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只是超現實

大陸紅劇《人民的名義》以打貪反腐為題,就內地尺度而言,情節不能說不現實,令觀眾們驚訝:為什麼能夠拍出並能夠播出? 理由很簡單:打貪反腐是最高領導人的主旋律嘛,只要配合主旋律,萬事好商量。更何況這劇的後台老闆是中央級別的最高檢察院,由反貪部門主唱反貪歌曲,誰敢不和應?誰敢做攔路虎? 這其實沒什麼稀奇。香港廉記好多年前已開始跟主流媒體合作,提供個案和資料,讓電視專業人員拍出長短劇集。這也是主旋律,更可以說是「教育」或「包裝」甚至「洗腦」,但只要拍得精彩,讓觀眾看得過癮,誰管你的本意何在。荷李活的許多戰爭大片同樣是愛國主旋律,但在國際明星和燦爛影像的催眠下,我們看得拍爛手掌,只要在主旋律下有幾段使人感動和引人反省的音符節奏,我們已很滿足。 所以,關鍵在於如何拍,把劇拍成肉麻的硬銷抑或撼動的軟銷;前者令人嘔吐,後者使人流淚。《人》恐怕是在這兩者之間吧。它當然有些公式化的角色和台詞,把執政者唱得又紅又偉大,但它亦意外地把許多涉乎現實的個案片段納入劇情,例如地方上的「官商黑金」的猖獗合謀、官場內部的派系鬥爭、老百姓對公權力的鄙視等等,令觀眾看得極有共鳴。然而左看右看,看穿了,始終是這兩條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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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鑑今,一名貪污「黑警」的故事

1974年10月1日,一名貪贓枉法的外籍警司刑滿出獄。對於眾多90後來說,這名外籍警司的名字可能十分陌生,畢竟大家多只聽過聲名狼藉的葛柏(Peter Godber)。可是對於部份「老香港」而言,他的名字可能耳熟能詳。這名外籍警司叫韓德(Ernest Hunt),綽號「爛佬亨」。韓德有一句名言:「收賄是生活中的一環,就像早上起床,晚上睡覺那樣的自然。」這位貪污警司原是一名英國的普通警察。1952年,他在英國看到香港警察的招聘廣告,不甘平淡的他想到東方許多新穎的事物,續決定動身前往香港。在乘坐飛機的過程中,不知是不是命運女神的作弄,坐在韓德旁邊的正正是日後間接推動ICAC成立的葛柏。而二人在日後也有數之不盡的命運交錯。韓德離開香港的警察訓練學校後,就被派往尖沙咀水警基地負責海上巡邏,並在此地遇上第一次貪污的機會。由於當時正值韓戰時期,港英政府加入對中國實施的禁運,香港成為當時中國至關重要的走私港,水警在走私貪污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有數名警員試圖說服韓德加入,可是正直的韓德卻未有參與其中。韓德在一次訪問中回憶,「我當時年輕,有理想,韓戰又未平息,叫我睜著眼看見共黨物資而不管,就萬萬辦不到。」不合作的韓德被其他人疏遠,其後更被調走,使他無法插手非法走私貿易。縱使韓德並不受歡迎,但當時他對自己作為一名警察而感到驕傲及自豪。然而,由於警察薪金實在太低,韓德一家生活困難。為勢所迫,當魔鬼再次向他招手時,韓德終抵擋不往金錢的引誘。當時韓德深知刑事偵緝部才是貪得最多的地方,是以他下定決心加入。1956年,他終於得到機會,成為灣仔偵緝部的一員。其後他繼續「向上爬」,先後被調去旺角及深水埗,成為該區的偵緝主任,每月「收規」約三萬多港元。此時,韓德已經泥足身陷,無路可退。「你不能破壞這個制度。」韓德對著《南華早報》的記者說。「假若你不『收規』,你就會被馬上踢出偵緝部;假若你繼續堅持告發其他警員貪贓枉法,他們就會寫大量匿名信到反貪部,指控你貪污。」