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黑暗大數據 恕港人無福消受 

前教育部局長孫明揚於昨日在《am730》「孫公解碼」專欄指香港人無限放大黑暗面,誤當微信為政府的監察工具,微信比 Facebook Messenger 更便利,又提及香港人應急起直追。本來軟件便利與否純屬投其所好,不過前局長似乎把用戶分析喜好跟監控混為一談,有偷換概念之嫌。大型網站給如 Youtube 及 Amazon.com 會利用機器學習算法對用戶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對用戶推薦感興趣的短片及產品,透過大數據分析改善用戶體驗,製造更大商機。在這情況下,只有公司與用戶才能接觸數據,在排除保安漏洞的可能性的前題下,除非政府向網站公司提出要求或以是自己方法入侵用戶電腦,否則並不存在第三者監聽可能性。微信的情況跟美國網站截然不同,沒有高深的算法,只需簡單地看用戶訊息是否含有敏感字句,按照容發出敏感字眼警告或者直接把訊息攔截。即使幸運地軟件開發商肯網開一面,也逃不過內地的「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的第八條使公司有責任向公安機關提供有關安全保護的資料,而第五條明顯是為了鞏固政權而設,與其說微信是監控工具,倒不如說所有軟件都正被極權監控更貼切。至於前局長批評港人因內地的黑暗面而忽視內地科技優透的地方,不得不承認香港的確存在這一種因為黑暗面放棄內地一些「甜頭」的現象。這種現象到底是如孫先生所說只是港人一種詬病抑或是為了守住核心價格,堅定向糖衣毒藥說不,相信大家心中有數。要是港人真的為了短暫的利益犧牲長久以來的言論自由及空間,換取在生活上的小恩小惠,那才是真正的本末倒置。香港短短兩年經歷了不少大是大非的事件,雨傘運動、港大副校任命風波及版權條例案的拉布戰等等,這都不就是證明在港人心目中,自由凌駕於一軟件能帶給我們的一點便利嗎?前局長雖然退休近四年,但仍相當離地,不過高官離地是常識吧。(笑) 互聯網 科技 創新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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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香港創新科技發展

今日在香港談創新科技,經常強調政府的角色。雖不無道理,但說到底,創新科技離不開研發和應用,不可能忽略學界及業界的角色。創新科技需要很多支持,政府、商界、學界,缺一不可。在21世紀我們視美國為科技大國,很多人手上的iPhone,上網用Google,人際社交靠facebook,通通來自美國。這是因為美國人特別聰明嗎?當然不是,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人民沒有特定的基因。但正是美國吸引專才的整體氛圍(不止是政府制度),讓美國矗立於國際,令中國、印度以及歐洲最好的工程師,無不向北美為之神往。美國SBIR推動小型企業創新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香港經濟起飛之時,美國國內已在討論創新科技,儼然站在時代的尖端。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小型企業創新發展法案,開展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SBIR)。設立SBIR為的是幫助缺乏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源的小型企業(少於500名員工)進行研究,刺激新科技開發,並將之推向市場,滿足美國本土對研究開發(R&D)的需求。據美國官方資料顯示,計劃至今已向企業發放逾300億美元資助,共約45萬名工程師及科學研究人員受惠。高風險投資 劃時代創舉為何於1980年代,美國前總統列根就要開設SBIR計劃資助科技研究,並要以小型企業為資助對象?因為大企業有豐富的人脈和盈利能力,一般擁有精良完善的R&D團隊,根本用不着政府支持。以今日Google為例,他們擁有一支超過400名優秀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便投入約98億美元進行研發工作;不止美國,全世界的科網專才都希望加入其中;加上公司每年有雙位數的收入增長,政府深知可以為Google做的,很有限。相反,小型企業既沒有這些優勢,而融資的成本亦相當高昂,SBIR有如雪中送炭。由於受限於本身擁有的資金,初期競爭實力不足,資產規模相對細小,兼且創新有一定經營風險,銀行難以輕易撥出貸款。再者,銀行對抵押品的要求亦較苛刻,審批環節複雜而費時失事,令很多小型企業望以卻步。比較之下,它們相對大企業,更需要政府的資助。而且,小型企業的顧慮包袱比較少,勇於冒險,發展時較大企業進取,美國人深明這對創新尤為重要。或許SBIR計劃發起人Roland Tibbetts 2009年的說法能為這裏下個註腳:「SBIR旨在提供資金予一些優秀及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創新意念,因為這些意念儘管前景看好,對私人投資者(包括風險投資機構)來說仍是高風險的。」