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還是突破 ——香港民主運動的方向

近幾個月,政界、社運圈都出現不少對於香港前途問題和未來民主運動的爭辯和思考。有見及此,筆者希望在此討論中參一腳,淺談一下自己的看法。經歷去年的佔領運動,我們不單沒能爭取到民主普選,還好像輸掉了未來的方向。佔領過後,公民社會進入了極度迷惘和失語的狀態,處處被當權者牽着鼻子走。在民主運動上,我們就只是像在等待否決政改的一刻來臨,卻沒有深入思考關於「將來」的事情。直至政改被否決後,更深入的討論漸漸出現,有人提出要修改/重制《基本法》,也有人認為我們要為下次重啟政改作好準備。 爭取重啟政改是被動的做法筆者認為再去等待,或爭取重啟政改,是極為被動和無力的做法。政改,本身就是由當權者主導輿論和話語權的遊戲:由是否重啟政改五部曲,到五部曲時間表,全由政府決定。民間可以做的,就只是大喊「我要20××真普選」的口號,到頭來發現中央不會讓步,便把目標退後至「否決政改」,無限輪迴。中央亦大可多弄幾本「白皮書」,然後人大再通過幾個什麼什麼決定,把自身權力及對港干預逐步擴大。香港人,爭取不了民主普選之餘,距離能夠真正命運自主的路更會是愈來愈遠。 思考打破框架的方向既然循制度框框爭取重啟政改並非一個好方法,那我們就應該思考打破框架的方向了——那大概是不少社運參與者的想法。社會運動的本質,本來就是要打破既有系統,重構屬於人民的制度。今年的六四晚會,4所大學的學生會代表在台上焚燒基本法,也是象徵我們必須思考,基本法,作為固有的框框,是否應也有被改變的一天。基本法,基於其在歷史中的低認受性,以及那些被中央扭曲至局限港人自主的條文,當然有修改甚至重新編寫的需要。不過,「修改基本法」或者「修憲」,如果成為下一場運動的主軸(或是最主要的一句口號),筆者會對此有所保留。其中一個原因,是「修憲」二字大概欠缺了一些爆發力,難以引發社會輿論和動員力。六四後,社會普遍對學生焚燒基本法的迴響的確也很少,證明若要推動「修憲」,必要以另一更有爆發性議題作包裝。另外一個原因,是「修憲」目標太「虛」太不明確,詮釋空間太大。如何修?千萬個可能性湧現眼前。必須擁有清晰目標,才能容易動員群眾,而「修憲」就顯然不是。若運動目標不夠明確,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會被當權者奪去目標的詮釋權。10年前,泛民主派說要爭取民主普選,然後有天中共利用她的輿論機器跟香港人說,怎樣的篩選其實也算是民主普選的一種,後來有人創出「真普選」字眼,中共又跟大家辯論什麼才是「真」,沒完沒了。「普選」二字由香港民主運動的目標,變成中共的盾牌,這便是運動主軸不清晰的問題所在。 先推動民間公投系統所以,下一步我們該思考的問題,應不是直接的「如何修改/重寫基本法」,而是「應以什麼更明確的議題包裝修憲/制憲」。在此,普遍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爭取公投制度;二,以較生活化的赤化議題為主要反對目標(如新界東北、機場三跑、深港同城化),突顯現時被扭曲的基本法與一國兩制根本無法捍衛港人自主權,也就是「寸土必爭」。以赤化議題為運動主軸的話,顯然成功率較直接爭取公投法高,也能更容易地扣連一國兩制被扭曲對政治以外其他生活層面的影響。不過,由於此類赤化議題眾多,戰線會較容易分散,例如當關注土地議題的組織在推動反東北發展議題時,教育/大專學生團體則會把大部分資源放在大學校委會赤化問題上。雖說我們可同時關注數個議題,但焦點會變得不集中,難動員大量群眾之餘,各組織會否有足夠人力物力心力也成問題。所以,筆者認為,先推動民間公投系統,再爭取修憲加入公投法,是更可取的一步。當然,公投的題目可以是剛才所提及的赤化議題,讓政治扣連生活。簡單來說,各層面赤化議題是「工具」,民間公投系統是「手段」,設立公投法是第一步的「目標」。當然,當運動進入下一階段時,「公投法」便會成為另一個「手段」了。希望民間社會能夠盡快整合出民主運動下一步的方向,讓香港人能早日邁向真正的命運自主。作者是學民思潮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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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改表決前公投 只剩14天

