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

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風波,其實由《十年》出現在提名名單已開始,只是有些人選擇相信,它只是陪襯,就像二○○三年,脫離世情的,才會「驚覺」有五十萬人上街這一幕。《十年》是否最佳電影,可資討論甚廣,就算支持它獲獎的,對於五個段落誰更優勝,也有一番激辯。最令人不解的,卻是「騎劫」、「情緒主導」等言論。金像獎遴選機制行之多年,經兩輪投票選出,為什麼《十年》奪最佳電影,就是「騎劫」與「情緒主導」?郭富城春夏稱帝封后,徐克三奪最佳導演,不也是同一套評審機制下的賽果嗎?難道也被騎劫與情緒主導?白只連中兩元,但他在《踏血尋梅》的戲分,絕不下於郭富城,為什麼只能得男配角?他出道逾十年,演過很多舞台劇,相比春夏,他絕非「新人」;但如果白只跟郭天王爭影帝,最終勝出,就是情緒主導嗎?還是目前賽果,才合乎專業水平呢?政治確實討厭,但不談不聞不問,它就會消失嗎?尤其當四周都被政治化的時候,電影創作不過在反映並呼應了時代。可笑的是,很多人說,刻下香港比港英年代享有更多創作自由,《十年》不是沒被禁映嗎?談到這,問題又來了,為什麼內地禁播今年金像獎?為什麼頒獎禮翌日,全港僅兩份報章在標題提到《十年》奪得最佳電影?為什麼有香港發行的報紙,緊隨姓「黨」,得獎名單上《十年》從缺?如果《十年》得最佳電影是那麼令人忿忿不平,當有新聞價值,但為什麼有傳媒連標題也省去,彷彿它不曾存在?為什麼《十年》多次在戲院放映,一票難求,但映期只能斷斷續續,甚至中斷?自由市場,不是有求就應當有供嗎?還記得今年初的某個周末,UA太古城,午夜場,其實深夜來過這家戲院無數次,卻從未見過全場爆滿,當晚看的,正是《十年》。六百萬票房,是谷氣谷爆,不是篤數篤出來的。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4月9日)。 電影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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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政治綁架專業?

《十年》奪獎,本地電影大亨跳將起來,齊聲討伐。嚴格來說,「本地」兩字,不可以應用在他們身上,電影大亨向北望,眼中根本沒有本地。更使我想起《十年》裡的「本地蛋」,政治絕不正確。電影大亨異口同聲,振振有詞:說從未見過一部電影,只有單項最佳電影提名,沒有最佳導演,也沒有最佳男女主角,其他獎項提名全部欠奉,質疑怎可能奪得最佳電影獎。這些電影大亨,連金像獎遊戲規則都矇查查就亂批評,惹人訕笑。幾個電影人已經心平氣和地回應了:金像獎參選電影必須全長超60分鐘,《十年》符合規定。但另一項規定是,無論導演、男女主角、演員要獲提名,導演或戲份也需要60分鐘時間。《十年》由五個短篇組成,每個15分鐘左右,例如「本地蛋」的智叔演得很好,但也不能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因為演出的時間太短。《十年》只獲最佳影片而沒有其他單項提名,就是這個原因。電影大亨不是第一次參加金像獎,但最基本的事實都未搞清楚就大大聲批評,並非他們不夠資深,而是因為有政治需要,第一時間馬上跳出來表態,以示忠誠,說不定會重重有賞。又有電影大亨以專家的口吻,批評《十年》奪得「最佳電影」,是「政治綁架專業」「是香港的不幸」。其實,自從發明了合拍片,香港電影已經開始不幸了,也早已被政治綁架得體無完膚。合拍片大行其道,票房動輒億計人仔,貨真價實的港產片,已經瀕臨絕種,雖然電影還是香港導演,也有香港演員擔任要角,不少「港產片」,技巧仍然專業純熟,但明顯不是拍給票房收益只有魚毛蝦仔的香港人看的,對象是十三億人口的內地市場。要遷就內地市場,就要考慮大陸觀眾的口味,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宣傳部門的政治審查。