得以看到,德輔道中作為一個行人與電車共享的公共空間,可以演化出多元創新的運用模式。不過,這也讓我們的團隊在商討的過程中吃盡苦頭,即便我們聘請了優秀的交通規劃顧問團隊,亦得到電車公司及巴士公司的支持,街道牽涉到的部分商舖及排檔,甚至張貼了代表支持我們的活動海報,到了牌照審批的最後一刻,活動舉行前的兩個星期,才收到來自警方交通總部的強烈反對,認為需把行人與電車分隔的雪糕筒,轉換成掘路工程使用的水馬,而且與電車軌相隔的距離也必須由一米,擴闊成兩米。先不論有關改動會把原先已經不多的空間(一邊馬路只有最多六米闊,有些更只有四米)壓縮成一個個的「豬欄」,讓人最氣憤的,是有關部門代表,在八月兩次的商討會面中一直在場,完全沒有表達過任何反對的意見。連電車公司的行車技術代表亦未有異議的安排,就在極高的「安全」系數考慮之下泡湯。沒有人否定「安全」的重要性。不過,香港公共空間的「安全系數」有多高,一直為民間所共識。由「不准公園」水池的欄杆與不准寫生的限制、到海濱需要有指定釣魚區和遊客區、以至馬路只能由大型團體搞「一次性」嘉年華式活動,「安全」二字已經不是人命關天,而是限制活動形式、扼殺民間創意、窒礙公民社會發展的托詞。最根本的問題,是民間申請活動,能不能不用事事必搞一堆堆的牌照?搞民間墟市的,是否可以使用公共籃球場、廢棄的學校、未有指定發展用途的建築物(例如中環街市及聯和墟舊街市)?公共屋邨是否可以劃定某些地段讓民間團體擺地攤(尤其是因領展逼遷而沒有公共街市的地方),以提供當區居民所需?由康文署負責管理的公園,是否可以在假日劃定某些地段,讓社區的團體或單位可以協同管理,自發舉辦更有創意更具自由度的活動,突破「不准公園」的框框?政府或民政署是否可以設立相關的統籌單位,協調民間團體的申請,與政府各部門商討可使用的地段?以上各種想像要變成現實,依賴政府部門單方面改變政策,猶如等待果陀;能夠真正推動改變的,只能依靠民間社會的同仁各自努力,用創意、毅力與意志突破官僚框框,推動真正的官商民變革。由0到200米,「非常()德」首次破天荒爭取到德輔道中部分路段的全面開放,雖然尚未去到彼岸的紅海,但絕對是「自己空間自己創」的典型範例,我期望有更多有心有力之士,可以參考我們的經驗,突破現時舉辦活動的種種限制,創造更多「非常(玩)德」、「非常(用)德」與「非常(睇)德」的公共空間。作者為「非常()德」活動成員圖片取自「行德 Walk DVRC」facebook專頁 公共空間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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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公園自己管 紐約市DOT Plaza Program

上文(Hack the city 重奪公共空間)提到要真正奪回公共空間,需要突破短暫式的挑戰,掌握「攝罅」之後民間於城市系統內的空間使用、參與設計、以至管理營運權。關於社區營造達至充權的例子頗多,在此不贅。反而空間權的公共政策方面值得略為着墨。《東亞城市空間生產》一書中神樂坂町營造的例子雖然集中討論居民保衛傳統的營造動力,但無可否認的是町營造其實建基於日本的本土管治和9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及地區政府角色的改變,有助民間爭取公共空間的管治參與權。(註1) 另外《社區設計》一書中,家島和海士町振興計劃等都得到行政單位配合而成功。有馬富士公園和泉佐野丘陵綠地更加得到政府負責人授權讓社區營運。(註2) 社區營造背後一是政策上容許城市權下放,二是選址在政府或私人發展商管理權力覆蓋不到的非正規發展或小型物業上。在香港現況下這種自主空間恐怕是極少數,而城市公共空間政策上又有何變數?紐約市運輸署(Department of Transport) 的Plaza Program政策可算是完整地賦予民間空間的使用權、參與設計權、以及管理營運權。計劃由2008年開始,是紐約市市長Michael Bloomberg推行的PlaNYC的一部份,目標是針對改造並活化使用率偏低的道路,是一個推動以社區為本、由社區倡議和主導設計、而且由社區營運的公共空間計劃。任何團體均可以就自己社區的需要,尋找有潛力的空間,並於一年一度的公開招募提出改造建議。而政府會因應情況選擇合適的項目形式-一次性的活動、中期的臨時改造、或是永久的建設。一經審批,該團體即成為政府的合夥人(Partner),政府出錢實行改造計劃,而團體則負責社區外展及協調、協辦工作坊、舉行社區委員會投票等。至於技術支援方面,政府會提供專業工程師及設計師團隊,但合夥團體需要定期參與設計會議,確保改造計劃切合社區需要。完工後,該團體更加負責公共空間的營運,包括清理場地和一切植物的維護。預期中團體亦需要充分利用改造後的公共空間,定期舉辦各式社區活動。至今Plaza Program已經有53個公共空間項目正式開放,另有20個計劃正在進行中(註3),於國際上引起廣泛討論的例子包括紐約時代廣場的行人專用區計劃 (Times Square Pedestrian Plaza)。