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一個問題

「港獨」、「自決」、「制憲」等成為這次立法會選舉愈被官方打壓愈討論得熱烈的議題。有學者埋怨這屆選舉的辯論水平大不如前,但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首次將香港現狀的性質與「2047前途」問題,擺了在一直不想面對的選民面前。要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便先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香港是什麼?指鹿為馬的「九七前香港不是殖民地」論「香港是什麼?」表面上是十分簡單的問題。香港在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明明白白嗎?但現實往往比常理複雜。中共在1971年成為聯合國一員之後,於1972年成功爭取將香港和澳門剔除於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之外,否定兩地的殖民地地位,讓港澳居民無法享有根據聯合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賦予的自決權利。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的文章,指出「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引用1972年中國致聯合國的信件,聲稱「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就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個「問題」。1997年前香港實際由倫敦任命、向倫敦負責的英籍總督管治。當時說「香港是中國領土」,只是說說而已。口頭宣示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決定於宣示者的實力。當年西方在越南失利,求助於中共幫忙制衡蘇聯,但中共也求助西方幫助挽救其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所以中共宣示「香港是中國領土」後,並無膽揮軍接管香港,只想減少將來港人自決的可能性。後來剛完成民主革命的葡萄牙左翼政府在1975年表示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準備將澳門交還中國,北京竟然拒絕。中共因此被蘇聯恥笑為了外匯而縱容西方帝國主義長存。北京界定香港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時,雖然強調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但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還得通過與英國談判並簽署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未解決香港問題?從中共某些派系的立場來看,「香港問題」並未隨着香港在1997年實施「一國兩制」得到完全解決。作為2014年北京「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的北京大學法律學院強世功教授,便曾在其著作《中國香港》中表示「一國兩制」只能確保香港在形式上回歸中國,卻無法讓中國享有對港實質主權。按照這派思路,中國現在已有足夠實力跳出「一國兩制」的制約,通過直接的政治介入將中國對港主權從有名無實升級到有名有實。但在現實上,「一國兩制」並非北京對香港人的恩賜,不是說拿走就可以拿走。中國在現時的發展階段,在經濟上可能比香港人更需要「兩制」。中國經濟要向世界開放,但中共出於自身統治需要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又不敢全面開放,所以在很多範疇,仍需要通過向香港進行可控的開放來向世界開放。中共在世界各地做很多事情,還不方便以真身進行,而需要披上一個「香港」的外殼。例如中國在烏克蘭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以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和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中國大陸商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物流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敢全面開放金融體系,便要依賴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到安全地方,很多先會將之轉移來香港,再以香港身分走向全世界。中國加入世貿的條件,與香港的世貿成員條件不一樣。例如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活動仍有諸多限制,但中國很多公司和個人又需要外資金融服務,於是香港便成為外資與中國客戶進行金融交易的離岸市場。中國在2001年「入世」後,在2003年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因此可以不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卻能享有香港作為完全對外開放的世貿會員的好處。此外,美國等國對敏感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有嚴格管制,對香港出口則較寬鬆,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這些出口管制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渠道。中共比港人更需美國認證的香港自治中共能通過香港做這麼多事情,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簽證與商貿均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而美國將香港、中國區分,則是根據其《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美國國務院對香港自治狀况的定期認證。北京常常批判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預,卻同時從政策法獲得極多便利與好處。北京至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很可能是以不引起美國強烈反彈、取消港中區別為底線。