警察都是好人,壞人不能逍遙法外,劇本只能講妖不能有鬼,為了符合尺度,通過審查,不得不妥協。連非政治題材都用顯微鏡驗屍咁驗,獲通過的都是超現實堅離地的題材。稍涉政治的,為免麻煩,未開始,已經在自己的腦袋裡自我審查掉。電影大亨說「政治綁架專業」,是典型的惡人先告狀。原文載於2016年4月9日《明報》副刊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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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給香港人的港產片

港產片,顧名思義,香港製造,本地出產。我慶幸經歷過港產片仍是燦若繁星的年代,忘了第一部走進戲院看的港產片是哪齣,當時鍾意睇戲是出於為食,幫襯「走鬼檔」烤魷魚棉花糖鹵味,戲院坐落大街地舖,不用穿越九曲十三彎的商場,門口大大塊海報畫話你知今日有乜戲。都算飲電視電影廣東歌奶水大,童年一點也不悶,「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是村友們的口頭禪,無聊就是戲。真正認識港產片,要到大學上電影文學課,發現八十年代的港片走得很前,藝術上採用新的電影語言,大膽獨創一格;借電影發聲針砭時弊,不光是娛樂大眾,還引起大眾討論甚至撥亂反正。那批導演以嶄新實驗開放的思維,開創電影新浪潮一頁,由電視玩到電影,他們有些留學回港,吸收歐美電影文化,衝擊當時保守意識形態的影視界。早前看翁維銓一九八○年作品《行規》,白鷹飾演的警察有志難伸眼見同袍貪污,仍超然物外,最終自己橫屍街頭,今天看回仍深感「到肉」。以成本多少而定論最佳電影,那不是常人的邏輯。回看香港影史,五十萬創造過第十七屆金像獎最佳電影《香港製造》,它由五名工作人員拍攝,膠卷不是過期貨就是行家捐贈的「片尾」,起用業餘演員,當年贏獲本地觀眾和外國影展口碑,鏡頭下香港寫實一面,至今為人津津樂道。港產片曾經光輝歲月,全靠台前幕後一班電影人有視野良心,拍出接地氣、「有嘢要講」的港片。《十年》激發小奇蹟,討論焦點不啻電影內容藝術本身,更重要是倡議港產片的前路、創作自由、電影業的權力層架問題;港產片不止有警匪、功夫類型,可以有更多想像可能。非主流電影只要用心拍,觀眾定會入場支持,一票難求,甚至散落社區遍地開花,愈禁愈想看。《十年》爆出一道縫,看到一線光,香港新浪潮能否捲土重來?原文載於2016年4月8日《明報》副刊 電影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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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證明《十年》錯了

有關《十年》的爭議,其實不停搬龍門。《十年》上映時,他們和你講政治,打壓抹黑禁播。《十年》得獎時,他們和你講藝術,打壓抹黑禁播。所以我覺得《十年》得獎,何不大方坦承:既是一齣講政治的電影,因為政治因素得獎,理所當然。因何要強行把一齣講政治的電影得獎,硬生生講成和政治無關?你要講藝術,和其他4部作品相比,《十年》有一個巨大優勢:時代性。其他4部作品,你完全可以放在10年前或10年後拍攝;但《十年》不同。放在10年前太早,那時一國兩制還未崩壞至此,就像預言行星撞地球的題材,緊張而無共鳴。放在10年後又太遲,因為那可能成為了現實,沒有了電影中「為時未晚」的主題。《十年》的題材,正正寫出這些年香港人的憂慮,單單《本地蛋》個題材,10年前根本不可能出現。歷史回看,一眼便能認出《十年》所屬的時代。你要講政治,也很容易。請用文明法制民主的方式管治香港,讓《十年》所預言的壞景况全部落空,讓香港人毋須受恐懼打壓,讓我們可以自由自主的決定看哪一部電影、提名哪一部電影。當金像獎的名單都受到「一國」打壓,我們究竟還如何相信香港有「兩制」的自主?說「政治綁架電影」的人,為什麼不敢批說「《十年》是毒草」的《環時》?為什麼當中央禁止轉播本屆金像獎,他們不說黐線?