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片赤地 卜戴倫:堅忍的高貴 特朗普:堅硬的狹隘

經過剛落幕的美國總統大選,大家對「十月驚訝」的觀念都比較熟悉了。其實剛過去的10月,這齣近乎荒謬的美式民主鬧劇之外,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驚訝」:美國民謠歌手卜戴倫出乎意料地獲頒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卜戴倫與特朗普,一為藝術家,另一為商人政客,是兩個非常不同的人,但他們也有相通之處,而卜戴倫的藝術,亦可幫助我們加深對特朗普現象的了解。首先,明顯地,他倆皆為傳媒名人。卜戴倫上世紀60年代已成名,多年來,無論藝術或個人生活上,都未有從大眾意識中退下。他性格特別,有自己一套出牌的牌理,從感情生活到宗教信仰(例如猶太人的他一度改奉基督教),都頗引人入勝,傳媒也趨之若鶩。雖然這現象不脫「名人文化」(celebrity culture)的膚淺與剝削,然而各種八卦新聞,也可增加世人對卜戴倫藝術的感受和理解。另一方面,特朗普早在上世紀80年代已被美國傳媒吹捧,精明的他,亦順勢利用傳媒效應擴大自己的利益。當年的他,長相仍然很帥,信心滿滿、言論出位,於列根總統的白種男人保守主義氛圍下,為在多元文化冒升之際而備受威脅的WASP意識(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提高了薪火相傳的機緣及繼續主導的機會,拖慢了全球化人類平等與文明進步的步伐。對這種名人與傳媒彼此利用的惡性循環,筆者當年已非常反感、甚至擔心憂慮。民謠吟唱白人優越?WASP意識,也是卜戴倫與特朗普另一更重要的相通之處。沒錯,卜戴倫為猶太人,而他的藝術亦與其猶太人文化,例如憂患意識和對弱者的同情,有強烈的關連。但他出道之初演奏搖滾樂,其後受到美國中南部及山鄉音樂洗禮,才轉向民謠的追求。中南部及山鄉音樂有非常豐富的淵源,領域很廣,名稱亦很多,包括bluegrass、Appalachian folk、hillbilly music等,然而主要為白人,尤其是WASP主導及壟斷的藝術。卜戴倫主要在紐約等大城市演繹這種鄉土音樂,混合了城與鄉、進步與保守、猶太人與WASP的不同情懷,捕捉了價值激烈磨合的時代精神,締造了民歌新紀元,就如他名曲曲名所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時代,正在變啊》)。中南部及山鄉音樂的起源,雖然有受多個種族的影響,但主要由愛爾蘭、蘇格蘭及其他盎格魯-撒克遜移民帶動。這種藝術最為人稱道的發展,為上世紀初、尤其是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當時,居於中部大平原(Great Plains)及北美洲東部山脈 (The Appalachians)以務農或畜牧為主的中下階層人民,蒙受了沉重的經濟打擊,再加上中部嚴厲的旱災(稱「風沙碗」,dust bowl),產生了很多嚴厲的社會問題,令那地區主要為白種的人民,經歷了異常慘痛的遭遇。中部亢旱 音樂滋潤來自愛爾蘭、蘇格蘭等地的白種移民,都把祖家優良的音樂傳統帶到新大陸。在這苦難時刻,他們自然藉着藝術抒發情懷,創造出十分動人的音樂,寫實控訴有之、詩意呻吟有之、怨天尤人有之、保持樂觀有之、憤怒抗議更有之,後者並與政治潮流掛鈎,在美國營造出一股浩瀚的藝術、政治、文化力量。這種音樂,大都注重旋律、歌詞簡單但有深意、充分表達了WASP文化本質樸素、心靈高貴、擇善固執之處。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有「風沙碗歌王」Dustbowl Troubadour美譽的民謠歌手Woody Guthrie,其名曲This Land Is Your Land為美國音樂經典之作。卜戴倫從搖滾轉唱民謠,Guthrie為主要影響,首張個人大碟,便有一首歌名為Song for Woody。我移民美國前在香港已經喜歡民謠,今時今日仍然愛聽,正是因為被這種音樂中,美國文化質樸、高貴的精神所感動。可惜,質樸、高貴的另一面,也有狹窄的視野、愚昧的政治,和自以為擇善的固執。此所以,我雖然非常反對特朗普,但會很同情他的支持者。藝術昇華 政治醜化卜戴倫的藝術,捕捉並表達了美國中南部及山鄉地區白種人的優點。特朗普的政治,則抓住並利用了中南部及山鄉地區白種人的缺點。卜戴倫的藝術把這種優點結合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派思潮,轉化為歌頌及啟迪人性高貴的音樂。特朗普的政治則把這種缺點,聯繫上廿一世紀白種男人,對全球化經濟與文化、種族與性別漸趨平等、白種人優勢逐漸減弱的抗拒與恐懼,轉化成一股蒙上仇恨色彩、對外奮力攻擊、對內自賞自憐自我優越的政治氣勢。今屆大選令筆者在內的很多人估計錯誤,主要原因之一,是這份白種男人意識,已在雷達以下,從中南部及山鄉,擴散至以往這種意識並非太強的地區。