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兒童真面目——恐怖短片與玩具展覽

早兩天,特地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新開幕的專題展覽「香港玩具傳奇」。在館外買票時,遇上一大班幼稚園學生列隊入場。看着一張張小孩子臉孔,我突然心悸,不小心想起經典港產片《殺人犯》,以及近日在網上熱傳的一段短片。 短片名為《我的生涯規劃》,由「香城映畫」製作,是為「扭曲社會催生的一個瘋狂故事」,至今已錄得過百萬網上點擊。片段開始,公開試進行曲《綠袖子》響起,一個小學生擔心默書無法連續三次滿分會遭父母責罰,因而危站天台,決意尋死。同學上前勸阻,紛紛送上偏鋒的「生涯規劃大計」。 《我的生涯規劃》 雖假真心寒 有人認定讀書無前途,不如及時行樂;有人說投機炒賣才能致富,所以提出趁早炒閃卡、炒iPhone,博取首期上車;有同學更建議讓父母多吃懷疑致癌的醃製食物和熱飲,這樣既不用再學非洲鼓、芭蕾舞,更有一筆遺產享受人生……看完短片,我和百萬觀眾,一同心寒。 我知道故事純屬虛構,情節誇張,用意只為引起話題,帶來反思;現實中這個年紀的小朋友,大部分仍在父母庇蔭(或控制)下安分扮演飯糰角色,落力做好兒童本分。 他們未曾明白讀書不一定帶來美好人生,未得知投機炒賣乃香港人求生技能,更未明白今天在香港,要坐吃山崩過

詳情

冷氣房裡的討論

有專欄作家轉述流言說我曾經打電話給林鄭,要求建立張愛玲紀念館,我昨日已澄清,但這小事倒令我想起另一樁小事。 我確向官員提過關於紀念館的建議,卻並非向發展局,而是向民政局。七、八年前我曾是民政局委任的「藝術資助撥款小組」成員,偶爾得跟局方公務員開會,閒談間,我盡責說了紀念館構想,或許以訛傳訛,二手變三手,三手變N手,最終把林鄭牽涉入內。 其實我提過不少建議,譬如說,我一直覺得可把幾位殿堂級的香港藝人和影視明星「綑綁」紀念和致敬,健在的或去世的,在灣仔找個空間,把他們的照片和舊物之類對遊客和公眾長期展示。 名單大可包括張國榮、梅艷芳、羅文、肥肥、黃霑、李小龍、鄧麗君、任劍輝以至新馬師曾,亦可網羅許冠傑、譚詠麟、葉麗儀、顧嘉煇等等。地點最好設在灣仔,有老香港的舊氣味,未拆的利東街最適合,即使如今改多幢豪宅已經落成,地產商仍可考慮設館,吸引遊人,創造利基。 西九也可以呀。有了故宮的遙遠文物,為什麼就不能有香港本土的流行文化?別說其他人了,試想若在西九弄個空間紀念張國榮和李小龍,日韓遊客必蜂擁而至,今古映照,替海邊增添無比熱鬧。 我擔任了兩年多的小組成員,時任民政局長是何志平。在建制裡做事,有框