為什麼當國情要求鬼片無鬼賭神只能玩魔術,他們又不離場抗議?我要作出另一個「十年」預言:金像獎改變評審制度,委員大換血,不再由業界出任,改由愛國人士擔任;主席有生殺大權,一票否決,就像立法會的財委員主席。金像獎這次風波告訴你:不受操控的選民產生了不受控制的結果。請告訴我《十年》是錯誤的。原文載於2016年4月8日《明報》觀點版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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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生聚為時未晚

4月3日,揭露香港赤化危機、成本僅50萬港元、僅獲一項提名的獨立電影《十年》榮獲香港電影金像奬「最佳電影」,令人振奮,全城歡騰。香港電影金像獎董事局主席爾冬陞在頒獎前一刻表示:「羅斯福總統講過一句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仗義執言,無懼權勢,令人感動,繼而頒獎給《十年》製作團隊。縱使共產黨下令全國網站即時封鎖這些訊息,但卻無礙香港人抗拒赤化的意志獲得大部分香港電影業人士認同。對於我們來說,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對於習近平和共產黨來說,最需要恐懼的是真相本身;對於共產黨的奴才來說,最需要恐懼的是他們自己本身。一、趨炎附勢與仗義執言無恥是無恥者的通行證,而無恥的典型表現就是「表忠」:搶先說出主子的心裏話,讓主子聽起來舒服、耳順、知天命、騰雲駕霧、洋洋得意。寰亞傳媒集團主席林建岳形容電影《十年》獲獎是本港「電影界的不幸」,是「政治綁架了專業,將電影評獎活動政治化」,真是賊喊捉賊。香港影業協會主席洪祖星表示「如果香港電影金像獎這樣做,就無人再尊重金像獎,是死路一條」,完全巧言令色。資深導演黃百鳴斥責《十年》獲獎是「極大錯誤」和「笑話」,豈非「家有喜事」。曾擔任金像獎主席5年的吳思遠則「估計是有少數人在背後操作」令《十年》得獎,簡直不知所謂。香港電影商協會會員林小明更加大言炎炎:「我覺得金像獎賽制有檢討空間,特別是第二輪投票機制容易被人操控,才會出現非理性的賽果,我們這個電影商協會儘快召集開會,希望金像獎大會研究一下評審機制。撇開政治不講,到底這部電影是否真的可以夠資格成為最佳電影呢?如果機制沒有問題,我就不相信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希望金像獎大會可以從善如流,多聽意見,否則我們再參加這個頒獎禮都沒有甚麼意思。」盡顯酸葡萄心態。就在一片奴才的抗議聲中,還是有人能夠拒絕趨炎附勢。除了爾冬陞仗義執言之外,資深導演杜琪峯更表示:「創作是需要自由的,是應該不需要有束縛,是透徹的;每一個城市,就算鄉村都好,它都應該有它自己的感情。當感情發揮到很真實,並且令大家有感動的時候,它就會有一種要抒發的感覺。當感情被壓抑的時候,它最後只有越來越澎湃而已。」他又認為只要評審和投票者都同意的話,大家都應該接受到《十年》獲獎,而且自己很欣賞一些年輕導演。他又指出:「林建岳這個人,不是拍電影,只是給錢拍電影;如果真是騎劫得到電影節,那麼就已經騎劫了很多年;35屆,誰夠膽騎劫它呢?」「沒有可能,如果有,請你講個名字出來讓我聽一下,我未聽過,我不參加不要以為我不知,不要以為我傻!」「即使林建岳是我這麼好的老闆,我都要講,因為這是電影的自尊。如果這樣,即是侮辱我們而已。我不去不代表我不投票。」爾冬陞和杜琪峯,字字鏗鏘,句句有力,敢言無畏。二、本土關懷與遍地開花回顧《十年》這部電影,它是由五位年輕導演分別製作的五個單元故事組成,分別是:討論政黨與黑社會合作、蛇齋餅糭、國安法及恐怖襲擊的《浮瓜》(郭臻導演)、以保育為題的《冬蟬》(黃飛鵬導演)、想像廣東話十年後定位的《方言》(歐文傑導演)、以自焚喚起大家對香港前途及港獨議題關注的《自焚者》(周冠威導演),以及探討香港紅小兵被洗腦的《本地蛋》(伍嘉良導演)。