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晚宴的思考

5月12日公民黨十一周年籌款晚宴,座上客吳志森兄事後與我分析他的觀察,值得分享。 吳兄主要提出兩點:一、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晚宴逗留一個多小時,與公民黨看似無隔膜,民主派支持者會感到疑惑,因為林鄭當選前,民主派包括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聯署一份聲明,結論是「林鄭月娥若當政……非但開啟不了與民主派的溝通大門,亦無助實踐真普選的共同目標」。現在溝通之門大開了?「破冰」了?二、林鄭當選後一個多月以來若干行徑似乎有意與現任特首梁振英切割,民主派因此應該拉近與林鄭的距離,協助她抵抗梁振英和西環的牽制? 民主派三月二十一日的聯署,列出多個理由不支持林鄭當特首,嚴正聲明「民主派與林鄭月娥沒有互信基礎」,這個判斷無變;爭取普選建立向人民問責的政府以長久保住法治、自由的初衷亦無變。公民黨晚宴是一個社交活動,毋須提升為「破冰」、「合作」甚至「建立互信」的指標。不過,當盛傳梁振英禁止所有問責官員出席公民黨晚宴之時,林鄭選擇赴會,顯然是要表現她有別於梁振英及西環的鬥爭為綱、撕裂香港以自保的路線。 吳兄是資深時事評論員,定當明白政治操作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各取所需。 林鄭去年宣布參選特首時說過,她會延續梁振英政府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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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派不應對修補裂痕心存盼望

面對林鄭月娥「修補社會撕裂」的口號,各個民主黨派不應該對此心存盼望,也不存在我們對來屆政府有疑中留情的空間。或許「修補撕裂」的確正中社會廣泛市民的想望,但面對政治局勢,我們並沒有配合一己的主觀意願而忽視林鄭月娥將會延續有害民生和民主前途的現實。 「修補撕裂」是一個正面的口號,講求同舟共濟、重新團結。梁振英玩弄權鬥,實行專橫管治,固之然是造成撕裂的重要原因,但這只是加劇撕裂的催化劑;真正造成撕裂的核心力量,是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的強硬手腕和意志,令香港種種溫和對話的聲音都走向死胡同。並非溫和理性、解決問題的方法出了問題,而是北京根本不希望認真處理香港的社會問題。 北京政府在國內面臨的統治壓力與日俱增,經濟增長放緩,過往依靠經濟巨大增長以轉移國內社會問題的方法,已經難以延續。坐立不安的中國在對外方針愈來愈與「韜光養晦」背道而馳,不論政治抑或經濟上日益進取、步步進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同時是中國統治下的屬地,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無可避免會日漸被中共掌控,「紅色資本」湧入,由日常生活、物資採購到巨額基建,愈益讓利中國企業,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版圖。而歷史告訴我們,由戰前華資大班的崛起、戰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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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內不滿楊岳橋與張超雄結盟

