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庭輝:反疫苗可否隸屬公民抗命權利的保障範疇?

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但一宗藝人反預防性流感疫苗的私人對話被泄露的事件,使原本很多不太關心和沒有意識到要關心這個議題的人士也加入了公共討論的行列。筆者對此事固然有初步的立場和想法,但由於從沒在這個議題上作過任何嚴謹的分析,所以無謂人云亦云,自暴其短之餘亦誤導大眾。 不過,類似的醫療倫理爭議不時在世界各地發生,當中更會涉及政府和民間社會對制訂醫療政策的取態(衝突),實屬政治哲學範疇的重要課題之一,十分值得我們退後半步、稍為抽離少許現有的事實背景,重新檢視現有於公共空間作道德決定的準則是否合理。比方說,某地政府基於某種疫症很可能在社區內大規模的爆發的預判,硬性規定為人父母的必須讓其子女接受預防性疫苗注射,否則屬於違法。然而,有些父母甘冒違法的代價也拒絕作出許可,那他們的行動可否算得上是直接型公民抗命(即針對性違反他們心目中不義法律的那種),以及是否隸屬於發動公民抗命權利的保障範疇呢? 這裏牽涉最少數個不同的命題。首先,一般來說,公民抗命僅限於訴諸公共理由的行動。換言之,若父母主要是基於宗教原因違法拒絕子女接受預防性疫苗注射,那他們的行動便必定不屬於直接型公民抗命的類別。然而,那並不一定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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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瑞蘭:多角度與批判性思考

教育局向學校提供多份「學與教資源」,當中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評為「偏頗」。教育局回應稱「編製各科教材時本着公開、專業和認真的原則,會徵詢專業人士意見,亦會邀請前線教師參與,確保內容準確及不偏頗。而且教材多以探究式教學活動設計,載有不同人士的論點及立場,以求啟發學生思考,讓師生討論各種觀點,培養學生客觀評論事物的能力和尊重不同意見的態度」;又認為政府不會亦不可能篩選學生接觸的資訊,最後更強調「相信秉持專業精神的教師不會灌輸單一角度的資訊」。(明報2017年8月29日) 筆者今天就談談「多角度」。 「多角度」(multiple perspectives)是指批判思考者的共通能力,能夠綜合不同來源的資料(Halpern, 2014)。簡單而言,多角度就是不只從一個角度去看事情,而是從不同的角度,以達致一個全面又客觀的決定。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通識教育科的等級描述(Level Descriptor),最高級別的第五級這樣描述考生的典型表現:「貫徹地從不同的角度闡明和分析個人、社會、國家和全球議題間的相互依賴」、「評估不同觀點,並以有力的理據和充分的例子重構其個人的觀點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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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公民行動中,教會去了哪裏?

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因組織公民抗命行動,在伯明翰市被拘禁。在監獄中,他向美國教會發出了一個個問題。為何教會認為社會秩序比公義更重要?為何教會只滿足於表面沒有紛爭的假和平,而不去追求存有公義的真和平?為何教會能代表其他人決定他們能得到平等和自由的時間表?你們說我們的行動即使是和平的,也必然會引發暴力,這合乎邏輯嗎?這不是指摘被打劫的人因他們身上懷有財物,才是引發盜劫罪行發生的原因嗎?在那些宏偉的教堂內,究竟什麼人在那裏敬拜?你們的神是誰?當那些受盡壓迫的人終突破自已的恐懼,敢起來有創意地抗爭時,你們又在哪裏?過去教會曾是改變社會的強大力量,為何教會現在變成了不義的現狀的捍衛者?教會是否因為與政權的關係太過密切而失卻了改革社會的力量?最後馬丁路德金說:「我對教會很失望!」五十年後,在二○一三年四月,那時我剛開始在香港社會推動「和平佔中」運動。一班基督徒邀請我到九龍佑寧堂,出席一個「公民抗命的信仰及教會反思」講座去解說我當時的想法。