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殖無罪 造反有理?

今年六七暴動50周年,親中左派要求為六七「平反」的呼聲也比往年響亮。理據不外乎兩個:其一是把六七暴動,說成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鬥爭,其二是認為暴動推動了社會進步。今年工聯會在和合石參與了16名喪生者的公祭,不但以「民族英雄」甚至「烈士」這些字眼歌頌死者,還以「當年的一場社會運動」來描述六七暴動。 毫無疑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社會危機四伏的社會,生活環境惡劣、貪污嚴重,政府欠缺改善施政的意志。這些都是源自殖民政府只顧籠絡資產階級,忽視勞苦大眾福祉,官民隔閡嚴重。殖民時期的香港絕非一些今日抱「戀殖」思想的人所想像的美好。所以,在市民群眾當中,產生反殖意識並且起而反抗,這一點毫不出奇。 1966年天星碼頭加價引起騷動,人們會同情地理解當時發起絕食抗議的蘇守忠、支持當年有份參與反加價運動的葉錫恩,不會排斥他們。可是,看待六七暴動卻很少同情理解。原因很簡單,前者是一個自發的市民抗爭,後者是一個由左派陣營組織和計劃、有政治鬥爭目標的行動。 所以,今時今日如果要靠把六六和六七相提並論,把六七說成只是一場一般的社會運動,這是毫無說服力的。因為雖然六六和六七的殖民社會大環境是一樣,但是,六六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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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讓歷史消失的文化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就着羅恩惠所拍攝的《消失的檔案》在社區巡迴放映,得以在市民中間引起關注,也勾起了不少人的集體回憶。雖然這些回憶的內容並不一樣,甚而有時有所爭議,但它的確為欠缺歷史教育的香港人,補上寶貴的一課。筆者參加過不止一次的放映場合,觀眾既有曾經親身經歷六七暴動的一代人,也有太年輕而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的年輕人。 對前者來說,六七暴動可能是一段遺忘了的經驗,也可能就是久未審視過的疤痕。對後者來說,六七暴動有如一則傳說,一個故事。只是大多數比較年輕的人,除了少數可能透過網上一些片斷影像對六七有種模糊印象之外,大都不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這個故事原來就是發生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的街頭巷尾,以至當年和這件事擦身而過的,就是平平凡凡的你、我、他。 自2006年清拆天星、皇后碼頭開始,人們琅琅上口的一個詞彙是「集體回憶」。大家也開始明白集體回憶對我們的集體身分的重要,可是,集體回憶並不止是對舊物的懷戀或不捨,或者情懷感覺的分享,因為集體回憶背後所指涉的其實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如果缺乏了歷史意識,我們就什麼都不是。 大局不由自主 自我遺忘洗底 可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是殘缺不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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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反港獨民間力量不容小覷

《明報》連篇累牘報道「六七暴動」50周年的故事。反英抗暴運動的得失,另作討論。報道中的一個小節,引起筆者注意,聯繫上月廣州球迷在香港高喊「問候老母」事件,50年前後,廣州人與香港人的角色變化,實在值得深思。 1967年港英警察在左派機構搜出武器,早已為人所知,但鮮為人知的一個小插曲是,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長何銘思透露,每天往來粵港之間的運菜船,船長準備將原來用作防海盜的輕機槍送到岸上給左派機構,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但被中央勸阻。 另一則曾經廣泛報道的是深圳民兵在沙頭角跟英軍和港警有過激烈的連番衝突,最後一次有幾十名民兵被港英軍警機關槍掃射後躲到田間隱蔽,要解放軍解救,港英42軍警傷亡。 另一個很少報道的是1967年廣州方面發生的情況。當時成立了「廣東省人民支援香港愛國同胞正義鬥爭委員會」,那是紅衛兵的組織。隨?紅衛兵運動的冷卻,這種組織已經名存實亡,但軍管會(軍事管制委員會)下設的「支港辦」後來併入了政府機構,在廣州教育路設立的「支港」(支援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大本營,則維持運作到1980年代初才結束。 上述幾個情況說明,無論成因如何,廣東的民間力量是強大的。他們關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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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7看2017