公民黨5區直選均派人出戰,在滾動民調中支持度相對穩定,顯示各區候選人都能入局。不過,多名公民黨成員直言,擔心選民認為該黨夠票,最終出現高開低收,至今並無考慮與其他民主派結盟合作,更直斥出戰新界東的楊岳橋與工黨張超雄合作一事,執委會上並無討論,批評楊做法影響其他泛民,以至其他公民黨候選人。3間傳媒委託港大民研做的滾動民調,由8月初起每日公布結果,公民黨5區參選人的支持度相對較高及穩定,8月初便有風聲放出,指楊岳橋與張超雄將組策略性選舉聯盟,以增加二人一同取勝的機會,因張是公民黨前成員,理念相近,在部分民生議題上可共同推動,而結盟更大原因,是因楊岳橋支持度在新界東最高,拋離其他對手;張超雄則有墮馬危機,希望兩人合作,能保住張超雄之餘,亦爭取泛民於新東取得6席云云。雖然楊張結盟似乎很合理,但多名公民黨成員均對筆者表示,黨內對楊岳橋對外稱與張超雄結盟的做法頗為不滿,皆因此事從沒有在公民黨執委會中討論遑論通過。消息人士透露,曾在黨內聽聞楊岳橋醞釀此策略時,黨內成員亦有保留,甚至警告有關做法的負面影響,但楊仍一意孤行。據悉,亦有黨領導層曾提出,即使要與其他泛民結盟或合作,亦應留待投票前夕的關鍵時刻,豈料楊一方早於8月初便對外放風,而黨內事前並不知情。有公民黨中人稱,楊岳橋2月參與新界東補選時,整個民主派全力為楊助選,補選對楊今次要競逐連任肯定有優勢,但楊在泛民中選擇與張超雄結盟,根本說不過去,對其他泛民不公;若說兩人理念相近,更不是理由,「如果舊黨友就結盟,九龍東譚文豪是否也要與譚香文結盟?如果說政策,民主黨同樣爭取雙普選,為何不合作?民建聯亦有民生議題與公民黨一樣,又可以合作?」其他選區公民黨候選人,目前未有計劃與其他泛民合作,有候選人說,即使支持度目前較高,但結果亦非穩定,而公民黨過去在選舉中,「高開低收」情况頗為嚴重,近日更有支持者問及公民黨是否夠票,可以投予其他民主派,故即使現時公民黨支持度高,亦有一定危機。近日民調亦顯示,公民黨多區候選人的支持度有下滑趨勢,以新界東為例,昨日公布的數據,楊岳橋支持度為15%,較民調剛開始的25%大跌10個百分點;張超雄的支持度徘徊在5%至6%,民主黨林卓廷、人民力量陳志全則未能入局。有分析指相信是因為選民開始自行配票,甚至認為支持者評估公民黨夠票而轉投其他泛民候選人。公民黨主席余若薇近日便在facebook貼出「首選公民黨」圖片,並印出該黨候選人的名字及編號等,其後又在fb指出,梁家傑過去兩次選舉的民調與最終得票比較,都看到民調是高估了該黨得票8至10個百分點。有泛民中人就指出,今年初新東補選他們力撐楊岳橋,早預料會谷高楊的人氣,但道義上當時不能不撐民主派;如今楊去幫張超雄而不回饋其他泛民候選人,楊有他的自由,但指范國威曾在選舉論壇開口,稱楊已夠票,不用再去催票以免影響其他泛民候選人。民主黨4名參選新人昨就大賣廣告告急。林卓廷就形容選情嚴峻,按民調評估自己在落選邊緣,踏入選舉最後路段,他會調動剩餘的選舉資源,在新東的東鐵、馬鐵及將軍澳線賣廣告,並聘用更多人增加街站,而黨內一些元老將會跨區替他拉票。他指難去理會公民黨與其他人結盟拉票的事,此刻只能做好選舉工作,突出自己強項。(新界東其他候選名單包括方國珊、廖添誠、陳云根、梁國雄、麥嘉晋、鄭家富、葛珮帆、侯志強、李梓敬、鄧家彪、范國威、陳玉娥、黃琛喻、李偲嫣、梁頌恆、梁金成、容海恩、陳克勤。九龍東其他候選名單包括黃國健、胡穗珊、高達斌、謝偉俊、柯創盛、呂永基、胡志偉、黃洋達、陳澤滔、譚得志。)網誌﹕http://specials.mingpao.com/LSZ.htm原文載於《明報》聞風筆動版(2016年8月19日) 立法會選舉 泛民 公民黨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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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民黨商榷「狼英去留,九月公投」

最近,多個政黨都相繼表明有意派人參選九月立法會選舉。「公投」成為本屆立法會選舉中的一個重要議題。當中公民黨更以「狼英去留,九月公投」作為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口號。不過,「狼英」的去留,真的能透過9月立法會選舉決定嗎?首先,公民投票是一種直接民主的體現。台灣學者許宗力指出公民投票是對一個法律議案或政策議題,而非人物,透過直接投票的方式,作出複決。 公民黨提出的「狼英去留,九月公投」中,針對的是梁特首一人,而非針對一個法律議案或政策議題。既然如此,又怎能稱得上是一次公投呢?參考一些西方國家過往的公投,其中最近發生的一次為新西蘭國旗公投。這次公投分為兩輪。第一輪以排序複選制,從五個新國旗設計中,選民可以於選票中作出,按其起好,作出順序。勝出的設計則進入第二輪投票,與原來的國旗作出公投,在兩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最終,大多數選民選擇沿用現有國旗。魁北克亦於1995年舉行一次重大公投,議題大概是魁北克應否從加拿大中獨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選民可從「贊成」和「反對」兩個選項中,選出一個。