那天晚上,有三百多人出席,整個教堂迫滿了人,不少人更要坐到講台上面及旁邊的位置。我引述馬丁路德金那篇給美國教會的信函,回應所有對我及「和平佔中」的批評。馬丁路德金當年所受的批評,差不多與我受到的是完全一樣。因此,我只是把他的信函重新解說一次,已能圓滿地回應所有批評。在最後,與馬丁路德金一樣,我向香港教會發出了同樣的問題:「當香港面對此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為何香港教會選擇了沉默?為何香港教會不走出來發聲?」發出這些問題時,我忍不住流下淚來,因我的心在痛,痛心香港教會未能發揮信仰的力量,去為這個我們愛的社會追求和平與公義。那天之後,我到過幾十間堂會,先後向幾千名信徒解說基督信仰與公民抗命的關係。我對他們也是發出了同樣的問題:「當面對自己的良心時,你會如何回應公民抗命的呼喚?」(愛與和平之旅.八十八)[戴耀廷]PNS_WEB_TC/20170902/s00202/text/150428732661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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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樂:他們沒有敵人

執筆這刻,「雙學三子」剛被判即時入獄。親者痛,仇者快。復仇式上訴,懲罰性重判,政府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仲想點?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DQ、東北、雙學三子,統統是頭盤。立法會補選後可以為所欲為的議會才是主菜,重頭戲叫作一地兩檢。甜品呢?別忘記雨傘運動那條排着隊被拘捕的人龍,有排玩。 一次又一次,我們被迫接受現實:香港早沒救了。如果還有的話,是因為有些人,可能包括你和我(最好包括你和我),哪怕損手爛腳,仍堅持在頹垣敗瓦中撈起沙石修補希望。是不是海市蜃樓?天曉得。 多少抗爭都沒能令高牆塌下,但至少令雞蛋變得更堅強。周永康陳情書的一字一句,讀得人心痛,卻又深深感動。抗爭者的大愛,早已超越對錯批判。 最宏大的胸襟,不關注自身遭遇,卻憐憫敵人的仇恨。最溫柔的本性,會接納自己以及同路人的傷心,明白傷心會為公義領航。最遠大的視野,是洞悉每個人在不由自主的時代下,如何拿捏命運自主。「穩住內心,我們就可以穩住世界。」這是一個生日前夕、因為爭取公義而人生首次坐牢的廿來歲男生的感悟。 走筆至此,想起一件事。當年六四後王丹被捕入獄,九十年代末被釋放,出席記者會。當時大眾都擔心,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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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佔中被捕者審訊之始

敬愛的Benny, Dr Chan, 朱牧: 因工作關係,我上星期四沒有到東區法院聲援你們,但心裡總是牽掛著你們與一眾被告人士。我知道,你們擁有精英的團隊為你們提供法律支援,我更知道,你們內心強大,才能無畏無懼。打從運動之初,你們早就強調佔中重點是透過自我犧性去暴露現存政治制度的不公義,並籍此表達對這城市前路的關愛。面對隨之而來的司法判決,你們根本不害怕承擔罪責,這些承擔也從不影響你們推動民主的決心。 話雖如此,大家心裡難免憂心,心情複雜;為你們坦然無畏懼而驕傲的同時,也對特區政府徹底失望。當被捕慢慢地變成社會運動的常態,當控罪漸漸地成為抗爭者的成本,政府也只管用打壓、清算等手段去逐步褫奪公民權利,卻從不去反思施政的霸權。正如John Rawls 在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曾說過,「公民不服從」如果引起社會動蕩,其責任不在「不服從」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的人。 正當律政司落案起訴你們之際、台北地院行政庭審理佔領立法院案時年因台灣立法院審查服貿條例爭議引爆「318太陽花學運」,首引「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判案中被起訴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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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運動自首者和被捕人士 難獲行政特赦