許多人認為何俊仁應該於表決前辭職,討論應否辭職前,不妨先計算一下日期。2010年,公、社兩黨於1月26日辭職,1月29日生效,遂換得5月16日五區公投。6月預計表決政改,按此推算,如果我們保守地要在6月1日前實現公投,今天是2015年1月30日,我們只剩下14日實現表決前辭職。當然政府要破壞4個月內舉行補選的規矩,不是不可能,但何時投票的燙手山芋便交由政府決定,若他們選擇迴避政改方案的民意考驗,便是他們的窘態,與泛民策略無尤。就筆者個人立場來說,不論表決前後辭職投票,只是兩個格局的直接民主,在不民主政制下也是給予市民表達民意的契機,都比沒有來得有意義。然而表決前投票畢竟才會影響實際結果,不同立場的市民才有誘因投票,投票率可以預想必定比表決後高,因此從民主理念而言,應該設法於表決前辭職。問題的核心是,泛民是否願意根據投票結果表決?這條問題不易答,因為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便會指摘藉機支持不民主的方案(因此現實政治而言民主黨沒可能第一天便站出來說表決前辭職),但我認為每名主張表決前公投的人,有責任回答這條問題。不論何時投票,如果認為毋須根據結果投票,建制派便很容易把結果扭曲為泛民就是違背整體民意的代表,屆時必將成為年底區議會選舉的追殺主題。若投票日期近在區議會選舉,對選舉的影響恐將更大。有願力便有業力,沒有民主運動毋須付出代價,不論以什麼形式公投,各黨各派應共同參與承擔。時間無多,以現在討論散漫的氣氛,我實在擔心最佳時機白白流失,這篇文章雖不代表民主黨立場,但我還是深信民主黨應該、也會擺出最開放的態度,接納一切可能,以泛民意向為依歸。民主第一,政黨第二。作者是南區區議員、民主黨中常委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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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錦祥:「變相公投」要回答的問題

?佔領運動(或雨傘運動)過了三十多天,情況仍然膠著,看不到解決的方法。政府(包括香港及中央)以逸待勞,採取拖延戰術,加上人民鬥人民的陰招,今佔領者一時無法打開僵局,各樣的建議紛紛擺上枱面,其中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補選是近來討論得比較多的議題,倡議者稱之為「變相公投」。公投的學術定義和實際操作都有比較明確的論述,就是把一些社會或政治的議題交由全體公民投票表決,表決結果的厘定,因議題的重要性可以有不同的門檻,由簡單多數到三份二的絕大多數不一而定,在有公投法的地方都會用法律形式寫得清清楚楚。香港和中國都沒有公投法,亦沒有定期的公開公平選舉來體現民意 (立法㑹的地區直選因為採用比例代表制,很難用來知道選民的真正取態),如何能準確知道大部分公民的意願變得相當困難,因此就有變相公投的提議,由立法㑹議員的辭職補選給全港選民一個投票表態的機會。變相公投和正式公投的最大分别是法律基礎和遊戲規則,從而引伸了幾個必須解答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完滿解決,那變相公投就是非驢非馬,勞而無功。 1. 如何定議題?因為沒有公投法的框架支持,變相公投不能訂出明確的不同意見給選民揀選,補選的投票選擇只是個別候選人,談不上什麼前設的議題,就算候選人有十分明確的立塲,但立塲是整體性的,很難分割,例如某候選人反對人大常委的 8.31 決定,認為要在立法會否決,而另一候選人一樣反對同一決定,但認為要馬上重開五部曲,這些不同的立場是否簡單的一票能分別清楚?而且就算候選人只有單一立場,選民的投票亦可以加入其他的考慮因素,投票是一種間接表態,如瞎子摸象,霧裏看花,每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結論。