再參考2014年瑞士舉行的四次公投,當中包含多個議題,選民需要在每個議題中,投下「贊成」票或「反對」票。參考以上例子,公投的結果或勝方,只有一個。公民黨的「狼英去留,九月公投」,當中「狼英」應該是指「梁特首」,而「九月公投」大概是指以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作為公民投票。如無意外,公民黨的意思應該是「以九月立法會選舉,作為一次公投,去決定梁振英能否連任特首。」但是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是以比例代表制,在五區中選出多於一個議席。即是選民在選票上,從眾多選項中,選出一個支持的候選人作選項。不過,當選人則多於一個。由於九月立法會選舉中,每區的勝方都多於一個。若根據公投的定義及歷來眾多西方國家所舉行的公投,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並不能當作公投看待。香港的特首選舉與立法會選舉是兩個不同的選舉。時間上,前者下一次選舉於2017年舉行,後者則於本年九月舉行。在選民基礎上,前者只有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作為基礎,後者則由則由全港廣大市民所選出。兩次選舉基本上沒有直接的關係。相信這一點公民黨、香港政府和全港市民都清楚。公民黨若認為只要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只要泛民主派陣營在直選議席中超過半數,便可以威脅到梁特首連任的連任機會,未免太過樂觀。主權移交之後,泛民主派在多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組別亦佔大多數,卻未有一位特首因此而被拉下馬。或有人會指出,過往有董建華「腳痛」下台的先例,但這與當時他所造成的一系列爭議及北京的取態有較大關係,跟立法會選舉無關。更何況,梁特首自2012年上任之來,經歷港視發牌風波、國民教育事件、雨傘革命和魚蛋革命,都未有因此而下台。單單憑泛民主派直選議席的數目,根本不可能對其連任與否作出很大的影響。再者,由於功能組別議席主要由建制派佔據,加上一定數量的建制派直選議員,總議員人數中,建制派仍為大多數,得以控制每一個議案之投票結果。即使來屆立法會選舉中,整個反政府的陣營能取得過半數的直選議席,議員提出的議案亦可因分組點票而被否決。在此情況下,除非香港政府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及願景,否則,即使泛民主派直選議席再多,根本對本港的政制改革及發展沒有太大幫助。泛民主派為香港爭取民主多年,卻未見香港政制有太多改變,甚至社會問題愈來愈多,本港生活質素每況愈下。打著「狼英去留,九月公投」的旗號,未免是太過天真且有誤導選民之嫌。再者,在現時香港的情況下,只以「梁振英下台」為目標,對香港政制並不能帶來出路。Reference: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4414/5/61002105.pdf文:Riley Chan 立法會 立法會選舉 公民黨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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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冷感問系列:梁家傑的成長

在近年興起的新政黨中,公民黨是個富有爭議性的傳奇。由2003年「四十五條關注組」起家,2006年組黨,年底參加特首選舉,迎合香港社會對專業人士的好感,民意一路狂飈。2010年,一場五區公投,公民黨和本地著名造反派成為同路人,讓熱愛和平的香港人直皺眉頭。下一年,由公民黨律師受理的兩單司法覆核官司(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直接挑戰香港人的價值底線。這支年輕的政黨領教到民意的另一面,在選舉中遭遇創黨以來最慘重的滑鐵盧。至今,公民黨在政府眼中難以合作,在大陸眼中無法溝通,在民眾眼中癡人說夢——短短五年到達這步田地,發生什麼事?梁家傑經歷了這戲劇性轉變的整個過程。