香港ITF逾80%資助公營機構回望香港,1999年11月,港府成立50億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ITF),以提供資助予有助提高製造及服務業的科技水平的研究發展項目,截至2015年6月30日,已批出資助金額達95.26億元。ITF轄下有4個資助計劃,即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及一般支援計劃,其中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佔總撥款額的81.5%,而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只佔5.3%。前者主要支援由公營機構,包括大學、研發中心、產業支援組織等所進行的研發項目,而後者則資助私營機構進行研發,是4個計劃中唯一資助由私營機構進行內部研發的計劃。在大多數具競爭力的國家經濟體系,公營(即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與私營機構的研發開支比例一般為30:70,大部分研發開支來自私營機構;而在香港,這個比例約為55:45,相對較多開支來自公營機構。長遠來說,私營機構參與更多研發工作,有助建立更健全、穩定的行業生態,促進創新發展。當局亦曾表示希望鼓勵私人企業在港投資創新研究。初創企業潛力無限小型企業對社會來說非常重要,然而,至今卻鮮有機制能給予恰當的支援。2015年,創新科技署以企業支援計劃,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放寬原本只資助僱用少於100名員工的中小企的限制,不論規模大小也可申請資助,而且提高資助上限,由600萬元升至1000萬元。當局認為,大企業往往更能掌握市場需要,完善科技產品規劃,更有機會成功將產品推出市場。可是,正如前面所述,需要幫助的是小型企業,儘管他們成功的機會較低。難道政府現在要走回頭路,重新投資大企業進行科研?為何美國政府在幫助小型企業上能成功,香港政府卻失敗?政府必須先找到這個答案。事實上,在將科技創新及研發推向私營機構和商品化方面,香港與美國的路向不謀而合。然而,兩者對小型初創企業的信心卻顯得截然不同。創新是一種投資,而且是相當高風險的投資。但是,高風險,高回報,一旦出現的新科技是如互聯網般的劃時代創新,這種回報不止是對投資者的金錢回報,而是對整個人類社群的裨益。這種創新的成功率,只是達到1%,即100個嘗試只有1個成功,亦已是奇蹟。這不禁令人想起岩士唐作為首個踏足月球的人類說的「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科技創新,並不能以保守、保險、不做不錯的角度去看待。香港準備好接受挑戰?自1990年代起,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科學園、數碼港、創新科技署,可見政府對創新科技並非毫無願景。然而,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有效推動社會創新?客觀地說,香港擁有一切發展創新科技的條件,包括人才(如大量高學歷人口)、資金(如外資的風險投資機構)、時機(如單一化的產業導致的經濟困境)、空間限制(土地短缺令空間需求較小的科技發展成為可能)。從這幾年香港的情况來看,香港不乏有意創新的人,當中固然有年輕人,甚至也包括不少已屆中年的有志者。然而,香港政府和社會是否準備好接受挑戰?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1日) 創新科技業 創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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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香港創新科技發展

今日在香港談創新科技,經常強調政府的角色。雖不無道理,但說到底,創新科技離不開研發和應用,不可能忽略學界及業界的角色。創新科技需要很多支持,政府、商界、學界,缺一不可。在21世紀我們視美國為科技大國,很多人手上的iPhone,上網用Google,人際社交靠facebook,通通來自美國。這是因為美國人特別聰明嗎?當然不是,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人民沒有特定的基因。但正是美國吸引專才的整體氛圍(不止是政府制度),讓美國矗立於國際,令中國、印度以及歐洲最好的工程師,無不向北美為之神往。美國SBIR推動小型企業創新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香港經濟起飛之時,美國國內已在討論創新科技,儼然站在時代的尖端。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小型企業創新發展法案,開展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SBIR)。