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思辨或摘星之旅?

去年大專辯論決賽討論「香港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如果我在場,大概會因「職業病」上台搶咪。學生準備比賽時,必然要了解退保發展、細閱諮詢文件、弄清不同方案、了解持份者立場,然後建構主線、準備駁論,如此十年功,待比賽當天盡陳數據和理據,精彩一分鐘。我當年在語常會積極推動「融辯入教」,深信多元化的辯題能讓學生涉獵更多知識,思考過程則能培養「和而不同」的觀念,最重要是讓孩子善於、敢於提出站得住腳的觀點——無論他支持哪個退保方案,或是否支持退保。當每人都能在他人的立場停一停、想一想,和平就不只是希望。好辯不是為了挑起紛爭,而是為了促進和諧。 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提倡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重點是解放心智,自由學習。有別於被技巧主導的學科,自由教育不具功利性。我相信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的精髓亦在於「Liberal」一字,話題天南地北,觀點海納百川。老師帶領學生為生活問題找出答案,但不像解答數學題有公式可循,老師不一定是對的,亞里士多德流傳於世的知識總和也不及這句重要:「吾愛吾師,更愛真理。」通識教育是帶學生走上思辨之旅,必修通識科卻是一趟摘星之旅。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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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被人聲討的通識科

近日通識科再度成為焦點。一來,特首選舉臨近,每名參選人也有關注這一科的發展。另外,立法會選舉過後,攻擊通識科的議員常客繼續「施襲」,2月13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檢討通識科運作狀況,而類似的聲討,已不止一次。 無可否認,世上沒有完美學科,通識科課程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不過,觀乎近日對通識科的批評,並非主力期望完善學科,而是將目標指向一個簡單終局:矮化學科角色,甚至除掉其主修科地位。 就此,筆者首先整理多月以來各項對通識科「動手術」的建議: (1)具體界定課程知識內容範疇,鞏固學術基礎;(2)建立「審書機制」,學校採用認可教科書;(3)考評加入更多數據分析元素,不至偏向人文分析;(4)卷一卷二全為選答題試卷,學生有更多選擇;(5)將六大單元重新規劃,學生只需選修部分單元;(6)文憑試評分設新制度,只設「及格」和「不及格」;(7)將此科變為選修科;(8)取消此科。 參考以上資料,可想而知,通識教師自然會思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以致令部分人經常建議各種「手術」方案? 責備前未有了解實況 很可惜,現時通識老師少有機會參與坊間專業討論。近月,社會充斥「離地」激進想法,強烈高調責備通識,否定通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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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未必想被追問的數字