對公民抗命理念有認識的人均會知道,傳統的公民抗命要求參與者要自願接受被捕和法律的制裁以突顯對法治的尊重。若公民抗命者在被捕的過程中遭受苛待,或遭受過分嚴厲的法律制裁後,他們的遭遇或可引起廣泛的道德感召,令其他人前仆後繼地加入公民抗命的行列。所以,「和平佔中」在設計佔領運動時,亦多番強調參與者要自願接受被捕和法律的制裁的重要性。不過,在實踐時,不但佔領運動的地點與預先計劃的不一樣,而且運動的領導層也由「和平佔中」三位發起人漸漸變為由學運領袖擔當。另外,佔領運動由原先計劃的參與者大規模地自首或自願地接受被捕,變成了三位「和平佔中」三位發起人和少量「和平佔中」支持者選擇去自首,以及僅有247名人士(主要是學運領袖、泛民議員和支持佔領運動的社運人士,當中有少量是普通市民)在警方於金鐘清場當天自願留下來接受被捕。但儘管如此,佔領運動的結束,亦引起不少人關注自首者和被捕人士會有怎樣的法律下場。時至今日,大部分自首者和被捕人士的法律下場仍未維持在未知之數。適逢在台灣在政權正式更迭後,由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於2016年5月23日正式宣佈,新上任的行政院長林全發出了批文,撤銷對126名太陽花學運被告的法律起訴,其理由是「太陽花學運是是政治事件、並非單純法律事件,應該多一點和諧少一點衝突的原則下,盡量從寬處理」(註一)。這單消息在支持佔領運動人士的社交媒體廣泛地轉載,有不少人更表態認為香港政府應效法台灣新政府的處理手法,放自首者和自願被捕人士一馬。筆者在佔領運動正式爆發前約兩個月前已在《明報》撰文指,負責起訴的官方機構可考慮到公民抗命的道德正當性而酌情考慮「選擇撤銷檢控或不提證供起訴」(註二)。在正式爆發佔領運動時,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向《明報》投稿,較筆者更詳盡地解釋為何公民抗命者沒有損害法治和值得面對較輕的法律懲罰(註三)。由此可見,根據學理,在文明的司法制度下,嚴懲公民抗命者是不恰當的(除非司法機構能以明確的證據去證明被起訴人士的行為超越了公民抗命的界線)。然而,按現時的形勢來看,佔領運動的大部分自首者和被捕人士,並不易如太陽花學運參與者般,得到負責起訴機構的酌情處理。要知道,在政治層面,有不少時候應然性與實然性的事態發展是差天共地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警務署署長盧偉聰也不是由民選政府任命的,他們須向市民問責的壓力亦相對較低。而以梁振英為首的港府並無意放過自首者和被捕人士,加上中共一直希望香港的行政和司法互相配合以打撃政治異見者,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近日訪港也在言談間「提點」香港司法界該如何行事,如港府視張德江的話語為無上命令的話,筆者難以看到任何自首者和被捕人士會獲寬待的蛛絲馬跡。當然,亦有部分人士會質疑台灣新任行政院長林全發只是做了一個受歡迎的政治決定,但這個決定在法律層面來說並不一定是最佳的,所以香港負責作起訴的機構並不應效法台灣的做法。在佔領運動自首者和被捕人士勢被起訴的情況下,但願香港的司法制度能力保獨立,不受任何的政治勢力干預,以確保被起訴者得到公平的審訊。至終審訊的結果如何,被起訴者也得接受(即使真正的審訊未必完全公正),藉此挽救佔領運動的道德感召力,亦好讓他人沒有藉口歸咎他們言行不一。註釋:註一:蘋果即時:〈【有片】行政院:太陽花運動是政治事件 對126名被告撤告〉,(《蘋果即時》,2016年05月23日),2016年05月23日擷取自網頁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60523/868261/註二:楊庭輝:〈警隊可如何處理非暴力抗爭〉,(《明報》,2014年08月01日),頁A40註三:陳祖為:〈應該如何看待公民抗命者?〉,(《明報》,2014年09月29日),頁A39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 公民抗命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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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Still Remember