今年是香港1967年暴動50周年,不少媒體都就當年的事大事報道。這件事對我看香港今日形勢與思維都帶來一些反思: 一、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又無論香港是被中國統治與否,香港的命運是與中國分不開。以六七暴動為例,其爆發牽涉了不少香港本地社會因素。不過沒有中國文革與其階級批鬥思潮,沒有內地不同共產黨單位的參與,1967年的事故會「爆」得那麼大嗎? 二、由此角度來看,六七暴動其實與清朝勢弱令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孫中山以香港作為革命基地、日本侵華南下到香港、1949年內地「解放」後的香港人口問題、中國1970年代後經濟改革使香港經濟轉型等是一脈相承。所以現在鼓吹「香港獨立」或某些近獨立自決模式的人需記住,就算中國政權奇蹟地讓香港獨立或大幅度自決,香港實際上是怎樣都不能逃離中國這座五指山。 三、六七暴動亦應提醒現在的香港人,不要對港英殖民政權有任何留戀與仰慕。當時的左派分子絕對不乏暴徒,不過更多是為反對社會不公義而被左翼思維影響的和平抗爭者。他們只要是派單張、呼口號已經足以小則失去工作或學位,大則被警察毆打、刑事檢控及坐監。這群和平抗爭者被殖民政權打壓的程度比起現在反建制人士被打壓的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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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消失的六七暴動真相

資深新聞工作者羅恩惠女士花了四年多時間,籌備及拍攝歷史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呈現香港六七暴動的歷史資料,幾經波折,各大院線拒接,繼而轉進社區、大學、媒體,近日放映,一票難求,好評如潮。我有幸獲邀看了兩遍,並與羅女士懇談箇中細節,獲益良多。 羅女士及其團隊無懼左派(港共集團及左報系統)踩場挑釁與肢體衝突,冷靜應對左報大篇幅鋪天蓋地的批鬥與謾罵(定性為反共反華、政治煽動、製造分裂)以及「六七見證」(以石中英為首)與「六七動力」(以陳仕源為首)這兩個「左仔」團體的恫嚇與抹黑,令人激賞。最令我難忘的是,羅恩惠女士秉承新聞工作者獨立、謹慎、公平的編採原則,拒絕為任何政治黨派或運動賣賬的專業精神,既有堅強的宗教信仰,也有深刻的人文關懷,令人折服。其中《吳荻舟筆記》的重要發現,更令她重新編輯全片,積極求真求善。 六七暴動,雖有勞資、官民、貧困、貪腐、歧視等社會矛盾,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權,指揮港澳工委,借鏡澳門一二三事件戰績,志在向港英政府奪權,或者至少必須架空殖民政府,因而企圖在香港重施故技,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暴力手法挪用到香港。5月6日的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事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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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的改變想起《消失的檔案》

我第一次參觀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是大約四分一世紀前的事了,當年印象最深是一個扭曲變形的學生水壺和一片指甲,指甲據說是原爆一刻高溫令人即時氣化,只剩下一片指甲。 最近重遊,紀念館改變了不少: 英文解說 從前館內的英文解說不多,所以上次參觀時令我留下深印象的只是相片和錄像。今次除解說原子彈結構外,其他資料都附英文說明,明顯地紀念館的對象已從從前的日本本土,轉向希望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了解事件真相。 倖存者的錄影見證 一進館便是親身經歷過原爆的倖存者的錄影見證,這是從前沒有的,現場幾十位老老嫩嫩、膚色種族各異的參觀人士都被吸住了,屏息靜氣看倖存者說他們當時的遭遇,其中一個老伯伯說他當年只是十三歲的學童,在課室看着原子彈在天空爆發,一瞬間學校只剩下他和十幾個同學,大家身受重傷待救,不約而同唱起校歌來,希望歌聲令救援人員知道他們未死,但歌聲漸弱,一個一個同學死去,最後剩下他自己的歌聲,無限的恐懼才湧來。現場的參觀者或沉重不語、或靜靜流淚。 當年決策的檔案 不肯定是否因為檔案已解密,我今次才在紀念館看到一些從前未看過的重要決策檔案副本,由愛恩斯坦親筆簽名去信美國政府,支持研發原子彈的信件。到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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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還看六七