設立SBIR為的是幫助缺乏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源的小型企業(少於500名員工)進行研究,刺激新科技開發,並將之推向市場,滿足美國本土對研究開發(R&D)的需求。據美國官方資料顯示,計劃至今已向企業發放逾300億美元資助,共約45萬名工程師及科學研究人員受惠。高風險投資 劃時代創舉為何於1980年代,美國前總統列根就要開設SBIR計劃資助科技研究,並要以小型企業為資助對象?因為大企業有豐富的人脈和盈利能力,一般擁有精良完善的R&D團隊,根本用不着政府支持。以今日Google為例,他們擁有一支超過400名優秀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便投入約98億美元進行研發工作;不止美國,全世界的科網專才都希望加入其中;加上公司每年有雙位數的收入增長,政府深知可以為Google做的,很有限。相反,小型企業既沒有這些優勢,而融資的成本亦相當高昂,SBIR有如雪中送炭。由於受限於本身擁有的資金,初期競爭實力不足,資產規模相對細小,兼且創新有一定經營風險,銀行難以輕易撥出貸款。再者,銀行對抵押品的要求亦較苛刻,審批環節複雜而費時失事,令很多小型企業望以卻步。比較之下,它們相對大企業,更需要政府的資助。而且,小型企業的顧慮包袱比較少,勇於冒險,發展時較大企業進取,美國人深明這對創新尤為重要。或許SBIR計劃發起人Roland Tibbetts 2009年的說法能為這裏下個註腳:「SBIR旨在提供資金予一些優秀及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創新意念,因為這些意念儘管前景看好,對私人投資者(包括風險投資機構)來說仍是高風險的。」香港ITF逾80%資助公營機構回望香港,1999年11月,港府成立50億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ITF),以提供資助予有助提高製造及服務業的科技水平的研究發展項目,截至2015年6月30日,已批出資助金額達95.26億元。ITF轄下有4個資助計劃,即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及一般支援計劃,其中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佔總撥款額的81.5%,而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只佔5.3%。前者主要支援由公營機構,包括大學、研發中心、產業支援組織等所進行的研發項目,而後者則資助私營機構進行研發,是4個計劃中唯一資助由私營機構進行內部研發的計劃。在大多數具競爭力的國家經濟體系,公營(即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與私營機構的研發開支比例一般為30:70,大部分研發開支來自私營機構;而在香港,這個比例約為55:45,相對較多開支來自公營機構。長遠來說,私營機構參與更多研發工作,有助建立更健全、穩定的行業生態,促進創新發展。當局亦曾表示希望鼓勵私人企業在港投資創新研究。初創企業潛力無限小型企業對社會來說非常重要,然而,至今卻鮮有機制能給予恰當的支援。2015年,創新科技署以企業支援計劃,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放寬原本只資助僱用少於100名員工的中小企的限制,不論規模大小也可申請資助,而且提高資助上限,由600萬元升至1000萬元。當局認為,大企業往往更能掌握市場需要,完善科技產品規劃,更有機會成功將產品推出市場。可是,正如前面所述,需要幫助的是小型企業,儘管他們成功的機會較低。難道政府現在要走回頭路,重新投資大企業進行科研?為何美國政府在幫助小型企業上能成功,香港政府卻失敗?政府必須先找到這個答案。事實上,在將科技創新及研發推向私營機構和商品化方面,香港與美國的路向不謀而合。然而,兩者對小型初創企業的信心卻顯得截然不同。創新是一種投資,而且是相當高風險的投資。但是,高風險,高回報,一旦出現的新科技是如互聯網般的劃時代創新,這種回報不止是對投資者的金錢回報,而是對整個人類社群的裨益。這種創新的成功率,只是達到1%,即100個嘗試只有1個成功,亦已是奇蹟。這不禁令人想起岩士唐作為首個踏足月球的人類說的「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科技創新,並不能以保守、保險、不做不錯的角度去看待。香港準備好接受挑戰?自1990年代起,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科學園、數碼港、創新科技署,可見政府對創新科技並非毫無願景。然而,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有效推動社會創新?客觀地說,香港擁有一切發展創新科技的條件,包括人才(如大量高學歷人口)、資金(如外資的風險投資機構)、時機(如單一化的產業導致的經濟困境)、空間限制(土地短缺令空間需求較小的科技發展成為可能)。從這幾年香港的情况來看,香港不乏有意創新的人,當中固然有年輕人,甚至也包括不少已屆中年的有志者。然而,香港政府和社會是否準備好接受挑戰?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1日) 創新科技業 創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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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局治標不治本,懇請慎重投票