而事實上,韓德並未感到滿足,他也不打算退出這個貪污的制度。反之,他決意要繼續在香港的貪污集團中大展拳腳。經過一番努力,韓德亦得償所願,成功升級至憲委級,成為灣仔區的一名警司,每月收賄約十三萬港元。在灣仔的日子,他以一間公司形容這個位於港島警署內的貪污集團。「灣仔企業公司的行政人員們,請就座……每一次我以此為會議的開場白,都會引得哄堂大笑……辦公室內的人,各具相當地位,但通通都是貪官……我們公然討論貪污大計,計劃新方針,研究分贓辦法。」韓德說。不幸地,韓德奢華的生活終引起警察反貪部的注意。1971年12月,葛柏通知韓德他正被反貪部調查,但他並未接獲到自己會被捕的消息,所以依舊照貪不理。1973年,葛柏逃離香港,事件正式打響港府打擊貪污的警鐘。八月,韓德被捕。他被指在1971年5月至1973年2月期間,接近花了超過二十八萬二千元,遠遠超過自己在這段期間的薪金,堪稱1970年代的許仕仁。結果,韓德被判罪名成立,判監一年。然而,為了提早脫罪,韓德主動與警方合作,指證包括葛柏在內的其他貪污警員,最終獲得港英政府的特赦,提早釋放。韓德的故事又與大家何干呢?近年來,上至高官,下至普通的警察,港府皆爆發多宗涉及貪污瀆職的醜聞,引起各界輿論批評。前日,更有報導指ICAC發生「人事大地震」,疑受到北京的政治干預。「香港,勝在有ICAC」,這句說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借古鑑今,警司韓德由「白」走到「黑」、由一名正直有為的青年,到成為一名貪贓枉法的「黑警」,他的故事證明出官場引誘處處,正好告誡今時今日的官員需要時刻警惕貪污受賄,切忌令得來不易的廉潔社會毀於一旦。作為一個反貪機構,ICAC的價值已經超越了本身的意義。對港人來說,ICAC是支撐起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環;「廉潔」更成為港人之核心價值,也是「我者」(香港)與「他者」(中國)的差別。「黨性難移」,中共的魔掌正伸向港人一直引以為榮的ICAC,誓要破壞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為了不讓社會回到六、七十年代、那段貪污腐敗的日子,市民絕不能容許赤共,以及作為其傀儡的梁振英為所欲為。「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細閱過往的歷史,正正是對現在的最深切警醒。但願在未來,我們能夠看到廉潔奉公的風氣繼續扎根在這一片土地上,直到永遠。參考資料:Andrew Fyall, “Wages of Taffy Hunt’s crimes.” SCMP, Jan 14, 1975.Andrew Fyall. “Man ‘on the Take’ and His Methods.” SCMP, Jan 15, 1975.Andrew Fyall, “$130,000 a month payoff and Hunt’s high life.” SCMP, Jan 16, 1975.”Hunt—why he lost the appeal.” China Mail, Feb 15, 1974. 警察 貪污 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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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生如何看中央反貪?