很多學校都會預測中六甚至中五學生考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的成績。一般為自己學校的學生做預測時,必須用到很多數據:以往畢業生的校內成績、他們的公開試成績和在校學生的校內成績等等,然後估算出每位學生每科的DSE等級範圍(註),讓各科同事可以按不同範圍為學生剪裁出最能幫助學生的配套。其他科目基數較小,預測自然未必準確。四個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基數大,預測相對較準確。在四大核心科目中,我發現我校對中文和通識的預測最為不準確,英文和數學卻非常準確。當我和同事坦誠討論時,大家都提出不同可能性,例如校內同事未能掌握公開試評分標準、考卷本身的性質、數據有漏洞……在沒有進一步的大數據,我們只能從校內的學與教層面做檢討,直至十一月初參與了考評局的一個分享會。考評局原來一直有為百多間中學做對應屆考生的各科DSE預測等級和他們的實際DSE等級線性分析,四年來發現各校對其考生在英文和數學的DSE等級預測準確度達滿意,統計學的指標kappa值過0.4。不過四年來,各校對其考生在中文和通識兩科DSE的等級預測卻一直低於0.4,屬不太準確。統計涵蓋全港超過150間中學,為何中文和通識兩科的等級預測四年來都不太準確?這已不是個別學校的問題。而各學校的同工也會累積經驗,盡量把校內評核的標準與公開試的要求收窄,沒可能四年都不能改善準確度kappa值。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中文和通識兩科公開試的評核準則有不穩定性,以致各校同工難以拿捏。進一步的疑問是:中文和通識兩科的DSE考核會否出現公信力問題?作為負責全港公開試的考評局,不會沒有更進一步的分析而不公開吧?註:有些學校會只用以往畢業生的數據為每一位學生每一科預測出一個絕對等級。不過,這是一個弔詭狀況:愈期望預測絕對準確,預測便愈不準確。【文:思樂 @進步教師同盟】原文載於進步教師同盟網站 教育 DSE 公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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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讓我學會的那些事

DSE 今天放榜(按:文章原發於2016年7月13日文憑試放榜日),不少學生現在一定十分緊張,擔心一旦成績未如理想,如何為自己安排出路。我教的是副學士,深深知道在這個冷漠功利的社會,一個學生公開試失手將會面對怎樣艱苦的過程,很希望大家都能順順利利,拿取好成績。然而說到這裹,心中不禁不忿這個社會為甚麼總愛拿外在的指標,如財富、成績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最近專訪多了,其中一篇報導中,我提及一位舊朋友用相當不屑的語氣,說副學士的學生搞社運,是因為這些「被八大淘汰了的學生」要藉此找回大專生的身份認同,甚為刻薄。可惜不能否認的是,在功利主義盛行的香港,有這種想法的人大概並不少。這就讓我更加深深不忿。記者們都愛問我一個問題,一個博士為甚麼要走得這麼前?我說是因為學生,他們便會好奇,我為何跟學生這麼接近。我在學校曾任教一科「自我認識與溝通」,需要大家一起分享成長經歷。我告訴記者,教過此科以後,我真正學懂甚麼叫尊重。我的學生普遍來自基層家庭,一般的成長經歷都甚為艱苦,深刻的故事很多。其中一個平日甚為開朗,經常深宵還留在學校讀書的女孩,談到自己的成長時說,由於父親嗜賭,經常欠下街數,家中不時會被淋紅油,因此經常都要搬家,居無定所。亦因此家裹氣氛一直焦躁,不時有家庭暴力發生,自己一雙耳膜亦曾被打穿。她說着的時候,還安慰一臉驚愕的同學說:耳膜輕微受損不打緊,會自己埋口的,仍有聽力。因為公開試考得不好,她卻愛讀書,所以就決心供自已讀副學士,學費及生活費就是借貸及憑自己打工賺回來。其實家人甚至連她在讀副學士,讀甚麼科都不知道。而這個女孩,平日不單勤奮,還是經常為同學帶來歡樂的開心果,堅強得看不出她有甚麼憂愁。她因為居無定所,家裏亦多爭吵,所以很多時是有家歸不得,留在學校深宵讀書。說着說着,她有點抖震,流着淚,而眼淺的我老早就流下淚來。猶記得當日聽完學生們的故事,只覺他們許多人肩上所承擔的,背後所經歷的,都比我沉重得多。他們承受着這一切一切,卻仍然心靈正直,仍然堅強不屈於人生的種種困苦之前,甚至熱心參與社會,匡扶弱勢,我只覺他們的心實在可敬可愛。我們有誰敢說,自己若經歷這些磨難,仍可保有像他們一樣堅強不屈,光明正直的心?看着他們為了升學,捱盡苦頭,又有誰敢說,我這個博士銜頭比他們的副學士學位來得可敬?記得有次在外碰見這位女同學正在當兼職侍應生,心裡更是百般滋味。這些基層學生,為了升學嚐盡苦頭,少不免因工作量多而影響成績。即使能夠升學的,幾年後揹上的學債也不知要困擾他們多久。副學士的教學經歷,叫我痛切地明白到大專生學費減免的逼切性,更為副學士學生所受的壓迫感到不平。