Don McLean一九七一年震動樂壇American Pie手稿在紐約拍賣行以一百二十萬美元拍出,成為這個星期歐美傳媒的主流新聞焦點。想說的不是一百二十萬美元這個價,拍賣前的估計是可能推到一百五十萬美元;而是十六頁原子筆和鉛筆寫的手稿喚起除了如何解讀這首原作逾八分鐘的歌詞討論,到底Don McLean儼如達文西密碼的一字一句背後想說什麼,更多的是為什麼一首歌曲就能喚起人們的醒覺。或者說,問題應該是這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星期六天色灰暗,American Pie在耳際迴響,那年頭的美國應該很像今天的香港天氣,只一句灰濛了得。American Pie面世前一年,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學反戰學生在國民警衛軍十三秒六十七發子彈齊射後四死九傷,美國大批子弟兵在中南半島膠着無法動彈,反戰運動因為學生領袖大批被捕漸見凋零,尼克遜尋求連任四年的聲音響起,於自由派歌者如Don McLean而言,這都是「bad news on the doorstep」,美國正在步向更加陰沉的角落,龐大的黑影在人民背後揮之不去。然而民間未見氣餒,反戰運動以各種形式留在社會,演變成平權環保反核三大議題。當尼克遜開始為另一個四年任期招兵買馬,把「空軍一號」專機改名「七六精神」,喻示一九七六年立國二百周年就在他任內的時候,社會再一次抖動,這次是人們從示威廣場轉進議會,拳拳赤子心,決心帶來改變。American Pie隱喻極多,從歌者Buddy Holly空難逝去到暗批滾石樂隊,不一而足,英國廣播公司在播報手稿拍賣消息時,撥出大量篇幅再次向觀眾解說這首歌詞意涵。閱讀這一首歌,如果單純從研究美國大眾文化來說是一篇好的延伸讀物,譬如Chevy是指通用汽車公司旗下的雪佛蘭汽車(Chevrolet),香港車迷也許聽過但香港街頭恐怕罕見。Pickup Truck則是在美國中西部及西部盛行的小貨車,特點是車斗沒有上蓋,當然也有人會買一個膠板蓋着,但那就失去原有的粗獷興味了。前幾年香港演員劉德華也有一部,當時傳媒說這是「農夫車」,這說法不能說是錯,但德州或加州的車主往往把這車當轎車用。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後,Pickup更為暢銷,日本車廠乘勢而上,以前車斗上大大的GMC(通用汽車)字樣變成TOYOTA(豐田),後來更變成YO,這些都可以寫進美國汽車史。六十與七十年代橋樑雖說American Pie生於七十年代初,但它的真正主題是六十年代,而六十年代是美國社會學家到今天仍然孜孜不倦研究的課題。這十年間的社會及政治變化影響美國至今,也在相當程度上衝擊西方世界的年輕族群。七十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延續與轉化始於六十年代的反戰鬥爭,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研究六十年代學運專家的吉特林(Todd Gitlin)一九七八年付梓巨著The Sixties: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六十年代:希望的年頭,憤懣的日子)書名已然勾勒這十年的美國心情,是酸甜交集的時代,既有保守主義臨門迫力,也有對未來翻天覆地期許。如果把包括American Pie在內的美國社運音樂與美國社會歷史配搭,或會對American Pie的內容有另一重析義理解——它是一條大橋,上承Pete Seeger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與Bob Dylan Blowing In The Wind的質問,下接John Denver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的毅然起動。說美國社運歌曲,必須提到西格(Pete Seeger),去年逝世的西格可謂現代美國社會民歌第一人,哈佛大學念到二年級輟學,一輩子都與社運結連。當六十年代美國學生走上街頭反越戰爭民權,西格比他們早做了二十年,五十年代他已是極具代表性的左翼歌者,他支持勞工運動,也是民權運動先驅。美國右翼分子眼中,西格的歌聲極具煽動,有一種說法指他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原因是他曾有一段時間住在紐約曼哈頓格林威治區,而這裏附近曾是美國共產黨所在。