但事實上,Plaza Program政策列明優先處理低中收入和公共空間不足的地區,位於紐約布魯克林(Brooklyn) Brownsville區的Osborn Street Plaza 算是一個比較鮮明的例子。Brownsville區頗為聲名狼藉,高罪案率、高失業率、貧窮、黑幫、暴力等問題嚴重,更一度被喻為布魯克林最危險的社區(註4)。當近年士紳化浪潮直捲紐約市和布魯克林,Brownsville郤因為公共房屋高度密集而暫時幸免。當然地區活躍份子深知威脅將至,因而倡議「士紳化由社區主導」(gentrifying from within) ,希望趕及在外來資金改變社區脈絡之前活化社區,為居民充權,從而讓居民掌握能力主導社區變化。(註5)Osborn Street Plaza便是其中一個旨在活化該社區的公共空間項目,由Brownsville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BCJC)負責。這個中心隸屬 The 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主要對象為犯事青少年,從拘捕到重新投入社會整個過程裏提供各種教育、工作、社交、健康等的協助,為青少年提供出路。作為合夥團體,中心委託一家非牟利組織Made in Brownsville(MiB) 主理設計及社區營造事宜。原來MiB的創辦人Lewis-Allen正是在Brownsville土生土長的,從建築系畢業後於2013年回到社區,並透過社區項目培訓該區青少年設計方面的技術及領導才能,協助他們在創新型經濟中立足。而選址方面,這一帶曾經是頗繁榮的商業街,眾多街頭小販匯集,但近20年小販商鋪遷出,大部份商鋪丟空,商業街成為罪案黑點。(註6) 於是BCJC便針對這個社區環境問題,推行社區活化計劃。Osborn Street Plaza項目嘗試透過城市空間改造活化地區景觀,以社區營造增加青少年公共參與,又利用公共空間聯繫人際關係和增強社區歸屬感。Osborn Street Plaza項目由2014年開始籌備改造建議,翌年3月得到當局審批,2015年10月正式開放為永久的公共空間,由BCJC負責管理營運。於是這裡成為BCJC舉辦或協辦定期活動的一個據點,包括今年5月的Uni at Osborn St Plaza。(由Brownsville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BCJC) 委託,非牟利組織Made in Brownsville(MiB) 與曾犯事青少年合作構想Osborn cul-de-sac的改造,畫作亦由社區青少年創作。圖片來源:http://madeinbrownsville.org/portfolio/osborn-cul-de-sac-plaza/ 及 http://brownsvillejusticecenter.blogspot.hk/2016/01/place-based-work-year-in-review.html) 整個項目由構思、選址、設計到營運都是由社區主導,而當局實際上透過Plaza Program於政策上配合,主責判斷項目技術上和經費上的可行性,提供工程資金等。一切空間使用權、參與設計權、管理營運權歸倡議團體,真正做到由下至上、以社區為本。反觀香港,社區營造的個案確實不少,可悲的是社區組織的行動往往被權威式規劃和管理政策壓下去,寸步難行。當年利東街H15關注組努力倡議的啞鈴方案最終被城規會否決,諷刺地換來一個不倫不類的羅馬圓拱。即使現時政府項目流行公眾參與,姑且勿論是否流於形式化,最終空間改造必然要過問管理方,甚至因僵化的管理思維而需要讓步。若要突破現況,除了在制度之外尋覓「攝罅」空間,斟酌在制度內的城市公共空間政策亦未嘗不可。借鑒紐約的例子,公共空間政策絕對可以加入社區團體的項目倡議機制,下放社區營造責任至在地團體,更可以結合自己公園自己管的原則,一方面掌握空間設計和使用的自主,另一方面加強在地社區的凝聚力。這邊廂制度外的「攝罅」激發空間的想像,那邊廂長遠地對抗制度上的制肘,不仿從政策入手,爭取自主公共空間。註: 郭恩慈《東亞城市 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台灣: 田園城市, 2011) 山崎亮《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莊雅琇譯 (台灣: 臉譜書房, 2015) “Notice of Adoption of Rules related to Pedestrian Plazas,”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http://www.nyc.gov/html/dot/downloads/pdf/notice-of-adoption-plaza-rules.pdf Feifei Sun, “Brownsville: Inside One of Brooklyn’s Most