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吳得掂第二

林鄭新政,百帆並舉,充分彰顯她的大有為意志,但問題是,在林鄭背後,有三根鏈令她受到不同程度的掣肘和阻力,若求風浪平順,必須謹慎應對。 第一條鏈是阿爺的泰山壓頂,這令她在廿三條立法、國民教育、重啟政改等問題上被迫直接承受香港社會的民心對決,中央的強勢柯打,她無法搖頭拒逆,如何做,何時做,變成最艱難的政治藝術挑戰。她是香港管治的「老靈魂」,對本地局勢瞭如指掌,但在阿爺眼裡,她卻可能只是一個任意差遣的「小家丁」,家丁一旦不聽使喚,阿爺發火,那便不好玩了。可憐的林鄭,在港強勢,在京弱勢,真教人替這位土生土長的「港女」感到心疼。 第二條鏈是掌握了議會權力的建制陣營及其背後主子。上台以來,林鄭跟建制尚處於蜜月期,彼此客客氣氣,偶然鬆踭是有的,卻未至於怒目相向,但當正式推廣各項新政,立法見真章,要投票了,反對或阻撓,視乎建制的點頭與搖頭,那時候,正面衝突全面爆發,林鄭未必能夠妥善擺平。別忘了,立法會內有幾位阿姐對特首高位虎視眈眈,最難為女人的,往往正是女人。 第三條鏈是以庸才冒充人才的某些高官,相對而言,這條鏈比較弱,林鄭若肯,應可解脫。目前的一些司局長,大多是前朝遺物,或能力根本未夠班而品格更屬可

詳情

合理規管共享經濟:非不能而是不為

6月7日楊偉雄局長回答議員質詢時,強調不同意「創新就可違法」,表達政府對科技應用採開放態度,但字裏行間實際上已將網絡出租車、網絡短租住宿等共享經濟模式「判死刑」。近日楊局長更公開反駁,洋洋千字回覆中卻沒有正面回應核心問題:為何創科局成立將近兩年,仍未推動更多政策局檢視政策,更新不合時宜的法例? 香港曾經有不少顛覆行業生態的創新業務都曾被視為觸犯法例,而被執法部門高調採取行動打擊,但最終都能夠成功納入規管,成為貢獻社會的正當業務。而當最近負責推動創新的官員,振振有詞地宣告共享經濟「罔顧法紀」、衝擊傳統商業模式和規管制度,表示政府會大力取締,就有如與歷史遙相呼應。 上世紀70年代,點到點的直送郵件速遞服務DHL違反當年的法例規定,即所有文件的運送都必須經過郵政局處理。因此,該公司被警方三番四次要求停止營運,創辦人更被起訴,最終裁判官判DHL勝訴,而港英政府仍不罷休,尋求透過《郵政條例》封殺之,後來DHL成功獲得商界支持令政府讓步,速遞服務才得以繼續發展。 至1990年代互聯網興起,筆者當年亦創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ISP),然而香港電訊的專營權仍受電訊法例保護。1995年一宗轟動的事件發生:

詳情

狠批Uber 倒不如解散創科局

創新及科技局上周五在facebook貼文,嚴厲炮轟電召車中介公司Uber,以創新共享經濟為藉口,知法犯法,令電召司機因違法取酬載客而被捕,是不負責任的做法。這個帖文,在網絡世界贏取「嬲嬲」。創科局竟對一家創新經濟公司用詞狠辣,實在諷刺之極。 有時候,也會同情創科局長楊偉雄的處境。 還記得在2015年8月,當立法會未通過成立創科局的決議案,楊偉雄尚未名正言順當局長,被迫當個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兼行會成員時,曾大讚Uber是「真正的創新,不止是Uber Taxi,那只是一小部分,而是其他東西,是(行業)的下一個階段」。 創新雖好,但當事情損害既得利益者,局長也要屈服。結果,楊局長對Uber的立場不停修訂,由「真正的創新」,到「或者違法」,最新創科局更貼文指Uber「知法犯法」。 對於Uber這項服務,民意支持是十分明顯,乘客對傳統的士服務早已怨聲載道,短程又嫌短程,說要過海時就話快要「交更」拒載,又或只肯載客到過海的士站……這種種的藉口,乘客們早已一肚氣。Uber的出現,的確為一些願意多付車資而換取較優質服務的乘客,提供多一個選擇。 既然社會已對這項服務需求有相當的共識,作為政府理應支援