如果是多於一個補選空缺,情況就更加複雜,變相公投的結論更是百花齊放了。2. 如何定輸贏?公投有一定的遊戲規則來定輸贏,變相公投的遊戲規則就比較含糊了。怎樣才算議題得到民意支持和通過?很多地方的公投有很嚴格的要求,要有超過半數的登記選民參與投票才有效。另外投票可能更要有三份之二的多數讚成才可通過議題。這在香港現今的情況可能嗎?香港歷來立法局(㑹)選舉最高的投票率是2004年的55.6%,其他多是百份之三十至四十。2010年的五區公投投票率是17.1%,是建制派杯葛的結果。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今次變相公投建制派一樣冷處理,投票率一定不㑹高,更遑論有50%以上的登記選民㑹投票。就算6.22電子投票的80萬人都出來投票,仍然未過半,反對公投的人便㑹振振有詞地説大部分選民都站在他們那邊,請問如何回答? 3. 贏了又如何?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地方,當政府完全不把民意當作一回事,獨斷專橫,請問就算議題有全部公民的支持,如何去落實?還不是回到起步點:公民抗命!變相公投㑹是一場勞而無功的運動,根本改變不了政府的態度,達不到爭取真普選的目的。如果說要把訊息帶入社區,讓羣衆更加了解民主的精神,那現在就可以做,不用等到補選,用投票為籍口。把競選宣傳的人力物力放在公民教育和社區組織,不是更有意義嗎? 如果說變相公投是佔領退場的契機,則更是自欺欺人。退場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出來討論。偷換概念,移花接木,君子所不為也。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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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辭職公投如例行公事

[caption id="attachment_29102" align="alignnone" width="590"] 五區公投[/caption]佔領運動持續一個多月後,各方都急欲尋找延續運動的下一階段行動,結果泛民議員辭職公投的議題再次被提上枱面。有了佔領運動的震撼人心的威力在前,辭職公投已如聊備一格的例行公事。首先,公投的目的為何?為量度全民對真普選有多熱熾渴求?早前80萬市民參與的民間投票以至整個佔領運動已完全達到這目的,沒必要再作表態投票。作為退場的踏板?只要走過佔領區的人都應該明白,不少佔領者抱堅拒空手離場的意志,可想而知,此非可行之路。不以高大空原則,或撤與不撤為投票目的的話,那泛民在公投中高舉什麼議題?是否索性將人大常委會的8.31決議或政府即將提交的政改方案,透過泛民有多少候選人在補選中勝出來量度港人的意願?即使泛民候選人在補選中全勝,這跟泛民在立法會否決政改議案的實際效果根本毫無分別,何况以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港政策的強硬作風,這種「公投」對北京而言,根本不癢不痛,對選舉結果更可不屑一顧,卻可能反令部分中間派人士質疑是勞民傷財。從反佔中運動可窺看到,建制派的人力物力財力大得驚人,應付一場補選絕對綽綽有餘,更可視作2016、17年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的練兵機會,反觀早已捉襟見肘的泛民政黨來說,卻是負擔極大的資源消耗戰。對民眾而言,大批市民,尤其是年輕人為爭真普選不惜踏上違法抗命之路,還有什麼比這更震撼人心?辭職公投對搶奪人心,不見得能再起波瀾。有了佔領運動的成果在手,不論是雙學、佔中三子或泛民不宜為行動而行動,反之應抓住與特區政府對話的窗口,提出更具體的訴求,如短期內設立多方平台,討論包括2017年的普選安排,甚至要求政府安排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對話,由中央在港代理人直接接受學生質詢和作出回應。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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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一知:無備對有備──總辭前要想的問題

