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者〉的啟示

近日社會輿論聚焦於六四應如何記念,以及應否記念的問題。不少討論圍繞「六四悼念是否應有一個終結」,甚至有人更進一步以狠毒說話互相攻訐。有些事情發生了,自有其磨滅不了的痕跡,這怕是無人能夠否定的。說一句公道說話,各大學生會想來也絕非倡議遺忘六四,否則它們也不會各自舉辦論壇,以六四與香港關係為研討重心。到底有無情感上的切割,或情感切割「到底邊個最開心」,我相信真的沒有人答得上來。近日兩度觀賞《十年》,我最喜歡的是〈自焚者〉,其中最令我深思的有以下三點。首先,上半段自焚者的身份一直沒有揭曉,但受訪的學者名人中,有人揣測自焚者的身份,以「共產黨思維」猜度是共產黨在以金錢收買人,上演自焚來抺黑港獨。到最後,自焚者的身份揭曉,大家都不勝唏噓。原來這種猜度,到最後辜負了婆婆的一番心意。第二,有些事情從不是世代之爭。我們以為自焚者是提倡港獨或自決的青年,到最後卻原來是一個經歷過文革及六四的婆婆。婆婆到底對香港有何願景,支持港獨與否,我們其實都無從得知。但最後願意為我城犧牲的,卻是全段影片一句對白都沒有、從不曾侃侃而談的這位婆婆。她的生命本說刻劃著從前諸般「失敗的抗爭」,但最後她卻是走出關鍵一步的一人。第三,歐陽在示威現場面對警察,跡是闔眼作祈禱狀,但他提倡的卻是港獨,他主張要「有人死,香港才會有轉變」。所謂和理非非的手法,配合的卻是進取的主張。有很多事情,也許電影中描繪得太美好,唯願在現實中亦可有同樣的期許。無論星期六晚大家身在何方,有些事情用世界公民、香港人的身分,還是值得思考的。文:梁麗幗@法政匯思 六四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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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梁天琦、十年

作為多倫多港人,這個星期從未如此繁忙過。先有香港眾志黃之鋒來訪,相隔數天就到《十年》放映會,請來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和黃台仰透過網絡作映後座談。議題不約而同,都在香港的前途和統獨問題上打轉。不過兩場活動下來,給我感覺的反差,甚大。黃之鋒「香港眾志」成立得匆忙,甩轆連連;“Coming soon” 的政綱尤其對未來政治藍圖,仍需主事人解畫。本來期待黃之鋒親身到來,能夠稍釋疑慮,但結果卻是失望而回。或許是他低估北美華人對香港政治的知識;對政局和雨傘運動的簡介對我來說無甚驚喜,甚至有點「離地」。口口聲聲說 2047年香港自決前途,但被問到實際計畫行動,卻連連回答「未有想法」、「未有策略」。我不禁要問一句,你遠道而來,爭取「國際」支持、爭取「港僑」支持,到底準備了幾多?最想知道的「香港自決」論,十年後公投種種,為了不得失保守選民,他繼承了泛民那一套,不斷在使用「偷換概念」、「立場閃縮」、「錯誤類比」等等的語言藝術:「十年公投」原來是十年「內」公投;「如十年後有人支持港獨」他也會「支持」;中國有民主才到香港「有」民主,但香港也可先「有」民主;雨傘運動的非暴力路線失敗,但魚蛋革命的暴力抗爭也沒有成功;提到公民參與社會政策,但僅提到九月回港投票,支持他們進入議會;他提到澳門和台灣作對比,其實情況根本與香港不同難以借鏡。他屢屢提及自己為雨傘革命,面對「非法集會」罪名要面對兩三年監禁;卻沒有道出928當日,究竟是哪些人衝出夏慤道揭開雨革;也沒有提到旺角抗爭者面對的更重刑期;更沒有提到為逃過更重罪名,才安排「沒有大台」的「假公民參與」,在此又欣然接受領導者的頭銜;坦白說,我實在替他感到汗顏。最離譜的,是他認為本民前和香港眾志除了抗爭取態「沒有」分別!「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本民前說的「本土」,是爭取香港獨立;香港眾志說的「本土」,是留在一國兩制框架自決前途;本質上已有著根本的不同。如此蒙混欺騙選民,說法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另外,作為性小眾一員,也很留意他對性小眾權利的取態。黃父黃偉明是香港反同先鋒,曾在報章大放厥詞,指兩父子對性小眾政策取態「相近」。在三藩市有港僑要求他澄清,但他竟然迴避僅指政黨有相關政策,反指該報不斷抺黑他倆,錯過一個絕佳的澄清機會。或許,他和楊岳橋一樣,又是怕得失保守選民;又或者根本骨子裏,兩父子都是「真反同」。更令人憤怒的,是為他在美國打點行程的港僑朋友,在臉書訴苦,指黃之鋒要求代為安排訪問大學,事前全沒提過會成立政黨;港僑和大學「被支持」香港眾志;到埗後又對行程指指點點,私下計畫行程變相要人代帶「遊山玩水」,事後對協助的朋友團體也毫不感恩。從政者需要謙卑,黃小朋友仍有很遠的路要走;至於他是否一早就誤入歧途,還需時間洗禮驗證。最後分享一個小發現:在問答環節,Q&A Session,他一直把問題(Question)說成 “Problem”(難題)。究竟是他太緊張、英文不濟、還是 Freudian slip 說溜了嘴,認為大家都在給他難題?簡報最末提到 “Time is On Our Side”,黃之鋒信心滿滿,在三十年間我們有時間空間自決我城。我不禁想起《十年》,去年拍的電影,十年後預告的事件,現在已經開始在發生。Time is REALLY On Our Side?我們真的還有十年?在議會失效,泛民代議士失格的今天,到底我們還可以相信誰?略談《十年》在梁天琦之前,我想先講《十年》。在多倫多大學的放映前,因主持映後談的關係我需先看影片,但最後決定把當中兩部留著不看,想待處身黑暗中的大銀幕才欣賞,以便把即時的情緒帶到討論裏去。《冬蟬》和《自焚者》。一部被冷待,一部被熱捧。其實《冬蟬》很好看、也是最堪回味的一部。觀影不只要用肉眼看,還要用心去看、用腦去思索。全身投入保育的兩位主角,執著保育把曾推土機輾過的物事製成標本,在失去原有的意境只剩下一個個編號和箱子,由黑暗的頹垣敗瓦走出耀眼繁華城市散步,在格仔地板劃地自處,抑壓的對白掩不住情緒激動,最後索性把自己變成了標本,想警醒世人。這些大家都留意到了嗎?比起《自焚者》的熊熊烈火,《冬蟬》其實更像現在的香港人:抱殘守缺、消極抵抗,卻抵擋不了整個香港的墮落,終至以死無聲控訴。唯一的「暴力」場面,是男生被注射最後的內臟凝固藥劑後,以斧頭想劈開小房的牆壁。是劇中所言的藥物發作?還是作垂死控訴?只是,一切都已經太遲。看過的朋友連連大呼「很悶」、「看到睡著」。我皺眉。大概被灑狗血劇情直白的無線劇溫水「煮」了過久,習慣即食而失去思考的能力;看臉書的恥笑改圖或貓狗萌片帶來的即時快感麻痺,看到論述長文「即飛」最終失卻理解的耐心。