所以我在大選後認為,特朗普勝出,是苟延殘喘中的白種男人價值的延續。他當上總統,在美國健全及固若金湯的政治建制下,破壞力相信(更希望)不會太大。我失望及擔心的,是人類文明在種族及性別平等上的進展,「將會經歷某種程度的退縮」,或起碼停滯。白種男人釋放缺點 女人無機會表達缺點我屬意希拉里,除了她政綱較接近自由派信念外,也因為她假若當選,將代表了壟斷世界多年的白種男人價值,單元獨霸之勢的重要逆轉。此外,世上沒有完美的性別,一個女性當上唯一超級強國的元首,同時彰顯的性別優點與缺點,也可以成為性別政治發展過程中,邁向真正平等的里程階段。在當代全球化環境中,各種不同文化,彼此接觸、碰撞,衝突在所難免,磨合過程既艱辛亦令人困惑。歐美白種人,一方面知道並宣揚人類平等為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又因優越感作祟而渴望能夠繼續享受其他人種的景仰、甚至繼續稱霸,對逐漸喪失的特權又依依不捨,因此產生了強烈的焦慮及憤慨。白種男人價值在近世做出頗多貢獻,同時,也無可諱言地帶來很多破壞。特朗普這種白種男人當選美國總統,我直覺是破壞會多很多於貢獻,但仍然不排除他的政綱,尤其是傾向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有某種建樹。而反對他的力量,如能有機地連結甚獲青年人擁戴的桑德斯理念,美國政治,有可能發展出扭轉形勢的新局面。我只希望美國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多一點卜戴倫式白種人優點的轉化,少一點特朗普式白種人缺點的彰顯。(二之一)編輯﹕何敏慧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1月20日) 美國 特朗普 美國大選 Bob Dylan 卜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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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仍關注諾貝爾文學獎落在誰家?

今屆諾獎文學獎頒給卜戴倫,絕對的意外,對於熟悉世界文壇人士而言,更是一個極大的失望。我的感想是:諾獎諸公對文學識見年來加速退步,面對文字世界不斷受電子傳媒蠶食,把光環套在與文學無關的歌手上,是一個錯誤。今時今日,當你打開電腦看新聞,你的注意力會放在哪裏呢?當然因人而異。不過,反過來說,十個人中,會有多少個首先要看諾貝爾獎落在誰家呢?很明顯,由於這個國際性大獎,近年令人看到偏私心態,其含金量急劇下降。和平獎與文學獎,準則具彈性,最具爭議性。會不會受政治霸權的影響呢?從前大家認為不會,諾獎這塊招牌代表了公正、公義。今天呢?最近,泰國拒絕黃之鋒入境,還把他拘留一段時間,事後,官方竟公開承認這是應中共的要求而決定這樣做。這種赤裸地、粗暴地干涉別國的內政,竟然會視為「正常」與「正當」,更荒謬的是「別國」也樂於接受而照辦。沒有篇幅談和平獎,就談2012年莫言獲獎,便引來不大不小的揣測。例如,如果不是受壓,中共本土的作家,作品素質勝於莫言,其數也不少,殘雪、余華、格非、賈平凹、閻連科,還有寫科幻小說受外國人青睞的劉慈欣,中國也包括台灣吧,白先勇、王文興、張大春、陳映真、洛夫、?弦等。不妨說,如果以莫言的水平,也能登上殿堂,香港作家也有當選資格的,不談別的,如金庸,作品影響深遠,還選為學校教材,金大俠獲諾獎,誰說不可以?今屆文學獎宣布日期最遲,外電報道是十月十三日,是因為評審員對提名作家意見不一而拖延,還是另有因由?不過,已不重要了,諾獎宣布的結果,再不是值得人們認同的一把尺了。是龍是蛇,再不是愛好文學藝術人士的一個坐標。編輯﹕張天馨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0月16日) 音樂 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獎 卜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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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有另一個卜戴倫