Dangerous Neighborhoods” Times Lightbox, Jan 31, 2012 http://time.com/3785609/brownsville-brooklyn/ Sadhbh Walshe “Gentrifying Brownsville: Changes in Brooklyn ’hood come from within,” America Aljazeera, Sep 14, 2015 http://america.aljazeera.com/articles/2015/9/14/gentrifying-brownsville-changing-brooklyn.html Danika Fears, “Brownsville Community Strives to Save Struggling Belmont Avenue With Merchants Association,” The Brooklynlnk, Oct 6, 2011, http://thebrooklynink.com/2011/10/06/29204-brownsville-community-strives-to-save-struggling-belmont-avenue-with-merchants-association/ 公共空間 土地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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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公共空間 馬路以至生態城市的擴闊想像

佔地4,000 公頃的道路用地,見證了香港城市的擴張。習以為常的單一用途局限了不少人對這類城市空間的聯想。但近年道路作為公共空間的想像不再是空想,先有佔領期間的金鐘「夏慤村」,後有「德輔道中聯盟」以規劃師學會的德輔道中改造建議為藍本,爭取德輔道中轉化為行人及電車專區。除了行車線、公共空間以外,這片瀝青地還有什麼可能?大半年前,Perkins Eastman建築規劃設計顧問公司提出了一個大膽的the Green Line建議,把縱貫紐約市的Broadway大街最繁忙——從 Columbus Circle 至 Union Square近4公里的一段,轉化為行人及單車專區。遠在紐約,城市公共空間發展早已成熟,近年還有High Line、the Lowline、the QueensWay等已建及將建的公共空間。但the Green Line的特別之處,在於它針對現時紐約市負荷過重的排水系統,以綠化空間取代道路瀝青地,並納入透水磚、生態草溝(Bioswale)等元素,把可持續暴雨管理完全融入景觀及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之中。[1]The Green Line by Perkins Eastman (image from Dezeen Magazine)傳統的城市模式由發展主義主導,城市空間成為生產與再生產的產物,一切圍繞資本累積而生。馬路講求行車效率,都市着重可生產可消費空間,線性思想,毋庸置疑。這種城市想像進而衍生出石屎城市的發展模式,道路不斷伸延,同時迂迴的自然河流及可儲水可滲透的泥土消失,不透水物料覆蓋大量土地,擾亂水循環,城市對天然資源的需求亦無限擴張。而人,在理性規劃下彷彿不存在。假若城市發展以生態模式重新想像,會否是一個打破傳統城市危機的出路?所謂生態,並不只是綠色節能生物多樣性的環保之說,生態其實是一個比喻,借Felix Guattari的說法,三大生態為環境、社會關係及人的主體。Mohsen Mostafavi再進一步整合一套生態都市主義,強調互動多角度跨界別跨尺度,旨在模糊各功能空間的界線,並擴闊對城市空間的想像。生態都市主義亦引伸出各種不只是公共空間的城市景觀概念。[2]The Green Line 建議其實只是其中一個把道路、排水系統及公共空間結合的例子。近年國際上景觀及都市設計大力推動可持續暴雨管理概念,如美國的「低衝擊設計手法」(Low Impact Design, LID)、澳洲的「水資源敏感的都市設計」(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WSUD)、英國的「永續都市排水系統」(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 SuDS)等[3],都是從整體考慮城市的水資源管理,反思傳統的石屎城市發展模式,強調排水系統與公共空間的結合,讓雨水自然流入地下,又利用泥土儲水的特性,或是引入人工景觀湖,甚至容許部份公共空間暫時被洪水掩蓋,於暴雨一刻暫緩水流,減輕基建負荷。多倫多Lower Don Lands 景觀設計建議把原有明渠自然化,並容許近50公頃公共空間於暴雨時暫時被洪水掩蓋。