應否讓泛民議員辭職作變相公投,為膠着的運動尋求突破,成為近日爭議。思前想後,我還是有所保留。在此抛磚引玉,希望各方細思。看過聖鬥士星矢的,都記得一句很有型的對白:「同一招對聖鬥士是沒有用的。」辭職公投,是舊招,舊招可不可以用?對付同一個對手,還要是共產黨這樣的對手,用很可能衰過唔用。2010年的五區公投,能唬一下對方,讓對家窮於應付,要不斷打冷待和輿論戰拖低投票率,是因為這一招很新鮮。但四年了,今天每個佔領者都懂一句說話叫「政治一日已太長」,何況是四年呢?任何擅於組織者,哪怕是管一家小公司,都一定會為曾發生的危機制定應變之法,首要是確保同類事情不會發生,次要是確保事情發生時把傷害減到最低。靠鬥爭起家的共產黨斷沒有不懂的道理。2010年公投後,中共一定制定了應付變相公投之策,只要機制一啟動,劇本也立即推出,建制派聽令行事,如臂使指,相反泛民必定內哄一翻,難以團結,加上部分向以「不為大局、不團結才是真英雄」的「同盟」,結果可料。如果你硬要說中共沒這樣聰明,一是你太輕敵,一是你自傲了,你只是被迫到牆角賭一鋪。第二,大家的「兵源」有別。如果這次佔領事件是以40歲左右為分界的世代之爭,那麼,今天積極參與和支持佔領運動的一方,有很多根本不是選民,甚至未合資格成為選民。沒錯,今次運動喚醒了很多人,不少人第一次參與這麼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但他們有多少已經是選民?不要忘記,對方也喚來不少40歲以上的大媽大叔前來對抗,還有很多是在建制派安排下老早登記成為選民的。年輕一批輸蝕的,就是未夠十八歲不能做選民,因此連黃之鋒也還未是選民,在投票對決上讓了賽。另外,建制派可用利誘有組織去游說公公婆婆做選民和出來投票,民主派靠的只能是教育和游說,很輸蝕。再者,2010年五區公投後,對手必有準備,這四年來不知在社會做過什麼手腳,滲透了多少人,以阻止類似事情發生。再來一次總辭,只是以無備戰有備,並不明智。大家賭的,或許是過去投票的六四比例,但這個比例在近年的選舉已漸漸失衡。如果將六四比例投射到變相公投上,則更危險,因為這不是真正的公投,卻是真正的補選,是刻意製造的補選——有些選民的確至死都不接受這樣「沒事找事幹」的行為,正如有些人明明支持民主,卻不支持佔領,因為他們希望用最低成本來追求民主,他們甚至不介意用100年、200年去追求民主。補選產生的變相公投能不能維持六四比,還關乎輿論戰問題。上一次對手以「浪費公帑」為主打,這一次可羅列更多罪名,包括「堵路犯法」、「阻人搵食」、「利用學生」等等,部分選民在投票時是會把這些主觀情緒加諸候選人身上,又或刺激平時不投票而反佔領的人湧出來投票。因為這不是純粹的議題公投,而是變相,候選人的形象會影響到投票結果,等於把梁振英與公義捆綁是很難令人信服的事。泛民中人,連他們自己都說「學生唔鬧我哋已經好好」,他們本身就形象麻麻,推出來然後說代表了某種議題而非代表他個人,為大局為民主為議題投他一票吧,這是很理性的行為,但人類是很不理性的動物,特別是中華民族,情緒經常掩蓋理性。簡單來說,只要某些政治組織在公投前猛批對方「出賣過」民主翻翻舊帳,就會有一班支持者「私怨大過天」,通通唔投或只投白票;更甚的是,在投票前一刻,中共出手爆一個泛民候選人的黑材料,例如有過婚外情(大家對唐英年被女性選民唾棄還記憶猶新吧),便可簡單摧毀這場變相公投,甚至令建制派偷雞成功。如果純是議題公投,則無此慮。泛民無法團結,因為他們有自由意志,這是自然的事;親中派必然更團結,因為他們放棄了自由意志,只接受命令行事,這是他們的優勢。近一兩年,更可以看到他們打輿論戰時,已用上最大的無恥,單是周融、蔣元秋等人的歪理,無論如何被擊倒,被擊倒幾多百次,他們都當沒事發生,繼續將謊言當真理,將假象當事實,大談「一百八十萬人世界紀錄簽名」、「香港人發明真普選」等,再加上愛字頭亂港,辭職公投這場輿論戰真的能勝?支持辭職公投的都有個良好願望:只有透過選舉事務處點票,才最有公信力,最公平,各方都須信服這個民意。