《自焚者》主角死得轟烈,明顯的衝突容易令人激動、賺人熱淚,但紙巾一抹,眼淚一停,又是回到「抗爭者搞亂香港」、「暴力就唔啱」的思考模式;就算香港人再拍多幾部《十年》、《廿年》也是徒然。或許,《十年》已是後無來者。只因,裡面發生的事,現在已經開始一一發生。推土機不知不覺地已溜到自家門前,靜候油門一踏。香港人若真要到無路可退,才被逼作出極端反抗,終至自焚,我真的不想看到這一幕在現實的香港發生。但大家心裡明白,這一天正在逼近我們。香港人明明以「靈活」自居,卻接受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仍一成不變。是不想思考,還是根本不想面對現實?是時候學懂耐心理解,放下主觀既定的一套。不過,新東補選的梁天琦,讓我看到一點希望。令我驚喜的梁天琦一月初,立法會新東補選的報名期,梁天琦宣布參選。我心想:「吓?邊位呀?點解黃台仰自己唔選?」看著報道相片,我對黃台仰身旁這位身穿白色裇衫、戴著黑色圓框眼鏡的年青男孩一無所知。只道他的身份是「本土民主前線的另一發言人」。其斯文外表,也和踢篋的本民前格格不入。香港一潭死水的政局,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開始變得有趣。青年傘兵甚至街坊這些「素人」,加上一個中出羊子,令向來只有悶蛋「告急」的選戰變得精采。他們不但贏得議席,就算輸也是輸得精采;斬樹拔葛,好不威風。挾著餘勇想參與補選的青年新政,被「同路人」民主黨區諾軒等冷處理「逼退」;反倒是本民前異軍突起,在毫無預警下首度派人出選。豆腐渣工程從來不相信《蘋果》、《主場》、《立場》等說了廿年的甚麼「建制」、「泛民」的「二元對決」鬼話。對於這個光復過上水、元朗的新生政黨,儘管「勇武抗爭」的激烈手法,被不少信奉和理非的香港人扣二百分;但是這批提倡「本土」的青年第三勢力,倒還是值得令人期待的。然後,我在臉書上看到梁天琦在街頭「一張櫈、一支咪」,臨急在街頭收集提名登記--然後我想到本民前的選舉保證金。呃根本是個「豆腐渣工程」……那時候我想,起碼都要 Like & Share 幫他宣傳一下,但以為自己「僅止於此」。想不到,梁天琦和本民前卻不停為我們製造「驚喜」。先是一月底,他利用了選舉條例,以「候選人」的身份護身,在警察保護下在街頭驅趕水貨客。除了不禁莞爾,我還發覺這批年青人還真聰明,這是利用參選把本土議題擠進主流媒體,慢慢對他們產生好感。接著到港大校委會事件,我首次為港大的學生撰文,呼籲群眾到場支援。看著新媒體直播,想不到又見到梁的身影。首次聽到他短暫但有力的發言,我才知道原來他是港大哲學系的學生。然後,就到年初一的「魚蛋革命」。我受到支援本土小販的感召,再次撰文替本民前召喚群眾支援;之後更因不值泛民陣營的「割蓆」聲明、「界票」陰謀論和種種盲撐歪理;我也不顧中立,正式在臉書表態支持他,越洋替他拉票。那一夜之後他人氣急升,記者會的多了很多支咪,對他的報道漸多;隨著選舉臨近,各大小選舉論壇開始舉行,讓他有更多發言的機會。充滿驚喜的候選人讓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思路清晰,辯才都比同齡的人好得多;提出的論述和理據都很充足,統一、直接而有力。尤其當他面對中間超人黃成智的詰問,被他連消帶打輕易擊退,反令黃窘態盡露,真是令我額手稱慶。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像泛民或黃之鋒那樣的「政客味」。最起碼,他的立場是貫徹始終,不會因怕得失選民而用種種詭辯去「搬龍門」改變立場;被記者質問其本土政綱「是否代表支持港獨」也毫無閃縮地直接答「是!」,那種清脆俐落實在令我嘆為觀止。到了沙田大會堂前那場「造勢大會」,他在台上那句:「如果有一日我唔係做緊自己,推我落黎!」的豪情壯語;是真也好、假也好,他能出此言,對盤踞議席多年的民主老人,無疑是極響亮的一巴掌。對於不少人仍未能接受「勇武抗爭」,他也自有一套解釋:「邪惡太了解善良,善良卻不了解邪惡」,所以抗爭必須放下頭上的光環,無底線地反抗。至於選舉前一星期發生的「同性婚姻」議題事件,最令我感受到他那份果敢和真誠。香港人表面上一向保守,尤其對這事不關已的議題;這類性小眾(但對自己切身)的政策,就最容易得失這些選民,政客對此的表態多是「可免則免」。健吾留意到我在臉書專頁的訴求,在其節目給予各人三十秒回應對「同性婚姻」的立場。通常建制傾向反對或保留,傳統盡吸同志票的泛民口裏「支持」但表態卻少有「堅定」。在「避無可避」下,我只關心梁天琦的答案。坦白說,沒想到他的答案居然是如此斬釘截鐵的:「義無反顧地支持」!令我激動到「真」喊濕一包紙巾。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亦只有梁天琦一人有主動提及同性伴侶權利的政綱,不過是次一等的「公民結合」。我在臉書向他私下詢問其取態要求澄清。他表明對新立場不會退讓,我聞此言也算是「收貨」了。最後他說還要趕功課明天交要 offline,心想選戰期間還要趕功課,還當真不容易。至少,是個人的 paper 而非在學期末臨急「撻朶」,找 team mate 貼個名上去的那種 freerider。談感召個人感受好像說多了,不如客觀地講講其他人。除了我,還有很多人受到本民前和梁天琦的感召,參與了這場選戰。黨團只有廿多人的本民前,人手不足以張貼五十五萬封選舉郵件,徵召義工到「民主富士康」幫手貼地址,已獲不少網民前往幫忙;年初一後,本民前過半人被捕,選舉郵件更被港共政治審查拒寄,結果激發二百多人前往其辦公室,把地址貼紙一張張地撕下來;從未參與過政治的本土青年,更走上街頭協助開街站、派宣傳單張,共同為梁天琦拉票。這是平時選戰,少見的公民參與。和朋友談到本民前,才知道原來梁天琦和黃台仰,本就有合作在網台主持節目。她直言「當時還未認識他(梁天琦),只覺得這個年青人講野好得,識好多野,思路清晰」。這個少有能把本土論述帶到主流傳媒的年輕人,在新東補選的舞台上終於一舉成名。不但本土派難得迎來短暫的「大團結」,梁一舉所獲的六萬六千票,也大概說明了一切。最近的例子,是上周我們在多倫多參與的《十年》放映。透過網絡參與映後談的梁天琦,當然對「自焚者」最有感觸。老公遂在問答環節向他「挑機」:「《自焚者》中的主角說過,『香港一日唔死人一日唔會有進步』。想知道兩位嘅對呢個講法點諗?是否同意?有何感想?」梁天琦當時如此回答:「我會覺得當我地爭取民主、人權、自由,以及現時我哋爭取緊嘅獨立嘅時候,你係要爭取更加多人去支持你整個運動、整個目標。而當你爭取人支持嘅時候,你最重要係做到一種能夠捨身、能夠為他人貢獻,以及要為此付出自己嘅一切呢一種勇氣,先至會令到更加多人明白到,你嘅訴求係啲乜嘢,先至令到可以更加多人知道,點解呢一樣野係對香港人、對基本嘅人類係咁重要。