詳情

Uber 滴滴350億大deal,香港則繼續放蛇拉人

當大家取笑中國無得玩Pokémon Go,然後笑人家搞什麼山寨,其實今天的中國在創新科技早已快過香港兩光年。市場消息指中國最大的本土網約車公司「滴滴打車」與另一間全球最大外國網約汽車「Uber」合併中國業務,而這個Deal的價值達到350億美元。350億美元有多大?是大半間和黃,如果來港上市,如無意外可以入到藍籌成為恒指成份股。中國網約汽車市場競爭激烈,由滴滴打車與快的打車在中國境內以燒錢內鬥,其背後的投資者騰訊與阿里巴巴利用打的這個平台,成功收納了用家使用電子付費系統, 支付寶和財付通真真正正完全地入了屋。倘若你身在中國乘車,而手機有以上兩款電子付費系統,完全不用真實現金交易都可以乘車,不用怕司機找假錢給你。這種方便甚至比其他國家都好,更加不用說和香港比,現在香港連八達通使用的士付費都未流行,仍然停留在HKTAXI之類的叫車服務,電子交易完全是零。滴滴和快的最後合併,期間經歷了不少市場動盪,如有市政府禁止使用這些App,甚至有市政府推出自家的網約App來取代,又有當地的士司機發起抗議之類,引發起不少問題,但是敵不過市場及背後兩大互聯網公司在現今中國大陸的影響力。中國政府早前終於推出由國務院辦公廳頒布出租車行業改革指引,交通運輸部等七個部門聯合頒布特別針對互聯網預約出租車的經營辦法規定。當中詳細定立了法規,使這些網約汽車App正式開綠燈,而這個市場亦會真正開拓和正常發展。因為私家車正式進入市場而被規管(先不理是否成功但至少有法規先行),讓用家和車主可以有新的選擇,從而使服務更廣闊,是進步的表現。這是不能否認的。網約汽車App的發展,其實是中國大陸互聯網其中一個寫照,就是龐大市場與營運者的積極性,以及推動創新科技上的政策配合。以上的條件,香港除了市場規模上不能比較外,其他的條件都明顯被比下去,香港甚至是落後於第三世界國家。其他國家甚至是一些落後國家,網約汽車早己流行。新加坡為了這方面更改動了當地法律來配合市場上的變化,這便真正創新科技下的政策有用作為。反觀香港的創新科技,實在是退步、倒退和固步自封。楊偉雄還說自己在過去九個月做得好,真的是一種喜劇表演。政府推動創新科技,並不一定是投資科技,而是透過政策和法規製造誘因來推動創新科技發展。以網約汽車為例,香港其實是最可以做的,甚至可以成為亞太區的範例,因為香港交通發達全球數一數二,而交易系統並不是沒有可能,因為本港智能手機的普及,即使沒有如大陸的財付通或者支付寶,信用卡付費基本上是沒有難度。但是看看今天在這方面有關網約App的發展情況,只能以笑話來形容,而且最近香港警方還繼續放蛇打擊Uber車主,更不要說想香港搞什麼App合併的天方夜談。人家已經講到合併走快香港兩光年,香港還在放蛇拉人阻發展,情何以堪。有關合併消息,雖然是市傳,仍然未經雙方公司証實,但是這個市場的發展和積極性,香港望塵莫及。或者你會說不要只向錢看,但市場的發展如何量化, 就是透過市值來計算,而市場價值亦反映出市場的需求,代表服務有多吸引到投資者、消費者,當中的種種因素便是創新科技的價值所在。我們的領導還說打擊什麼霸權之類,但是真正沒有沒有做到呢?的士市場壟斷霸權又有沒有打破呢?這都是市民的需求,不只是地產霸權,但為什麼港府卻在此事上畏首畏尾?當中是否因為牽涉到潛在利益者呢?梁先生是否可以找找廉署審查委會主席譚惠珠幫幫手,有關的士行業有沒有出現一些不正當的非法行為呢?當中有沒有涉及到貪腐呢?為何政府遲遲不對汽車租貸服務上開綠呢?「創新科技」這四個字,今天香港政府的確沒有資格說。 創科局 uber 創新

詳情

我見過Steve Jobs!