為什麼要一面開設課程,卻又只撥稀少的升學額,叫他們隨時賠上了青春、心血與學債,卻落得一場空?而講到底,最叫我痛心的,是為甚麼我們的社會總是這麼膚淺地愛用表面的數字來衡量人?擁有博士銜頭就一定比副學士高貴?我認為,一位關心同學,熱誠正直,堅強不屈的副學士女孩,要比那種只重視個人利益,爭名逐利的功利知識份子心靈高貴得多,也能為身邊的人帶來正面價值得多。我的學生,教懂我如何放下外在框框,用尊重的眼光看別人,更明白到我們必須讓走在人生苦路上的每個人都受到基本尊重,並多給他們機會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感謝這位舊生同意讓我寫出她的事)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DSE 公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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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十年教育

從小時候第一次聽到要「考大學」,到了高中老師叮囑我們開始準備「公開試」,到現在 DSE 終於結束,標誌著學習的「終極目標」完成。空虛感徘迴之際令人反思:這十年來的教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未來十年將是何番景象?在這裏談談粗略的想法吧。回顧在學校的時光,有等待下課的苦悶心境,有和朋友相處的高低起伏,也有值得再三回味的驚喜刺激……但就學校的教育而言,十之八九是朦朧的記憶。英文的語法、數學的證明、社會的理論左耳入右耳出,最深刻印象的只有中文、中史二科。中文的課文把我帶到遠方的黃果樹瀑布、九寨溝、康橋,滿足了我對世界美好的憧憬;中史讓我彷彿成為了古今英雄,體會曹操、孫中山、鄧小平運籌帷幄的瀟灑。細想回來,對我影響最深刻的事情往往不是花費了最多時間的學科知識,而是空閑時接觸過的幾部小說、幾齣電影、幾個人物、幾個遊戲、幾次旅程。他們無一不釋放了我的宇宙,使我的想象力向天際奔馳,「教會」了我創意;無一不打開了一道通向無限可能的大門,激發了我的好奇心,「教會」了我探索,就像在黑暗而無盡的宇宙中燃點其一束束熾熱的火光,引領我探索可怖的未知。大膽想象,敢於顛覆,樂於探索———教育者,此之謂也,而最能做到的,絕對不是課本、課文,反而是被認為「無用」的這些東西。小時候玩《真。三國無雙》、TRAVIAN令我沈醉於古代梟雄的爭霸中,開始瞭解三國、羅馬帝國等腥風血雨的亂世史,進而對世界歷史產生了興趣;爆丸、柯南、Pokemon 等動漫令我憧憬先進發達的東京,進而開始瞭解世界的大城市,對社會學產生了興趣。《Where is Wally?》中描繪的外星世界、美國的西部;《尋寶記》漫畫對墨西哥、印度、俄羅斯的敘述……統統開闊了我的世界觀,比起傳統的聽課,主動的瞭解求知更能增廣見聞。這樣當然無助回答數學考卷中的任何一條題目,但卻展開了萬千世界之奇妙,滿足了原始的探索慾。這種教育比起學校的教育,至少對我而言,更加重要。那時我的想象是用來打發時間的。比如等候午餐、坐地鐵、電視播廣告的時候我就基於現實的經歷,想象一些場景故事,比如去了北京,就想象盜墓者羅拉在明十三陵的迷宮中與復活的清帝鬥法;打過《Dynamite Cop》,就想象一位軍人上郵輪刺殺總統的歷險……荒誕不經,但趣味盎然。與其讓小孩去補習,使埋頭苦幹的沈悶堆滿他的童年,倒不如讓他自由地上網三小時,讓美好的幻想留存在他的心底,探知世界的可能性。為了表現自己的創意,或純粹好奇,很多時候我就刻意挑戰現實的事情,不斷向父親提問。記得小時候曾經問過他,為什麼不把護照、身份證、回鄉證合為一卡?什麼出入境要分開?為什麼有時差?死後人怎麽了?這是小孩的自然反應,接觸到一個新概念,理所當然地問「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每一個疑問都是一次學習的過程,都是一次教育。上學的時候我也繼續質疑。最易有成功感的,是批判宗教課。入讀基督教學校的我,吃午飯前要「多謝主賜予我們日用的飲食」,早會也要跟著唸「感謝耶和華讓我們可以安全地上學」,彷彿感恩上帝是理所當然。為了證明「信主得救」,課堂上總講些見證故事,說某位名人抑鬱、患癌、癱瘓,信主後就心情開朗,因而「見證」了上帝的幫助。