看起來似乎愈來愈激進的他,原來是愈來愈成熟。 「死硬派」之名 問﹕公民黨與中央的關係,怎會惡劣至今天這樣?答﹕近來很多報道說公民黨「死硬派」,不願意溝通,並不確實。當年,我做大律師公會副主席,中國準備加入世貿,香港的律師都想把握這個機會。梁愛詩為我們搭路,由我去接觸司法部、外經貿部,還有北京和上海的律師協會,最高峰時,一年上去八次。記得2005年,喬曉陽來香港,還在台上問﹕「家傑來了沒有?」我的故事就是,一個中央一直認為可以溝通,而且積極找我溝通的人,突然變成一個「死硬派」、抗中亂港、不准選特首的人,吳康民前些天在《明報》罵我「大漢奸、走狗、媚日」,完全是斷章取義,只因為我說梁振英「媚共」。所以你說「溝通」這回事,真是很難。中共要的溝通,是要你放下是非之心,放棄拒絕指鹿為馬的尊嚴,如果你還想獨立思考,自己判斷,在他看來就是不能溝通。如果是這種溝通,我溝了未必通,通了又有什麼用呢?這哪裏是溝通,分明是招降嘛。我曾經是一個中共希望統戰的對象,據我理解,「統戰」就是「團結次要敵人,去打擊主要敵人」,幾時你是主要敵人,或者次要敵人,無所謂,大家互借東風而已。如果我可以憑藉次要敵人的身分,去做一些為香港好的事,只要不用放下是非之心,我何樂而不為?所以說,公民黨一直是擁抱溝通的,願意被「統戰」,但是我們要保留自己的思想,僅此而已。 問:和政府的關係又怎樣?公民黨在政策方面是否不懂行?像高鐵錦上路那個建議,被政府的官嘲笑了很久。答:在政策研究方面,我們確實可以做得再好些。可是我們既沒有那麼多錢,也沒有那麼多人,不及政府擁有資源,掌握資料。若論專業,我想,公民黨在各政黨之中,涵蓋各領域的專家是最多的。政府嫌我們白癡,卻並不和我們擺數據、講道理。高鐵那個議案我有參與,如今發展了六年,我們當年提出的最主要兩個論點,一是不需要將隧道挖到西九,只要挖到錦上路站,用配套的鐵路網絡將人送到錦上路,那不就能節省三百億的隧道工程費用嗎?事實上現在超支的正是這項。我開玩笑說,他賴完地軟賴地硬,都是為了挖那個隧道。我們的第二個論點,是一地兩檢。當時我們從法律和憲制的角度看,認為「一地兩檢」不可行,如果一地兩檢做不到,高鐵能有多高速?當年我們被政府嘲笑的兩個論點,如今都已驗證。現在你看錦上路那個站,特別闊大,完全有潛力作為一個中樞。退一步說,如果當年政府有數據和資料,顯得我們無知,為什麼討論的時候不能說呢?為什麼要硬推那個項目呢?特區政府回歸後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像共產黨一樣,不是找一些有公信力的人去承受批評,也不嘗試說服批評者,如果你能說服一個批評者接受你的部分意見,那麼,這個批評者說一句話,對於公衆的效果是比政府自己說十句話還要好的。但是特區政府並沒有這種氣度和胸襟。現在的情况是,如果要晉身政府的諮詢架構或法定組織,首先要「跪低」,不能有異於政府的思考,即使有,也要關起門解決它。但是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資訊流通、民智較高、公民社會活躍的地方,是不應該這樣的呀。何必羞於在公衆眼前辯論呢? 問:明知道香港人排外,為何還要打外傭居港權案?答:李志喜當時受聘打官司,大律師有個「cab-rank rule」,就像的士車司機一樣,輪到你不可以拒載,行規是不能推案。即使是外傭,也有權就一個法律觀點去法庭釐清。這種涉及公權、司法覆核的案,全港出名的御用大律師或者資深大律師,只有五個左右,李志喜是其一。當時接近區議會選舉,被葉劉鑽了空子,說我們支持外傭居港權。當然我們一開始沒有說清楚,所以才被誤會。港珠澳大橋一案,後來我們才搞清楚,那個阿婆是我們新界西支部一位地區發展者的義工。我們黨的黃鶴銘律師受理這單案件,當然是法援署轉介的。如果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或許就是寧可不要接這單案件吧。(當年民主黨在越南船民一事上,黨內有機制豁免李柱銘和黨的立場不一致,你們為什麼不這麼做?)是嗎?這個還要再研究一下。當年創黨,我們訂立了執政黨的目標,就是因為如果永遠以反對黨的心態來行事,可以很不負責任。不用你做,當然可以什麼都反對。以執政黨的思維行事,就是會思考,換了是自己會怎麼做呢?所以這些年,至少在梁振英之前,我們跟政府的關係不算太差。 公民黨做過的事 問:公民黨的地區工作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答:當然有許多地方需要檢討。不過你說我「離地」,已算客氣。當年,余若薇參加補選,我去街上幫她派單張,報紙說我是「木乃伊」。