新任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出席一個科技會議時表示,跟頂尖的創新科技人物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之後,他與一眾從事創新科技業的出席者分享其「引以為傲」的事,指:「做創科呢,我曾與該方面的專家交流過。你們中有誰見過Steve Jobs?沒有?我見過!我真係見過!」局長的話剛剛說畢,社會各界亦隨即對之抽水。連鎖唱片店HMV製作了一張宣傳圖片,在介紹13年上映的《喬布斯》與剛上映的《時代教主:喬布斯》之餘,亦不忘抽水,原句引錄了楊偉雄的話。中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就從叮噹的第一身角度出發,指出「有邊個看過靜宜洗澡?沒有?我見過!我真係見過!」來諷刺局長之言。與頂尖的人材見個面,交個流,是否就可以有如立竿見影般學習並吸收對方之長,並檢討己之短呢?這種「交流論」,其實是很多人的「至愛」──表面上看似令你獲益裨多,物超所值,交流交流,好似學到好多嘢。不過,實際上很可能卻是一無所得。例如,親子遊學團就以「到外地交流英語心得」作為招徠,吸引喜歡自幼栽培子女的父母。想深一層,如此年幼的子女,可以交流到什麼呢?又例如,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所提倡的「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難道在這麼短的交流日子中,便可以一如施政報告中所言的「讓青年人裝備自己,擴闊視野,把握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向上流動」嗎?事實上,這個交流計劃又會否淪為青年的「洗腦」工具,即單方面向港青宣揚中國的好,卻缺乏互動的「交流」呢?吳克儉局長一年外訪的次數多達15次,其外訪團多次到外地交流,得到了些甚麼?吳局長去日本外訪,回到香港後居然化身為旅遊達人,分享自己豪食放題、觀星賞紅葉之心得。如此的交流,又是否有用?其實,見過Steve Jobs,並不代表些什麼。楊偉雄局長既然那麼喜愛與專家交流,倒不如跟《100毛》的專家Dickson見面,一起來拆解Uber的困局吧。作者Facebook專頁作者博客 創科局

詳情

創科局長如未能助業界解困 應退位讓賢

根據傳媒報道,創科局長楊偉雄於12月21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手機租車程式Uber在香港提供服務,是挑戰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他認為,不應該先犯法,再修改法例,又質疑Uber在新加坡提供服務時,是採取與當地政府合作的策略,但在香港則剛剛相反。法律未能追上科技乃常態如傳媒報道屬實,則局長對創新科技的認識及支援似乎未能合乎業界期望。創科局於審議成立之時,政府其中一項所提的功用正是理順科技應用於政府內的各項阻力,但很可惜的是,如楊局長於創科局正式成立後卻只能重拾律政司的牙慧,以「法治」為由打壓創新科技的應用,不禁令人質疑:成立創科局,到底所為何事?事實上,法律未能追上科技的發展乃常態而非特例。以香港人最熟悉的八達通為例,雖然於1997年9月1日起正式使用,並於1999年擴展至非公共交通的零售服務,但金管局直至2000年4月25日才認可八達通公司為接受存款公司。在此之前,八達通獲金管局特別豁免不被列為《銀行業條例》所定義的「多用途儲值卡」。讓我們細心想想:假如八達通不屬「多用途儲值卡」,那什麼才是?顯然,當初給予豁免只是在法律追上實際環境之前的權宜之計。實際上,即使把八達通接納成為接受存款公司本身亦是過渡安排,香港有21間接受存款公司,但其餘的接受存款公司業務都跟八達通風馬牛不相及。香港於月前才通過《2015年結算及交收系統(修訂)條例草案》,對包括八達通卡及其他電子形式的儲值支付工具進行規管。由八達通正式使用開始計,足足用了18年,如果說要等待法律完善才可營運,那代表八達通要等到今年才可以營運了,大家可以想像嗎?既然楊局長舉新加坡為例,那即管讓我們比較一下,究竟是Uber故意挑戰香港法治,還是因為新加坡政府更積極為「破壞性創新」大開方便之門?在新加坡要成為Uber司機,車主需要向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ACRA)登記成為豪華車公司(limo car company),就算是一人公司也可以登記,全部手續在網上處理,20分鐘內可以完成,手續費只需65坡元,而且不設限額。至於車輛方面,只需購買商用車保險即可。究竟是誰不想合作?在香港,要成為楊局長口中的「守法」Uber司機,理論上需申請屬私家服務(豪華房車)的出租汽車許可證。但該許可證非但數目設上限(1500張),而且申請手續不透明,每宗申請需個別經運輸署屬下的出租汽車許可證遴選委員會審批,但委員會的準則、成員以至處理時間都沒有公開。根據曾經申請過的車主表示,該牌照的申請異常嚴苛,運輸署竟然要求申請者先證明自己有客戶會使用服務才能批准申請,但申請者未有牌照之前又如何取得客戶呢?因此,此牌照實際上只供現有的租車公司申請,新申請者如個體戶的Uber司機不得其門而入。楊局長在批評Uber在新加坡採取與當地政府合作的策略時,未知他有否諮詢自己的同僚,究竟是誰不想合作?如局長沒有魄力向運輸署以至更高層的部門掃除阻力,幫業界拆牆鬆綁,那局長何不退位讓賢,讓更有能力的人去處理?作者是前線科技人員文:賀穎傑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24日) 創科局 uber