但看待政府部門的態度,要分為928前和928後。928前,我相信大部分政府部門還是公正的,但928後,顯然很多政府部門受壓,變得不公正起來。一切早已有目共睹,警方不用說,單是拆「我要真普選」BANNER的迅速,便顯然有所針對;就連食環署也可出口術,大打「佔中恐嚇牌」指四個月後的年宵可能因佔中取消。從各政府部門近月的表現,我不認為,涉及這次運動的事,而且是一個這樣重要的辭職公投,會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選舉事務處就出一次貓,讓你投訴找人祭旗又如何?調查得來,一切已成定局,建制派勝出,你慢慢投訴吧!總括來說,不支持辭職公投,不是因為怕輸,而是辭職公投這場賽事,主辦單位、球證、傍證、觀眾都是一夥的──明明打十一個,幾十個觀眾落場打埋一份你都吹佢唔漲,再加上四年前已被威脅過一次,這一次還有勝出的機會嗎?戰不出奇,難以取勝。重奪公民廣場到佔領行動,是出其不意;辭職公投,又何奇可言?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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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後佔中民主運動——公投恢復小販發牌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30"] 香港和平佔中全民投票[/caption]人大常委通過一個最保守,完全扼殺香港市民自由挑選特首候選人的政改方案後,佔領中環的公民抗爭已是如箭在弦上。無論佔中的公民抗命成效如何,面對北京政權強橫地封殺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繼續。但有法律效力的政改既然過不了北京獨裁政權這一關,香港的民主運動便必須另闢途徑,繞過北京政權的首肯。這條避開北京的民主之路其實早已在今年六月舉行的民間公投實現了,不要小看六月民間公投的作用,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門剛舉行了民間公投,但澳門當局卻巧立名目,拘捕主持民間公投的人士。正如主持民間公投的港大民意調查中心主任鍾庭耀博士所言,民間公投是一項社會資產,因此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繼續善用這項資產。在討論怎樣善用這項資產之前,不可不提自從佔中運動的意念提出之後,各種似是而非的反佔中言論紛紛出台。各種反佔中的言論中,以「幫港出聲」的言論最令人齒冷。不過「幫港出聲」的理念有其參考價值,香港的弱勢社群經常沒有發聲的機會,有人代他們發聲是好事。這類弱勢社群中,以流動小販這群體最需要有人代為發聲。無論是九七前或九七後,流動小販都是政府的打壓對象,連偏遠的天水圍天光墟也逃不過食環署的小販掃蕩隊的打壓。流動小販的罪名不外乎是無牌售賣和阻街,有關當局早已停止發牌,無牌售賣這條罪可謂強加在小販身上的。至於阻街,違例泊車也是阻街,但違例泊車只需繳交定額罰款,小販除了繳交定限罰款外,所有貨物和生財工具一律被充公。同樣是阻街,小販受到的懲罰嚴厲百倍。諷刺的是香港社會一向以香港是法治之區而自豪,但小販受到的對待卻說明流動小販在法律面前並沒有得到平等的看待。要為弱勢社群發聲,小販是首選的對象。 小販最需要公眾代發聲香港的民主運動既然卡死在以天朝自居的北京獨裁政權,要另闢途徑便必須結合香港社會裏的弱勢社群。說到底民主的意義無非是要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地方的政治藍圖,小販既是被壓迫的一群,香港的民主運動在與北京商討之路完全封閉後,唯一的出路便是結合香港被壓迫的社群。因此民間公投這項社會資產可以用來舉行一次香港政府應否恢復小販發牌的全港公投,當然民間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但透過舉行公投,贊成恢復發牌的人士須大動員,解釋恢復小販發牌的社會意義。