其中《自焚者》那句經典對白「香港還未爭取到民主,是因為還未有人死」,令人沉痛深思;「港獨,不是可不可能,而是對不對」,更是一語中的。上述五大議題正受香港人密切關注,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當前香港政治和社會困局,因而引發廣泛共鳴。《十年》劇終之時,「為時已晚」字樣變成「為時未晚」,更是畫龍點睛,提振大家以樂觀盼望與積極精神來面對自己今後的人生。去年12月中旬,在《十年》開始首映一個月後,姓黨的《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批評該電影「完全荒誕」,「宣揚絕望」,斥之為「思想病毒」,立即成為票房春藥。在《十年》公映兩個月後,累積票房已達600萬港元,而且場場爆滿。今年1月底,電影在全部院線結束上映,《十年》團隊轉而開展「社區放映」,以及在12間大專院校開展「院校巡演」和「映後座談」,各位導演更加到場分享感想。及至4月1日,30多個民間組織分工合作,在港九新界各區舉行新一波「社區放映」活動,萬人空巷,全城矚目,各位導演更在網上舉辦「映後座談」,堪稱遍地開花。4月中旬,再度售票公映,依舊一票難求。事實上,對於《十年》這部電影是否值得成為年度香港「最佳電影」,我無意深入討論這個文藝話題。無論如何,眾多專業的金像奬評審認同和歡迎《十年》獲獎,並且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獨立選出《十年》為年度「最佳電影」,早已是不爭事實,應該予以尊重。這個道理跟我們一直尊重金馬獎、奧斯卡獎評審結果一樣。況且,從「戲院爆滿坐無虛席」和「社區放映人山人海」這兩點來看,《十年》成為年度「最受香港人歡迎電影」,完全當之無愧,至今已無懸念。赤化益熾,專政無涯,民主無望,本土意識,獨立論述,萌芽茁壯,不可逆轉。林建岳、洪祖星、黃百鳴、吳思遠、林小明五人,外加一個批評《十年》宣揚港獨、劇情誇張、涉嫌「屈中央」的梁美芬,儼如一眾樑上小丑,公然跳起忠字舞。無論他們如何氣急敗壞,青筋暴現,也改變不了電影《十年》備受香港人歡迎的客觀事實。表忠結束,就跪安吧!他們可以拿著一大筆維穩費,另起爐灶,遵循黨命,搞個「孔子電影奬」,頒獎給溫家寶,肯定不愁寂寞,並獲習帝垂青。三、評審機制與抵擋赤化對於金像奬「最佳電影」的評審,全由香港電影金像奬協會董事局統籌和負責,並自1996年的第15屆頒獎禮起,採行「兩輪投票制」。第一輪由電影業界及相關人員組成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選民」,以及由金像獎評選委員會推薦及邀請組成的「第一輪100人專業評審團」,各佔50%分數,一人一票,選出五強,作為候選入圍名單。第二輪由金像獎評選委員會另外推薦及邀請組成的「50人專業評審團」(不能是第一輪「100人評審團」及金像獎屬會會員之一,但可以是第一輪「香港電影金像獎選民」),以及金像獎董事局轄下13個屬會會員聯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各佔50%分數,一人一票選出得獎者。這個評選方式至今沿用了20年,但過程中也有調整。正如金像獎評審之一田啟文(田雞)所指出,在2012年第31屆金像獎,劉德華憑《桃姐》第三度問鼎影帝後,有意見質疑評審是否有「本土情意結」而影響結果,於是大會決定在「50人專業評審團」之外再加入5位海外評審,所佔評分比率也同步增加5%,以示兼容海外觀點。無論如何,電影金像獎不是公民投票或民主選舉,而是香港電影同業之間根據既定遊戲規則的票選結果。大家大可質疑當中有「太公分豬肉」的成分,但是電影同業成員也必須按照既定競賽規則去「分豬肉」,才能符合最基本的程序公義。事實上,這套規則在這麼多年來都被遵從,同業成員大致上都對結果心服口服。今年,共產黨奴才眼見《十年》獲獎,對結果極度不滿,急於表忠獻策分憂,於是才有林小明之流,建議在第二輪評審機制當中,引入更多屬會成員,並且同時增加他們意見的佔分比例。這種計畫和套路,跟中國共產黨當年如何針對香港學友社撒豆成兵,然後把司徒華掃地出門的情形極為類似。