大家回顧一下當年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的過程細節,便能明白這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以往美中關係和諧,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但近年美中關係惡化,2015年國務院的香港報告更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佔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港獨爭議也迫使國際輿論和民選議員及官員對香港現狀更為敏感。美國國會在2014年底,已經啟動了一個被視為是《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強版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支持。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會有樣學樣。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後門,對中國正在下滑和轉型的經濟和個別官員的財富安全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北京的對港政策,是一台受國內外多方因素影響的龐大複雜機器。美國對香港自治的承認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美方的取態,則受更大範圍的美中關係和愈來愈被國際關注的香港新一代反對運動影響。北京急於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到頭來令香港問題更複雜和更具不確定性,不得不說十分諷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2日) 一國兩制 港獨 前途問題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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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47的幾點思考

1. 臨近選舉,很多政黨都以「2047年香港大限」來做文章,但我發現當中的討論有不少矛盾之處,所以希望可以整理一下,並點出一些流行的謬誤。2. 從法例字面上去理解的話,《基本法》是不會在2047年自動失效的。《基本法》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即「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來設立的。無論你喜歡與否,最起碼在中國的法律框架下,這條條文就是香港所有權力的來源。除非中國憲法在2047年之前有突變,否則《基本法》在2047年之後仍會繼續存在。3. 《基本法》條文中直接提到2047的,是第5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我相信這條條文不是討論2047問題的核心,因為所謂「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本來就是很難定義的東西。例如1997年前沒有最低工資,現在有了,算不算已離開了「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理論上你可以去法院告《最低工資條例》違反《基本法》第5條,但估計不會受理。4. 理論上,2047年對《基本法》最大的影響,其實是開啟了修改《基本法》的大門。《基本法》第159條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那麼什麼是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呢?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第3款,就分12項列明了這些「基本方針政策」,例如第5項就說到要保護言論自由等等。這兒的重點,在於第12項:「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換言之,如果中國要改變對保護言論自由的理解,可以在2047年或以後通過修改《基本法》來達到。5. 但大家都知道這是廢話。中國要改變對保護言論自由的理解,根本不用通過修改《基本法》,甚至不用香港本地立法,而只要通過行政手段施壓就可以了。最近有關能否在校園討論港獨的爭議就是一例。即使按當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建議,討論港獨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現在《基本法》第23條尚未立法,學校就已經要面對壓力禁止討論港獨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如果還要花精力走去討論《基本法》第159條和《中英聯合聲明》第3款第12項的關係,恐怕是離地萬丈。還說什麼準備2047?今天就是2047!6. 在討論怎麼辦之前,先順帶說一說地契的問題。《中英聯合聲明》還有一個地方說到2047年的,就是附件3的第2款:「已由香港英國政府批出的1997年6月30日以前滿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士地契約,如承租人願意,均可續期到不超過2047年6月30日,不補地價。從續期之日起,每年繳納相當於當日該土地應課差餉租值3%的租金,此後,隨應課差餉租值的改變而調整租金」。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買樓,如果是在界限街以北,或界限街以南但在1985年後批出地契的物業,除了要交差餉之外,還要交地租的原因。7. 但這條有幾點要注意的,第一點是附件3的第1款說明了「《聯合聲明》生效前批出或決定的超越1997年6月30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一切權利,以及該聲明生效後根據本附件第二款或第三款批出的超越1997年6月30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約和與土地契約有關的一切權利,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繼續予以承認和保護」,也就是港島及九龍部分地區的999年地契,是在2047年後仍然有效的,除非政府以《土地收回條例》收回作市區重建之用。例如太古城地契就是至2899年到期,遠超2047年。第二點要注意的,則是香港特區政府是有權批出2047年以後的地契的,例如沙田名家匯的地契就是去到2054年的,天晉的地契則是2060年。8. 因此,那些說2047年香港所有人都會失去自動地權的說法,是不正確的。與此同時,2047年的地權問題是和《基本法》沒有關係,《基本法》沒有相關的條文,所謂「永續基本法」也不會解決這個問題。話說回來,香港確實有大量地契是會在2047年到期的。到時的處理方法,可能是要一次過補一大筆的地價,也可能是如同1997年時的做法,繼續通過年租續期,而前者會一次過推倒香港樓市,製造災難性的金融危機。說到這兒,很明顯就不是純粹的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9. 