所以某程度上自我犠牲係必須嘅。但係至於係咪必須要用自焚嘅方式呢,或者係咪用其他嘅方式進行呢一場抗爭呢,咁我覺得大家仍然係要諗嘅。我自己覺得,你走上前線示威抗爭嘅時候,你係必須唔再計較自己個人嘅得失,咁樣先至會令到更加多人明白到,你係純綷想去爭取你要呢個目標,以及亦令更加多人知道,其實你係願意投身你嘅人生落去呢一場革命入面,呢個係必須嘅。」老公的問題意圖就是想要求他表態,他願意犠牲多少。以上的回答讀者收貨嗎?結尾最後我想說,那些所謂「揭發」他是內地出生,以「蝗蟲論」攻擊他的人,是多麼無比的下流。為台獨自焚而死的鄭南榕是外省人;為希臘獨立戰爭捨身的詩人拜倫是英國人;能為守護香港作出犠牲的梁天琦,愛的「國家」正正就是「香港」。這點,已比那些雖然是香港出生,但投身賣港共業的「港奸」更能代表「香港人」。此外,我想起他在映後談中提到,尤其是在海外,只有很少平台能給本土派表達政見。但實情是,放諸香港也好海外也好,民運也好同運也罷,最官方最主流的發聲平台、報道和評論,多數都留給泛民和明星組織;就像新東補選期間,我才驚覺,最能壟斷讀者思維的大眾平台,幾乎也只有我和少數幾位作者撰文提及本土;十篇文之中有八九篇,都是為泛民盲撐或是歌功頌德(如有)助選的。這些香港人的新一代,就是欠了這些機會。我們絕對有責任為他們打開這個缺口,為他們打開香港政局的新一頁出力。光復香港,港人有責。(原文分成三部分載於作者facebook專頁,此文為三文合集。文章副題為評台編輯所附。) 十年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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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十年

一部獲選為本年度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令「十年」成為了內地封鎖的敏感詞之一。「十年」二字的敏感程度,不僅在內地是禁忌,就連在港,一位電影金像獎頒獎禮的年輕編劇,都認為要向主席爾冬陞確認,可否在講稿中提及「十年」。爾冬陞以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名言回應他:「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這句名言的原文為「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是出自羅斯福一九三三年就職美國總統時的演說。當時,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失業人口暴升,華爾街股災,銀行體系崩潰,國庫被恐慌的客戶擠兌一空。對於不明朗前景,美國人民固然感到恐懼和不安。面對國內人心惶惶,羅斯福先明言國家所處的困境,並激勵人民毋須恐懼,團結努力地面對挑戰。他提醒民眾,「我們在這些暗淡的日子裡所付的代價將是完全值得的,如我們能從中汲取教訓,意識到我們的真正使命,不是被服務,而是要為我們自己及同胞們服務。」(These dark days, my friends, will be worth all they cost us if they teach us that our true destiny is not to be ministered unto but to minister to ourselves, to our fellow men.)同樣地,香港社會目前也是被黑暗、恐懼所籠罩,令特區前景充斥着不明朗因素。面對恐懼,有些人會如年輕編劇般,自我審查,以求苟且偷安。然而,筆者相信多數的港人,都不會向恐懼屈服,《十年》這部電影的出現、所獲的高度關注與認同,以至入圍金像獎最佳電影甚至獲獎,都是最好的例證,說明港人不會任由強權擺佈、聽天由命,我們會致力克服重重困阻,爭取民主政制,真正落實一國兩制,我們要親手掌握香港的命運。原文載於2016年4月12日《明報》副刊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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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政治化了

《十年》得獎,很多人說「太政治化了」,是政治綁架藝術,當中包括一些業界中人。可是,九七之後,合拍片當道,有很多題材在審查或自我審查之下,悉數無法開拍。公安不能是壞人,現實中不能有鬼,少數民族少碰為妙,文革六四碰都不要碰,這算不算政治化?為什麼這些人從來不哼半句?那些連電影都還未看過的電影人與業界代表,對幾個年輕導演的得獎作品,群起而攻之,這是不是也太政治化了?一個教法律的立法會議員,連金像獎選舉規則都未搞清楚,就說金像獎主席要為結果負責,這些說話,算不算政治化?負什麼責?主席有權控制別人投票,有權決定結果,還是有權推翻結果?同一個議員,在大陸法律學者聲稱「大範圍談論港獨,可能觸犯煽動罪」之後,將大範圍演繹為「在沙漠講就冇問題,但在市區講就唔得」。這種將言論自由局限於沙漠的說法,算不算太政治化?特首家庭在機場「特事特辦」,惹來市民質疑濫用權力。有保皇議員反過來要求機管局檢討,建議修改機場條例,開「方便」之門。還有一位曾管保安的議員認為「特事特辦」冇問題,因為「香港得一個特首」。這些人到底是為政治還是為民生?這又算不算太政治化了?九七之後,香港社會愈來愈政治化,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大家可以各自詮釋。政治乃眾人之事,社會政治化不是問題,但不能輸打贏要,對你有利幫你搵到食的政治,你就當冇件事;主子不喜,阻你搵食的政治,你就高呼太政治化,公道嗎?原文載於2016年4月12日《明報》副刊 電影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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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義理最難堪