這種詭異的思維變本加厲,講到五餅二魚、水上行走等奇蹟故事,一看旁邊的同學聽得頭頭是道,我心裡的想法就是:蠢到什麽程度才會相信這些屁話?我一時不敢把想法說出來,後來發覺很多朋友都覺得宗教是侮辱智商,就拿來開玩笑,什麼事情也算到耶穌的頭上:「多謝上帝幫助我安全地站起來敬禮。」我們刻意不帶《聖經》,也不唱詩歌,說一旦老師問起,就說「我信佛的。」回顧教育,影響最深刻的莫過於被啟發的好奇心;最浪費時間的,莫過於學習一輩子也不可能用上的學科知識。十年前,六歲的我無法想象今時今日的情況;希望十年後的我,也有了我現在無法想象的改變。幸運的話,未來十年我終於能夠單純地為了滿足、快樂而探求喜歡的知識。更重要的一點是能夠用我自己的方式學習——比如旅行。環遊世界是每一個人小時候的夢想吧?談到「孤帆遠影碧空盡」、「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就想有一天也會駛一葉孤舟,沿長江而下,探訪歷代名城;講到三顧草廬,我就想有一天也會在深山之中築起一座木屋,在樹蔭下品茶弈棋;我想象有一天會坐上長途的火車或郵輪,向荒遠的小鎮出發。旅遊能夠使人脫離在原有地方的名利競逐、社會分工,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重新認識自我,探索美好的事物,帶來思想上的衝擊。途中見識不斷,閱讀不斷,思索不斷,探索不斷,絕對是最好的教育了。我相信教育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按︰暑假將至,快要放榜。教育工作關注組請來兩位還未被考試擊倒的年輕人,細說他們學習之夢、少年滋味。教育工作者,是否願意細聽,調節一下自己,成就下一代的夢?)文:戴耀康(中學文科生,客串為教育工作關注組寫稿。電郵:taihonghong@gmail.com) 教育 青年 公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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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會科學的研究:通識考試的「原因和因素」之分

近日曾瑞明和霍梓楠兩位老師撰文,指出考評局在通識文憑試中把原因及因素區分,並把「原因」 分類為低層次的描述的問題。在2015年的通識卷二的一題「你認為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解釋你的答案。(8分)」中,考評局的常見問題指出考生需留意把「題目要求的『因素』需作概念化處理;若只作事實描述或簡單歸納,只屬『原因』,評分層級較低」。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lib_st/LS-BS-2015-3.pdf任教物理科的霍老師表示作為外行人,實在難以理解究竟考評局要求把原因「轉譯」為因素的「概念化」是否有分辨學生思維高低之用,抑或只是一種無根據的rephrasing。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如把試卷的題目視為一條研究問題,讓各位思量在考試以外,究竟原因/因素的區分是否有意義。就「哪些因素會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這問題,香港記者協會在2013-2015年就委託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研究香港新聞自由指數,研究參考了不同新聞自由指數,舉出十個可能影響香港新聞自由的因素,包括「特區政府」、「中央政府」、「自我審查」、「採訪工作安全」、「獲取資訊的困難」、「大財團」、「傳媒管理層」、「法律對採訪的保障」、「傳媒監察功效」、「傳媒多元化程度」,再以問卷的方式調查公眾及新聞從業員「那些是他們在評價香港新聞自由程度時最主要考慮的因素」。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較佳的因素嗎?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port/pressFreedomIndex2016/index.html因素的確是社會科學研究分析的對象,港大的研究也是分析影響新聞自由的因素,但研究中所用的因素,卻正正是考評局事例中認為並非因素的「原因」,研究中所用的「採訪工作安全」因素,正是考評局歸類為原因中有提到的「新聞工作者擔心其安全」,雖然考評局認為,考生需要寫出「暴力襲擊」才算是因素。