Framework Plan, by Michael Van Valkenburgh Associates, Inc. (image from Waterfront Toronto)暴雨管理結合綠化空間的另一好處是利用濕地植物的自然淨化能力,有效去除城市中雨水-尤其是道路上-累積的重金屬污染物。因此結合設計-又名藍綠基建-已經在不少城市試驗成功,更由政府主導落實。且看墨爾本的案例。墨爾本民間早於1960至80年代已經對河道污染問題極度關注,甚至有報社編輯發起 “Give the Yarra a Go!”運動,要求政府沿河提供單車徑及公共休憩空間,還河於民。河道公共性的想像已經落入社區。1990-1995年政府大量支助相關科研計劃,尤其是濕地科學於淨化污水的應用,為墨爾本日後於藍綠基建設計的領導地位打下基礎。但實踐方面,由於政府部門職權及行政區分散,欠缺整體管理,城市中應用有限。弔詭的是,某些大地產商已經開始意識到生態淨化系統以及這些新綠色空間的市場價值。90年代後期,政府部門重組,成立了跨部門的合作小組,釐清各部門職權,更出版暴雨管理指引和規劃框架,量化水質標準,規定所有新發展項目必需達標。1997年年底,Melbourne Water及科研中心積極推動地區及街道層面的示範項目,展示藍綠基建於小規模實踐的可行性。於是,結合設計不只是河道的專利,道路上、公共空間、建築項目裏的應用亦日漸成熟。[4]現時Melbourne Water提供一系列水資源敏感都市設計指引及標準設計圖,提供由規劃到落實的資源。新加坡的公用事業局亦於2006年推出ABC Waters計劃,提供相近的設計指引,在2010年推行計分制的認證計劃(ABC Waters Certification scheme)。過去6年已認證的62個項目當中,有私人發展項目、政府建築、公園、河道、工業村等。道路方面,美國費城亦於2014年亦出版「綠色道路設計守則」,詳述各道路分類及藍綠基建的應用。圖片取自City of Philadelphia Green Streets Design Manual,第25頁。同樣的想法在香港實踐如何?渠務署近年的確大力推動藍綠基建,整體考慮的可持續水管理建議可見於新市鎮規劃研究。當空間想像不再單一,當河道不只是去水排洪,當公共空間不再是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某個平面色塊,當馬路可以結合生態淨水系統,實踐上遇到的荒謬卻是植物屬康文署、種植硬件及道路屬路政署、排水系統屬渠務署,因固有功能分割的概念根深柢固,導致最基本的小規模可持續實踐亦推動不了。更諷刺的是,另一邊廂石屎城市發展模式下的大白象工程從無間斷。擴闊對空間的想像除了橫向式設想功能轉換,亦可以垂直式多層面多尺度地聯想空間內各功能各個體之間的重疊互動。城市空間不只是一堆單一功能用地上,用混凝土積木組合出來的物質載體。對城市的構想若換一個角度,注意可見及不可見的、環境、社會關係、人之間的生態互利互動,相信是打破線性發展主義的契機。註:[1]. Perkins Eastman proposes turning New York’s Broadway into one long park, 2015.12.11http://www.dezeen.com/2015/12/11/perkins-eastman-architects-green-line-concept-linear-park-broadway-manhattan-new-york/[2]. Mohsen Mostafavi, “Why Ecological Urbanism? Why Now?” in Ecological Urbanism, ed. Mohsen Mostafavi et al. (Baden, Switzerland: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10), 12-53.[3]. 明日的城市 與水共存的出路(下篇), 王价巨(銘傳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2012.07.12http://wetland.e-info.org.tw/wetland-stories/aspects/item/553-%E6%98%8E%E6%97%A5%E7%9A%84%E5%9F%8E%E5%B8%82-%E8%88%87%E6%B0%B4%E5%85%B1%E5%AD%98%E7%9A%84%E5%87%BA%E8%B7%AF%EF%BC%88%E4%B8%8B%E7%AF%87%EF%BC%89.html[4]. Rebekah Brown and Jodi Clarke, “Transition to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The Stor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Facility for Advancing Water Biofiltration, Monash University, 2007). 公共空間 道路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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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香港的空間爭奪戰