相信談到陪男朋友,很多姐妹都有過為安排節目而傷透腦筋的慘痛經驗……事關香港很多男朋友都有一句口頭禪:「是但啦」!各位姐妹們看到這裡一定有身同感受。我和男朋友交往的些年來,幾乎每樣事情都輪流做決定。當年學生時代,一句「我不是『港女』」,從此男友事事「當仁必讓」,現實一點不如叫作「闊佬懶理」。每年除了我的生日和情人節由他安排,逢年過節、我或是他的生日、交往週年紀念等等,節目全部都由我負責。如果我倆學日本人過「白色情人節」,恐怕都是由我自己買東西給他轉贈我自己!突然記得好些年前看過一篇報紙副刊專欄,寫日本人當年有調查顯示,在「白色情人節」前後,日本男學生會為回禮而感到巨大的心理壓力,但並非為已經接受了表白而剛開始交往的新女朋友而煩惱,反而是為回禮給那些一個月前自己拒絕過的女孩。原因只為一個詞——「義理」。從和製漢字的角度理解,類似老人家過年收禮後,哪怕禮物毫不賞心稱意,都必須「回利是」。用一句說話來表達,就是「無功都有勞,也得給一點車馬費!」。為還這筆「風流債」,一眾花美男通常以購買「義理朱古力」回禮姑且了事。但為高中生的錢包畢竟還是一份沉重的財政負擔。當時我的確為這些年紀輕輕已經可以如此「重情重意」的日本男孩們稍微「花痴」過。不過香港某些電影、文化業界翹楚,重視「義理」的程度,已經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電影《十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殊榮,很多看過以後深受感動的香港人都覺得實至名歸。但偏偏就有一位大導演,為了對那些曾幫助自己飛黃騰達的人一盡「義理」,說《十年》得獎令香港電影倒退十年。以後更加不會有人用心做電影,因為拍攝尖銳題材就足以令作品獲獎。老實說,人家拍攝尖銳題材就一定不會用心做電影嗎?另外拍攝尖銳題材,或者花盡心思拍一套星光熠熠的「大卡」賀歲片,就必能摘下最佳電影的桂冠嗎?如此缺乏邏輯的說話,小妹真不敢相信能出自一位大導演的金口。除非他自入行開始這麼多年來,依然一直深信「精裝一定追到女仔,開心就一定是鬼」這一條成功方程式吧!另一位文化界人士的說話更令我大惑不解。他說《十年》散佈悲觀思想,所以涉及分離主義。又一次老實說,小妹從來只在新聞報導裡,聽到「達賴喇嘛」、「東突厥斯坦」這些詞語,與「分離主義」相提並論。如果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對將來抱有悲觀的想象,就定必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愧對列祖列宗,那麼我和男朋友每天都唉聲嘆氣,擔心窮一生積蓄也不能置業,我們豈非在提倡港獨?我頓時想起當年中學時期,初次接觸同樣帶有悲觀荒誕主義的卡夫卡名著《審判》(Der Prozess)。當時,開始醞釀法西斯極權的奧地利和德國,尚且對這株「毒草」多翻忍讓,准予刊行。難道這位博覽群書的文化人,覺得今天在香港的出版、創作自由理應比不上當年的「威馬共和」?他應該記得香港所背靠的祖國,上年9月3日,曾向世界高調宣布71年前戰勝法西斯主義。怎麼在他口中今天的香港,比快將被納粹政權吞噬的這個文民政權彷彿還要法西斯?明眼人也知道,上述兩位仁兄之所以大放厥詞,是為了還江湖債而需要一盡「義理」,更清楚他們究竟是在對香港盡「義理」,還是對其他人盡「義理」。這一刻,小妹慶幸我們還身處在《十年》前的三千六百五十幾天,看甚麼電影我們還有選擇,有一半立法會議員還是以真普選產生。所以奉勸各位兄弟姐妹,不想將來被迫做「義理仔女」,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大家應該知道怎麼做吧!文:梁天萊@法政匯思 十年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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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生活》電影專欄作者家明從銀幕的光與影看出另一重切面人生,是每期細讀的文章。前不久,他用了兩個星期的篇幅談到《荷里活黑名單》這部電影,旁徵博引述及美國二戰之後的那幾年黑暗日子。說的是麥卡錫時代「誰失去中國」(Who Lost China)反共狂飈,我沒有機會看《荷里活黑名單》,經家明詳細講述,電影的肅殺氛圍在字裏行間直透紙背,那是暗無天日的政治迫害。家明在文中提到另一部講述相同議題的《Guilty by Suspicion》(午夜風暴)倒是看過,羅拔迪尼路飾演的電影導演David Merrill在被召傳到國會眾議院非美委員會(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前夕暗夜的天人交戰,過了差不多四分一個世紀,那晚看完電影後脊樑上的寒意揮之不去,仍然清楚記得。電影是藝術,也是意識形態的一柄利刃,資本主義社會固然通過第八藝術「笑裏藏刀」宣傳其優越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現實主義理論,亦要求作者以藝術方式「幫助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於服膺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者而言,電影的九十分鐘媒介經歷足以塑造一種人或事的典型,在漆黑的電影院令觀眾潛而默化,勝於刻板背誦的洗腦工程。職是之故,電影製作人就是他們打壓/拉攏的對象;到了這時,電影不是藝術,而是政權存亡要素。於是,美國右翼政客五十年代初要荷李活影人交出親共的「讀書會」成員名單。也是五十年代,香港左傾影人組織「讀書會」,紅心朝向北京中共政權,結果遭到港英驅逐出境。敗退台灣的國民黨,行政院新聞局意在香港制訂「附匪電影事業及附匪電影從業人員審定辦法」;與大陸有交往的香港電影從業員若不簽「悔過書」,電影不得在台灣放映。因此,倘說像今天一些香港電影業人所言電影不涉政治沒有黑名單從無打壓,這是很重大的發現,可以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家明的兩篇文章寫得透澈,讀後當會對美國六十年前的暗黑年月了然於胸。我無謂在這裏狗尾續貂,簡單而言,麥卡錫主義背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天下之後美國政客掀起的「誰失去中國」白色恐怖,矛頭不單對着政府部門,更大的是指向自由主義滿溢的電影工業。美國的人身及思想自由招牌在廉價愛國主義之下砸破淨盡,才氣橫溢的荷李活十君子下場悲慘,白飈之下人人噤若寒蟬,一片殺氣騰騰,擋者小則從此失業,大者如差利卓別靈遠走瑞士避秦。政壇方面,國務院官員大批遭到整肅,被視為親中共的外交官謝偉思(John Service)黯然離職到加州推銷百科全書為生。