然而,今後能否「逆轉勝」的關鍵在於:香港電影金像奬協會董事局成員,以及絕大多數評審委員,有無智慧識破這種奸計、有無能力抵擋這種奸計、有無勇氣撲殺這種奸計,進而橫眉冷對來自中共及其奴才的胡蘿蔔和大棒,既不受軟,也不受硬。目前董事局成員任期兩年至2017年才屆滿。主席是仗義執言的爾冬陞,副主席之一是支持港產片的陳嘉上,董事成員包括文雋、任達華、錢嘉樂、田啟文等。還記得在2011年,當時身為主席的陳嘉上,對於輿論質疑香港電影金像獎過於「區域保護化」,會導致失去華語電影評選的公正性時,早已嚴正表示:「如果因為香港電影越來越不受重視,這個獎就越來越不受重視的話,我們就認命吧。因為金像獎是為香港電影打拼的,如果沒有香港電影,金像獎也就沒有意義了。如果說香港電影正在走下坡,那麼金像獎就是如實反應香港電影現狀,並繼續為香港電影打拼。」不亢不卑,守護本土,堅持信念,抗拒屈就,值得支持。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見到今年至少有兩位評審,李茜和畢明,同樣仗義執言,無懼打壓,讚揚電影《十年》題材創新,人物和情節相當吸引,並且表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質疑為何每次講到政治,就要變得敏感和恐懼。影評人舒琪更加直言電影《十年》是一份「香港宣言」:「藝術貴乎真心、勇氣與視野,《十年》縱有這樣那樣的缺失、稚嫩,但卻一片丹心、直視時代、膽識過人,單是這份氣慨,便足以教當下其他絕大部分香港電影主創人無地自容,迫使自己深切反思。」德不孤,必有鄰。眾志成城,抗拒赤化,守護香港,任重道遠,永不放棄。我們行有餘力,應該盡量購票入場,支持優秀的香港本土獨立電影,拒絕付錢充當奴才演員和表忠導演的觀眾。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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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恐懼

去年底,走進戲院看電影《十年》,當步出黑呼呼的影院後,心裏一片灰。之後有未看這套電影的朋友問影片如何,總會這樣答道:作為香港人,應該去看,因為將來這樣題材敏感的電影,不知還能否上映,他日可能會成為禁片了。《十年》這套成本只有五六十萬元的獨立電影,由5個短篇故事組成,內容尖銳直戳中央神經線,觸及港獨、在港訂立《國安法》、「本地」成禁詞,還有普通話壓倒粵語成唯一官方語言。說電影是反映社會,《十年》正好反映港人就中央加強對港控制的恐懼與憂慮吧。最後,《十年》爆冷成為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在社會間激起更大的爭議。論電影製作、拍攝技巧,大家也認同《十年》未必及得上其餘4齣入圍電影;但論觸動人心、牽起港人的共鳴、在社會上引起的迴響,還有那種斗膽直接拍出港人對未來社會政治局面擔憂的勇氣,《十年》得分肯定「爆燈」。《十年》得獎後,本港電影界出現了「十年恐懼症」,害怕這個獎項開罪內地,將斷送本港電影業的重大利益。單是《十年》入圍成為最佳電影候選名單後,內地即時叫停在內地轉播今屆頒獎典禮,據聞令大會損失約1000萬元收入。他們還害怕其他「十年後遺症」將陸續出現,例如今屆負責評審的業內人士會否遭秋後算帳;他們出品的電影,日後在內地上映會否遇到阻攔?他們更害怕《十年》不是唯一,將來或許會再出現其他同樣政治敏感的電影,萬一又被選中入圍金像獎候選名單,他們將如何面對?他們之所以恐懼,正正是因為他們為了在內地電影市場分一杯羹,委曲求財,嘗過被內地有關電影審查部門指揮刪剪影片、修改內容,甚至會因在網上發表的言論被「照肺」。他們清楚《十年》得獎,必有所失。電影業界的恐懼,只不過是香港社會的縮影而已。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7日)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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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於美學和政治之間的《十年》