究竟有沒有正確的因素可言呢?是否可以各自表述,研究者甲認為「暴力襲擊」是正確的因素,研究者乙認為「採訪工作安全」才是正確的因素?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在開始研究之前,會參考其他的研究,並傾向沿用主流研究驗證過的因素繼續他們的工作。這不是盲目的因循守舊,而是這些因素往往經過不同研究的比較驗證,構成最全面、簡單的解釋。試想想,在一個記者不會在採訪時受襲擊,但會因得罪權貴而被綁架、監禁的地方,「暴力襲擊」不能夠解釋他們的擔憂,但「採訪工作安全」則可以;而擔心「暴力襲擊」威脅的記者,也同時是擔心「採訪工作安全的」。所以,「採訪工作安全」是一個更能普遍地解釋新聞自由的因素。研究員各自創造自己的「因素」用字,當然一來會令研究結果難以互相溝通引證;但更危險的,是研究因此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假設有一個研究員,偷換概念地把「暴力襲擊」取代「採訪工作安全」,到了一個記者會因報導而被綁架的地方作問卷調查,該地方的人都不認同該地方有「暴力襲擊威脅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的情況,但該研究員是否就可以下結論說該地方的新聞工作者是安全、是自由的呢?當然,會有些研究會更仔細地研究在某地區中,「採訪工作安全」由什麼因素組成,這時「暴力襲擊」就是一個有研究意義的因素,但同時,研究者也需要仔細列出其他與「採訪工作安全」相關,而不是「暴力襲擊」的因素一併研究,才能得到全面的結果。題目中提到的「成本高企」就是一個可能成為研究問題的有趣的因素假設:究竟香港新聞機構因收益考慮立場取態背後,是較可能因為「成本高企」、「想賺取更多營利」、還是「中資廣告商對報紙取態敏感」?回到文憑試:什麼是因素,什麼不是因素?回到文憑試的題目,局方不接受考生回答「收益」等較普遍的因素,的確可能是希望考生回應題目中的「香港」提出一些更本土的因素。八分題目,理應要作答三個因素,但如果考生按上一段的思路,提出「成本高企」、「新聞機構想賺取更多營利」、「中資廣告商對報紙取態敏感」,三個因素作解釋,下場又會如何呢?似乎會被認為答案欠缺多角度,甚至會被認為只回答了一個因素,因為三個因素都屬於「經濟因素」。如果考評局或者通識老師在這些因素題都只是希望考生從不同角度選擇一個因素去作答分析,為何一開始就選擇了較普遍的因素,回答「收益」的學生,只是較低層次地提出了一些「原因」呢?如果訓練學生畫蛇添足,因為要回應本土脈絡,在「收益」外要多寫「成本高企」,又會否令學生忽略了另外與收益相關的因素,在將來作社會科學研究時犯上偷換概念的問題?如果學生寫了一些較普遍的因素,以本地相關的例子作說明解釋,為何又不能回答題目中的香港元素呢?從考核的能力看,藉著考評要求的「把原因概念化為因素」,考評局究竟要考學生什麼的能力?是應用概念的能力?但究竟這些暴力襲擊、成本高企的概念在通識課程中的何處註明需學生學習?未學未知又如何應用?要求學生綜合自己答案想法能力的話,為何「人身安全」、「收益」等普遍的原則因素不在考評局接受之列?(註:在考評報告中清楚否定是一個因素的「自我審查」,在新聞自由的研究中倒是一個被研究員認可的因素,考評局認為自我審查只是一些由因素導致的行為,但這其實忽略了新聞從業員的能動性,一個地方的記者面對種種壓力,是否也能選擇守著專業,不為所動呢?這可能反映了考評局對考慮中所接受的因素的選取是任意的。)最後,考生只描述事件又是否一定是較低層次的作答方法呢?在港大的研究中,也有舉出劉進圖事件、記者遇襲事件問到「你認為過去一年以下事件有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嗎?」(第24題),這些事件的發生對持份者的行為決策是有影響的,但在未清楚事情如何影響的性質之前,與其貿然將其定性,考生在作答時充分選擇事件中一些關鍵的元素,充分展示了他能夠理解相應持分者的關心,例如描述政府對劉進圖事件的態度和跟進,指出劉進圖的為人生活習慣以說明其被襲擊的較可能原因、指出近年示威中警方及示威者對待記者的行為,欠缺一個幾近同義的「概念化因素」又如何會失色?