所有影響過我的,或者說我愛過的同時代人之中,卜戴倫(Bob Dylan)是最矛盾的一位。他的矛盾在於他不斷否定前一個自己,但他沒有因此遁入虛無和分裂,一如他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這張專輯的名字所顯示,他發現了一面又一面的另一面的卜戴倫,因而日漸豐滿、日漸拒絕定義,正因為此,他完成了一個偉大詩人所需要的自我革命,把命運與作品通過各種撕裂而融合為一體。因此聽到戴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斯德哥爾摩此舉直接向世人宣示了詩歌不應畫地為牢,在學院以外草莽生長的各種詩意應該衝破文學史的保守,為未來的詩歌增加更多出入口。悲的是諾獎無疑要為卜戴倫的多重身分進行一種總結,以後大眾看他聽他首先會想到「那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明星」,這有違多年來戴倫與各種戴在他頭上的帽子的搏鬥。年輕的時候,聽戴倫音樂讀其詩歌,最強烈意識到的就是這個詩人與我之前學習過的詩人都不一樣。當中最吸引我的是,面對這個亂七八糟的繁雜世界,他能夠從容的開口歌唱的態度,因為他把自己放置在漩渦當中,而不是旁觀和逃逸。我覺得這是傳統意義上的詩人愈來愈缺乏的,一種坦蕩但是同時又毫不妥協的態度。我曾用「出入大千相」來形容他早中期作品中那種擁抱世界的勇氣與自在,惠特曼之後,久違矣。另一吸引我的是:他的歌裏總是有懷疑主義的精神,那是超越別人加給他的理想主義成分的——我們不要以為他就是六十年代美國那種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實際上他是懷疑主義者,他和卡夫卡、齊克果、卡繆等不安但清醒的獨立作家更接近。純粹從文本的角度講,對他的文學影響最大的是詩人迪倫.托馬斯和蘭波。迪倫.托馬斯是英國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但是卜戴倫把他的黑暗的一面挖掘得很深,把語言上的非理性實驗走得更遠,且加入了很多貌似遊戲的成分,我稱之為雜耍風格;然而愈是遊戲愈是讓人覺得有弦外之音、驚心動魄,這是熟悉黑暗童謠的讀者都懂的。蘭波的「詩人就是通靈者」這一神秘主義觀念,帶領着戴倫在六十年代擁抱迷幻文化,然後抽離,因為他永遠不需要同道人,他經營詩歌中的幻象與隱喻並非為了獲得共鳴,而更多是對日益固化的想像進行挑釁——這是他和整個強調共享的嬉皮文化的最大不同,永遠有另一個卜戴倫期待着他去成為,而不是回歸那個已經被接納的戴倫。對想像的大眾說話為什麼五十年來他都沒有得獎,或是現在得獎讓很多文學評論者不知所措呢?因為他完全是在文學史以外的一種寫作方式。他超越了現當代的文學理論,拿意識流、超現實主義這些東西去套他會顯得似是而非。他和美國垮掉一代文學有近似的某種合流,但是也是若即若離的。因為畢竟卜戴倫是民謠歌手出身,他深知詩歌跟民間的關係更密切,他對想像的大眾說話,學院對他束手無策。你能夠感受他的魅力,但你沒辦法解構他,他令詩歌回歸到某種初心——因為詩歌來自於對時代的敏感直覺、人對他人的情意與夢想、欲求,不是說通過某種教育而來的深思熟慮、對某種體系的認識等去寫作就能寫出好詩的。諾獎的評委把卜戴倫和荷馬、薩福相提並論,說他讓人回歸到古老的史詩傳統,這也存在誤讀。其實卜戴倫的抱負不是去承接一種文學的傳統,他沒有把自己局限在文學裏面;另外他不是以史詩的野心去寫作的,如果說到荷馬和薩福,他是介於兩者之間——薩福是更私人化的抒情,荷馬則是面向一個時代、面向一個國家的命運這樣去寫作。卜戴倫一直都很反感別人說他是時代代言人,但是他又無意的做到了這一點——我想他沒有敘述這個時代,反而是讓時代在他身上發生化學反應一樣。說到時代,戴倫有他的時代,我們有我們的時代,兩者相遇也是必然,在詩的魔法下。有什麼比雨傘運動時期在金鐘街頭看到「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更激動人心?我們記得《答案在風中飄》是戴倫的起點,你可以想到當年的反戰、反極權,也可以在今天香港想到我們的困頓我們的憤怒,政治從一而降,我們要掌握的是獨立的態度,正如戴倫另一句名言:「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既然答案在風中飄,我們就自己去創造答案,不用再問了。在對卜戴倫獲獎的反應之中,英國小說家Will Self說得最有意思:「對於這個獎,我唯一告誡的是:這個蘊含着巨大財富的獎其實降低了戴倫的身價,這個獎幾乎是文學圈的輪流坐莊,而不是獎勵世界級創造性的藝術家。是的,就有點像當年薩特被授予這個獎——他是一個哲學家,有理智去拒絕它。很可能,鮑勃也會這麼做。」我不禁也期待起卜戴倫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拒絕,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一輩子對主流定義的反抗,將有一個完美的句號。但我們也知道戴倫拒絕句號,無論它以什麼形式畫上。(照片攝於佔領現場)文、圖.廖偉棠/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10月16日) 音樂 文學 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獎 卜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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