《消失的檔案》,好一部信息量非常密集的紀錄片。它以「六七暴動」為題,按時間編列事件始末,鉅細無遺。訪問不同陣營的人物或其家屬,還有記者、警察及當年港英官員;已故的則採納生前受訪影像或聲音,交織成完整的歷史拼圖。 《消失》背負的擔子不輕。從殖民到九七以來,關於「六七」的材料一直不多。坊間欠缺系統的專著,學校教育不(敢)碰,網上也沒有齊全的資料庫。多得記者張家偉幾年前先打開缺口,他到英國翻查檔案、用心匯編寫成《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港大出版)。導演羅恩惠彷彿把棒子接去,獨力考查採訪,歷時四年拍成影片《消失的檔案》,敘事跟張的著作有些一脈相承(由19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及澳門「一二三事件」說起)。從紀錄片類別去看,《消失》的確是比較傳統的「闡述型」(expository)紀錄片,內容量比流行的「觀察型」多。此類影片重視說理與修辭,旁白極重要。 《消失》今天出來正好,2017年恰恰是暴動五十周年。雨傘運動之後回看「六七」,發覺當下社會的黃、藍撕裂,政棍動員群眾鬥群眾,愛國分子的要打要殺,原來有歷史影子。《消失》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盡地一煲」,它要追回逝去時光。過去這段歷史太受忽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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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我們曾經站在政權暴力的一邊

今年是1967年暴動50周年。有賴各方有心人的努力,近日社會對這件歷史事件的關注漸成氣候,特別是不少年輕人也開始對這個城市的過去產生興趣,實在令人欣慰。 關於六七暴動,我們當然還有很多事情不太了解,也有賴歷史學者繼續努力打開謎團。很多人關注的是當年示威者究竟是否出於對公義的追求,是社會改革先驅,還是破壞安寧、盲目聽從共產黨指揮的搞事分子。 當年港英政府同樣採取極粗暴手法 對於當年曾參與過抗爭甚至因此身陷牢獄的朋友來說,自然會堅持自己是為理想作出犧牲,也認為社會理應對自己的貢獻予以肯定。在抗爭過程中,他們確曾使用暴力,甚至出動過土製炸彈,但他們堅持這只是回應警隊粗暴打壓的合情合理自衛還擊。但這宗歷時半年以上奪去51人性命的歷史事件,過程中爆發出來的暴力無可否認對香港帶來了極大傷害,在這裏也難以三言兩語簡單地說清責任誰屬的問題。但不容否認的,是當年的港英政府在處理示威時,也同樣採取了極為粗暴的手法,基本上以從嚴治法寧枉毋縱的態度去打擊左派。這一點,不管你是抱有任何政治立場,也是必須承認的歷史事實。 暴動早期,港英政府曾採取忍讓的態度去處理示威者。在左派群眾圍堵港督府時,警隊大致上以容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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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檔案——那記錄過的,不能忘。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生於1990年代,我似乎注定是這場歷史的門外漢──既非經歷者,亦因教育課程裏缺乏香港歷史的教育,對「六七」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可是「六七」餘震下的漣漪直至現在依舊不斷浮現,因為香港警隊修訂網頁相關條文而愈鬧愈熱──「六七」研究組織的出現、新的史料面世(例如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書信和口述等)、年輕的創作人開始關注這場風暴。而就在3月8日晚,因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我有幸能觀看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除了影片,當晚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尚有影後談的兩句話,一句是梁文道所說:「適逢『六七』五十周年,相信六七暴動的論述會再次發酵。」另一句是來自火石文化出版社的石中英所言:「當時我便向Connie(按:羅恩惠導演)說,關於『六七』這件事,我怕你走進去便出不來了。」看畢紀錄片後,圖像並沒有變得更清晰,這不是說羅導演的紀錄片藝術成分不高,或是拍攝手法有問題,正正因為她的鏡頭分寸拿捏準確,才勾出更多的問題來,《消失的檔案》不是亦不能是六七暴動的答案或定案,它的出現應該是為後來研究者打開多一道門。 真相的虛妄 關於「六七」,後來者如我,所知不多,欲查證真相亦苦於無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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