我們還是說回2047和香港自主的問題。上面已經說到了,中國要拿走香港的自主,不用等到2047年。那麼香港人可以如何保護香港的自主呢?讓我們回到文首第2點:在中國的法律框架下,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國憲法第31條。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不像美國的聯邦制,地方政府沒有剩餘權利,所以無論你的目標是要讓香港回到一國兩制的初衷,要永續《基本法》,還是要修改《基本法》,或是要公投要制憲,只要香港一天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最終還是受制於中央政府。除非中國政體出現根本的改變,中共不再領導中國,或中國不再實行單一制,否則,無論是一國兩制,永續還是修改《基本法》,或公投或制憲,其實都是要和中共重新立約,潛台詞說穿了都包括「信多一次共產黨」這七隻字,和當年簽《中英聯合聲明》無異。10. 我不是說推動這些方向的人都是中共的朋友,這些路線很有可能是他們認為無可奈何之下的選擇,也有可能是他們只是要找個說法而已,就像是說「阿彌陀佛」一樣(1992, 鹿鼎記)。11. 但在後政改的香港,「信多一次共產黨」恐怕已經不是能得到普及認同的選項。然而邏輯上,在拒絕信任共產黨的前提下,我們其實只剩下兩個選擇:獨立,或/和,建設民主中國。先別說可能性或喜好,我們先得理解,這兩條路,恐怕都不是有路線圖可以按部就班便能水到渠成的事情。12. 基於上述各點,今屆立法會選舉中各候選人提出如何與中國博奕的方案,由大中華到修憲到公投到港獨等等,我既不會過於認真,也不會過於苛求,而只視之為八仙過海。我想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未來要做什麼,議席越多一定越有利,最少拉布可以拉多一陣。而到了歷史出現轉機的一刻,也多一點動員的底氣。13. 所以,無論是立法會、區議會,或是選委會,我都是寸土必爭派。理由是非建制派多一席,建制派就少一席,增加了他們內部的矛盾。最近看選舉論壇,建制派內互鬥比鬥非建制派還要狠。多點這些花生吃,也好啊。 2047 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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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未來學」

香港人不習慣看得遠,甚至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長期以來,不少港人認為香港的特點就在於靈活多變,港人善於「執生」、走位,所以每次遇到挑戰均化險為夷,總會想到方法,「船到橋頭自然直」,根本就不需要做多餘的事。也有不少港人認為所謂「看得遠」,只是一種政府干預和規劃的誘惑,令人誤以為這樣做便可以有種方向感,而其實則只是一番「高大空」,不切實際。在這些想法背後,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對市場的信任,只要按其信號作出回應,便已足夠;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一種惰性,長期處於短兵相接的狀態,因為沒有前瞻的習慣,基本上也就不懂得如何思考將來的問題。當然,在香港我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對未來的發展進行討論。但關於香港未來發展的討論,有兩大特點。一是來來去去都是圍繞着一兩個老問題,例如人口老化、將來要維持現有的社會服務(如醫療)水平所可能出現的公共財政壓力等。在這些題目以外,其實甚少有討論、研究、分析。二是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有關未來發展的討論,通常都是看似具體(例如人口老化),但其實卻相當抽象(因為很少會將香港社會內部各方面、周邊地區的發展也視為變數),以至討論不斷重複,而鮮有將問題放在可變的宏觀環境裏,並作出深入的分析。舉例:未來香港的城市發展基本上已不可能完全受內部因素(如人口的增減、內部遷移的形態)所支配,而是就算香港未有打算中門大開,也一定會受到南中國人口的流動(不是指移民而是其日常活動的範圍、習慣)所影響。今天,我們慣性地視之為內地旅遊、「自由行」的問題,但其真實性質卻是區域融合。以「千萬」為點算單位的即日來回的「遊客」,他們的消費口味、習慣、選點,可以對這個城市的空間構成造成顯著的影響。這不是一個好或壞的問題,也不是關於個人主觀上喜歡或不喜歡的事情,而是在考慮將來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時,不得不認真處理的變數。抽象的和對環境因素缺乏了解的未來發展的討論,一般情况下都不會給我們切合實際、幫助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分析。所以,有時候我們不是沒有思考將來,而是那種思維和分析方法並不貼近現實,意義不大。「未來」應是一個眾數我想說:香港社會需要發展「未來學」。這種「未來學」不是重複歐美社會於上世紀60年代那種假設新科技將支配社會未來發展的討論,也不是一些威權國家要以由上而下的大型規劃來主導社會發展的官方論述,而是開始有系統地總結過去香港社會發展的形態與軌道、了解影響未來發展的變數及宏觀環境因素,分析將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轉變的可能方向。這裏所謂的「未來學」是簡稱,嚴格來說它本身並非一門學科,同時也不局限為某種方法;以目前香港的情况而言,「未來學」提供的是一種提問的方法。究竟過去50年、30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塑造了一個怎樣的香港社會?未來的30年、50年將會有怎樣的變化?會見到些什麼趨勢?香港社會將會演變出一個怎樣的面貌?「未來學」意思不在於建構一個將來、方向,然後要求所有人跟隨、配合。我們可以想像,所謂的「未來」應該是一個眾數,有不同的可能可供選擇。而在香港,以港人的性格而言,任何人嘗試宣揚一個未來,都肯定不會獲得認同。所以,這裏所講的未來,不是一個框架,而是一種視野。開拓未來 需立即行動近期很多人談論2047年,但其實我們連由現在到2022年將會有些什麼轉變也不太清楚。而至於由2022年到2047年之間的社會轉變,就更是甚少思考、研究。如果有機會去好好的想一下,今天需要做些什麼,才能打造一個到了2047年會變得較為合理(或廣義的更好)的香港社會,我們能拿出答案嗎?可是,我們心底裏知道,今天所做的(以及沒有做的),都會影響未來和成為未來的一部分。所謂過去、現在、未來,其實相互緊扣,連接在一起。要創造和開拓未來,需要立即行動。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5日) 前途問題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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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族」還是「公民」?