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七十年代美國與中共破冰之後嘗言,如果美國不是搞這麼一場反共運動,折損大批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可能不必打那場禍延幾代的越南戰爭。影圈裏的無間道麥卡錫主義在影圈興風作浪,除了國會傳召作證的政治壓力,與荷李活右翼分子竊據演員工會也有直接關係。這人叫列根,就是一九八一年當上總統那個。他兩度擔任演員工會主席,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他第一次當家正值麥卡錫主義時期,帶頭對被認為思想左傾的電影從業員實施杯葛,編劇的劇本找不到電影公司開拍,演員導演無人願意簽約。多年之後,人們找到列根為何對左傾影人咄咄相逼的原因,原來他一身兼兩職,既是演員,也是聯邦調查局(FBI)秘密線人,代號T-10。解密檔案顯示,列根當上演員工會主席同年的一九四七年,在國會聽證會告訴議員誰人「有問題」;也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工會發起「不當共產黨員承諾」。這種做法一直到麥卡錫主義在五十年代浮現之後,列根把這個無間道角色演得絲絲入扣。與其他地區相若,美國影業也是兩股力量,一方是財雄勢大的八大公司,一方是票房保證的編劇與演員,雙方互相拉扯,影業巨擘錢財豐厚,甲不做找乙做,青山代有人材出。不過有時候形勢比人強,就得調整做法,這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奧斯卡頒獎禮。在奧斯卡悠長歷史,這是極具意義的一屆,也是嶄新史頁的開始。一九七二年,當時美國進軍越南已有十年,那年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發起「復活節攻勢」,美國急忙反擊,大舉轟炸河內及海防等北越重要城巿;美國反戰運動此時也進入高潮,炙手可熱的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多次參與示威,處處走在前頭,成為標誌人物,使得反戰洪流氣勢大盛。這年,她的電影《花街殺人王》(Klute)入選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影后金像獎拉攏珍芳達一九七二年三月,奧斯卡頒獎禮舉行。珍芳達在一九六九年憑《攞命舞》(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提名,落第而回;今次以《花街殺人王》再度提名,捧獎而歸。這時珍芳達在保守主義充斥的影業世界可說生人勿近,有人視她如蛇蠍如鬼魅,她上台領獎時說了很短的一段話:「謝謝,十分感謝電影藝術學會成員。感謝大家的喝采。想說的話很多,但今天晚上不準備在這裏說了。謹向各位表示衷心謝意。」(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members of the Academy. And thank all of you who applauded. There’s a great deal to say and I’m not going to say it tonight. I would just like to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頒獎禮舉行前,有人認為珍芳達十拿九穩,原因不是演技,說是珍芳達因為一九六九年失意金像獎,「把心一橫」全身投入反戰,於是這屆就給她一個,希望她「回心轉意」,云云。同年六月,珍芳達拿了小金人三個月之後到訪河內,到被美軍炸剩殘垣的地點探望百姓,坐到高射炮架拍了新聞照片,保守派大怒,稱之為「河內珍」(Hanoi Jane)。自此之後珍芳達星運漸暗,一九七五年更整年未發巿,多年之後她在一次訪問說,「我不能說我進了黑名單,但我是在灰色名單」(I can’t say I was blacklisted, but I was greylisted)。香港影壇的國共之爭至於太平洋這邊的香港,更是國共兩黨的肉搏之地。年前出版的《永遠的美麗: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與《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兩書都提到五十年代初左派影人組織「讀書會」,那時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褓襁階段,百多香港影人「學習進步的文化理論及政治理論」。在英國人眼皮底下搞親共活動不容於殖民地當局,一九五二年劉琼等多人被驅逐出境送回大陸。左派影人四散,但同一時間親台的右派影人如魚得水,如果說這是港英刻意打壓左派影人的伎倆亦無不可。當時台灣官方人員在港半公開活動頗為招搖,去世多年的導演李翰祥生前說過有人向他自認「四組」;他不明所以,了解之下,四組就是國民黨文工會的另稱,表露身分的地點就在香港。英國人的拉一派打一派加上國共之爭,編織成銀幕之下的一齣齣間諜電影和人間悲劇。李翰祥成長於北平,五十年代初來港,由美術小工逐漸走上大導演之路。七十年代末他赴美進行心臟手術前,回到久違的大陸省親會友,由於當時台灣影響力在香港影壇猶如一霸,聲名盛如李翰祥也因為保密緣故,由澳門暗中到拱北轉廣州再搭航機赴北平。遊遍山水之後,一個長於北京的導演,開機拍片乃是自然而然之事,這就是一九八三年接連上畫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此舉觸犯當時香港影壇大忌,蓋台灣是港產片除了星馬以外最主要出口地,對香港電影堪稱手操生殺大權。說得俗一點,與今天香港影業翹首北望神州雷同,「搵食靠大陸」的七八十年代版本就是「搵食靠台灣」,昔時的新台幣等於今天的人民幣,那時晉見台灣官員與今天與中共權貴共桌等量齊觀;不同的是時空轉換,三十年前的「自由祖國」變成如今的「祖國內地」。李翰祥梁家輝的經歷李翰祥這兩部電影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李是華語電影的超級導演,若然此例一開,自由祖國說不定在中共「一國兩制」面前潰不成軍。香港當時有一組織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人稱「自由總會」,五十年代由親台影人發起,港片若要在台灣發行,事先要在自由總會登記。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黃愛玲曾撰文稱,當時大部分電影從業員,除了左派影人,「其餘大部分人都要參加自由總會」。