《十年》獲最佳電影獎,引發爭議。當然,它的勝利主要代表着一份政治抗議精神,這不難理解。但整件事太神奇,因為大家心裏都知道,《十年》不是一部好的作品(讀者可參考我的文章:〈失去想像力的《十年》〉)。正如從頒獎嘉賓、《十年》的製作單位以及一眾支持者,都承認電影本身在藝術、技術方面的諸般不足。但它還是獲獎了。我擔憂的只是,如果惡劣時勢持續下去,會不會有更多同樣的情况,即不好的作品,也都能時勢造英雄地成了最佳電影呢?或許是我太烏托邦主義,能不能在更遠的將來,哪怕時代再低氣溫,能有更高質的政治電影,而非相反?這種期望若然要成真,就必須回歸對電影的美學和創作方面的關注才有可能,而非只關注其政治效果。不一樣的金像獎這次跟以往最佳電影的爭議不同,這次對立不再是主流商業大片vs陳果、許鞍華等所代表的社會性文藝電影,而是在兩者之外的第三類型,這次叫政治電影。無疑,這是新突破。但這旋即引發衝突,即所謂政治、商業電影和美學界線之間的爭議。像是保守業界即狹隘地認為政治必然污染電影專業,但骨子裏他們最為擁抱主流商業大片,其實沒什麼美學關懷;至於有一些人則認為所有電影都是政治,只要有群眾有共鳴就可以,而若有人以美學標準來質疑《十年》,他們就會急急將之矮化為文藝圈的離地傾向。吊詭地,表面分歧的兩造,在市場和群眾的追逐中,竟也找到了匯合點。然而我認為,不同種類的電影都涉及不同程度的審美問題。必先澄清,我所說的審美,其意義,並非對電影技巧的純粹追逐和玩弄,而是電影作為創作,好的作品總能叫人轉換一下其感知現實的方式,從而觸發觀眾對自我、人際、社會或世界進行反思。因而,即使是保守業界喜愛的主流娛樂商業片,也可以分好壞,正如周星馳的《喜劇之王》跟王晶式《賭城風雲》,前者的視野及水平遠遠高於後者,不可同日而語。同理,政治電影也得區分好壞,而判準就是,它能否賦予時代更細膩或高瞻遠矚的感知能力,而非像《十年》般,主要是將社會早已瀰漫的焦慮,於銀幕上以10倍力度執行一次,最後成為時代的俘虜。我認為好的電影和好的政治總是唇齒相依,因為前者有助於為政治生活帶來一種更敏銳和批判的感知力。因而不能放棄對政治電影的審美要求,否則電影就會淪為宣傳片,而代價是我們無法檢視、轉化或超越既存的感知方式,從而失去了原本能通過電影賦予我們的自由。但無論如何,《十年》的成功將會帶動下一波政治短片甚至政治電影的浪潮,而什麼是好電影的討論絕非無足輕重,因它可是政治變得美好的文化前提之一。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7日) 電影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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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蛋

《十年》裡的「本地蛋」一節中,廖啟智飾演的雜貨店老闆真是入木三分,他一直向兒子循循善誘,請他不要忘記自己是吃本地雞蛋長大的,不要跟隨學校的紅衛兵般去批鬥本土之物,包括本土雞蛋或書籍。結果是,他的兒子不單沒跟紅衛兵同學為伍,甚至向書店老闆通風報信,讓他知道即將受禁的書籍,好讓對方可以在秘密倉庫儲書。電影裡,廖啟智大概說,如果不是自己以前事事逆來順受,今天兒子便毋須為了真相鋌而走險。《十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滑稽的評論應數黃百鳴,他連電影都沒看過便說獎項是「極大錯誤」。還有林建岳第一時間批評《十年》得獎是香港電影界的不幸。大陸傳媒公布得獎名單偏偏不提「最佳電影獎」,還要特別申明是完整名單,此地無銀三百両,作假以自欺欺人,無以甚之。這班人好像「本地蛋」裡的紅衛兵學生,一見了「本地」、「本土」兩個字便神經緊張,急着跟對方劃清界線。誠然,電影論藝術程度及故事完整可能未算完美,但筆者認為藝術家在言論窒息的空間創作,單是這份勇氣也應該加分,也因此艾未未的藝術作品未必贏得人人鍾愛,但大家還是對他推崇備至。