詳情

創科局局長官字兩個口 阻礙科研發展

近日創科局楊偉雄先生與記者茶聚表示 Uber 在香港興起是挑戰香港的法治及其核心價值,其言論與他在八月十七日高調大讚 Uber 是真正的創新背道而馳,不禁給人一種「官字兩個口」的感覺。到底前言不對後語是個別例子還是重複犯錯,本文將會解開謎底。創新科技本應是楊局長的主打,卻奈何淪為局長自打嘴巴的罪證。十一月二十日楊局長會見記者直言香港有條件就走創科道路,擔當所謂創新科技領域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局長一番聽似令人鼓舞的說話,似乎令到市民及業界稍為為之一振。不過在創科局成立後,對科技發展前景的態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十二月十一日局長在財委會卻說即使失敗也是一種成效,就連建制派的林大輝議員也忍不住批評局長的說法荒謬。局長的態度前後不一,彷彿為香港科技發展潑了一桶冷水。另外楊局長在七月時答應會在暑假期間做功課並在十月交功課。可惜在十二月中立會的口頭質詢中,被建制派的潘兆平議員和石禮謙議員質疑「交白卷」,所謂的功課說穿了只是為了倉猝設立創科局開的空頭支票。相類似的情況二不離三,楊局長早在剛上任時重點提及本港在創新科技上應急起直追,並聲稱短期內會有成績,更誇下海口新局能使經濟發展更蓬勃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過俗稱「楊九項」的創科局九個項未來發展重點被議員的炮轟欠缺創意後,局長卻唯有裝出一副跪地求饒的賣相,希望大眾能「畀機會」。不得不提創科局的另一角色是協調其他政策局促進科研發展能在香港健康發展,可是在「網絡廿三條」版權修訂案中,局長並沒有主動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的知識產權署磋商引入外國沿用有公平使用或者開放式豁免,局長的助視不理變相縱容政府打壓及抹煞二次創作者的創作空間。身為 CalTech 畢業生、前 Intel 員工及前數碼港管理公司行政總裁的局長相信不可能以「認知不足」蒙混過關,但事實擺在眼前,不論是創科局或者是局長本人已經見底,只剩下「官字兩個口」。到底創科局成立最後的得益者到底是誰,真的是香港的是廣大市民,本地的科研業界,高調進軍本港市場的 Uber ,抑或是投資了「快的」又打算收購〈明報〉的馬雲,還是啟動「十三五」規劃的中央?文:黃浩華 創科局