社會變遷,往往見諸新理念、新思維的出現。固守舊有想法,固然不能對應新時代的新問題;只不過如果概念不清、用字含混,就容易導致思維混亂、行動出錯。別說在意識形態主導僵化思維的中國政治語境,在思想史訓練不足的香港也容易迷失在含混理念之間。談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我們就先撇開一類容易帶動感情,卻無助解決問題的話題,諸如是否用武抗爭或者獨立的問題。我們回到基本一點:我們必須審視種種新概念是否符合主張者的立場,譬如我們可看看主張香港是個「民族」的說法,是否符合提出這些政治理念的人的立場。何謂國族?整部近代東亞史,就是一部翻譯西方制度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誤譯史。譬如內地將西洋的「國族」(nation)翻譯成「民族」、「國族主義」(nationalism)翻譯成「民族主義」,就是好例。本來「國族」的概念,出自16世紀英國,後延伸到18世紀法國與美國,意思就是「精英」與「人民」的結合,也就是不論出身背景如何,人人皆可靠自己努力與才能也可成為精英,社會階層開放的一種現代文化觀的誕生。國族主義就是玫瑰戰爭之後的新興英國統治階層,他們不明白為何一介庶民可以當政治精英,透過賦予字詞新的意思,令他們能接受一個全新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現實感的文化過程(本文討論,參考格林菲爾德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國族主義之初,簡單來說就是「公民」。我們出生不是因為「我爸是××」而享有特權;世俗化、個人平等、人民主權,這些價值幾乎是當今所有國家都會分享的,因為我們現代社會上所有的職權,都不是依從與附屬於個人本身的血統,而是一種職位。從元首、總書記到總統,都必須是經由人民授權,而並非屬於某一個人的私產,而所有現代國家必然是民主的國家,因為其合法性,必須來自人民主權。當公民成為民族首先引入這個制度的非西方社會,是明治日本;而製作這些全新字詞的人,是福澤諭吉。不過當明治末期,還有清末民初想法傳到中國的時候,「國族」的概念就發生了變化。所謂「國族」本來就是「公民國族主義」,可是比英法遲發展的19世紀德國認為,如果按照英法基準,就一定落後別人,現代國族的尊嚴就建立不起來;於是乎就把國族的基準,說成是來自血緣、文化與傳統的「民族」,從而建立「民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這樣一來,就是「我們人民的血緣天生就比你威風」的集體身分。至於後來德國的「種族主義」(racism),則更進一步以血緣基因等生物學決定的特質定位自己。同樣是「自high」(自我滿足),但採取了兩個不同的基準。一個含混理念的展開「民族國族主義」只是「公民國族主義」的一種變體。「民族國族主義」把人民主權與認同放在集體與文化、血緣之上,並只承認「國族」只能是一種集體的血緣/文化共同體。因此按照大陸翻譯,「nation」都翻譯成「民族」,而「ethnic nationalism」卻翻譯成「種族民族主義」(而非「民族民族主義」),實屬古怪。同理,很多本土派人士,主張「公民民族主義」或者「香港民族」,先不理會他們立場如何,起碼是個概念矛盾:公民就非民族。「公民」談的是基本個人權利、法制與規定;「民族」談的是文化傳統與血緣。其次,民族國族主義並不一定意味單一民族國家。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也公認56個民族,乃一多民族國民國家;如果中國忽然承認「香港民族」乃「中華民族第57個覺醒的最新民族,是漢族的新類型人」,這些政治主張的人,又該如何回應是好?這是否主張「香港民族說」的人所樂見?最低限度,要說,也要說「公民國族主義」。筆者無意進入這些政治議題的實質討論,而只是指出,各種政治討論,必先基於清楚的概念界定。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其實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的,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而關乎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更形如此。諸如討論《香港城邦論》一書,卻不知何解被認為是鼓勵獨立之說,其實書中論述「城邦」基本上支持《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安排。又譬如,究竟何為「本土」呢?其實,當然中國與香港兩方面,連何謂一個「都市」與「市民」的意思也搞不清楚的時候,對討論毫無幫助。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也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6日) 公民社會 港獨 民族 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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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論與世代交替的需要