立法會全體議員台鑑:如無意外,創新及科技局將會在十月內進行投票表決。前線科技人員已在今年七月十日致信及各位議員拉布,無奈三個月後的今天政府依然是新瓶舊酒照,再次要求通過創新及科技局的議案。倉猝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弊多於利,所以特此再次致公開信,希望各位議員投票前請三思,不無條件支持成立創科局。前線科技人員立場一直清析、堅定,我們都認為在沒有對現有及過去科技政策檢討和在開設創新及科技局建議書欠缺具體內容的前提下,應該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身為業界的一份子,我們並沒有見到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的迫切性。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內容空洞的建議書,政府對某「鄰近經濟體」的阿諛奉承,和受各界質疑的楊偉雄顧問及特首梁振英暴力加會的惡行。一一都在說明,創新及科技局來意不善,受益的不會是業界,更不會是香港市民,恐怕是另有其人。創新及科技需要的並不是創新及科技局,而是一班擁有綜合性思維、高瞻遠矚、高執行力、有誠信和道德的高官。難道大家從Uber被打壓一事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嗎?是不是要到下Airbnb被打壓的時候大家又在把同一錯誤怪責在創科局上?希望大家是時候面對現實,不要再對新局有任何幻想,更不要再給政府有機可乘。在投票之前,前線科技人員謹希望各位泛民議員思考以下四道問題:一)創新及科技局是否有恰當的成效指標指標,並且是否擁有足夠透明度?二)在沒有進行過去科技政策檢討下推行新局,會否重蹈覆轍,浪費社會資源,令經濟轉型遙遙無期?三)到底真的是將本港的科研和產業結合,造福市民,還是淪為特首梁振英口中的「中港融合」的一隻棋字?四)憑創新及科技局真的可以收拾今時今日科技發展的爛攤子?最後再次煩請各位議員憑良心及自由意志投票,切勿向政治現實低頭。祝身心安康前線科技人員啓2015年10月21日 創新科技業 創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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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香港一等再等 請盡快認真交功課

楊偉雄先生您好:楊偉雄先生在今年四月被特首梁振英委任為創新及科技顧問,更在七月尾的時候曾表示會在暑假期間密密做功課。前線科技人員身為業界的一份子,當然對創新及科技局有關消息表示十分雀躍及關注。可惜至今 楊偉雄先生被委任為顧問已經半年有多,始終未聞有任何消息發布。此番拖泥帶水式作業實在令人感到失望甚至懷疑 楊偉雄先生是否有能力勝任顧問一職。不管立法會議案通過與否,亦在此希望 楊偉雄先生回應民意,盡快交代創新及科技政策計劃有關事宜 。就香港應否成立創新及科技局這個話題上,最近半年眾說紛紜,特首梁振英多番在公眾場合及網誌表示支持,唯獨是他的論述欠缺具體內容。事實上,資訊科技界專業團體「前線科技人員」自成立以來,一直都認為特區政府是不需急於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例如科技大國美國亦沒有像香港般需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而且香港本來就已經有成立多年的創新及科技處,更有數碼港及科學園。恐怕在沒有進行檢討的前題下仍然貿然設局的話,新瓶舊酒只會重蹈覆轍。希望 楊偉雄先生回解答以下三個關鍵問題:一) 未來執行的政策計劃及目標、二) 成效指標 及三) 如何利用科技改善民生以上三個問題皆關係到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的必要性、業界專業人士及香港市民的福址,「前線科技人員」、業界及市民都一樣已經急不及待希望知道創新及科技局的未來發展動向。請求 楊偉雄先生盡快回覆或者在公眾場合解釋詳情,亦請緊記認真回答,因為馬虎了事只會觸怒香港市民神經並惹來民怨。祝身體健康黃浩華前線科技人員按:圖為創新及科技顧問楊偉雄。 創新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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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能進入大數據時代 政府責無旁貸