對公民社會的信任,其實就由小事開始。話說昨日(7月3日)幾個民間團體在中環的海濱活動空間,攪一個「小小規劃師」活動,希望利用海濱的公共空間做一個「行人規劃區想像練習」。活動在下午3時開始,但12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整個場區都佈滿一個個的水窪。作為攪手的我們,差不多要下決定:是否應該要繼續攪呢?假如是政府負責管理的「正規公共空間」,舉辦的「公民參與」活動,大概已經會事先講明,12時如有雷暴,大會會宣佈取消云云。也許和政府交手多了,也不免沾染了一些官僚習氣,討論時都在想「家長可能不來了」、「規劃師很難在大雨下指導」、「紙皮在大雨下會淋壞砌不起吧」諸如此類為宣佈取消而編織的說法和共識。還是有經驗的Kenny說了一句話:「就讓參加的家長和小朋友來決定是否進行吧。」可謂一言驚醒。其實公民社會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充權之類的講法,才能夠有生根的空間。真是一班有心有力的群體。家長和小朋友之間以一個個的「村」為組織的單位,10條村就串起了整個三四百人的規劃想像練習。活動準時開始,天公也算造美,之後也沒有下大雨了,10條村的「村民」陸續出現,用行動表達對活動的支持─小孩開始用創意創造自己玩樂的空間,我看見有一個小男孩就地拾起一個紙箱套在身上,就在倘大的空間裡奔跑嬉戲,附近就有一對兄妹拉著一輛板車玩著駕駛的遊戲。在一大片的草地上(可惜不是「真草地」),一班來自拓展公共空間的規劃師努力地講解著預先準備的背景資料和設計原則,好讓每一個參加的家庭都知道,今天來的目的不單單只是如何實踐活用一個「非正規公共空間」,更是進一步共同設計德輔道中,一條中環最繁忙的核心商業區街道,如何可以變成一個包括太陽能發電、魚菜共生、長者俱樂部、陸運會會場等等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間。小朋友的想像力,就是可以穿透事情的根本,一個行人及電車專區的考慮點,不是交通是否流暢,而是「人」─在香港生活,我們需要更好的空氣,更美麗的藍天,綠油油的行人空間,多姿多彩的公共生活。談社區規劃,講空間創造,我們更需要的,是小朋友對世界理解的初心,而不單單只是專業人士紙上圖則的玩意,更不是官僚與政客們討價還價的籌碼。重奪在地生活日常,構建庶民香港想像,這是一場重構香港的空間爭奪戰。————————————————————————————–【重構香港庶民空間系列講座】 第二埸 ──「由維港新村到重劃德輔道中」 ( 8 / 7 )講者: 龍子維 (健康空氣行動):想像生活 ── 德輔道中轉化為行人及電車專區 黃保傑 (拓展公共空間):公共空間理論與「維港新村規劃想像練習」 柯佳列 (綠腳丫):「非正規公共空間」的實踐 日期:7 月 8 日 ( 星期五) 地點:佐敦吳松街191號突破中心1301室公平點生活體驗館 時間:晚上 7 點至 9 點 主辦單位: 公平點 @ 香港公平貿易動力 與 健康空氣行動 共同主辦報名方式: 請進入下列 google form 填寫表格,坐位有限,先到先得。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8cg4N1E8kafVtOoCYhtP9fu12_JfNwTvdVG-jKPm90/edit  公共空間 土地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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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黎明演唱會看公共空間運用

黎明演唱會本來沒太多人留意,但由於帳篷布料不合乎消防規格,未能取得消防處發出安全證書,食環署拒批臨時娛樂牌照。黎明以一人之力,不單及時承擔責任和將資訊告知公眾,更迅速解決問題令演唱會如期舉行,將公關災難,變成如雷掌聲,固然神乎其技。黎明決定拆掉帳篷,在中環海傍開露天音樂會,更令黎明成為「維港巨星匯」後,少數能再度在維港海傍舉行演唱會的歌手。黎明這次拆掉帳篷開演唱會,雖然少了點4D效果,但對演藝界而言,倘若這次演唱會令公眾接受在維港開露天演唱會,那是因禍得福,令香港人終於等到一直都未擁有的露天表演場地。誰令香港沒有露天表演場地雖然紅磡香港體育館是十分好的室內表演場地,但曾經去外國露天大型演唱會的,都總覺香港在這方面有所欠缺。而香港大球場重建時,就考慮到公眾對露天音樂表演場地的渴求,在設計時有考慮到用來開大型演唱會。但由於演唱會噪音被跑馬地高尚住宅區的居民投訴,因此,香港大球場現時最大功能就是舉行7人欖球賽。