香港眾志打著香港自決的旗幟成立,見證新一代組織政黨去舊換新,是傘後時代的必然。但重要的不是人的新舊,而是所提倡路線的新舊。傳統的泛民主派本來就只是小鬥大幫忙的口頭反對派,在港英護蔭下乘八九民主思潮而起,政治路線上以民主回歸論為主軸,經濟上則是與政權調子一致的放任自由市場派。在那些年,這是非政治化的中產論述的反映。這一切在一個風平浪靜,經濟蓬勃發展的年代,還勉強可以過得去。但面對二○○三年後中共以中聯辦建立第二管治核心,操縱各層社會組織,以及政府又在經濟上進行「中國依賴化」之後,這條「只傾不砌」的傳統泛民路線漸見無力回應時局,早早應該交替。領匯、高鐵、政改都是其敗筆之作。後來,大概於反高鐵前後數年崛起的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激進民主派,則與當時冒起的激進青年社運路線互相呼應,形成「議會內外抗爭」的理論,開始取代上一保守政治世代的「只傾不砌」路線。這當然又反映香港已變得更為不平等,因而產生更大的反抗力量。「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成為青年的時代精神,有著推動時代進步的政治意義。然而,雨傘運動一役,反映香港的民主運動在整體政治力量上、社會凝聚力上、動員力量上、思想武裝的層次上,亦即根本在總體力量上,仍未足以撼動中共專權。因此,傘後的新時代亦有相應的新形勢及新方向。在批判地承繼過去的政治基礎上,再思考出路,建立新的政治範式實屬這個時代需要。雨傘時代後,我們要的是有尊嚴地站起來,重掌香港的命運,這就是所謂自決之意。香港的命運將是甚麼?是依賴中國?依賴財團?依賴精英?是貧富懸殊?絕不是。我們從《基本法》的政制框架跳出去,也從舊時代的「打份工啫」、「只傾唔砌」、「和理非非」、「自由市場萬歲」、「都係改變唔到現實」的框框中跳出去。這是在政治、社區、文化、經濟上的陣地上重奪自主。主權意識出現,這是過去任何政治路線都未能吸納或反映。因此自決論的出現,正正是整理雨傘以來的千頭萬緒,成為政治綱領和社會願景。上一代未做的,新一代現正展開。香港從來沒有經歷完整的去殖化,成為一個自主的政治主體,現在談自主自決,是遲來但必要。正如一個人沒有經歷鍛鍊又何來成長?初期定會有很多波折,但不在狹縫中成長,又何來有掙爆石牆的力量?原文載於「小麗民主教室」facebook專頁 前途問題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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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馬拉松

在公民黨十周年特刊中,其中一篇是關信基和黃之鋒討論香港前途問題。他們的年齡相差半個世紀,但一致認為2047年是香港前途的關鍵年份,因為回歸時承諾的「五十年不變」,似乎以此為限。黃之鋒說想提出「香港民間約章」,以凝聚香港人的共識,令香港在2047年實現民主自治。他回憶以前組織社運時只爭朝夕,「但反國教和雨傘運動是60米和100米短跑,前途問題則是馬拉松」,這個馬拉松之難,難在要先修補現時嚴重撕裂的社會。今天學民思潮宣布停止運作,部分成員包括黃之鋒計劃組黨參選,有些留守中學推行公民教育。這群初生之犢號召過二十萬人反國教,也激發起雨傘運動,今天決定兵分兩路殺出重圍,在制度內外推動香港自決。我實在感激這班莘莘學子為香港的付出,他們曾經犧牲讀書時間,甚至押上自己前途。他們仍然不肯輕言放棄,而且走得更前,他們一旦組黨便會失去頭上光環,從此更易受大眾刁難。留守學校的則要面對愈來愈犬儒的教育制度,而且號召力也可能因為學民思潮解散而大不如前。香港大陸化的速度實在駭人,加上國務院2014年6月10日的白皮書和人大常委8月31日就特首選舉的決定,正在摧毁「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想像。李波人間蒸發,更作為人質被報平安和有口難言被陪同旋風式回港銷案,更令香港人連在境內的人身安全和得享免於恐懼的自由也存疑。「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遭到嚴重打擊。香港人感受到「一國兩制」的挫敗,要求參與二次前途討論,自主決定香港前途也是很自然的回應。在公民黨十周年時,我們發表了「為香港而立:本土、自主、多元」為題的宣言,並會於七月中前交代具體行動綱領。要不是中央背信棄義,香港人不會對一國兩制絕望,而改為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爭取命運自決、前途自主。要不是和平示威換來催淚彈和警棍對待,也不會令更多人走上無底線的暴力抗爭之途。但說到底,這兩種人雖然手段不同,但目標一致,希望我們不再互相攻訐,而是各自爭取支持,令香港更有自救的力量。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3月31日) 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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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自決運動之二:雷動社區 自主憲章