香港政府於「數碼21」文件多番提及大數據技術,還有早已成立的「資料一線通」網站,奈何多年來大數據技術仍未能在香港普及並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由善用數據優化本港交通網絡效率,到今年9月台北市長柯文哲將北市府的2016年度預算「視覺圖表化」,可想而知數據科學與民生福利乃息息相關。那到底當中出了什麼問題導致大數據技術未能普及?政府需要提供足夠數據「資料一線通」由2011年成立至今已有4年,可惜現時數據量連冰山一角都談不上,實在未能支持大數據分析項目。引致數據不足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政府各部門守舊,山頭主義林立,並沒有盡其責任把部門「IT化」,使網站孤掌難鳴。大數據分析的先要條件是數據可以供機器讀取,但政府部分數據只能維持於人類可以讀取的文件或圖片,將文件轉化為機器可以讀取的數據似乎還有一段漫長的路。以立法會對外公開的文件為例,每次文件的樣辦也不固定,表格的列行不一或是資料不齊全(註1、註2),甚至是一些電腦掃描圖片(註3),電腦程式自動辨識便難上加難。再者,大數據分析需要的原始數據正正就是精華所在,不過政府提供的開放數據往往是經過處理及整合的數據,使到數據發掘不能實踐。私隱問題成另一障礙大數據及開放資料的另一前提是要確保數據沒有觸及個人私隱外泄。香港長久以來對私隱問題重視不足,由本港醫院的電子病歷,到2010年八達通私隱轉讓給第三者事件,還有大家日常收到的電話廣告滋擾,可見私隱問題在本港無處不在。政府有責任就私隱問題把關,令大眾能放心接受大數據分析帶來的好處。大數據需要的不是創科局最近特首梁振英經常提及創科局,我們是時候需要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政府的創科局真的有能力為開放數據帶來一個新的局面嗎?」事實上,如果要真正達到開放數據,政府欠缺的不是創科局,而是一班實事求事、擁有科技思維的高官及公務員,去打破一個長久以來受守舊及官僚制度枷鎖的困局。政府停滯不前 民間可命運自決除了要求政府大力投放資源於開放數據項目之外,市民亦可以自發建立數據分享及收集平台「民間資料一線通」。透過定期監察香港網站例如傳媒、政府機關及大型機構,加上不同算法、機器學習及網頁爬蟲技術,將數據收集和整理步驟自動化,令雜亂不一、零散的數據轉變為井井有條的數據,亦可為香港進入大數據時代開拓一條新出路。註1: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2015年4月9日(星期四)參觀山頂纜車行程〉註2:〈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考察廢物管理設施 2013年5月11日(星期六)〉註3: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吳亮星議員選舉捐贈/財政贊助文:黃浩華(前線科技人員)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0日明報觀點版 科技 創新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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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笑話之都

警方高調的圍剿 Uber 總部,將人家辦公室當作賊竇淫窟一樣,拉人封鋪。又將人家手提電腦充公,然後恍如毒品、槍械等罪證一樣,向記者展示。這樣的舉措,似乎是要把多個月的頹氣一洗,亦正好掩飾一下近來對電話騙案束手無策、佔中案件口供出問題等事件。威風戚戚地高調執法,卻換來近乎一面倒的喝倒采,批評當局扼殺創意,過分維護過時及缺乏競爭性的的士業界。由今次的 Uber 事件、斬樹滅門慘案、灣仔同德大押保育無力、西環地標牛牛招牌被拆等等,我們可以見到政府當局已經和市民,尢其是年輕一代的意志完全脫節。管理一個城市需要的是創意和對市民的敏感度。今時今日的香港官僚,就好像仍然生活在殖民年代一樣,繼承着早年港英政府的「愚民」態度。筆者曾經聽說,在年前反國教示威當中,有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在政府總部的辦公室中,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取笑示威的群眾。他們的態度,就好像是覺得市民都是愚昧和無知的人,需要政府的教育和管理。例如所謂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並不是主持青年事務,而是管理和整治年青人的委員會。這樣的家長式心態,就直接令今日的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反智和笨拙的決定和政策。今日的社會,由於社交媒體的發展,已經成為了一個多變和多元的群體。