大家完全忘了大球場重建時的原有設計。2003年的「維港巨星匯」雖然遭到惡評,但當時盧維思在添馬艦空地(現政府總部所在)搞演唱會,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在沒有什麼民居的商業中心區,在維港的美景作背景搞演唱會,這確實會成為香港一個新景點,亦大大提升國際巨星來香港開演唱會的吸引力。美國商會以至盧維思一眾非華裔人士,在思想上確實超前。只不過「維港巨星匯」的執行確是一盤混帳,結果變成一場政治風暴,大家亦忘記了在維港海傍開演唱會的大好構思。倘若2003年「維港巨星匯」的搞手並非美國商會或盧維思,而是黎明,相信以黎明這次危機處理的清晰思維和強勁執行力,「維港巨星匯」可能已經大收旺場。因中環灣仔繞道填海而得來的空地如何運用,一直受很多爭議。重建皇后碼頭以外,其他空地是否只有興建商場?事實上,現在空地上的一些臨時建設,例如海傍摩天輪,以至黎明這次用來搞露天演唱會,擴闊了大家對填海新海傍必須興建甲級寫字樓的想像。摩天輪固然提升了遊客觀賞維港美景興致,而黎明在維港搞演唱會的場地,本身不會嚴重影響民居,因為附近根本沒有民居,而商業區一向都是深夜進行掘路工程,這是在中西區居民所共知的事實。筆者在羅便臣道居住期間,都很清楚中環深夜一定會掘路,以免影響交通。有網媒無聊至在黎明演唱會場地測量噪音音量,這完全是訴諸民粹,完全漠視了香港根本缺乏露天表演場地的事實。倘若填海所得用地用來興建巨型商場或寫字樓,這是否合乎公眾利益,也是相當令人質疑。若然這次黎明演唱會,能令公眾思考維港的土地規則,這次香港娛樂圈以至樂迷都因禍得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5月4日) 公共空間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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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需要多一點暖 多一點新思維

挨年近晚,寒流襲港,城市人團聚的同時,開始關心到一直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人。第一批想起的自然是無家者,香港冬天濕冷,體感溫度比起實際的溫度更低。政府除了開放更多的避寒中心之外,還有沒有更具創意的方法舒緩燃眉之急?幾位有心人在網上發起「暖心街店@深水埗」的行動,在年廿八將無家者棲息的天橋底變成一個pop-up store。其意念源於南非的The Street Store,透過設計出一塊塊可供掛上捐贈者衣物的的卡紙,把街頭變成櫥窗,讓無家者可以揀選合乎自己心意的衣物。[The Street Store(http://thestreetstore.org/) – 由Max Pazak和Kayli Vee Levitan創辦,他們把街頭變成櫥窗,讓捐贈者將衣物掛上卡紙做的衣架和鞋盒,再讓街友揀選。]活動的負責人Patrick強調,「受到尊重」是整個設計的核心意念,超越一般捐贈形式的施與受關係。有關概念早已在100個多個城市遍地開花,相比起捐贈,有關概念還有改變既有城市空間規限的意味。假如有更多的有心人自發行動,在香港更多不同的地方攪這類Street Store,場地大概會是他面對的一大困難。根據拓展公共空間做的「公共空間資料庫」,香港的公共空間似乎密密麻麻地佈滿全港,公園海濱遊樂場不一而足。不過,假如有心人從使用Street Store的使用者出發,想在靠近避寒中心之類的公共建築物設立另一個「暖心街店」的話,先不說他很有可能會被食環署控告阻街,管理公園的康文署也不會容許他掛起一個又一個盛載衣物的卡紙櫥窗。把卡紙貼近建築物的牆上又如何? 假如該建築物是公屋,便屬於房屋署的管轄範圍;如果是私人物業,大概也會如公屋一樣被保安驅趕。說到底,這是一個公共空間使用權誰屬的問題,是一個公共空間誰有權才能使用的問題。無家者沒有權力,其行為及相關的活動被視為需「管理」的對象,而且又不像其他經濟活動般可以「交租」(試想想為什麼在街上賣寬頻會被容許),自然會被驅趕。公共空間的限制不但規限人們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意,更會局限人們對城市規劃的想像。一班單車友踩車經過青衣南橋,惹起網上的激烈討論。有不少網民從交通安全的角度出發,批評單車友的做法累己累人,因為在高速公路踩單車是極為危險的事情。我不會反對在高速公路踩車比在單車徑踩車危險,問題在於怎麼樣的城市規劃,就會有怎麼樣的駕駛者行為。正如無家者被視為城市的邊緣人,騎乘單車者也可算是馬路上的邊緣人。馬路明顯地是為車輛可以暢通行駛而設計,單車作為另一種交通代步工具並不被香港交通政策所承認。於是單車在香港的角色,往往是作為休閒活動出現,在不少人的腦海之中,往往浮現著一幅一家大小在鄉郊單車徑踏單車的畫面。明明單車踩上青衣南橋是完全合法的事情,只要單車遵守相關的交通規則,作為單車的「駕駛者」便享有其他交通工具駕駛者相同的權利,可以合法且公平地共同享有道路的使用權。