大律師的生涯其實很單一,許多年就是法庭、寫字樓、法院圖書館、家,四點一線。你叫我站在街上去派單張,而且對方可能不要,甚至吐口水再扔給你,開始真是不習慣。我想,如果你2000年的時候和我說話,我不會像今天這樣。現在我可以和慈雲山、秀茂坪的街坊,在街市門口、在波地、在大快活、在地鐵上攀談,不是像在法庭上作陳詞那樣講話。說個親身經歷。初當選時,我在辦事處有免費法律諮詢,現在已經辦到街上去。有個女人帶着她十歲八歲左右的女兒來做法律諮詢,一坐下就哭,說﹕「梁議員,我老公剛剛因為工地意外死了,我懷疑是醫生醫死他的。」如果是以前,我會建議她保留證據,申請禁制令不准醫院摧毁排班表之類,但那並不能處理她當時的需要。這是一個學習過程,我要想,如果我是這個女人,最需要這位梁議員幫我什麽呢?我應該首先問她:「你有沒有做事?」如果沒有,我要先幫她申請社會福利署的緊急救助金,這才是解決她的燃眉之急。現在我們黨那些年輕的地區工作者,就像我當年一樣,所以我常和他們講我的經歷,如果你想用公權力服務大衆,要設法了解他的需要、他的切膚之痛,這樣才能真正服務他。搞蛇齋餅糭,我們鬥不過人,只能用知識。政黨都在公司註冊處有登記,每年要出核數報告,你看民建聯在公司註冊處的那盤數,去年是過億的,我們那盤數,什麼都算進去,一年也就六七百萬。你怎麼和人鬥?公民黨現在的做法,是幫公民社會充權,所謂「empowerment」。例如最近在麗港城,有發展商想在38座外面起一座牙籤式的酒店,居民反對,因為覺得會影響視野,令附近品流複雜之類。那已經是個比較中產的人群。何謂「助人自助」呢?就是我會跟我們的地區發展者去現場,向居民解釋城規程序,城規會的思路,居民有什麼論點可以切入,在哪個日期前要提出陳情,遞申請。他們不知道這些程序,我們就去告訴他們。他切身的權利受到損害,只要教給他辦法,他就會自己去做。原來麗港城臥虎藏龍,有工程師,又有城規學生,他們很積極的參與維權。 問:從選特首到五區公投,公民黨為什麼好像總在做一些沒用的事?答:我想,從政者應如君子一般,敏於行而訥於言。尤其是政治,要看結果。但何謂「有用」呢?我參選特首,要的結果不是入禮賓府,而是徹底改變香港人對於選特首的想像。現在,還有人能夠接受選特首不用辯論嗎?還有人能接受選特首可以無政綱嗎?我相信,如果沒有2007年那兩場三小時的電視辯論直播,我們的政治生態不會和今天一樣。同樣道理,五區公投表面上看起來只有幾十萬人投票,之後大家去放假,似乎玩完就散。但實際上,它確實為民主運動增添了新血。這些新血促成之後的雨傘運動,而雨傘運動這種夢的追求,是會繼續的。你說理性、溫和——我不知道什麼是「溫和」,好像梁振英定義「拉布」是六個鐘頭審議兩項議案,如果審三項是否就不算「拉布」?政治要講結果,當年毛澤東如果不是告訴人們「你跟我就有地耕種」,他不會成功。我們曾經嚮往的「理性、溫和」,在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中,爭取了什麼回來呢?除了一些動聽的話,我看不到任何結果。就像當年,喬曉陽叫我「家傑」,我回叫他「曉陽」,那又怎麼樣呢?從政十一年,我相信行動,從行動產生的結果和效果,去判斷那個人、或者那個政黨能不能成事。如果只是嘴上說說,那是沒有用的。好像你訪問過馮檢基,你知道他在深水埗是很厲害的,好像梁耀忠在葵涌,也是一樣。爆屎渠他第一個衝出來,這就是行動力。他的行動能夠達致他要的效果,選民就會支持他。 問:你怎麼看今年的七一遊行,在一場政改之後,人數卻少到有史以來排第三?答:很好理解﹕遊行已經不是一種有效的訴求方式。我見梁振英時,對他說﹕「特首,如果你因為這次遊行人數少而沾沾自喜,你開心得太早,而且誤判形勢。當幾十萬香港人溫和、理性、有罪地出來抗議,中央都充耳不聞,香港人就會覺得,這樣抗議的意義不大。如果有一天他們忍無可忍扔汽油彈,你怎麼辦?你應該為今年的人數少感到憂心。」我們由03年開始,遊行了十幾年,每次那麼多人出來,換來的卻是「610」的白皮書,「831」的人大決定,將我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想像一筆勾銷,之後幾十萬人出來爭取真普選,又是沒人理,那怎麼辦?等咯。等到有人想出什麼有用的辦法,這種累積已久的未籌之志是會爆發的。 問:你對本土派怎麼看?答:如果中央繼續背信棄義,本土派就會愈來愈有市場。我也是本土的,但不是「熱血」那一類,我認為「一國兩制」回歸原意,以香港本位來推動政策,就是對香港人利益最大的本土精神。「531」上深圳見幾位主任,我最後一個發言,我說﹕「我們來之前,有本土派抗議,說見也沒用,叫我們別來自取其辱,三位主任的發言,實是印證他們的預言。」