新瓶舊酒齋自決香港前途危機,迫切要求港人換換腦筋。可是,常見一種現象,就是表面換了,靈魂沒換,新瓶而舊酒,結果不問可知。自決也不例外。現在一些青年新晉,摒棄舊泛民路線,提出自決,固然可喜,但有時在思維上,仍被陳年舊靈纏住而不自知。從前是齋普選,現在是齋自決!舊民運的齋普選路線,就是不批判當今的財閥寡頭統治,不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所謂自由放任,不理會自由放任實是放任財團剝削土地資源和普羅大眾,所以齋普選運動,絕不涉及全面社會改革。今天的齋自決,與齋普選也異曲而同工。齋普選路線,源頭起碼有二,不可不察。上流中產的泛民,飽漢不知餓漢飢,眼中的普選,只是一種「價值」,不懂得世界普選權運動的歷史,不知道普羅大眾爭取普選,更是為了集體「利益」!為了不受財閥官僚剝削的利益,為了基本民生保障的利益。這種齋普選,客觀上維護財閥統治現狀而已。其次,還有一眾並不代表上流中產的社運壓力團體,不少其實不滿意泛民,也不滿意現狀,但選舉時又「含淚投票」,所以,他們雖非齋普選路線倡議者,囿於非政治化及單議題思維,客觀上又總在協助齋普選路線獲得選票。三十年後的今天,齋普選路線窮途末路,本土/自決應運而生,於是泛民中大批第二第三梯隊,剛忙趁本土之墟,但本土新瓶,裝的仍是齋舊之酒,它只有大陸人vs香港人的偽二元對決,而無香港社會亟需全面改革的視野。但這種齋自決齋政治的路線,和過去齋普選一樣,由於脫離普羅大眾的切身利益,即使眼下紅紅火火,實難有持久而多數支持。[i]如果是排外主義的齋自決,則又不同,但不是因為它有真正普羅大眾支持,而在於它會被中共當槍使,所以暫時更出風頭,也更危險。齋自決,實不齋齋自決/齋港獨運動表面上很簡單很易懂:中國,是去是留?表面上是齋,其實不齋,而是很葷,有違當今少吃肉的潮流。在選擇去留的背後,早已包含其對社會根本立場。自由右派的自決/港獨,便有自由右派的社會秩序在其中;極右排外的自決/港獨,便有極右排外的社會秩序想像。這真是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排外本土,雖然只叫人選擇港獨,驅除「大陸蝗蟲」,背後也有自己一套社會想像,就是弱肉強食、強權即公理。但由於香港早已是這樣一種社會,所以提出齋自決,便足供其奪權之用,何須再談社會改革,民生保障?他們本來就不覺得香港原有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有什麼需要大幅變革;如果有,就是他們尚未登上獨裁寶座而已。至於自由主義右派,雖不至太獨裁,但維護香港資本主義現狀,與排外極右又是一致的。香港國有思想自由嗎?有一位青年本土,說自己不是以血統論斷「香港民族」,不是排外主義,而是以「認同資本主義、正體字、以粵語即英語作為主要語言」為標準。[ii]又一個笑死人的笑話 – 它把說客家話的地道本土客家人,開除出香港民族之外了。但更有興味的,是它也把不認同資本主義者,也開除出香港民族之外了。你以為,「啊,沒關係,我就是資本主義者」,就不會被開除嗎?不要信心滿滿;你的資本主義,也是他們的資本主義嗎?資本主義只有一種版本嗎?難道大陸不也是資本主義嗎?事實上,這位青年,思維上同中共只差幾尺。中共壓制那些不認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人,而這位香港國國父,則壓制不認同資本主義的人,二者所壓制的思想不同,但壓制思想則一。齋自決齋港獨,真的不齋,擺明要維護香港那種大魚吃小魚的資本主義,而絕不是有較充分社會保障的資本主義,不是規定每週35工時的資本主義,不是可以容忍反資本主義黨存在的法國資本主義。這些人大談資本主義,但真的懂資本主義的本質嗎?其實一竅不通。不通雖然不通,但階級立場很鮮明。幾十年前工聯會最愛講: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真的,齋自決齋港獨,而不過問壟斷財閥的利益,這種話,對誰最有利?當然是1%的財閥富豪。至於每日為口奔馳的其餘90%普羅大眾,要麽繼續忍受被剝削被壓迫,要麽起來反抗這種資本主義。是以,近年來,要求縮小貧富懸殊的呼聲,要求全民退保的要求,越來越響亮。這種普羅民生運動,如果和港人自主運動結合,便有別於齋自決,便是一種要求廢除財團壟斷民生,全面保障就業與民生的人民自決運動。所以事實上不會只有一種自決運動。社會既分裂為好幾個階級,港人自決運動便一定有不同版本,代表不同的社會想像。只不過,普羅民主的自決路線,尊重多元,決不會把不同意見,開除出港人共同體之外。但排外極右和自由主義右派的自決運動,怕不會那麼寬容呢。但他們的自決運動,只能有少數支持。反之,只要民主自決派拋棄齋普選齋自決,拋棄單議題思維,承接民眾呼聲,把自決運動發展為香港社會的全面改革,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那麼,這個民主自決運動,比諸排外極右,一定有深厚得多的群眾基礎。民主力量,浩浩蕩蕩,關鍵是喚醒民眾。何況,有眼的都看到,民主運動不以佔人口大多數的普羅大眾為主力,如何有力量和超級暴龍(中共)較量?就靠幾舊磚頭?港人自主憲章運動傘運以來,各股新生民主力量,絡繹不斷,從社區約章運動,到新界保育運動,或者各種不受注意的社區互助。