詳情

香港可以建一座大都會博物館

有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爭拗,主要集中在程序公義和決策的透明度;對是否應該建這樣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反對聲音並不強烈。泛民陣營之中民主黨比較低調,公民黨則較勇進,原因之一是公民黨黨員陳淑莊是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媒體多引述她的發言;但她公開的言論,也從沒說過香港並不需要建這個博物館。政府自製危機 實令人不解事實上,政府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簡述了過去10年和故宮博物院合作的經過,到2012年康文署與故宮博物院簽訂協議,雙方同意大致每年合辦一項大型專題展覽。據文件內提供的數據,每次展覽吸引的入場人次都非常踴躍,換言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深受公眾歡迎,有「民意基礎」。把這種合作關係提升為在香港建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理應得到民意支持,整件事的籌劃安排何須在「滴水不漏」的情况下,以「密室操作」的方式進行?現在的結果,令北京故宮博物院尷尬、馬會的捐款反受質疑(巨額捐獻之後會否影響其他社會服務的資助),連著名建築師嚴迅奇也無端捲入風波,政府的決策過程和手法再次受到責難。一件本應是好事的計劃反而無端陷入困境,政府自製危機,何以至此,實在令人大惑不解!違博物館發展現代潮流過去幾年,政府對於涉及中國大陸的議題都提心吊膽,深恐在政治上犯錯,或怕惹怒北京、或怕港人產生牴觸情緒;在決策時,往往以各種方式繞過立法會或盡量「低調」,務求推行時較為暢順。然而,公共政策講求透明、公開、問責,要爭取各持份者支持,唯有如此,決策才可以成功推展,令社會受惠。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1974年6月在哥本哈根召開第11屆會議,其章程第三條規定「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盈利、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機構。它把收藏、保存、研究有關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物當作自己的基本職責,以便展出,公諸於眾,提供學習、教育、欣賞的機會」。「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就要得到民眾認可和接受。試問「滴水不漏」的決策過程又怎能達到上述目的?博物館對於一個大都會來說,往往是最矚目的地標,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都是一個城市文化「軟實力」的象徵。博物館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歷史文化遺產的「守護者」,但早年的博物館,其實只是王室的私人珍寶收藏室。到了18、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教育開始普及,政治民主化席捲全球,博物館逐漸對平民百姓開放,發揮了知識普及和公眾教育的功能,成為日益重要的公共文化設施。博物館的功能愈來愈大眾化、公開化,香港搞博物館卻在公眾隔絕的情况下進行,完全違反了博物館發展的現代潮流。當代博物館對城市更新(regeneration)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促進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其次,博物館本身的文化資源可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例如台北故宮近年推出2000多種文創產品,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其三,博物館可以促進公眾的認同感,成為社會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喚醒民眾對歷史傳統的尊重、增強對城市的歸屬感。在香港搞一座高水準的博物館,絕對值得支持。港故宮館不應成北京故宮「分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72年在智利與國際博物館協會舉行圓桌會議,提倡博物館要隨社會發展而變革,傳統博物館的哲學和內涵要改革,不應只關注「物」的收藏,而是以人為中心,直面社會問題;博物館在關注歷史的同時,也應該關注當下生活的世界,面對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矛盾,令民眾認識到社會和諧、文化共融的重要。北京故宮本身是一座皇室宮殿,它的地位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現在香港要建的故宮文化博物館,不應該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香港分館」,也不應把重點只放在文物展覽。馬會願意捐35億元建一個世界級博物館,對香港是好事;但是,未來的博物館如果能建成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融合故宮的文物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成為一座兼容中西文化的博物館,讓參觀者可以比較中外文化、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迹,這樣不是更能彰顯香港國際化的特色?中央電視台拍製過一套1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當羅浮宮遇見紫禁城》,分別演繹了古代中亞、埃及、希臘、羅馬,以及中世紀文藝復興等不同時空背景下東西方藝術演進的歷史。把兩座博物館放在一套紀錄片,目的是透過它們館藏的文物,對比整個中西文明。若不「以人廢言」,這套紀錄片水準甚高,主題曲《心依戀》更非常悅耳。內地也有這種中西文化世界觀,香港就更應該利用本身特點,建一座全國獨有、兼收中外文物藝術的大都會博物館。一念之間,怎樣把香港故宮博物館「變身」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值得下任特首仔細研究。(本文參考了謝涤湘、禇文華〈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博物館發展策略研究〉一文,《城市觀察》,2014第4期)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1日) 博物館 西九 故宮