後記對於曾霍一文引起蘋果日報專欄作者的關注,稱通識科為奴才教育,我認為倒是言有過之。通識科的引入,令之前與社會隔絕的中學課程提供更多機會予學生認識社會,而這兩文說的學理,也是很多具有社會科學學士、碩士學位的通識科教師具有的常識。通識是很年輕的一科,教育考評兩局當初可能有出於對學生能力的思慮引入以上課程內容,但實踐起來,專業的教師一定會察覺到有調節改進的空間,假如就此把科目的價值否認,倒是浪費了不少教師對如何改善學生學習不斷思索之苦心。只不過,從考評局上網的試題樣本剖析及例子,一來不能說服通識教師圈子以外的公眾,通識跨學科的精神在於精於此科的人能夠把各科的內容融會貫通,交待清楚,如果反而發展出一套只有通識科人才明白的內行規則內行話,是不正確的方向;二來這些零碎的片段也難以讓通識老師作改善的專業建議,當然每個老師也會自行分析這些片段、評卷參考,歸納出「答題要有正有反」、「要多角度」、「作概念化」等原則,但原則的語意刻意含混,各人的詮釋也不同,更難肯定會否因為試卷委員會主席的不同而令原則有所改變了。要釋疑,又為了讓各考生公平地得知怎樣才算是具質素的答案,考評教育局是否應該把自己評改的原則更清楚說明呢?文:Ken@教育工作關注組 通識教育 公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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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考試,我想說的是…

1. 從「學而優則仕」談起在華人社會,「學而優則仕」傳統深厚。古人認為,只要努力在考試上,就會得到世代壟斷財富的權力。亦因此有不少士人畢生皓首窮經,不事生產。我們經常批評是「考試制度殺人」,然後洋洋萬字詳述考試之惡。但是,「學而優則仕」思想形成的社會條件,是背後巨大而深遠的社會經濟結構問題。古代只要一人做官,其所群帶的利益,足以惠及全族數代。你創業致富?經商致富?對不起,在官僚龐大的貪腐網絡中,這些利,都是九牛一毛。因此,人人都認為把努力投放在為官的考試上,比起用力於其他方面效益大得多。因此一味批評考試制度毒害士人,其實是隱沒了潛在的社會經濟制度問題。2. 「改革考試」是偽命題同樣地,我明白考試對香港學生的壓力很大。可是香港學生考試的壓力,從來都不在考試本身。如果計考試本身,以前會考,高考篩選比現時更嚴格。在兩大(中大,港大)時代,大學入學率甚至比現在更低。而且畢業後進修途徑,更遠遠比現在少。若果考試壓力來自考試本身,那現在的學生應該是最沒壓力的一代了。不過這明顯不是事實。事實是學生的考試壓力,並不在考試本身!而是在於背後的就業前途問題。以前縱然升學不易,但由於經濟結構多元,人人都可以按自己能力找到生存之路。讀大學的,可以選擇進入大公司一展所長,也可以當個教師作育英才。讀不到大學的,只要勤勤懇懇,要晉身中產也不是夢想。所以那時升學條件再差,考試再難,篩選再嚴,學生反而壓力較小。相反現時香港產業單一,年青人普遍貧窮,無論如何努力,也很難在高地價高物價的社會下生存(記住!只是生存!)。除了是考公務員,或是從事投機炒賣的行業外,其他行業都一潭死水。所以學生把對就業前景的恐懼,投射在考試中。因此考試再易,升學再易,也不能為他們減壓。所以「考試本身」和「考試壓力」二者,不是直線的因果關係。企圖通過「改革考試」來解決「考試壓力」都是偽命題!(至於政府是否有心透過改革考試,轉移市民對社會經濟制度的視線,則不得而知。)3. 解決考試壓力?請循其本,改善施政現今很多評論仍然集中在考試本身兜圈。永遠只是在這惡性循環中:「考試壓力很大」>「要不要廢除考試?」>「如果廢除考試,應該如何篩選人才?」>「如沒有更好篩選人才方法,那考試就是必要的罪惡」>「如何改革考試?」>「考試壓力很大」反而形成考試壓力的社會經濟背景,如產業單一,地產霸權,土地政策等,往往被忽略了(例如梁實秋學通中外古今,其談及考試的文章,往往都是膚淺可笑。)所以,考試制度往往成為了失衡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替死鬼。如果要令學生沒有考試壓力,很難聽的也要說:不能脱離政治。作者:無崖,80後教師,深信學科無界限 教育 考試 公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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