自由總會因着對抗中共的漢賊不兩立本質,對「附共」、「投共」、「親共」者嚴懲不貸。相對於此,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則有相關條例,包括聞之色變的可根據「電影事業及電影從業人員附匪或反正歸誠之情報」審議電影,「在未審議前對該項情報有關影片不予核定」這一殺手鐧。六十年代,李翰祥母親在北京染恙,李不敢回京探視,只得請太太張翠英代行,因為「怕了自由總會給台灣祖國打小報告」(李翰祥《天上人間二》)。到了李翰祥斗膽到大陸拍戰,這還不是「為匪張目」?撞牆出事不在話下,連此片的新晉演員梁家輝也因此受盡夏楚。梁家輝憑《垂簾聽政》得第三屆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那時金像獎是初生孩兒,立場不分左右,意識形態是延續到今天的自由主義,不管台灣態度如何,就把獎頒給梁家輝。梁拍了這兩部宮幃片之後無以開戲,因為是台灣方面卡着。平情而論,影業老闆未必懂戲,倒是對政治這玩意深諳箇中三味,台灣對梁某有意見,不給梁開戲便是,於是梁影帝變成失業漢,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口擺檔,在報章副刊寫專欄,印象中他寫過一篇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短短幾百字看得出是下筆認真的讀書人。緣何梁家輝影片無法進入台灣,說法有幾樣,有說是台灣封殺(這是必然,否則梁以影帝之身何以無戲可開);也有說是有人要梁家輝就赴「匪區」拍戲簽下「悔過書」,梁不允,於是拉倒,類似說法不一而足。沒有完結的悲劇時移世易,冷戰結束,自由祖國風光不再,紅色祖國日漸發達,電影兩岸同時上演,相對台灣的二千萬人口,大陸的十幾億人巨大巿場不可同日而語。於是拍片對象談話對象表忠對象出現根本變化,北望大潮不可阻擋是事實。上周《十年》得獎後,有人侃侃而談政治與電影工業的雙生體關係,又講到阻絕政治介入影業。這若是抽離歷史背景,或許是新話題,當攤開史卷即見真相——甲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反對不義越戰,乙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回大陸拍片——僅僅只是一個人的言論和藝術自由,卻在寒風澈骨的歲暮遭告密打壓封殺迫害,銀幕上的劇情總有完結時,真實悲劇從未落幕。這篇周記寫得匆忙,來不及查閱美國電影藝術學會成員以及港台影人的前世今生,誰是昔日參與打壓珍芳達的惡棍,誰使李翰祥怕小報告不敢回鄉探母,又或者是誰封殺梁家輝。香港金像獎頒獎禮那夜,鏡頭掃過之處,昔年「自由影人」魅影似是若隱若現;舊事歷歷在目,朗朗乾坤,白紙黑字都在史冊,便是改弦易幟,早晚也會找得出來。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電影 十年 安裕周記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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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技藝叫勇氣

多得建制派的電影大亨大中華膠生意人出口術打壓,不然,全港的市民,根本不知道,有部香港電影叫《十年》。Underdog拿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不是沒有,像5年前的《打擂台》,可是沒有建制的「反宣傳」攻勢,你問全港的市民,有幾多人知道有部電影叫《打擂台》?資本家批評的論調,大多不離,《十年》的得獎是政治炒作,電影只得50萬元成本,不配得最佳電影,電影的技術水平像學生習作,藝術及專業水平不夠,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批評電影鼓吹分離主義,云云。先不要說,他們大多數人,根本沒有看過作品,就已經定調來個文革式的批鬥了。這班平時只看重票房,只懂北望數十億人仔市場的權貴大腕,突然、忽然的藝術和專業起來,彷彿電影藝術,只有他們是正宗。好想問,在90年代千禧年代,在港產片沒落和苟延殘喘之時,及在合拍片大放水喉可以大搵真銀之前,他們到底為香港的電影做過些什麼?說來好笑,最佳得獎電影,不合業界的「標準」(Standard),已非首次,可以說,其實早在盤古初開的Day One,金像獎成立的第一天,經已有這一個「現象」,可我不認為這一個是「問題」(Problem),勉強只能說是一個「議題」(Issue)。年長一點的影迷,應該還記得,35年前,第一屆的最佳電影是方育平導演的《父子情》,第三屆的最佳電影也是他的《半邊人》,都是文藝的電影。諷刺的是,當年這兩部電影的資金,是來由有左派背景的電影公司,今天的紅色資本家,反過來指獲獎的影片不夠業界氣味,上帝也瘋狂,真懂開玩笑。那些年的金像獎,還沒有紅地氈Deep V露背裝,它只不過是一本以文青為目標讀者的雜誌《電影雙周刊》所創辦的尋常頒獎典禮,而當時的獎座(Trophy),是早逝的本土雕塑家麥顯揚設計的「帶攝影機的人」,比現在這個「菲林包裸女」的形態,有美感和有想像力得多。《父子情》和《半邊人》怎樣也不算是商業電影,連同第二屆的《投奔怒海》,第四屆的《似水流年》,都是着重文藝腔藝術性的。一路下來,金像獎漸具規模,開始有業界的葡萄電影人,埋怨得獎的電影,不是大眾喜歡看的那一類。現在恍似是時光倒流,業界的影人,猛力的在抨擊,他們看不懂,或不懂看的電影。尊重評審機制每一個評選或者比賽,總不會所有人都同意賽果,最要害的反而是,這個機制是否公平公正公開。5年前,我完全不同意《打擂台》是最佳影片,在下連續幾個月的文章,都是分析這部電影的壞處,以開放論點,以示真理愈辯愈明,可是我完全尊重評審的機制。路遙知馬力,這電影製作人往後的作品,水準如何,大家也心裏有數了。有理據論點的批評,從來都是希望我城的電影進步,而不是封殺。金像獎最佳電影的獎項是由55人的專業評審團(總積分55%),及金像獎13個屬會的會員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選出(總積分45%)。我相信,這群專業人員,已根據他們的專業判斷,作出他們的選擇,且過程亦由專業的核算師核對。如果說這部電影得獎,是政治炒作,我想這是對這班專業人員的最大羞辱。輸打贏要,要向金像獎的籌委施壓,要檢討機制,以後別再有同等情况,等於是輸不起要搬龍門,這樣的事,去年藝術發展局的年度藝術家獎,不是預演過一次嗎?