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錢落鹹水海

378萬選民資料被盜,選舉事務處官員終於現身解畫。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月薪十多萬的高層官員,在公開場合回應最簡單不過的問題,是如此差勁,竟然變成一場災難。 兩部電腦如何被偷走?你不是刑偵人員,當然無法回答。調查還在進行中,知道也不會公開講,以免影響辦案。但立法會議員要問的是,兩部電腦放入上了鎖的房間後,還有沒有人看守?答案只是客觀事實的陳述:有,還是沒有,清清楚楚。但答了半天,甚至被議員大聲吆喝,還未能有一個清晰而明確的答案? 這位總選舉事務主任可能真的有難言之隱。例如,根據規定,電腦是應該是有人看守的,但職員不按本子辦事,有可能會受罰,為了保護同事,只能支支吾吾。又或者,上了鎖就算,從來都不派人看守,一直相安無事。今次電腦被盜,說明長久以來都防範鬆懈,阿頭一定要孭鑊。答有或沒有都死,於是避得就避,答非所問,帶議員遊花園。 這種旁門左道,連入世未深的小記者都應付不了,何况是身處議事殿堂的民意代表? 最後在議員們連番追擊下,不認不認還須認,事實就是:兩部電腦放入上了鎖的雜物房,一眼睇晒,沒有遮蔽,也沒有人派人看守。 為何只有1194選委的小圈子選舉,要帶378萬選民資料的電腦進入後備會場

詳情

劍橋護老院事件顯示的真正「系統性問題」

[文:Alicia Jon @ 法政匯思]早前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回應張超雄提出的有關劍橋護老院涉嫌虐老事件及安老院多年的虐老問題時,指安老院服務的問題源於土地供應不足,是系統性問題,更將責任推卸至被指阻撓政府改變土地用途的所謂「反對派」。的確,安老服務問題是系統性的。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欠缺土地,而在欠缺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為甚麼長者需要入住私營安老院?為甚麼不提供更多公營安老服務?社會福利署的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3月底,輪候入住資助安老院舍宿位的人數為31,351個,以往幾年,平均每年都有近5千名輪候長者未能獲得宿位便已過身,反映資助安老院宿位嚴重不足。因須工作或其他原因而不能照顧家中長者的家庭,及不能負擔私人看護的家庭及獨居長者,在別無它法下,即使明知私營安老院質素參差,亦只能選擇入住。香港土地供應緊張,的確是令私營安老院成本高和間接導致其服務質素參差的原因之一。 但問題是,為甚麼有土地和資源建高鐵和三跑,對私人安老服務的資助和監管卻無能為力?如果真是因為所謂反對派的阻撓,政府就無法改變土地用途,那為甚麼反對聲音極大的,共值669億元、用以興建高鐵的撥款可以獲得通過?有網上媒體曾經計算過,機場第三跑的1,415億元,相當於65,200個資助院舍宿位十年的開支;高鐵超支最少的250億元,則相當於11,523個院舍資助宿位十年的開支。那麼,為甚麼政府把公帑花在第三跑和高鐵上而不是安老服務上?公帑的使用和社會資源的分配怎樣決定?由誰決定?為甚麼?在目前的制度下,只有政府才能在立法會提出涉及公帑使用的議案,而大部分政府提出的議案,只須獲得過半數出席議員投票贊成,即可通過;另一方面,由議員提出的個人議案或法案修訂,表決時須以分組點票方式點算,要同時得到直選組別及功能組別各自的過半數出席議員投票贊成,方可通過。由上可見,涉及公帑的安老政策的制定及對安老院舍的資助,由政府主導,即使假設有議員認為政府的安老服務議案有不足,提出增加資源投放的修訂,要通過亦非易事。那麼,為甚麼政府不提出議案,加強對安老服務的資源投入,撥出更多土地和資源,增加公營及私營安老院舍宿位和提高它們的質素?政府制定政策時,究竟如何決定怎樣分配社會資源?政府為甚麼會忽略了長者服務?政府為甚麼認為建高鐵和三跑比長者服務更值得投放土地和資源?他們憑甚麼可以作此決定?憑甚麼掌握操控社會資源的權力?政府如何産生?特首如何選出?對他們的表現不滿,市民可以怎樣?為甚麼?梁振英憑的,是689張小圈子選票,而其他主要官員,亦是由特首提名及/或委任。換言之,選委會小圈子的小撮人,莫名其妙地代香港7百萬市民向特首授出操控社會資源的權力。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整個政府和政策產生的過程,根本不需要市民參與,如果市民對他們的表現不滿,希望更換特首,幾乎是天方夜譚。特首如果想鞏固地位甚至連任,只需取悅選委會的小圈子,而弱勢社群如長者的福祉,對當權者的地位根本完全沒有影響,那麼我們又怎能對特首在改善這些對他的地位沒影響的民生議題上,抱有任何希望?即使現在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將來特首參選人的政綱,也得先討好1,200名提委會委員,否則連想出閘也不可能。那麼,該1,200名提委會委員如何產生?如果有人若想當提委會委員,又得取悅甚麼人?在831框架下,提委會委員首要注重的是普羅大眾、界別、自己,還是中央的利益?說到底,不民主的政制,才是民生議題的真正系統性問題。沒有民主,當權者無需向人民問責,自然只以自己的喜惡和利益行事。在討論政改方案的關頭,不少市民都希望爭議儘快平息,社會可以凝聚力量改善民生。但沒有民主、沒有真普選,談論民生,亦只是徒然。面對政改方案,該如何抉擇,相信不言而喻。 公帑