詳情

大眾應開「願望清單」 監督創科發展

近期特區政府很努力地推動科技創新的課題,而新聞媒體也算是相當配合,撥出一定的篇幅作詳細報道。不過就算做足宣傳推廣,市民的反應也只屬一般而已。這樣的情况並不叫人感到意外,事關長久以來由本地政府官員、經濟學家、工商界,到建制派政黨均對發展科技(尤其是由政府來推動)抱着懷疑的態度。一來這是違反他們長期信奉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二來他們亦不相信香港搞高科技會有好的下場,如此這般,傳統建制其實並不相信這一套。過去談到科技創新、再工業化(或產業回流),最有可能表示支持的是廣義中的政治反對派。但現在由特區政府提出,則很難會令他們有積極的回應。而更重要的是,民間智慧對此也一直是半信半疑(究竟政府對此有多認真?最後能對他們帶來多少直接的好處?),所以社會反應相當平淡,應該是可以預計得到的。對於特區政府肯在經濟發展上「適度有為」(雖然具體而言是些什麼,還未清楚),實應視為一件好事;起碼這跟繼續務虛好得多。針對政府的舉動,我認為與其大潑冷水或表示有所保留,不如大家參與開出「願望清單」,監督政府各種措施怎樣才能收到預期之效果。定成就指標 政府不能例外坦白說,我對於今回政府推動科技創新甚有期望,因為難得它願意為社會經濟發展定下目標(我一直批評梁振英政府沒有經濟政策,是一個不懂創造收入的政府),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大計,可為港人在未來3年、50年提供發展的方向。對此,我們作為市民大眾,應為特區政府(仿效時下各大機構經常採取的規劃手法)設計一系列主要表現指標,並用來衡量、評估它的工作表現。今天,政府推動科技創新為的是要令香港經濟轉型,促進經濟增長與發展,為港人創造各種機會,令人人豐衣足食。所以,若干年後我們的人均收入要達到某個水平?經濟要每年有某個百分點的增長幅度?每年要產生多少間世界500強的港資企業?多少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港人企業家?還有在某年開始香港要成為某個創新產業的基地等。近年任何類型的機構談策略、未來發展,都不能不提出一些成就指標,特區政府肯定不能例外(相信政府領導們也曾對不少機構提出類似的要求)。特區政府將會怎樣逐步邁向這些目標,達成這些指標所定下的進度,實在是一件令市民很有期望的事情。而特區政府在短期之內,亦應公開有所交代。在地發展科研 須有長遠打算當然,投資發展科技創新,不應着眼於短期回報,也不應該期望立即便有收成;這是一項長期的計劃,不宜操之過急,更不應追求短期利益。不過,話雖如此,在某些方面,我們還是需要立即行動,而且在短期之內要有明顯的動作和可見的效果。舉例:人才培養的問題。究竟特區政府所謂推動科技創新,是指在地發展科技、研究及相關產業?還是一如以往,是在港發展有關科技的商業服務,為內地(尤其是近期刻意強調深圳的角色)搭建平台,從中取利?這個基本的方向問題,留待特區政府日後回答。若指的是後者,則毋須太大動作,也可有所發展。不過,如果政府的意思是前者,則在極短期之內亦必須行動起來。人才培養的事情,一定要十年八載才見成效,在地發展科研,必須有長遠打算,這樣才可以持續發展下去。所以,眼前必須立即做出的決定,就是從後年開始,應該在本地大學增加多少直接或間接與科研有關的學科的(本科及研究生)學位。而增加學位的事情,也不應只談兩三個學年,而是應該全面轉向,逐年遞升,方能收「科技興港」之效。政府打算如何在不同大學之間重新分工、定位,也是需要立即起動的工作。至於新增學位,從何而來(政府增加撥款?還是廢商科而興科技?),也要有個說法。新政出台,應指日可待。而單靠增加學位,不足以發展人才。長期以來,家長與學生都不認為科研是理想出路,對有關學科敬而遠之。因此,只增加學額,並不保證最優秀的學生便會投入其中。短期之內,要把優秀學生引導到相關學科,甚至轉而視研究為人生理想,最有效之方法是設立獎學金。由政府牽頭,而商界配合,只要政府領導擔起角色,不出兩三個星期便可成事。以上所講的數點,顯而易見,相信特區政府對此亦早有計劃。特區政府要表達「科技興港」的決心,大可在日內宣布一系列短、中、長期計劃,並有系統的操作方法,就算要移風易俗,相信也可以迎難而上。本人是科研的門外漢,對政府大力推動科技創新,沒有直接利益。不過,一想到重大突破及轉型已在眼前,實難掩興奮之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11日)- 立即按Like及Share「評台Pentoy」Facebook,即刻與各方好友分享貼文!(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GB/sdk.js#xfbml=1&version=v2.5”;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評台 Pentoy 創科局