香港,真是愈來愈Corrupted了,亦反證了為什麼《十年》會被大眾受落。如果今年選出《十年》的機制有問題,過去三個半「十年」的機制都是有問題,不獨是今天。好了,真的給你落了閘,以後同類的影片不能再拿香港電影金像獎,不過你不能阻止電影到康城、柏林、威尼斯等地方參展和奪魁,到時全世界發現這部片在香港不能有被選權,一定會變成國際笑柄。而且國際標準的潛規矩是,愈受打壓,愈易得獎,去年的柏林金熊得主Jafar Panahi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就是一例。選領導要篩選,拍電影受打壓,說真的,在香港生活,愈來愈像活在伊朗。賣座還要捱批再說電影的成本,從來不是衡量一部電影的成就的準則,况且成本50萬的電影在賣座的情况下「被落畫」,都有600萬的票房,成本效益有12倍,以唯利是圖的生意人來說,真是要羨慕也來不及的。有億元大導說過,電影只有一條死罪,就是不賣座,《十年》賣座而還要捱批,原來,在香港還有一條更死的罪名。要講低成本,沒有人叻得過法國電影大師高達,他用很多經典電影的片段,剪輯成四大集各分上下半的《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零成本下被全球影評選入Sight and Sound 250部經典的第48位,在香港,能在這個名單上的,只得王導家衛而已,低成本而高效率,不是輕易做到的。而50萬成本平均每條片只得10萬元的預算,想必是很多電影工作者不收市價而促成的。他們對創作自由意志的捍衛,更非一班見錢開眼的生意人可以理解的。至於鼓吹分離主義,這只是那位有政協委員身分的人之個人解讀,其他的觀眾,也可以各自不同的Interpretation,最重要的,我想強調一點,電影是經過電檢處的審查分級而合法放映的,電影沒有違規,一切依法辦事,要是通過了一部違法的作品,有問題的,都是電檢處的問題。《十年》的勝出當真可說是香港的不幸,不幸的,是現今的政權及社會環境,把這樣的電影逼了出來。更不幸的,是有一班食古不化的既得利益者,拒絕接受,我們的社會已經有根本的改變。說到電影藝術,全港的電影評論,相信沒有幾個可以奄尖腥悶得過百彈齋主四維出世,而我對《十年》的評價,是正面的。做藝術創作最重要是真誠電影不是沒有缺點或局限,如上回所言,郭臻導演《浮瓜》那一段以全知的角度敘事,簡化了現實上複雜的處境。黃飛鵬導演的《冬蟬》,是香港少有思考宇宙觀的電影,且非常有水準地經營映像,這個在港片更罕有,可惜故事到尾收不了結。區文傑那一段《方言》,構思本來不錯,不過把粵語與普通話的辯證,困在一個不肯接受職業再培訓的中年身上,削弱了議題的層次。周冠威的《自焚者》,很大膽的呈現了雨傘運動,和敢於批評英國政府,可是影片的懸念,落在誰是自焚者的身上,在今日人人手執一部智能電話和到處網絡鏡頭的時代,要把自焚者完全Keep in Darkness的處理,不大現實可信。伍嘉良的《本地蛋》,少年紅衛兵的構思不俗,很有杜魯福《烈火》的意味,惜最後的Resolution,擁有私人的藏經室而不被告發,有點一廂情願地樂觀,相較《烈火》的以耳傳口述經典著作的方式藉以傳世,有想像而寓意深遠得多。這部五部作品,當然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曾經說過,將電影各個範疇的表現打一個分,然後再計算一個總分,這樣的去評論電影,我是不來這一套的。我採用的是漏斗式的評核,有些準則要秤先。做藝術創作,最重要的是真誠,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五位年輕的導演是毫無保留地交出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憂慮、關懷與想像,而電影雖說是十年後,可是這個想像更貼近現時市民的生活,這一點,可以從很多場的觀眾激動落淚看出來。在這頭一關上,這部電影肯定把其他候選作品比了下來。影片有些場面可能比較簡略,這是資金的問題,資金為什麼不容易找,不用畫公仔畫出腸了。《十年》的得獎,是技勝一籌。然而井底之蛙,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種技藝叫勇氣。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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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帶出藝術面對群眾與政治的議題

毫無疑問,近日我們最熱門的話題就是《十年》。當這部電影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後,來自不同界別人士的談論,簡直鋪天蓋地。作為一部電影,《十年》的藝術元素佔多少,便是近日令人無法避開的論點。電影會各評審的「最佳」,是基於哪些準則呢?如果「創意」是藝術的主要元素,那麼,《十年》的「創意」究竟是指哪一些呢?《十年》是公開放映的,有人甚至說,在YouTube也可以看到。既然如此,《十年》的水準高或低,因個人的主觀各有不同,當要談論時,恐怕是全無止境了。但不能不承認,在這麼的一個特殊的歷史空間,《十年》的命運,不單止在藝術與否,而是整個事件陷入了人所共知的「政治漩渦」之中。從而,我們赤裸地看到,極權政治是如何粗暴地改變我們周邊的人與事 。一部電影、一本書、一個人,當他們站在雞蛋這一邊時,便無可避免地處於一個看不見的地震帶。政治就像一度過濾門,穿過之後,人變鬼的例證,無日無之,而鬼只會更加是鬼。所以,我們想知道,當《十年》洗掉政治色素,會變成一部什麼樣的電影呢?從這次事件,我還看出另一個問題﹕群眾vs.藝術。隨便拿一部世人定論的藝術電影,在露天廣場如沙田區公開放映,會出現什麼的場面?聽到許多看過《十年》的人們說「我有共鳴啊」。在場看經典藝術電影的觀眾,如果沒有共鳴的佔多數,到底會不會影響電影本身的藝術價值呢?哈哈,共鳴是「大晒」的話,就出現這個現象﹕一切暢銷的東西,應該放進殿堂去,而所謂藝術作品,置之高閣如博物館之類的倉庫好了。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藝術 電影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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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 afraid of 十年?

