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歪理連篇的狡辯者:《時代偽證者》

(下文有劇透) 以下這句話好像近一兩年都說過好幾遍(光光今年,在談論堅盧治的《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的文章就用過這句話),但無辦法,看完這一套戲第一個聯想到的還是這句話,需要重複一遍:「這是一齣香港人一定要看的電影。」《時代偽證者》是英美的合拍片,故事主角皆為真實人物,分別是美國的歷史學家兼大學教授戴伯爾(Deborah Lipstadt),以及英國二戰歷史書暢銷作家艾榮(David Irving),內容主要圍繞一場牽涉到二戰時期納粹屠殺的誹謗案,驟眼看似乎跟香港和香港人都甚無關係。不過,電影從中探討的幾個命題,包括真實與虛假、言論自由以及其底線等等,與香港近年所發生的事情及爭議具有一定的關連。看這套電影可以讓觀眾了解這些問題及釐清邏輯思路,有助看清楚現在社會上各種議題。何況這套電影本身就是一齣佳作,實在沒有不看的理由! 故事由戴伯爾的著作中批評艾榮捏造歷史,是一名「極右派」(right wing extremist)與「納粹大屠殺否定者」(Holocaust denier)開始,艾榮不甘被戴伯爾破壞自己在歷史學界的名聲和地位,入稟英國法院控以她誹謗,隨後展開了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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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龐為什麼不會成功?

全球化並非全然正確,也不是永久合理;並非毫無瑕疵,也不是不可批評。全球化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負面影響;既有綻放的「玫瑰花」,又有潛藏的「玫瑰刺」。批評全球化,首先應是批評全球化中不夠公平、不夠合理之處,其目的之一應是促進更公平、更合理世界的實現。可以用公平的「非全球化」、「反全球化」,來修正不夠公平的全球化。 然而,用更不公平的「反全球化」,來否定不夠公平的全球化,則是明顯錯誤的,而法國總統候選人勒龐正表現出這樣的錯誤。隱藏在這位極右翼候選人政綱背後的,除了民粹化的愛國主義外,還有改頭換面的「半排外主義」與「半種族主義」。她的意識形態,因具有高度民粹性,其實對法國的民主制度或多或少會產生負面影響。 脫歐主張未認清法國長遠利益 與英國這個島國不同,法國是大陸國家,在歷史上就與歐洲命運極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不可能脫離歐洲「獨善其身」,這是與英國有所不同的。英國就其傳統而言,雖然持續關注歐洲大陸,乃至會適時干預大陸事務,但同時又與歐洲大陸「保持距離」——而與英國整個歷史相比,加入歐盟這段時間其實較短。至於法國,在特定歷史時期,甚至可說是歐洲的中心——它不可能像英國那樣與歐洲大陸「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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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 哲學家總統?

法國總統候選人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今天進入第二輪選舉。執筆之際,民調顯示他今晚料得票近62%,可說穩勝。香港媒體大肆報道他年輕時的師生戀,妻子比他大24歲,很可惜,這不應是選舉的話題,更不應該是評價馬克龍的標準。那麼,該如何評價這位準總統?我們嘗試看看他向傳媒標榜的哲學背景,再談他的政綱有什麼理念,最後分析他在今次選舉的成功和責任。 馬克龍受哲學啟蒙 馬克龍和其競選團隊經常標榜他的學術背景。他曾是巴黎第十大學的哲學碩士生,碩士論文關於馬基維尼(Machiavelli)和黑格爾(Hegel)的公共利益(intérêt general)的概念。 他經常標榜做過利科(Paul Ricœur)的編輯助理。利科是二十世紀法國極其重要的哲學家,在現象學、道德哲學、歷史哲學和宗教哲學均有嶄新貢獻。如果你翻開利科晚年的大作《記憶、歷史與遺忘》,就會看到利科鳴謝馬克龍的編輯校對工作。馬克龍曾向傳媒說:「利科令我去幹政治,因為他沒有做到。」這句話真假大概無從稽考。但是,熟悉法國政治的人就會知道,他宣揚其哲學背景,意圖躋身法國著名政治家羅卡(Michel Rocard)派系的行列。羅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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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此路不通?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台的消息好像已「消化」了,我們開始學習「適應」。「狂人」都能當總統,更似乎是對民主制度的最殘酷的諷刺。但吃完花生,我們要問的似乎是常掛在口邊的「自由民主」,到底在十字路口,還是此路不通?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告別演說中,掛在口邊的也是「民主」。他說「當我們視民主為必然,民主則會受威脅。」視為必然的意思,可解讀為我們好像對選舉耳熟能詳,但一好像是投完票民主實踐也就完了。奧巴馬提醒我們︰「民主需要一種基本的休戚與共:即使我們表面差異很多,但我們都在一起,共同進退。我們的歷史上,有些時候破壞這種休戚與共,例如本世紀初:世界在退縮、不平等不斷擴大、人口改變、恐怖主義不散。這些力量不僅考驗我們的安全和繁榮,也考驗我們的民主。 可見,沒有孤立於其他因素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全球化便可說是與民主關係密切。猶記得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一書指出,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是人類歷史的終點。這看法當然吸引目光,但同時有一個重要的說法是,自由民主制和市場經濟最吻合。可以說,這一波民主發展不但證明歷史沒有終結,反而迫令我們思考全球市場化下的民主到底該怎樣一起走下去,還是市場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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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特朗普的都是Bad Negotiator