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反對單車在鬧市行駛呢?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一個前設,就是馬路只可以供車輛行走,因為車輛是交通運輸的主流,又或者有個別人士認為踏單車會阻慢交通,甚至以車輛牌照費等作為車輛優先使用香港馬路的理由。單車友在青衣南橋踩單車,不錯是有些危險,也有人覺得新奇,但這正正是香港城市規劃的荒謬之處─在歐美地區正常不過的事情,只不過是在公路上踏單車,偏偏在香港就成為了前衛的路權爭奪戰,提醒大眾馬路的空間本來是可以共用的,而不是某些道路使用者的專利。這些行為本來未必有很高尚的目的,很多時只是因為制度上或規劃上的荒誕,才使得一些極其基本的行動有著顛覆城市的效果,可以改變一個城市某些特定的政策。例如,美國三藩市由藝術家、設計師和行動者組成的團體Rebar,因為看不過眼城市內太多空置的停車位,於是便真金白銀地租下該停車位的地段,不過卻不是用來泊車─反之,他們把有關的空間變成「公園」,成為居民休息和社交的場所,重新界定公共路權的定義。後來這個「車位公園」(Park(ing) Day)的實驗進一步延伸開去,由三藩市去到歐洲及其他北美洲的城市,都會共同舉辦「車位公園日」,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暫時把停車位變成公園,後來有關活動更衍生出不同的變種,例如公園腳踏車(Parkcycle)的概念,可以把公園變成一個流動的開放草地,運用駕駛者的力量,把公園「停泊」在任何地方。把有關的概念應用在香港,我們是否可以想像把Parkcycle和Street Store的意念組合起來,讓本來只專屬於停車位的空間,變成流動的、可供無家者選購的Parkcycle Street Store? 我們是否可以(例如)把中環百分之二十的路段變為無車區,提供更多的空間成為「車位公園」?只要我們能夠突破狹隘的公共空間想像,城市空間其實有極多具創意可共享的再用與再生的使用方式,有待公民社會進一步發掘與實踐。 交通 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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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件香港當代「街道」藝術

近日網上廣傳一段〈五個失蹤的人〉的影片。藝術家盧樂謙(Him Lo)把一件寫上「他們在哪裡」的作品,放置在銅鑼灣崇光門口斑馬線的安全島上。他「希望經過的途人能親身意識到日常生活的秩序被打亂,不應視而不見」。與此同時,我也希望可以介紹多些香港藝術家在街道進行的藝術創作給大家認識。特別是在香港新高中視覺藝術教育與DSE視藝考評機制極度落後的當下,認識一下當代香港藝術家的創作,可讓我們感受到時代的脈動,也許也可讓我們慢慢跟上時代的步伐。近十年,香港藝術家在街道創作的作品可謂形成一項極具本土特色的風格。它們一反以往人們對「街頭賣藝」刻板的印象。藝術家不再只是在街道幫路人畫肖像寫寫生賺點廉價的生活費,或在路邊戲耍雜技搏取善長仁翁慷慨解囊。當代香港藝術家在街頭的創作,不止捍衛個人在公共空間的自由活動的權利,促進藝術文化多元多樣的發展,更是對本土日漸嚴重的公共空間失衡的問題的深刻批判與反思。〈野餐〉李傑星期日邊度最多賓賓(菲傭)呀?當然是皇后像廣場。緊係唔係,係菲律賓呀。大家都聽過啦,但大家有冇諗過「野餐」都可以成為一件藝術作品?唔係吓嘩!就係囉。李傑與藝術家友人在時代廣場進行的〈野餐〉作品,在本港甚至在國際上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聽講,這件作品是在SARS期間,香港人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門的期間進行的。〈11號遊街計劃〉林兆榮當代藝術真係充滿無限可能,只要你夠想像力,真係乜都可以成為藝術。林兆榮就以「行路」完成了他的作品〈11號〉。好簡單,就是用雙腳去行路,用相機記錄低行過的路。聽說他走完香港仲未夠皮,仲要走埋全世界呀!〈流浪太空號〉黃國才不過行路又點夠型,行到盡都係喺地球,Kacey (黃國才)就話要流浪上太空。他落手落腳整咗個鐵皮屋三輪車,要像小王子一樣到流浪大空去。點解呢?因為在香港買房又買唔起,租屋得返劏房都仲係租唔起,排公屋又要排到廿幾萬人之後,咁點算?個個無家可歸,咁唯有流浪太空去啦。太空大把位,仲未有地產霸權官商勾結。移民又唔洗身家審查,只需要到沙漠找條蛇就得喇。〈等一個朋友〉白雙全如果怕一個人到太空會太悶,緊係搵返個朋友一齊去啦。學白雙全咁,在九龍塘地鐵站企住等一個朋友。等朋友都可以係藝術?我成日都等㗎啦,你知香港人習慣性遲到一頭半個鐘。唔係你果種等呀,白雙全係冇約任何人咁等呀,所以真係唔知企幾耐先等到個朋友仔㗎,又唔知會等到邊個啦。