2015年是內地政府大張旗鼓反貪腐的第3個年頭,截至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董事長常小兵落馬,僅2015年就查處官員61人,也實現了31個省份「打虎」全覆蓋,對貪腐的打擊面之廣、持續之久出乎各方意料。談及大規模反腐的目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曾多次公開表示,「民無信不立」,寄以反貪腐獲取民眾信任。而究竟這一運動在官方的持續高壓、官媒的大事宣傳下,是否能得到民眾支持,特別是在內地政府一向密切關注的高校學生中的反響又如何則需要進一步研究。為此,我們於2015年10月,訪問了北京、上海、廣州6所高校的1060名大學生(其中95.9%為「90後」),黨員、預備黨員與非黨員比例為19:6,以了解他們對於現行反腐政策的看法以及對反腐新聞報道的態度。逾六成認為應更嚴格反貪與以往單一維度測量反腐支持度不同,我們以4個維度包括「是否支持現行反腐政策」、「是否支持繼續執行現行反腐政策」、「是否支持執行更加嚴格的反腐政策」以及「是否支持現行反腐政策應得到更多民眾支持」測量內地高校生對現行反腐政策的支持程度(各維度支持率見表1)。結果顯示,大部分高校學生認為反貪腐政策應得到更多民眾的支持,並支持政府繼續執行現行的反貪腐政策,更有超過六成的受訪學生認為政府應該執行更嚴格的反貪政策。相較之下,對於現行反腐政策的支持率在這4個層面中偏低。將4個維度整合發現,平均來講,僅有5.9%的高校學生不支持現行的反腐政策,24.3%的學生保持中立,近七成的高校學生表示支持政府現行的反腐政策。同時,研究也發現,有超過60%的受訪高校生認為反貪腐新聞報道的社會需求高、有利於社會發展,且有益於社會規範,而反對者則均未達到10%。這一結果,與之前內地相關調查基本脗合,此前教育部就曾針對內地15個省份的高校學生進行調查,並發現有超過九成的高校學生滿意目前北京的反貪腐舉措。另一項關於2014年政府反腐成績單的民眾滿意度調查也發現,有七成受訪者表示滿意,僅4.2%表示不滿意。僅近三成認為自己了解貪腐問題而究竟哪些因素會影響內地大學生對政府現行反腐政策的支持呢?結果就發現,人口特徵包括性別、年齡、年級、黨員與否都不會對大學生支持反腐產生直接影響,而那些愈覺得國家貪腐問題會對自己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且經常關注傳統媒體上,如電視、廣播、報章的反貪腐新聞報道的內地大學生則更傾向於支持目前政府所執行的反貪腐政策。但進一步的數據分析也揭示出了一些隱憂。「自我優化」(optimistic bias)理論認為,人們都習慣於對自己的評價高過對他人的評價,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水準較高的群體中(Klein & Helweg-Larsen, 2002)。儘管如此,本研究卻發現雖然內地各大媒體大事報道相關新聞,但內地大學生評價自身對中國現行反腐制度、反腐目的、面臨的腐敗問題的相關知識普遍偏低:其中近23.6%的大學生認為自己並不了解內地的貪腐問題及政府現行的反貪腐政策,超過四成的受訪學生則表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些相關知識,而僅有近三成的學生認為自己了解或比較了解目前政府所面臨的貪腐問題、實行的反腐政策及目的。近一半不認為貪腐與生活相關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90後」內地高校學生都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感。雖然政府高調反腐,但有20.6%受訪學生表示其實自己非常不關心或者不太關心這一重要政治議題,45.5%的大學生持中立態度,對這一政治議題表現出關心或比較關心的大學生僅約佔此次受訪學生中的三成四。同時,有近一半的受訪者並不認為貪腐問題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隨着電子媒體和網絡的迅速發展,傳統媒體,例如報章雜誌,已並非以「90後」群體為主的內地大學生們獲得新聞資訊的主要途徑(見表2)。而這一現象,也在大學生們對於反腐新聞報道的獲取渠道上得到證實:手機新聞Apps或社交媒體,如微博、微信等已成為內地大學生接收反貪腐新聞的主要途徑,其次是新聞網站、平板電腦。而除電視外,傳統媒體已不再是內地高校學生接收相關新聞的主要渠道。政治冷感 難引起討論可以看出,在政府的大力宣傳及推動下、在輿論的塑造下,雖然內地高校大學生會傾向於認為社會急需反貪腐運動,且基本支持現行反腐運動,但對於這一事件的理解由於本身的政治冷感很難內化,從而很難引起大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參與感,而研究結果也印證,有近四成四的受訪學生從來沒有參與過有關這類新聞或政治事件的討論、評論,僅一成三的學生稱自己經常或有時會與他人討論、評論,甚至發表相關言論。參考文獻:Klein, C. T. F. & Helweg-Larsen, M.(2002). “Perceived control and the optimistic bia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y & Health, 17(4), 437-446.文:果蕾、蘇超、李昊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原文載於2016年1月22日《明報》觀點版 中國 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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