一九五五年,西格被傳召到國會非美委員會作證,這個委員會臭名昭著,它是迫害所有被認為親中共或蘇聯的美國公民的國會委員會。委員會的會議上,有人堅拒不透露當年「讀書會」成員,從而無法找到工作,鬱鬱而終;也有人把昔日同志名單提供給委員會,如著名導演依力卡山(Elia Kazan)。西格作證之日,他讀出一段聲明,表示絕不透露同伴、信念、投票取向,尤其是在如斯壓迫之下(especially under such compulsion as this)。這裏再說幾句,依力卡山出賣同志之後為荷李活所不齒,一九九九年奧斯卡向他頒發終身成就獎,泰半人沒有站立,有人雙手交疊胸前,以示不滿。[caption id="attachment_47996"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一九六三年Newport Folk Festival中,Peter, Paul and Mary(左起), Joan Baez, Bob Dylan, the Freedom Singers, Pete Seeger and Theodore Bikel 合唱We Shall Overcome。(網上圖片)[/caption]西格以歌言志改變社會西格在美國極右翼掌權年代堅持以歌言志,為人正直,不向權勢讓步。聯邦調查局長年對他跟蹤監視,企圖抓他的錯處,藉道德人格的犯錯抹黑其政治人格。可是西格令聯邦調查局失望了,終生抱着一個五弦琴四出參加集會,儘管他唱的都是美國當權者、右翼分子和資本家最深痛惡絕的歌曲,像是共產主義者的《國際歌》,歌頌古巴民族英雄的Guantanamera,《倘我有一個鎯頭》(If I Had a Hammer)。在風雨如晦的陰暗不明日子,西格以歌聲唱出社會的不滿,他的音樂生涯因此幾番起落,樂隊被迫解散,可他從不放棄,堅持到麥卡錫主義落幕,迎來了大變的六十年代。那是美國執政當局從未料想過的情勢,幾十萬示威者都在唱西格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無不心弦震動。歌曲靈感來自蘇聯小說《靜靜的頓河》,歌詞以答問形式指出戰爭的不仁,從花朵、女孩一個接一個離開,點出丈夫、軍人的永遠不回來,被《新政治家》雜誌列為美國二十大政治歌曲之一。個人經歷成為西格足以向後來者示以的範例,六十年代美國軍警大棒子揮舞,社運歌曲引吭不絕,西格的作用非比尋常。西格去世後,Don McLean在自己的網頁說,他六七十年代與西格合作頻繁,西格的無私鼓勵對他的人生意義非常巨大(meant a great deal to me),並指出他從西格受教的三點,包括如何在成名後不離棄對音樂的熱愛,以及倘若要批評政府,就必須立心為正,連朝地上吐口水都不要做。Don McLean歌曲帶着對歷史及人物的咏嘆,其實多少帶有西格的影子:什麼才是音樂、什麼才是值得珍惜的人與事。當American Pie閃耀美國之後,接着是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那是社運健將出獄之後走進政治社會的第一炮,也是社運歌者實踐目標的一年。政治冷感下的「七二年班」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是共和黨在任總統尼克遜對民主黨參議員麥高文。一個是大右派保守主義者,一個是左派自由主義者;一個背後是巨閥財團,一個背後是像那時剛從耶魯法學院畢業為他跑腿的克林頓這些青年。一九七二年夏天,炎熱沉悶,政治鬱結,歌者約翰丹華(John Denver)此前幾年前寫下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成為熱門歌曲。有一天,他在節目訪問社運歌者伊利奧特(Cass Elliot)「你最近去了哪裏?」伊利奧特說,她跑了幾個月大學,發現學生對政治及社會頗為冷感,這大抵是社會冷卻後的後遺症。她對學生說,要改變社會就得註冊當選民,這才有機會改變社會改變國家。今天看來,這些話陳腔濫調,因為舉凡政治運動結束之後,總有人出來大聲疾呼要登記當選民,投票把你不滿意的政客轟出局,但在社運氣若游絲的一九七二年美國,放下犬儒的確不是一樁易事。那天晚上,約翰丹華與伊利奧特合唱Leaving On A Jet Plane,「All my bag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一個重新上路的影象深入民心。美國社運逐漸從埋首沙堆破土而出,儘管麥高文最終慘敗,但這個為黑人和窮人打拼終生的參議員,以個人之力獨抗保守巨頭,道德勇氣燃亮了一整代美國人民。