詳情

論香港創新科技發展

今日在香港談創新科技,經常強調政府的角色。雖不無道理,但說到底,創新科技離不開研發和應用,不可能忽略學界及業界的角色。創新科技需要很多支持,政府、商界、學界,缺一不可。在21世紀我們視美國為科技大國,很多人手上的iPhone,上網用Google,人際社交靠facebook,通通來自美國。這是因為美國人特別聰明嗎?當然不是,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人民沒有特定的基因。但正是美國吸引專才的整體氛圍(不止是政府制度),讓美國矗立於國際,令中國、印度以及歐洲最好的工程師,無不向北美為之神往。美國SBIR推動小型企業創新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香港經濟起飛之時,美國國內已在討論創新科技,儼然站在時代的尖端。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小型企業創新發展法案,開展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SBIR)。設立SBIR為的是幫助缺乏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源的小型企業(少於500名員工)進行研究,刺激新科技開發,並將之推向市場,滿足美國本土對研究開發(R&D)的需求。據美國官方資料顯示,計劃至今已向企業發放逾300億美元資助,共約45萬名工程師及科學研究人員受惠。高風險投資 劃時代創舉為何於1980年代,美國前總統列根就要開設SBIR計劃資助科技研究,並要以小型企業為資助對象?因為大企業有豐富的人脈和盈利能力,一般擁有精良完善的R&D團隊,根本用不着政府支持。以今日Google為例,他們擁有一支超過400名優秀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便投入約98億美元進行研發工作;不止美國,全世界的科網專才都希望加入其中;加上公司每年有雙位數的收入增長,政府深知可以為Google做的,很有限。相反,小型企業既沒有這些優勢,而融資的成本亦相當高昂,SBIR有如雪中送炭。由於受限於本身擁有的資金,初期競爭實力不足,資產規模相對細小,兼且創新有一定經營風險,銀行難以輕易撥出貸款。再者,銀行對抵押品的要求亦較苛刻,審批環節複雜而費時失事,令很多小型企業望以卻步。比較之下,它們相對大企業,更需要政府的資助。而且,小型企業的顧慮包袱比較少,勇於冒險,發展時較大企業進取,美國人深明這對創新尤為重要。或許SBIR計劃發起人Roland Tibbetts 2009年的說法能為這裏下個註腳:「SBIR旨在提供資金予一些優秀及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創新意念,因為這些意念儘管前景看好,對私人投資者(包括風險投資機構)來說仍是高風險的。」香港ITF逾80%資助公營機構回望香港,1999年11月,港府成立50億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ITF),以提供資助予有助提高製造及服務業的科技水平的研究發展項目,截至2015年6月30日,已批出資助金額達95.26億元。ITF轄下有4個資助計劃,即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及一般支援計劃,其中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佔總撥款額的81.5%,而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只佔5.3%。前者主要支援由公營機構,包括大學、研發中心、產業支援組織等所進行的研發項目,而後者則資助私營機構進行研發,是4個計劃中唯一資助由私營機構進行內部研發的計劃。在大多數具競爭力的國家經濟體系,公營(即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與私營機構的研發開支比例一般為30:70,大部分研發開支來自私營機構;而在香港,這個比例約為55:45,相對較多開支來自公營機構。長遠來說,私營機構參與更多研發工作,有助建立更健全、穩定的行業生態,促進創新發展。當局亦曾表示希望鼓勵私人企業在港投資創新研究。初創企業潛力無限小型企業對社會來說非常重要,然而,至今卻鮮有機制能給予恰當的支援。2015年,創新科技署以企業支援計劃,取代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放寬原本只資助僱用少於100名員工的中小企的限制,不論規模大小也可申請資助,而且提高資助上限,由600萬元升至1000萬元。當局認為,大企業往往更能掌握市場需要,完善科技產品規劃,更有機會成功將產品推出市場。可是,正如前面所述,需要幫助的是小型企業,儘管他們成功的機會較低。難道政府現在要走回頭路,重新投資大企業進行科研?為何美國政府在幫助小型企業上能成功,香港政府卻失敗?政府必須先找到這個答案。事實上,在將科技創新及研發推向私營機構和商品化方面,香港與美國的路向不謀而合。然而,兩者對小型初創企業的信心卻顯得截然不同。創新是一種投資,而且是相當高風險的投資。但是,高風險,高回報,一旦出現的新科技是如互聯網般的劃時代創新,這種回報不止是對投資者的金錢回報,而是對整個人類社群的裨益。這種創新的成功率,只是達到1%,即100個嘗試只有1個成功,亦已是奇蹟。這不禁令人想起岩士唐作為首個踏足月球的人類說的「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科技創新,並不能以保守、保險、不做不錯的角度去看待。香港準備好接受挑戰?自1990年代起,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科學園、數碼港、創新科技署,可見政府對創新科技並非毫無願景。然而,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有效推動社會創新?客觀地說,香港擁有一切發展創新科技的條件,包括人才(如大量高學歷人口)、資金(如外資的風險投資機構)、時機(如單一化的產業導致的經濟困境)、空間限制(土地短缺令空間需求較小的科技發展成為可能)。從這幾年香港的情况來看,香港不乏有意創新的人,當中固然有年輕人,甚至也包括不少已屆中年的有志者。然而,香港政府和社會是否準備好接受挑戰?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1日) 創新科技業 創科局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