情況就好像日本動話「攻殼機動隊」中,「Stand Alone Complex」的社會狀態(巧合的是動畫參考了香港的城市面貌作為場景設定)。由於個體所接受的資訊來自同樣的媒體。他們的行為和反應都會自然地變得一模一樣,自發地形成一個有機群體,誘發出一致的集體行為。而過程中並沒有任何的個體作為領袖去領導或鼓吹這些行為。幾年前已經開始由討論,怎樣的市政當局才能更有效的管理這樣的城市。得出的結論是負責的市政辦公室必須要有好像網絡一樣的彈性和靈敏度。辦公的場所和設計工作室將會十分近似。工作人員需要不停的和其他人討論和接收信息,以確保市政當局的決策緊貼市民的集體意治。公務員朝九晚五的生活將會成為過去。他們需要無時無刻的緊貼城市的節奏,才能夠更快的對社會氣氛和事件作出反應。從近日事件中可以見到,傳統的城市管理和市政系統,已經完全跟不上今時今日的社會風氣和節奏。政府口口聲聲要發展創意產業、聰明城市。宏大的計劃由老土、過時的官僚體系執行,就只會落得一次又一次的反智和出醜。國際媒體似乎亦意識到現屆政府貽笑大方,於是將鏡頭對準香港,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都十分敏銳。香港已經成為盛產國際笑話之都,丟架丟到出大西洋。真正破壞香港名聲的人,正是那些不思進取、封建守舊的香港官僚。 創新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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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destroyed

香港政府在立法會暑假休會前想盡辦法要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急切的原因,特首說是因為「You don’t’ know what you miss」。特首心目中認為不立即開設「創新及科技局」會miss了什麼,大家不太清楚。昨日香港警察高調拘捕Uber司機及職員,向創新科技發出了不歡迎、不支持的信息,卻甚為明白。「不合法」,執法部門可以拉人封舖;「不合法」,有關機構亦可以乘時檢討現行法例及措施,是否已經不合時宜。香港對Uber的取態是犯法,要拘捕。其他地區又如何?讓我們看看兩個同樣位於亞洲,香港人普遍認為不及我們「開放」的地方:新加坡在去年11月新加坡的運輸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LTA))宣布正式規管專車/的士配對平台,所有使用這類平台的司機,例如Uber 及當地的GrabTaxi,均需先向LTA登記,並遵守有關法例。[1] 換言之,新加坡並沒有對Uber拉人封舖, 而是適時從法規方面作出應變, 擁抱新時代。中國Uber 的出現,在內地不少城市也引起了的士業界的強烈反應, 個別城市, 例如重慶及成都,均曽對Uber作出調查。然而,中國政府並未有一刀切的取替Uber在內地的服務。同時,為應大勢所趨,中國政府亦從檢討法規方面着手,準備推出《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預計將在近日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時移世易,每有創新,既得利益者必然受到衝擊。當年音樂串流公司Napster出現,唱片業界群起而攻之。Napster逝去,音樂串流卻始終成為主流,iTunes、Sportify相繼應運而生,顛覆了整個行業。科技的洪流,你阻得了幾多?阻礙了的,最終還不是自己的進步。創新科技,骨子裏就是顛覆(disruption),不可能對舊事舊物完全沒有影響。生物科技、航拍機(Drones)、大數據、無人駕駛汽車、3D打印,沒有一項不具爭議性。發展創新科技,最重要的不是一個「創新科技局」,而是對創新科技包容、開放的心態、思維和氣度。王維基先生被香港政府邀請投資電視行業,最終不獲發牌;Uber為香港投資推廣署引以為傲的成功案例,職員被香港警方高調拘捕。凡此種種,其實是向本地和國際投資者發出了非常壞的訊息。香港還是一個值得投資的城市嗎?作者博客[1] https://www.techinasia.com/lta-regulations-singapore-taxi-apps/[2]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50731/173322846506.shtml 創新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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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局 無助創新?