Jacky仔真係Lucky啦。「當我們在一起」程展緯不過香港人勝在夠彈性,雖然空間狹窄生活逼人,但都有應對既方式。好像程展緯咁,縱使在兩座電話亭的縫隙間,都可穿梭自如。當然,首先你得控制自己的食慾,保持節制的飲食習慣,勤力做運動,不然是穿不過去的。幸福有時候不需要移民到太空或其他地方去。「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縱使空間狹窄生活逼人,無論境況多難過,我們仍是可追尋幸福的。〈影像編者 〉伍啟豪Roger Ng近年社會的憤怒情緒日漸加劇,政府的黑暗、議員的無能,市民的無力感與憤怒需要找到某種渠道去引導或宣洩。而每個人都有自己採取的方式,有些人把這些憤怒以破壞劃花街邊議員的大頭相來發洩。伍啟豪應該不相信這種以暴易暴的方式,或者他更傾向和平理性非暴力,於是他默默地重新修補議員大頭相。〈蘋果6S雕塑〉周文慶我本人就決定去佔領中環喇。話哂近老蘭,靚女多。不過由於身邊企咗個鬼佬(無任何貶義),我有蘋果6S個Package都冇乜市場,等極都等唔到靚女,最後等到來抄我牌的係差佬。要趕我走,話有人投訴我阻街喎。(P.S.本文介紹的八件作品的選擇是基於我個人視野的狹窄與偏見,歡迎大家提供更有趣的藝術家作品。)原刊於作者博客 藝術 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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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路上五個不為人知的城市暗號

上回提過,源自日本的「路上觀察學」意即重啟另一雙眼睛,讓我們能夠跳出既定框框,以蜜蜂的觀點看世界,那怕是最微小不起眼的一草一物,都有記趣玩味的價值。這門觀察學在台灣非常流行,只要在Facebook搜尋「路上觀察」四字,大大小小相關群組便會湧現眼前,本來互不認識的城市遊者便會將街上瞥見的馬路符號圖案、地上渠蓋、狀甚滑稽或逗趣的物件上載同好,街道頓時成為驚喜處處的博物館。把這個視角帶來到中環:一個以離地、講求效率和功能性的商業核心地段,會有什麼新發現呢?十二月中旬,CAN邀請了十數名義工在德輔道中進行路上觀察,從「離地」到「落地」,打開五官的天線,發現不為人留意的街道魅力和趣味。參加者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年紀和職業,有大專生、中環上班族、園境設計師。部分參加者未必太熟悉城市研究學,但身處街道之中,細心感應街上一事一物,在短短兩小時內,便已得出迴然不同、而又具啟發性的城市現象觀察:觀察對象所見現象 / 提出的疑問中環街市缺乏打理,呈現荒廢的狀況,除了二樓的「城市綠洲」外,整幢建築都是杳無人煙,與大樓外熙來攘往的街道形成強烈對比。因此,發現街市已成為飛鴿的聚居地,牠們佇在外圍一排排窗戶觀察著地上的途人。 Source: https://c2.staticflickr.com/4/3454/3185227398_c78e3571d4.jpg區議會路邊盆栽這些路邊盆栽幾近垂死,泥土更栽滿煙頭,估計這裡的上班族會在休息時段在此「打邊爐」減壓,旁邊的煙蒂筒反而顯得冷冷清清。而整條街道上都沒有多一抹翠綠,除了個別商廈在花園內植樹。垃圾桶、回收箱近上環一帶路段每隔一米左右便有一個垃圾桶,數量有點多餘,棄置垃圾變得太方便就手。其他國家如日本等街上都沒有太多垃圾桶,這條街道的垃圾桶分佈,會否變相鼓勵大家更輕鬆隨意製造垃圾? 然而,近畢打街那邊的路段卻沒有任何垃圾桶,而整條德輔道中亦沒有足夠回收箱。電車電箱這些不知名的盒狀電箱,頂部駁著一條柱狀管子,表面記著一個數字,到底它對電車移動的功用是什麼呢?土地公公萬萬想不到,象徵「現代化」和匯聚金融業的德輔道中上找到共六個土地公公,可見這條綿長1.4公里的街道體現了傳統和現代並存,並揉合了中西生活文化。 鄰近上環一帶不少售賣生活用品的小店都依照傳統,在門口安放土地公公,而一路往東走,店舖種類慢慢變成連鎖店和銀行。這一切在街上引發的發現和思考,並不能即時解答到背後的運作邏輯和社會脈絡。然而,放下匆忙節奏,把心思投射到身處的城市場境內,便能捕捉到看似微不足道的街頭符號和生活形態,並打開探知城市的好奇之門。中環是香港政治經濟核心的象徵,與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在佈滿天橋系統的「離地」空間設計下,我們是如何觀看這個地方?是一個以金融商業為主的功能性地帶,發展、效率、車來車往、速度便是唯一主旋律?我們與這個地方的關係是什麼?德輔道中-一條充斥著汽車廢氣、擠塞不通的馬路,可以成為電車和行人專用區,讓市民共享生活,並廣植樹林為街谷鬧市帶來清新空氣嗎?就由「落地」開始,進行路上觀察,與街道生活連繫起來,探索這個空間的可能性! 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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