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國的近代社運史看吏治敗壞的香港(文:伍麒匡)

近年的香港,只見吏治腐敗、制度崩壞,一道高牆正把香港人逼至邊緣。社運份子被香港政府的三權合作淪為政治階下囚,在文明的地區仍出現這些,只能說非常不堪。作為一個韓國研究者,我想借助20世紀至今的韓國社運的近代歷史,去看今日變了樣的香港。 若對韓國近代發展有一點認識的人都知道,韓國的民主化進程,真的能總結為透過流血抗爭爭取回來的民主。自韓戰結束後,李承晚在獨立運動後就開始了其軍事獨裁統治,並被揭發曾處決多名左翼政治犯。其後經歷朴槿惠之父朴正熙的18年獨裁統治,韓國一直未見民主。直至80年代,韓國的民主意識才開始萌芽,並展開長達多年的民主運動。 正當香港的80年代是輝煌時代,在韓國正如今日的香港,高牆持續欺壓抗爭的雞蛋,把韓國人迫至水深火熱之中。民主意識抬頭的契機,就是1979年朴正熙遭到暗殺,令不少左翼份子開始策劃爭取民主化的社運。豈料,軍人出身的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戒嚴令使不少示威者被剝奪發動社運的機會。其後全斗煥更成為總統,把獨裁統治發揮到極致。 民主化運動沒有因全斗煥的政變而熄滅,反倒遍地開花,於1980年發生了光州民主化運動,一場抗爭演變成流血衝突,全斗煥下令軍隊盡一切武力鎮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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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香港人,來報答寃獄中的人(文﹕何柃)

早年在外國唸書,發覺與當地學生討論和頃談,反而比較「夾咀形」,大家探討之下,原來(舊日)香港的教育香港,正如葉一知先生早前的評論所指,有良好的邏輯理性訓練和實習,慢慢走上一條「思想去中國化」的路,所以會和着重合理和批判性的西方價值觀相近。話雖如此,年少的我也是一件大中華膠,喜歡跟說華語的學生交朋友。當時亦認識了幾個北京公費留學的京官,但和他們聊天,只感到言不由衷,對同一個詞彙的各自演譯,叫人洩氣,也搞不清他們是因為打慣官腔,還是千百年來的文字獄的陰影下,說話也要留賴皮的餘地。及後算是混熟了一點,話題也較深入。我向他們表達,香港人是無法接受貪污濫權的勾當,他們則很認真的否定:「你那麼幼稚,難怪真要多讀點書。」 從那一刻開始,我已明白,即使如何大中華膠,我們都只是在港的華人,而非「中國人」。因為,我們有批判的思想,把中國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奴性淡化了。而英國人帶來的法治,亦把中國人權責不分、喜愛拉關係、鬻官賣爵為常態的行政陋習否定。法治的好處,還讓香港人烙守合約精神,知道說話要算數。另方面,完善的法治令香港人脫離了中國文字獄的千年咀咒,不用把話說得扭扭捏捏,方便以捉字蚤形式反口卸責或避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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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法治,最終會否毀在這些法官手裡(文﹕顧秋田)

大學時,修過一門日本政治課。談及日本失落的十年 (The Lost Decade)時,教授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觀點:他說,日本在二戰後經歷大起大落,是因為他們有好的軍官(officer),卻欠缺好的將領(general)。他們懂得how to do something,卻不知道what to do。是以在美國主導的冷戰時期,日本人憑其優秀的執行力創造了舉世無雙的經濟奇跡,但到自己當家作主後,卻反而迷失方向,一去就是二十餘年。 看看今天的法官,才知道這個問題並非日本獨有。泰美斯眼前的布條原是象徵不偏不倚,來到香港,卻變成對法律的盲目服從。看不見天秤嚴重傾斜,手中寶劍卻依舊鋒銳,在政權牽引下手起刀落,殺盡天下仁人義士,還以自己的蒙眛為榮,為自己建立的「秩序」沾沾自喜。 人的信念總是容不下矛盾。「凡事皆有兩面」這些說話,會說的人很多,能夠將之付諸行動的人卻是少之又少。明報社評談及「我即公義」之危險,其實任何「xx即公義」的想法亦都如是。過分信奉某些「原則」,容易令人忘記事情的另一面,忘記了在某些情況,民主可以變成mob rule,忘記了在某些時空,法律也可以造就獨裁。 香港某些法官,大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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