在政府要求立法會加開28小時會議、仍未能就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表決的一星期後,特首梁振英未曾擱下創科局,參觀科學園時,說發展創新科技可以為經濟注入動力、為年輕人締造機會、為巿民提升生活質素。聽上去,願景美好,為什麼本應是直接受惠的業界人士,卻大力反對?成立創科局,哪處出錯了?設局實質改變 政府無說明政府重視發展科技產業、認為要為此成立決策局,其實早在回歸後就開始。董建華在九七年的施政報告,原本的文康廣播局,改組為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統一負責原本分散於不同決策局的資訊科技工作;往後兩年,興建科學園、發表第一份數碼21策略文件、設立創新及科技基金。後來政府推行問責制,政策局大改組,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被納入工商及科技局。不過,到了二○○七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把「科技」從政策局中除名,工商及科技局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取代。當時的立法會文件指,把工商及科技局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合併,最重要是為「促進香港競爭力」。開局處理手法政治化直至去年,梁振英政府提出重設科技局,不過,這次的提議,處處碰壁,不少業界中人強烈反對,認為政府沒有清楚說明設局目的,另一方面在開局的處理手法,反而讓事情顯得政治化,例如三番四次調動財務委員會的議程,不斷批評和催促議員通過方案。「前線科技人員」成員宋安來Tony,本身是個軟件工程師,他翻看立法會資料,說政府遞上財務委員會審議的文件,雖然長達三十頁,其實沒有具體描述新局將會做什麼,除了第二頁的「具體來說,新的創新及科技局會在深度及廣度上加強有關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政策支援」,還有的就是列舉八項「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可能包括與目前兩個部門有關的範疇」,例如制定政策、加強持份者溝通等。支持成立創科局的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雖認為有設局的需要,「現時政策局的架構以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要打理的政策範疇中,科技只是芸芸中之一,但偏偏全球經濟命脈和社會發展中科技佔的重要性愈來愈高」,但也認同特首和他的團隊一直以來都說不出創科局成立後會帶來的實質改變和量度成效的指標。IT人:創新需顛覆既有模式為發展產業,成立決策局,本來是一件好事,但作為直接受惠的從業員,Tony與不少同行都不贊成設局,「很多人其實沒想過要有一個科技局」,要真正幫助創意科技產業發展,設局未必是最合適的方法——科技可以高速發展,其中一個原因是互聯網的開放平等,創業的人不用靠關係,可與對手公平比試創新和執行力,從業員「一舊雲」認為,創新需要有顛覆既有模式的勇氣,從上而下逼出來的創科局,看來與真正IT人的思維相反。業界憂政策傾斜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說,不少業界中人都盼望透過創科局推動突破,「但愈來愈多IT人抱着強烈的質疑甚至反對,憂慮特區政府用人唯親、只着意與大陸『合作』而不是放眼世界,為本地IT界帶來更多機會」。政策只着眼「背靠內地」,的確是業界所憂,Tony說,這思維在整個香港也正在蔓延,不論是什麼產業,背靠內地都是重要元素。「北面巿場,無疑是比香港大得多,不少創業的人,選擇直接北上闖,巿場大,融資機會也較多,資金較集中。」不過,這樣其實無法留住人才,研發項目、成就也會逐步向外流。「但創科局的成立,看來會令情況惡化,尤其看政府屬意入局的人選,不少與內地也有關係,業界不能不憂慮將來的政策會傾斜。」政策會否只着眼與內地合作,或許言之尚早,不過有關創科局的人事問題,卻的確是引起爭議之處。年初,成立創科局的議案不獲通過,特首破天荒委任心儀的創科局長人選楊偉雄一人兼三職,既成為行會成員、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還成立了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由楊偉雄擔任主席。政府做法被指為新局造成既定事實,當時建制有議員也認為政府若對成立創科局有信心,其實毋須多此一舉。諮委會成員涉利益衝突至於創科的諮委會,組成的是什麼人?任命當天,政府指「諮詢委員會成員主要來自學術界、業界和與創新及科技相關的團體」,翻看資料,成員有羅范椒芬、陳易希、葉劉淑儀等三十人,「真正屬於業界的人很少」。當中有成員被指與政府有瓜葛,例如有傳媒指四月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籌辦的「國際IT匯與紅酒佳餚節」,負責招租的是非官方委員楊全盛的私人公司,被指變相由政府打本幫忙;二○○二年,iProA與小童群益會合組基金會,有iProA員工兼職為基金會工作,但就由基金會支付全職薪金,變相以公帑替iProA出糧,基金會因此被廉署調查,當時楊偉雄則是基金會董事。IT人期望政府做什麼?扶助創業要是成立創科局事在必行,錢既然一定要花,那麼,業界期望它可以做些什麼?