這便是今後民主自決運動可以依仗的基層力量。戴耀庭的雷動計劃,如果與民主自決運動和基層民生抗爭,結合為民主三角同盟,香港民主前途,便有可為,毋須悲觀失望。這個方向,可稱為港人自主憲章運動。憲章兩字,就是突顯港人要過問憲政與把主權歸還人民。三者合則鑄造新力量,分則被各自擊破。新方向,自然需要一份政治綱要文件,作為今後宣傳教育、團結民眾、分出真假民主立場之用。以下是基本內容的謅議,供大家腦震盪;之後,自有高人修改得更好:無論是英國還是中國政府,其對香港的管治,從未獲得港人同意,有違「主權在民」及「政府管治須得人民同意」的根本原則。雨傘運動,象徵港人的民主覺醒,決心翻身作主,爭取命運自決。香港回歸後所實施的基本法,亦從未經過港人授權。新時代民主運動的目標,就是從下而上,民主重訂基本,重構香港的憲政機構:召開普選全權港人代表會議,重訂基本法,落實港人自主。除國防及外交由中央管轄外,所有港人內政由港人民主決定。綱領的具體細目,通過全民商討制定。由直選之民主派議員,及其他民主團體,組成籌備團體,為適當時機召開港人代表會議,進行長期的宣傳、鼓動、教育、組織工作。港人代表會議成功召開及重訂基本法後,要中央政府接受。香港很小,要以小博大,需要建設最廣泛的民主聯合陣線,爭取普羅大眾和廣大青年成為民運主力,全民共討特區政府。新世代民運,將以公民抗命,從議會抗爭,到各種不合作運動,直至罷工罷市等等,使當權者正視人民要求。要喚起普羅大眾,需要民主與民生並舉的社會改革。香港的困局,也不只是政制不民主,或者沒有自決權。壟斷財團所造成的分配不均,貧富懸殊,民生困苦等等,剝奪了多數人的餘暇,妨礙普羅大眾有效行使民主權利,也因此壯大了寡頭統治。所以追求民主自決,必然要求同時改革社會,消除貧富懸殊,保障民生。所以,基本法中有關經濟、土地與民生部分全部改寫。(具體要求,可用附錄形式,經反覆商議後擬定)港人以小博大,不只要建設最廣泛的本地民主聯盟,更要在地緣政治中,爭取最廣泛盟友,才能成功。因此港人支持大陸民主運動,一起爭取民主自決,由下而上,拆散專制,重建民主共同體。中共崩潰,干卿底事?最後一條,今天不少泛民再無膽提出了。連公民黨也不提「建設民主中國」了,怕被戴上「大中華主義」帽子,也無法反駁「大陸民主,關你鳥事」的大香港主義偉論。其實呢,這些指責,無知可笑,不知道,支持中國民主化,可以和民族主義無涉,甚至與之抵觸;不知道,從港人自己切身利益出發,恰恰要支持中國民主化!其實這不過是地緣政治的常識。所以幾百年來,在超級強鄰俄國之旁的波蘭,其民主獨立運動,從來都以促進俄國民主化為己任。其實排外本土不是不懂。果其不懂,就不會天天預言中共快要崩潰了。如果中國前途,與香港前途,絕無相涉,中共崩潰與否,又關你鳥事呢?可知這些偉論,非以自用,實專為愚弄入世未深青年而設。可嘆泛民,有如童話故事中沒有主見的人一樣,被責不該騎驢,便下驢走路;被責不該走路,便爬上驢子。而其實,連不少市井普羅,也懂得中港民主前途息息相關這個道理呢。在這個無知扮博學的年代,港人民主派更要堅持第五點。換腦筋,莫短視現在局勢,是否已到了振臂一呼,從者如雲的地步呢?不知道。但該做之事,便要去做。舊民運的其中一個幽靈,叫做「短視」,凡事只求立竿見影,否則無影。有泛民議員對於自決辯論,反應只有一句:若可轉化為選票,則支持;否則多談無益,云云。這個短視幽靈,自有深刻歷史原因,難全怪泛民。但青年新世代,如果不擺脫這個幽靈,即使雄心壯志走新路,恐怕仍是舊路續蹉跎。注:[i]我們很多年前,便對當時興隆的民主黨,下過難逃被淘汰的批語。參看《民主黨與灰姑娘》[ii] 《學聯秘書長選舉,「公投派」相爭》,明報,2016年3月16日。 港獨 前途問題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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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四七

到了二零四七年,五十後、六十後,恐怕都不在了。七十後、八十後,亦都垂垂老矣。而香港人從來都以腳投票,到時留下來的,又會是誰呢?在下不願去想甚麼是真本土,甚麼是假本土。事實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人口只約五十萬。本土派最終走向何方,真的不好說,但本土意識的覺醒,也許就是香港宿命的必然。今天,一群青年站出來,讓整個社會一同思考「二零四七」這個神奇數字。縱使被權貴斥為謬論,但當年面對「九七」,港獨也曾經是一個選項。雖然,在下不認同香港獨立,也不能想像香港獨立。「一國兩制」真正的目標,是台灣。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提出了實現台灣和大陸和平統一的六條具體構想,簡稱「鄧六條」。其中第四條明確指出:「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然而,當「一國兩制」在香港這個試驗場落實的時候,香港沒有自己的軍隊。也許,這是歷史的偶然,又或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開始便走了樣。更可能是因為香港回歸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港獨的聲音。