美國政治有所謂「七二年班」(Class of 72),便是指在這年總統大選當中決意投身社會及政治改革的年輕一代。這批人風華正茂,學習成績優異,更重要的是他們經歷了社運由盛而衰的萬水千山,個人成長及經歷趨於成熟。這些人除了克林頓和希拉里,還有大批其後晉身地方議會成員及國會議員的一群。若干年後的一九九八年,荷李活賣座電影《絕世天劫》(Armageddon)眾人出發狙擊巨型隕石前哼起Leaving On A Jet Plane,五六十歲的觀影客在電影院憶古思今,應當會心微笑。Don McLean的人民不會忘記這些芸芸歌者中,從昔日站在反戰第一線的Bob Dylan到Joan Baez,從詩人歌者Don McLean到隱伏二線的預備隊Simon & Garfunkel,都相信以歌言志改變社會;準確而言,這些人都是站在Pete Seeger的肩膀之上。這個一生以歌曲推動社會改革的樂觀主義者,相信音樂的力量,更相信群眾的力量。Pete Seeger無比的生命力體現在音樂及五弦琴之上,這是Bob Dylan、Joan Baez和Don McLean失去良師的悲痛所在;到了American Pie手稿拍賣,新聞當中,一度塵封的榮光再度顯現,正如Don McLean的歌詞那樣,I can still remember,人民不會忘記。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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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諾恆:一班不逃避自己的 「人性」 的人

?周永康status有講、而如果不是標題黨而有去真係自己用心留意下,都應該get到 >>>「俾一啲期望升級為主嘅人見到,呢種行動未如理想」,從來不是1130行動升級的目標,而是學聯從行動失敗當中汲取到的事後教訓及分析。 訪問言談間令公眾誤以為學聯預先希望升級失敗如果佢咁講唔啱,點先啱?話 「嗯,其實就算盡力試過升級而唔work,但係呢個運動既呢個moment,再繼續不斷升級其實都係work既!大家快d再搞升級!」咁就啱?而我心痛的是,為何還有咁多人覺得學聯欠左佢地。我覺得,是太多人欠了學聯才對吧。當泛民唔知無心定無力、三子一拖再拖、雙黃一陳只懂抽水的時候,是誰屌那媽頂硬上?我所知道的這班,纔廿歲出頭的同學仔,的確不是那種天縱奇才式救世主,也不是英明神武的強人,當然更不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最起碼,未是)我見著他們有怕、有懶、有亂的時候。但一次又一次當他們會怕、會亂、會迷茫,而大把比他們有所謂經驗的人也一樣 (if not更加) 怕、亂、迷茫的時候,他們卻又總是會想,「時代需要我們做甚麼?」,然後就 「死就死啦,我地應該要做 / 應該要我地做,就做啦」 ,然後,就上了。有些人,天不怕地不怕,固然是值得欣賞的勇者;但更觸動我的,卻是那些能夠與那個 「想要放棄退縮的自己」 搏鬥到最後一刻的身影。?他們的判斷和決定、以至政治路線,我不見得全部認同。但將心比己,又有幾多人敢講自己勁得過他們?又有幾多人敢講,自己企去他們的位置上,會頂得到那種瘋狂的壓力?本老衲我,自問唔得。而現在的政治局勢,矛盾之烈,轉變之快,就邊個敢講,如果交由自己判斷就會啱?(除了永遠後設當預言的陳雲老師) 根本香港的大家都未參與過、未經歷過甚至未想像過一個咁既運動。71大規模公民抗命、罷課大集會、926衝公民廣場,有邊個事先計到?有邊個敢話會掂?大把人覺得唔撚掂。包括我。而他們就是做了,而且打開了這麼大片空間出來。我爭D想quote Winston Churchill向飛行員致敬的演說:”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 整個年代,都欠他們太多太多。咁行動升級,錯了嗎?我唔知。從結果論,那無論如何,談不上得到任何戰果,談不上是一個好結局,而且損折極重。但當時的氣氛,他們有無得唔咁樣做?不是學聯想這樣升級,更不是他們想展示 行動升級一定失敗。而是,根本,在 「好多參與者要求行動升級 」的判斷之下,不得不做的一次升級嘗試。而,當時又有甚麼組織,有能力及意志去負責起呢個滿足群眾要求的責任?泛民定三子定雙黃一陳?定係所謂的無大會但又唔見有廣泛自我組織的群眾?我唔明,點解那些事前大大聲說要升級的人事後可以指著學聯 / 雙學來屌;我明但始終覺得心痛,因為在運的角色不同,其他人也沒辦法去分擔種種指責以至謾罵。