詳情

鍾劍華:基金救未來 派糖加甜只看眼前

筆者早已說過,香港市民對每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不應該有太高的期望。這個不單純是財政司長個人或其管治團隊的能力問題,而是制度使然。在聯繫匯率制度之下,香港政府早已失去了「貨幣政策」這一工具來調節香港的經濟。所以面對高通脹及海外資金在資產及投資市場興風作浪之時,香港政府就算不是束手無策也只能說是左支右絀。《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的財政基本上應是「平衡預算」;另一方面,「量入為出」、「審慎理財」這些圖騰早已深入民心更是「深入官心」,成為政府及社會評價公共財政表現的指導性標準。在這種種觀念和制度框架下,香港政府也不傾向透過公共財政政策重新分配資源,更談不上要以財政政策工具來作社會資源的第二次分配。 根本就沒有「財政政策」正因如此,財政司長會在有財政盈餘的前提下把外匯投資的收益275億元注入房委會,讓房委會可以繼續擔當建屋安民的政策責任,還會在預算案演辭中承諾「會考慮在適當時候再注資」(第125段)。可是,我們不能期望財政司長會在財政預算案中處理「資產或房產增值稅」,縱然這一訴求日漸強烈,縱然有不少人認為這可能有助於令房屋資源重新定位針對使用者的需要,而非過度強調把有限的房屋資源作為追逐資產增值的投資工具。同樣道理,財政預算案會提出有需要再一次研究「擴闊政府的收入基礎」,甚至重提「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第149至151段),縱然社會各界多年前已經就這方案的不公平性有過廣泛的討論。進一步而言,大家就更不敢奢望政府會在財政預算案中期處理公平稅制或其他有助減低貧富差距的政策選項了。所以,雖然在觀念上我們都知道一年一度的政府財政預算案應該是十分重要的公共財政政策工具,但大家都不會對此抱持不切實際的期望。話雖如此,期待政府在民生困苦之時能夠透過財政預算案的一些紓緩措施減輕痛苦也許還是天經地義的。在發展前景不明朗及有着眾多可以預見的問題發生之前,期望財政預算案為長遠的財政穩健及長遠的發展作出合理的籌劃,也不應是太過分的要求吧?問題是,香港政府已經習慣了以一個大掌櫃的心態來處理每年的預算案,讓預算案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政府流水帳。在有盈餘的時候更是作為利益攤派的工具。久而久之,經過這麼多年,不少香港市民也習慣了對預算案不會有長遠的期望。最關注的是今年會有幾多盈餘可以作派糖之用?誰人會獲得更多?自己又有沒有受到恰當的照顧?從個人角度出發,這一種心無可厚非;但是在社會整體的利益及長遠需要角度來看,如何平衡即時攤派與長期規劃的需要可能更值得重視,也應該是評價政府施政及財政政策的重要標準。 民粹政治功利短視過去幾年政府年年派糖,香港不少政黨及市民一方面批評政府缺乏遠見,另一方面卻往往對政府的態度措施有所期待。因此,一些極之矛盾與有趣的現象便在預算案發表前夕一再出現。政府一方說要「應使得使」,另一方面卻不斷放風,以測試公眾的看法和管理公眾的期望。大家也看到一些政黨、立法會議員或其他人士不時出來呼籲政府應有長期目光,應該為香港社會的長遠問題及發展作出規劃及善用財政盈餘。可是當他們預見政府將有大額財政盈餘的情况下,他們便忙不迭於預算案發表前夕跳出來抽水,呼籲政府採納一些他們以前曾經認為是過了頭的派糖措施。過去一兩年,大家也看見政府經常出來高呼「狼來了」,警告香港市民說未來會是個漫長的低增長周期 。去年還煞有介事的設立委員會研究香港長遠財政承擔,警告說結構性赤字將無可避免在10年後出現。因而要設立「未來基金」。另一方面政府在面對市民及政黨的期望與訴求下,不但一如既往派糖如儀,還要推翻去年幾經辛苦才得到各界理解的減甜調整,今年還要來一個令人意外(驚喜)的「加甜」,公屋照舊免租1個月、退稅金額上限還創了近年新高、綜援更來了個突破性的出「三糧」。這一切,彷彿所謂結構性財赤不會因為這些短期和短視的財政行為而受到影響或惡化。財政司長過去1年多在不同場合或平台上反覆說要「逐步取消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之說也好像從沒說過。這一種市民期望、政客行為及政府操作的互動便產生十分有趣也荒謬的結果。 長遠規劃知易行難 派糖易放難收當經濟有困難、民生多艱的時候,政府說要派糖紓緩,政黨呼籲政府有所作為,市民有所期待。這看來還算是無可厚非,而且在經濟不景之時,政府透過財政攤派也可算是一種合理的財經舉措。但去年減甜與今年加甜,面對的社會經濟環境究竟有多大的分別?這兩年在攤派財政利益措施上的差異除了盈餘多了之外,還有其他具說服力的因素嗎?而且不要忘記,今年的巨額盈餘充滿了水分,有因為工程未能批出而暫時省下的資金,也包括了2012年累積下來這一年度才能入帳的樓宇買賣雙倍印花稅收入。明年又將如何?估計又會有300多億,是不是照派如儀?如要減派,又可以再一次說服公眾?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公帑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