王光亞懂英文,我說,這不是「self-fulfilling prophecy」嗎?李飛主任說「袋一世」,王主任生動演繹何謂「篩選」﹕「不給他入閘、入閘不給他當選、當選不給他任命」,張曉明主任竟然配合梁振英,叫我們「票債票償」——關你__(停頓半秒)事咩?你們三個人的講話合在一起,正好支持那些港獨。我當時就是這麼說的,他們當然沒有回答我,放到以前,可能已經把我推出午門斬首。你想想看,梁振英答問大會之前,哪有人知道什麼「香港民族論」?十個有九個半香港人沒聽過那本書,他才是港獨的幕後推手。 泛民可以做的事 問:政改之後,泛民主派還有什麼可為?答:這次否決政改,我們打了漂亮仗,由始至終都很團結。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因為方案太差,即使放下尊嚴也啃不下。但即使這樣,這年半以來,泛民的團結有目共睹,愈接近表決,愈是團結。我認為這是我們日後繼續合作的基礎。曾經的舊事,重提並沒有意義,那些留待退休寫回憶錄吧。我們目前要面對的是,2016年的選舉,到時候你有什麼新的論述去拜票?憑什麼請求選民再給你四年機會,讓你繼續控制那關鍵三分一的議席?世代更替要在這期間完成,不是一黨一派之力可以做到。很簡單,你逐個黨去問,有多少第二梯隊的人站出來可以接班,而又受到支持者擁戴?一黨不能獨立,2016之後,你要繼續和公民社會裏那些議政、論政,甚至參政的力量互動,如果你和他們說的話不同,思路又不一樣,怎麼行呢?所以我認為世代更替、政黨年輕化是一定要做的。幾個黨的一線人物需要坐在一起討論,一起解決這個問題。大家把自己黨內有能力接班的人拿出來數,如何安排他們參選,爭取最多的議席。同時,整理出一套配合2016選舉的論述,能夠以香港人最大利益為依歸,以此去拜票,也令我們的第二代看清前路。我認為這是泛民主派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政黨年輕化,也有助於我們放下以前的包袱。上一代的恩怨,到下一代接班,曾經的「牙齒印」就會自動消失。在我卸任飯盒會召集人之前,我會整理出這些議題,希望大家能夠開誠布公的談一次,建立一個合作機制。我說過,泛民只有合作的必要,沒有分裂的本錢。 問﹕:是泛民「非主流」的性質本身,就決定了它的難以團結。答:一群有個性的人,可以因為一個共同的使命而團結起來做一件事。過去十個月,我們交了27票出來,還加上梁家騮醫生一票。所以說,問題是你要做什麼,如何理解當時當刻的任務,以及選民對你的期許。我不是阿Q精神,但我覺得梁振英是有貢獻的。他將「香港要瞬間大陸化」這件事赤裸裸地呈現出來,把粗暴蠻橫的手段展現給你看,讓你對此不再有任何懸念。無論出於什麼誘因,歷史使命也好,功利地爭取選票也好,在這樣一個時空下,民主派各政黨會認同化零為整是必要的,即使並不是一個大黨,也會在關鍵時刻作出聯合統一的表態,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操作,我相信可以做到。 底線和原則 問:你覺得公民黨的選民基礎是什麼?答:是那些仍然相信可以用道理來說服人的人。(如果選民不相信講道理呢?)那也沒辦法,我有我的政治品味,要堅持我所相信的事。我本是因為廿三條而從政,一路走來是為爭取民主。我不能因為黃洋達現在有市場而變成黃洋達。這十幾年我改變了很多,但是並沒有犧牲我的底線和原則,以及從政的品味。我學會變通,和不同的人溝通,改變的只是說話方式,不是價值觀。問:2016年還會出選立法會議員嗎?答:我準備讓路給年輕人。說年輕人沒經驗,這是「雞和雞蛋」的問題,你不讓他做,他怎會有經驗?只要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你將他放在一個位置上,他必然會迎向那個位置所面對的挑戰。我曾經也是一個新人。 問:你怎麼看湯家驊的退黨?答﹕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如今最大的分歧是,他依然堅持是要和中共建立互信,但中共並沒有讓我們其他人也看到,建立互信的可能。■問﹕王雅雋 寫過感情專欄,做過飲食記者,從不關心政治,偶然當一回民主小學生,看看香港政治熱廚房,常出什麼菜式。■答﹕梁家傑議員文/王雅雋圖/李紹昌編輯/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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