香港人都喜歡《撐起雨傘》這首歌,因為這是一班無懼政治打壓音樂人的勇氣作品。更何况,《十年》充分反映了香港現實,充滿時代氣息;於大街小巷放映時得到蜂擁支持,茶餘飯後引起廣泛討論,觸動整個香港,引發深刻的反思和迴響,這不就是藝術最高境界嗎?得獎真是實至名歸。說到底,無論是《撐起雨傘》或《十年》,背後的創作人就像「本地蛋」裡的廖啟智兒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爾冬陞在頒獎禮說:「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感激這班創作人,讓我們知道香港還有不少無畏無懼的同路人。今天北京政府對待泛民主派和本土派,也像親建制的電影人對待《十年》一樣,以圖滅聲。只盼香港人毋忘初衷,爭取真正的港人治港。自己香港自己救,共勉之。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4月7日) 本土意識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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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謎

坦白說我尚未看過《十年》。並非刻意不看,只是種種理由錯過了,每回都因太忙或忘記,過後始記起,嗯,這部人人在談的片子我竟未曾欣賞,這個春天,這個寒冷而潮濕的春天,未免遺憾。但坦白說我並未對《十年》取得最佳影片感到意外,最初聽聞它入圍,我已跟自己說,機會很大,機會不小,而這絕非馬後炮,凡事有因必有果,了解其因,可猜其果。什麼是因?首次,這獎項是「最佳」而非「最佳乜乜」或「最佳物物」,後者的指向非常單項具體,或指明星演技,或指導演技法,或指燈光布景剪接服裝之類,具有清晰的向度,有個方向,有個指標,容易互相比併。前者呢,說明是「最佳」,屬於一個籠統的榮譽,到底是最佳什麼,沒有框限,沒有界定,原意亦是不設框限和界定,留下了極大的模糊和曖昧,足讓投票者填入自己的標準的定義,像一條極具彈性的橡皮筋,雖是圓形,卻可讓使用者想拉到多長便多長,甚至可以扭曲、纏結,按照自己的心願使之變形。這又像一個空心圓點,投票者擁有自己手裡的一支彩筆,喜歡在空白處填入什麼顏色便填入什麼顏色。所以最佳電影的成功屬性向來甚具寬度,有時候因為劇情夠感人,有時候因為情節夠刺激,有時候為的是演員出彩,有時候為的是對社會產生了強大的震撼,總之勝者為王,只要在電影技法上跨過了某個門檻,入圍了,都可以找到獲獎的理由,也可以找出不得獎的說法。以五十萬元拍成的《十年》很明顯沒法在其他具體獎項裡得到提名,但就「最佳」而言,它跟其他所有電影一樣,都有資格,也有可能,完全視乎兩輪投票者的意願。這便涉及第二個關鍵問題了:兩輪投票皆採取多數決法則,票多者勝,而當投票者超過某個數量,「最大公因數」通常即可發揮最關鍵的影響力,亦即,某組散播於空氣裡的共同信念或集體情緒往往能夠左右投票結局,基於主觀的「希望」,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票投到某個目標之上,為的當然也可能是它的優點,卻亦折射了某種集體願望的表達、共同理想之寄託,反正最後沒有像其他電影評審活動般經由少數專家作最終決選,而香港人又大抵尊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規則。所以,在當前的社會勢態下,《十年》一旦入圍,得獎機會自然頗大。評審機制和獎項名目相合相成,造就了它的榮譽。十年得獎之謎,其實不難解讀。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4月7日)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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