「業界發展面對的困難,最簡單又一定沒錯的答案,是成本太高。要開科網公司,頭幾年的成本很高,成本來自兩方面﹕人工、租金,這其實是香港各行各業也遇到的問題,根本沒一個好的環境做長線投資。」發展科技,講求創意,而創意本來是高風險的投資,沒有回報保證,有行業裏的人認為,香港租金太貴,其實變相不鼓勵創意產業的發展,「開公司的人,要有很大的經濟能力,在未賺錢時也能交昂貴的租金,一旦創業失敗,要有輸身家的準備;做員工的,也不願意投身在風險高的公司,一旦失業,就無法供樓」。系統化規管 吸引外資除了貸款、租金等,Tony也期望政府可以更有系統地做規管的工作,尤其科技發展為社會帶來不少改變,但法制上沒有與時並進,無法處理涉及新科技的社會事情。他說,Uber是一個例子,「現有法例下,Uber可以被看成違法的白牌車,但Uber的出現,其實並不是壞事,服務質素好,乘客選擇多了,這種電召方式也可以讓少一點的士在街上漫無目的地兜客,減少擠塞,減少污染。」另外,金融科技也是需要適當的規管,「像是B to B landing、crowd funding,金管局的角色是什麼?如何協調?」他解釋,傳統的借貸模式,要透過銀行操作,但現今資訊科技發達,借貸雙方其實可以毋須透過銀行,也能掌握對方的經濟能力、背景,不過當中就需要監管。「現在不少研發,都在外國的網上平台尋找投資者,成功集資的研發,收到的資金往往來自不止幾個投資者,而是幾百幾千人,風險分散,也更多投資者願意投資。香港也有這種平台,如果政府加強監管,可以製造更好的環境吸引投資。」年初,財政司長曾俊華也在《財政預算案》建議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成立督導組委員會,發展金融科技,涵蓋支持與結算的交收系統、大數據分析、雲端計算等。打破「基建+資助」循環莫乃光認為,科技發展的成功通常需要三個方法Lean、Quick and Nimble。「成立一個科技局有沒有用,在乎它做什麽、找什麽人幫忙和如何做。創造需求、改善科技教育、吸引人才和投資者、由城市規劃層面發展智能城金融科技、政府智能化、檢討局限創新的過時法規、資料透明化等都必須做。我憂慮的是政府又搞『創新科技產業大躍進』,再次重複搞基建、成立中心和資助計劃的循環,而忽略其他配套。創新政策的制訂、推行和量度成效三方面,經濟及合作組織(OECD)做過大量研究,很多建議值得參考。」發展科技 從供求入手對於如何發展創新科技產業,坊間不少學者和智庫都曾發表看法,其中一個共通之處,是指香港的科技發展,不能直接抄英美的一套,而要抓緊在地域上鄰靠中國的優勢。的確,中國內地巿場龐大,與它土地相連的香港可以佔到先機,除此之外,內地科網發展也愈趨成熟,不少香港科技人在本地創業時遇到困難,也會轉移到內地尋找機會。「國內外都知道,北京是一個hub,那裏已凝聚到一個community,有初創公司、有投資者;深圳也有高科技產業,不過華南沿海在這方面仍然是以輕工業為主,富士康那些便是例子。」內地市場大 科網趨成熟不過,Tony認為,發展新產業,反而該認識自己的弱項,然後正視問題。「要是本地的產業仍然脆弱,就該實行保護政策,直至足夠與其他國家競爭,這些在內地也有的。」他說,要扶助創新科技,可以有兩個層面,所謂的demand pull和supply push。「Demand pull,很簡單,你讓Uber合法地發展、給港視發牌,就已經幫到忙,需求其實一直存在。」至於supply push,他認為也不困難,規定本地公司要用一定比率的本地研發產品就可以,「又或者由政府部門做起,多用本地產品」。大家有咩講?Aries Chen(網民)「我從事IT工作廿多年!從來創意跟官僚架構是不能並存!數全球最有創意的地方,如以色列、丹麥等,官方組織都是協調角色,而非領導角色!况且現在都有個創新科技署啦,創咗啲乜?!所以我們不需要創科局,只需少點干預的創新環境便可!」鍾樹根(立法會議員,7月18日)「如果梁振英乜都唔好,應該乜都唔好做,唔止創科局,獨立調查啲水都唔應該成立,搵法官都唔好做,咁不如大家自殺,成個香港。」梁振英(特首,7月11日)「不是只想多些產業讓生意人賺多些錢,長者可與子女、緊急救援服務保持聯絡,需要有局統籌,不落實市民感受不到。可以答的全部都答了,既然大家還有問題,那就開會吧。」楊偉雄(創科諮委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4月12日)「創新及科技發展唔單止能夠提升香港嘅長遠競爭力,而且能夠推動青年向上流動,為香港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Dicky Cheng(網民)「反對,有局唔通香港就可以變矽谷?除咗紙上談兵對成個行業或者點吸引人從事科技行業有咩幫助?香港IT無償OT搞到好似老奉咁,689做過咩嘢,點吸引人入去讀或者做?政府帶頭搞外判用賤價請人有個局之後有無諗過請番晒做公務員,無講咩野支持科技業界?同埋689應該諗吓Google點解唔敢係香港起data center,真係純粹人才同土地問題?」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創新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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