為何又是這班同學仔去受哂呢?大佬,廿一二歲仔 / 女,大把呢個年齡既人點樣照顧自己都未撚識,他們卻揹起了一個動不動影響著幾成千上萬人的運動。而幾多人返工做個小小掃把或manager已經壓力爆煲。的而且確,以當時群眾氣勢正走下坡的情況下,這次升級,只要失敗,短期內就沒有甚麼發動更強之總攻的可能。(個人認為其實進攻頂點在929早上之後就過去了) 所以這次嘗試得出的結果,是應該被視為一個極重要的指標,到底之後是要把行動再不斷升級,還是尋求其他轉化。「呢鋪再輸就證明我地要轉過個玩法」,同 「呢鋪一定要輸,才證明我地唔適合呢個玩法」,不是好明顯的兩回事乎?當然學聯人,正如其他任何人,是會有、而且應該有自己的取向和判斷的,肯定是有人本身是不認同個運動應該以不斷升級、不斷加強 「行動對抗性」的方式會可以走下去。但他們就是選擇去同大家再試一次,睇下得唔得。我唔明,咁仲想佢地點?在那個脈絡之下,根本就是被挾到唔試唔得吧。如果講的是行動計劃、操作問題,咁他們既然選擇去承擔起試埋這一鋪的責任,他們最多能做的就是儘量去設計一個似乎能夠滿足大家的方案,然後儘量去操作到最好吧。呢個世界,我唔知點樣可以包生仔。尤其以一個其實得十幾友、年齡/年資又淺的學生團體去做core。我諗唔到,仲可以做到點。無論如何,就算他們可能有人根本不想去進行一個咁既行動,他們就是和大家一起試左了。咁多人話要升下話,咁咪盡力試多次囉,仲想點?有些人說,周同學過在太坦白。呢種講法,sorry,我真係覺得極恐怖。當然,如果我說,「唔通佢地講大話先叫好先叫啱?」是推得太極端了。但對於內外矛盾都越來越激烈、越來越撕裂的情況下,我實在覺得,我們所能選擇的,只有越來越坦誠,越來越不打官腔,而且要越來越旗幟鮮明,這樣纔能令還肯聽你說話的人們,相信你、信任你,並真正的了解你這條路線的concern是甚麼、追求的價值是甚麼。這個世代,不要再咁多因誤會而結合了。曾和一位學聯人吃飯,佢問我 「你同咩人相處最舒服?」當時我好似唔記得點解無答到。其實我想講的是,就是那些坦誠、humble的人。我心中坦誠和坦白是有一點分別。坦白主要是對人,坦誠則是面對自己,會去嘗試真正地理解自己。而我覺得呢班同學仔,係一班好坦誠、不逃避自己的 「人性」 的人。原文為作者臉書貼文,標題為編輯所擬。 公民抗命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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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成全

赫然在facebook看到保松,坐在學生旁,然後被捕。一時消化不來,他為何選擇以這種方式面對艱險現實?印象中,他是思辨政治的哲人,而不是把身體拋進洪爐的鬥士。說來巧合,半月之前,心血來潮,想起去世十多年的陳特老師,在辦公室找保松送我的《相遇》,因為書裏有陳老師與保松的對話錄。讀後再找陳特文集兩冊細讀一遍,深受感動。讀書與做人不可分。讀的寫的所相信的,你不在現實中實踐出來,那知識只是概念;陳老師的學問經過生命的洗練,在日常生活的價值抉擇中成全自己的尊嚴與性格。文集上冊題名《猶見哲人身影》。而這一類知行合一的哲人已罕見於今天的大學,身影似乎消失於教育產業的業績報告之中。保松在〈夜闌風靜人歸時〉憶述,他由商管系轉讀哲學系,陳老師扮演重要的啟蒙角色,末段有感而發﹕「中大草木依然,山水依然,只是陳生的笑聲,陳生的話語,陳生黃昏下一個人散步的身影,卻於一夕之間,遠於千里之外,怎不教人懷念。」保松被捕後在警署折騰多時終於平安回家,我才漸漸把他倆的師生緣串連起來,而且漸漸理解保松走到火線前沿的過程。這麼多年,談正義、說道德、辯政治,言行身教,與學生細讀原典,而走進「雨傘運動」的,不少是他的學生。今天學術專業化,把學問說清楚,是學者的基本責任。說說就好了,行出來似乎就「不中立」。押注於政見的一邊並付諸實行,對今天的學者而言是艱難的抉擇。陳特老師說,不應逃避價值的抉擇,反要認真擇善固執才能成全人格。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錯誤理解保松。我相信,保松站在他的學生身旁,是勇敢實踐自己信念的道德抉擇。從他堅定的神情,我又看到承先啓後的哲人身影。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公民抗命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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