都說人有人的命,戲也有戲的命。《十年》當初一定沒有預計今天成果。獨立電影我們看得少麼?充其量在坊間映幾場,巡迴一下電影節就算了,觀眾人數多則數千吧。《十年》由場場爆滿到榮升「最佳電影」,成為talk of the town,乃時也命也。沒有雨傘運動、689集團、警譽掃地、粗暴高鐵、李波事件……就沒有「十年」現象。當然,《十年》得獎同人,應要感謝大陸喉舌報的推波助瀾。上周日金像獎典禮上,爾冬陞宣布《十年》得獎一刻,影片立即成了面照妖鏡。恐怕是三十五年來金像獎沒見過的場面,資深電影人什麼風度都不顧了,索性拒絕拍手,以臭臉回應賽果,真好看!我們真不用艷羨旁人,奧斯卡多年前頒獎給伊力卡山惹爭議,自由派影人鄙視卡山當年「二五仔」行為,怒目切齒,今天我們的影人有樣學樣。不過他們絕非申張公義,不拍掌的背後,不是輸打贏要,就是要向主子表忠吧。幾天下來,資深電影人繼續對《十年》口誅筆伐,把它看作殺父仇人。所以,《十年》單是讓我們看看一眾嘴臉,已經值回票價了。真有「實至名歸」這回事?!各人有各人標準。你說《十年》未夠班,我更慨嘆《寒戰》爛透。相對而言,資源龐大、經驗豐富拍得一塌糊塗,比起獨立電影青澀、不完美更罪無可恕。金像獎經常失諸交臂,《天水圍日與夜》競逐那年,本來節節勝利,然最佳電影卻給了《葉問》(黃某人上台說「之前有少許失落,不過沒關係,最佳電影已包含了所有最好東西」)。《天水圍》富人文關懷,以善良回應「天水圍城」現象,更借師奶故事,側記香港今昔;《葉問》則是英雄主義功夫片,比起從前同類多些人性的touch,不過說到底是發泄大於其他,而且政治正確無誤。在香港電影的憂患年代,金像獎選民最後把選票給了《葉問》,大抵認為,那才是工業的未來指引。誰「綁架」了專業 ? 誰「騎劫」了獎項無可厚非,人各有好尚。既參與金像獎遊戲,就要認同它的遊戲規則。《十年》得獎的批評論點,一說「情緒蓋過理性」?若相信機制及專業,怎可以咬定投票者只憑一個準則?即使很多人真的為了啖氣,要問的是「氣」的由來,而不是怪得獎影片吧?不見得,但凡是本土或「港獨」題材的獨立片,就一定走上「最佳電影」的提名路,世事如此簡單就好了。另一說「政治綁架藝術」,金像獎真是關心「藝術」?政治與藝術真可以劃分?從來不是親建制影人帶頭把電影「政治化」麼?!看看議會中的所謂「文藝界」代表吧。投票屬個人意向,說「綁架」或「騎劫」好笑,電影人是返大陸見慣人大政協,以為「投票」即是「舉手機器」,是可以被控制的?金像獎之前,倒沒聽說有人要替《十年》拉票什麼的。然後,輸打贏要,大吵大嚷說要改賽制的人更可恥,為了示忠不擇手段。連小小一個電影投票都如此自我審查、數典忘宗,難怪香港變成今天這樣。金像獎也不是鐵板一塊,幾十年來口味翻了幾翻。最初是影評人獎項,影評人齊心嘉許新浪潮電影,推崇方育平、許鞍華及嚴浩等導演,當時同樣有反對聲音。後來獎項改制,開始頒給賣座片。三十五年來,得獎的電影,主流、小眾什麼口味都有。CEPA後香港影人的焦慮,合拍與本土的糾葛,也在金像獎的賽果中反映。《十年》最大意義不止是「共鳴」,它打破了我們對「香港電影」、「金像獎影片」不少成見,提出很多「Why Not?」。很多人批評《冬蟬》,但別小看,它應是香港歷來接觸最多受眾的實驗創作,教很多人驚訝(或不解或憤怒),暗忖(媽的)電影原來可以這樣子!如果金像獎從前可頒給《半邊人》、《阿飛正傳》、《籠民》、《香港製造》、《打擂台》,看不到為什麼不可以是《十年》。領獎難得的那份謙遜有些無知者說「那我也拍激進題材拿獎好了」。拍吧!真樂見香港電影有更多商業、類型以外的選擇,更多關心地方的故事。哀哉!拍了幾十年影片的人還不知道,藝術成就不是計算可得、獎項亦不是,《十年》出乎所有人(包括攝製者)意料。另一些無知者說,「電影應該有國族認同」,真虧他們說得出,各地(包括美國)反政府的電影肯定看少,「愛國」只有一套模式,看看之前一部偽紀錄片The Death of a President好了。上周《十年》眾人領獎,最令人感到不同的是他們那份謙遜。以往財大氣粗的見不少,有些好像應分的(如上述《葉問》得獎時)。管你再資深,電影(藝術)世界這樣大,在它跟前誰不渺小?《十年》得獎掀起一些歪理抨擊,如「短片算什麼電影」、「低成本怎可拿獎」之類,足見香港雖曾盛產電影,此地電影光譜之狹窄,業內竟有人如此無知。《十年》正好是起步,讓更多人看看「香港電影」還有什麼可能性,不要再跟風濫拍、墨守成規。至於那個頒獎禮,多少年來只用大台做大騷的邏輯,找來娛樂藝人插科打諢,經常貽笑大方。很多時候,正正是這個電影頒獎典禮帶頭不尊重電影。香港的電影工業悠久並強大,獨立電影躋身頒獎禮殊不容易,《音樂人生》提名那年,有明星半開玩笑在台上說,若紀錄片成為主流,大哥大姐注定沒工開了。唉,電影拍了大半生,開口埋口的還是「搵食」。少憂心喇,幾年下來證明,紀錄片怎會動你大哥皮毛?!去年《點對點》提名,有主持人挖苦影片只在偏遠零星戲院公映。名人啊,你們都是坊眾熟悉的臉孔,憑電影名成利就;獨立電影、紀錄片只在電視機前曇花一現,何以連基本的包容尊重也不懂?當然,明星、主持背後有撰稿員,他們大多是電影人。電影人為何集體為難獨立電影,又是另一個要深究的課題了。今年頒獎禮 年輕得體然後,今年的金像獎頒獎禮出奇地年輕、得體。我陰謀論估計,這可是《十年》「副作用」?若已知最佳電影誰屬,或明知大陸封殺,很多人(包括頒及領的)不趕今趟渾水,不如給年輕一代多些機會吧。於是,今年頒獎禮感覺清新。最起碼,它由主持選擇開始,收斂了多年來的嬉皮笑臉(《十年》因為敏感,慶幸沒有像《點對點》成講稿的嘲笑對象)。大家願意少講無謂,更多回到「電影」本身。仿奧斯卡的「最佳編劇」剪接可取,說明文字的作用,連林敏聰出場都是介紹什麼是電影配樂。至於劉青雲在典禮開始時介紹賽制、定義「香港電影」,在我陰謀的看來或有「劃清界線」味况,恐怕亦是因應《十年》而設計的(重申賽果是選出來的,不是金像獎協會可左右);但亦算申明了制度的可貴。另外,幾年前因為香港電影不見出路,金像獎頒獎禮突然「歷史」,大談黎民偉什麼的,嘗試引進歷史context,不只格格不入、異常尷尬,慶祝「港片百年」更不求甚解(學術圈仍未有定論)。今年把「歷史」回到「人」,童星出場環節有口皆碑,而且同樣由新一代引發(由《五個小孩的校長》的小孩牽頭)。典禮整體而論,《踏血尋梅》具港片新派風景,男配角白只與女主角春夏俱很年輕,最佳歌曲《差一點我們會飛》的主唱者黃淑蔓更只有15歲!新演員陸續介紹最佳電影,游學修爆肚私下寄語,不負眾望。整晚高潮是宣布《十年》得獎一刻,畫上圓滿句號。別說《十年》,金像獎亦令人耳目一新!它受到近年難得的注目,年輕網絡一代的話題,我是金像獎協會要好好感激《十年》。有危便有機,爾冬陞在台上示範資深電影人的不亢不卑。青壯兩代互相輝映,這怎可能不是金像獎最漂亮的一年?!以後歷史會記着,香港電影的改朝換代,由2015年的《十年》開始。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電影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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