新一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以〈香港青年時代宣言〉為題,反思政治、社會、環境、文教,以至交通等多種現狀。《學苑》的〈前言〉指出:「這是一場時代的變局,我們都同處於時局的分秒瞬變。即便香港各世代之間的爭拗尚未止息,但是屬於這個時代的鬥爭已經開始,誰也不得傲慢地敵視社會的盼望,誰也不得犬儒地任權力蹂躪。」文章還借用康德之語,「從人類扭曲的質地之中,如何能產生筆直的事物呢?」而這條作者認為是「筆直的路徑」,就是〈我們的二零四七〉一文指出的「二次前途問題,將由我們這一代人,正式帶入香港人的視野。該文並且提出三項訴求:「一、香港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二、建立民主政府;三、全民制訂香港憲法。」去年一月十四日,梁特宣讀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時,曾狠批《學苑》「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的主張。當時也真的語出驚人,「鷹」風凜凜。雖然,只有奴隸,才會永遠不由自主。然而,時隔一年,梁特三月十五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卻一反常態,沒有主動出擊,攻伐《學苑》的「宣言」。這個異象,耐人尋味。梁特被問到會否擔心《學苑》關於「港獨」的文章時,沒有正面回應,只表示,「《基本法》裏面說的『五十年不變』,即是說到二零四七年之前的五十年,不變的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他接着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不存在一個在二零四七年之後會有所改變,所以這是《基本法》規定,是我們憲制的規定,亦是一個清楚的常識問題。」不過,梁特的常識,的確異於常人。根據《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不變的,只是這五十年內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但卻沒有說明五十年後不變。事實是,不到二十年,「一國兩制」已被嚴重扭曲。假如到時香港仍然是特區的話,到底是整個大陸也實行資本主義,還是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呢?這個問題,必然困擾着九十後、千禧後,以至今後出生的每一個世代。因此,〈前言〉指出,「香港的青年必然得展現自我的力量與決心。也許一代青年終將垂垂老矣,但願宣言的理想精神能被反覆地批判、辯論、發展、實踐,直至在這片土地穩穩地落實生根。」香港,無疑是地球上,以至歷史上,唯一沒有「根」的城市!馬克思預期,受壓迫的群眾將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但弔詭的是,香港今天面對的「必然王國」,卻是中共設下的框框和制約。而香港的宿命,最終又是否如馬克思所料,走向「自由王國」?也許,一切須待「中國最後領導人」發落。 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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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問題的熔斷機制

最近看新聞學懂了兩個新概念,一個是大陸股市實行了數天但夭折的熔斷機制,另一個則是《環球時報》將跨境執法(擄人)的邏輯赤裸裸地展現予我們看。李波和銅鑼灣書店另外4人失蹤之事,觸發了港人對現時和未來信心的熔斷機制,最近續領BNO成為網上熱話可見一斑。自雨傘運動之後,社會運動的動員能力大大削弱,一部分人轉趨功利化(或以效益為先決考慮),另一部分則產生大量無力感,李波事件令不少香港人擔心如果他們在香港提出異見的話,會否在香港已經遭到擄走,或如一些敢言藝人那般失去大量工作機會。鬥爭為綱的政治環境,令不少香港人因為擔心香港前景,或是個人、家庭的人身安全、生活保障受到威脅,因而萌生去意。在這種社會情緒逐漸發酵之下,討論前途問題更顯得迫切,然而處理此問題牽涉的層面(包括要處理港中關係、地位問題、政治制度藍圖、經濟發展、社會制度等)、對象比單純處理政制問題更為複雜和耗損精力,因此民主派陣營必須盡快進行新舊交替,而銳意以前途問題為政見主軸的政團和人物亦應考慮整合力量,在今年盡力出選立法會,透過選舉和將來的議會層面把議題放上公眾視野之中。前途問題有其時限性,但更重要的是人心所向,如果人心所向非是討論前途問題,而是討論個人去留的問題,那前途問題就會像前天的大陸股市一樣,不消一會便會觸碰到熔斷機制的底線,難以再有足夠民氣處理香港前途問題。2047年之後,香港人還應該以「自己的方式」走下去,還是被北大人擄走各位的獨立意志,就看這數年造化如何了。作者是中文大學教務會學生成員原文載於2016年1月9日《明報》觀點版 2047 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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