正如佔中引發社會對公民抗命的討論,舉行應否恢復小販發牌的公投亦必然引發有關城市權利(The Rights to the City)和城市空間間格的討論。此外,贊成恢復發牌的陣營必須面對一旦重新發牌,怎樣規管小販的問題。這種討論客觀上有如向北京示威,雖然北京提出一個令人徹底失望的政改方案,因而令香港的政制原地踏步。除了選委會的極少數人士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能參與特首選舉。但透過民間公投而引發的討論,香港社會向北京說明,即使不能選特首,亦可以參與香港社會的決策! 民主派獲重要地區議題或許讀者會認為筆者的見解有點兒阿Q精神,關鍵是當民間公投的結果顯示有多數人贊成恢復小販發牌,在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便獲得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現時全港十八區的區議會全由建制派控制,民主派團體只餘零星的議席。民主派在地區層次全面退卻,一個經常被提出的原因是抵擋不了建制勢力的「蛇、齋、餅、糉」攻勢。這個原因雖然成立,但「蛇、齋、餅、糉」攻勢奏效,無非是因為區議會的層次缺乏如佔中這類黑白分明的議題。恢復小販發牌的議題或許不能跟佔中相提並論,但一旦恢復小販發牌在民間公投中得到多數人的認受(要得到這個結果當然涉及大量有關小販正面意義的探討),從事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須要仔細探討怎樣說服當區的居民接受小販在區內擺賣。流動小販一方面方便當地居民購物,但亦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滋擾,更何况香港的城市發展愈來愈像一個患上潔癖的人,因此必須解決滋擾的問題。一個可行的做法是參照現時運輸署規管紅van的做法,現時香港多條交通幹線都禁止紅van使用。其他道路亦設有禁區,限制紅van上落乘客。除了這些限制外,紅van的運作大抵由行內人士自行決定。一旦恢復小販發牌,在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可以廣泛收集區內居民的意見,在某些交通樽頸位置設立禁區,絕對禁止小販擺賣,某些地方則設立時限等,總之是精心安排,讓滋擾減到最低。恢復小販發牌後,只要在地區層面妥善安排,把滋擾減到最低,小販便能在香港的街頭名正言順的重現。值得注意的是,在爭取恢復小販發牌和妥善安排小販在全港十八區擺賣的議題上,建制派是綁手綁腳的。建制派無非是香港的既得利益者和其代理人,香港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是地產商,恢復小販發牌直接損害地產商的利益。恢復小販發牌,捱不起貴租的小商戶可以索性做小販,轉而在街頭擺賣。長此下去,商舖的租金必定會下調。 北京封殺下 公投體現民主猶記得2012年的特首選舉,民主黨的何俊仁代表泛民參選,他的主要政綱是抗衡地產霸權,但他卻沒有提出任何足以抗衡地產霸權的措施。為長期被打壓的小販社群發聲,爭取恢復小販發牌是對抗地產霸權最有效的方法。建制派既是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倒自己的米,爭取恢復小販發牌。在這項議題上,民主派團體絕對佔了先機。舉行公投是最能體現民主的方法,北京封殺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社會卻可以運用公投來體現民主。當然可能無無謂謂地舉行公投,但恢復小販發牌是嚴肅的議題,政府每年花費大筆公帑維持一支專門掃蕩小販的小販掃蕩隊。但小販無非是一群教育程度有限的勞苦大眾,以自己的方式謀生之餘亦惠及附近的居民。佔中之後的民主運動必須為長期被打壓的小販社群發聲!文×馬國明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小販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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