詳情

文化博物館的愚民藝術教育

香港人普遍藝術文化素養低下,是有原因的。你看最近文化博物館館長回應坊間批評的「平反」理由,竟然荒謬得近乎無恥。無恥在哪裡呢?在於館長的言談體現了阿Q精神。洋人寫出說葡萄酸的故事,但也恐怕寫不出魯迅筆下的阿Q形象。這形象充分傳達國人的變態心理。狐狸也不過是說葡萄酸,還未至於反轉說酸就是好,說甜才不好。阿Q不一樣,他打不過人就反過來稱讚自己是「第一個能自輕自賤的人」。狐狸貶低自己得不到的東西,我們能理解。但阿Q竟為自己的劣性軟弱戴上神聖的光環。這種無恥到極點,進而扭曲了一個人正常的心智與價值的變態心理,相信不是常人接受得了的。所以當讀到這一段館長們的「平反」理據時,我也接受不了:「是次展覽另一個為人詬病之處,在於遊人太多,而且觀眾喜歡拿起手機拍照留念,造成人潮擠擁,破壞觀展環境氣氛。向來博物館可以拍照,不是常有安排。問到館方會否考慮禁止觀眾拍照,鄭煥棠不禁喊出一句:『哎也,好失望呀』。鄭煥棠說,今次『他鄉情韻』容許參觀者留影,是展覽一種特色,也是『法國方面送給香港市民的特權』。總館長 Fione 更補充指,真跡拍照權是館方『爭取』回來的成果,『每間博物館自有不同考慮,所以要逐家問。如果一張可以影,另一張又不行,對觀眾來說就會變得好複雜。』」第一個常識問題:近乎所有歷史性繪畫展覽都是「嚴禁拍照」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1)版權問題;2)閃光燈會損毀作品;3)拍照會對其他人觀賞作品造成滋擾;4)拍照也會使觀眾不專注於觀看眼前作品。當然,如今拍照也是不必要的,網上高清照片應有盡有。(題外話,在畫作前說話也是禁止的,除了影響他人觀賞,更重要的是口水也會對畫作造成損害。)館長在回應展廳暗黑的時候還在說什麼「文物保護是為首要考慮」,但又不費餘力地為他眼中文化素養低劣的「香港人」爭取損毀文物的「拍照特權」(當然他又可以說館方是「禁止閃光燈拍照」的,官字兩隻口嘛。)關於燈光暗黑作為「保護文物」的理據,我的另一個質疑是:館方是否採用了市面上最優質的專業展覽燈泡?你想想羅浮宮展品的燈光為什麼明亮那麼多?我想莫內的作品應該值得館方購入最優質(或者最昂貴)的展覽燈泡吧?(當然,官僚最怕就係入紙申請買嘢,程序繁複又麻煩。我明嘅,官僚政治面前,莫內算什麼?)第二個常識問題:「鄭煥棠說,今次『他鄉情韻』容許參觀者留影,是展覽一種特色,也是『法國方面送給香港市民的特權』。總館長 Fione 更補充指,真跡拍照權是館方『爭取』回來的成果。」鄭館長也表示「希望盡量將展覽製作成適合香港人口味」。打個比喻:強國人喜歡隨地吐痰、大聲喧嘩與泡腳。館方會不會為了「盡量將展覽製作成適合強國人口味」,而努力爭取「法國方面送給強國人在展館內隨地吐痰大聲喧嘩與泡腳的特權」?強國人喜歡在羅浮宮前的噴水池泡腳、在廣東道拉屎,會不會也可說是體現了強國人的文化「特色」?是否值得館長去爭取特權、並且以策展推廣這種「文化特色」為榮?同樣道理,館長自以為「喜歡在畫作前拍照留影是香港人的口味」,於是威權地向法國「爭取特權」──(梁特喜歡行使特權,如今屬下官方博物館館長也喜歡爭取「特權」,是否熱衷行使特權也是官僚文化特色?)──讓缺乏藝術素養的觀眾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作品前拍照留念。這種為了投(館長眼中的)「缺乏藝術教養的香港人口味」所好,不惜削足適履、自我矮化香港人的失智方式,難道就是文化博物館館長們所提倡的文化推廣與藝術教育?在文物畫作前嚴禁拍照是常識,但館長硬要反過來說是特地為迎合香港人口味而爭取的特權與建立的展覽特色,難道這不就體現了館長們阿Q的變態心理嗎?幾個值得思考的常識問題:盲目地投「香港人口味」所好,難道就是文化博物館的文化推廣、文化傳承與文化藝術教育方針?誰又來決定「香港人的口味」(與香港人的視角)?官方文化機構策劃的文化藝術展覽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難道不就是教育觀眾、鼓勵觀眾學習、以及提升觀眾的藝術素養與品味嗎?請留意:重點在於「提升」。其實,有藝術素養與品格如何低劣的館長,就有如何惡劣的展覽,也就只能培養出藝術品味如何低下又不俱獨立思考的觀眾──是為官方文化機構共同合力推行的愚民藝術教育。原刊於作者Facebook專頁 藝術 博物館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