特朗普由競選開始到總統就職之後,反對他的聲音從來沒有停過。數以百萬人曾經示威,聯署抗議特朗普。最近的是英國倫敦市長簡世德認為英國政府不應邀請他到當地進行國事訪問,當地也有數以萬計民眾示威抗議,但英國首相文翠珊已表明不會取消這次訪問。 儘管很多人很討厭特朗普,但不要忘記特朗普是美國民選總統,即是有很多美國人支持他。為什麼美國人會選出這個所謂種族歧視、限制伊斯蘭國家公民入境、反非法移民的「差勁」總統?這看來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應該怎樣分析? 首先,傳媒鋪天蓋地報導反特朗普的示威抗議,不斷強調難民有多可憐,禁制伊斯蘭國家公民入境及反非法移民有多無理。重點從來都不在特朗普常常強調的國家安全,打擊及防範恐怖主義,防止因非法移民而衍生的罪案問題。重視這些問題的美國人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反特朗普的新聞覆蓋了,如果他們上街示威又會被標籤為右翼人士,罪無可恕,他們又應該怎樣表達自己呢? 反特朗普的人從來都以自己為中心,只會不停重複自以為是正確的觀點,不會聽聽對方的說話。但事實是每年西方國家因恐怖襲擊而死亡的人數而百計,難道這些人命都不重要,問題不需要解決嗎?反特朗普的人為什麼不想想怎樣解決?舉一個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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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的危機

特朗普當選,對很多人是難以接受的事實。號稱「最大的自由民主國家」,選出一個不少言論立場都違反自由民主精神的人。這其實反映了現代自由民主體制面對的深層危機。而這危機,不光是因為特朗普這個人當選,而是現代西方民主政體的政治精英已經無法應付急速轉變的選民文化,民主體制亦未能承載人民的期望。「不滿的公民」問題西方的歷史悠久、發展水平較高的民主國家,近10多年來一直面對所謂「不滿的公民」(disaffected citizens)的問題。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民主意識提升,公民愈來愈不滿意當權者的民主表現,例如他們覺得民選政客講一套做一套、不能實踐政綱和真正代表民意,以及既得利益操控政府過甚、民選政治領袖都會犧牲和出賣普通民眾的利益、行為往往違背傳統自由民主精神等。「不滿的公民」覺得傳統政黨和枱面上見着的政治人物,不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價值。為了抗議政治現狀,他們訴諸直接行動(例如佔領)抗議,把票投給「素人」或新生政黨,甚至支持極端或激進政治主張的新力量。他們覺得正常的政黨輪替根本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於是希望有更「出位」的政治領袖,希望可以「shake things up」。選民覺得傳統政治找不到出路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世上各國受壓迫的人民,10多年前紛紛把票投給左翼的政黨和候選人(最佳例子是拉丁美洲產生不少民選的左翼總統);到了近年,不少弱勢和不滿的選民把票改投給右翼的、主張排外的政治力量。更多的選民覺得傳統的政治找不到出路,於是愈願意接受「另類」的選擇。當然,沒有證據顯示右翼當政真的會解決他們的困境和壓迫,因為資本壟斷和既得利益的優勢不會輕易因選舉結果改變,社會上的各種不公和壓迫對民選政治也有極強的抗力。透過民主政治改變公共決策,未必便能抵擋各種全球政治經濟帶來的衝擊。特朗普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有某種話語應該是對不少美國選民很奏效的:他經常說「those in Washington……」(那些在華府的人),利用一般民眾對主流政治和當權者的不滿和厭倦、渴望變遷的心態,鼓動他們投票把非主流的人送進權力中心。相較之下,他個人的道德問題便變得沒那麼致命,因為不少選民覺得長期在華府打滾的人,也不會是什麼好人。這個情况其實和5年前的香港有點相似。有不少人當年支持梁振英,因為他們希望帶來改變,因為他們相信當時香港的狀况已經爛透,而應該只會蕭規曹隨、一直處於建制權力中心的唐英年一定不會帶來改變,於是心理上支持梁振英「博一博」。5年後的今天,他們當然可以清楚看到梁振英帶來的改變了。政黨失選民信任 傳媒與民意脫節前陣子在看一本書,是《衛報》前記者格雷活(Glenn Greenwald)寫有關他採訪斯諾登「吹哨」的經過。斯諾登執意要找英國(或者非美國)的傳媒作泄密,因為他覺得美國的所有主流傳媒都和華府太熟、關係太密切,找他們的話可能未揭密他的人就消失了(而斯諾登說揀香港發布,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身處的地方,是一個其人民與他同樣珍惜政治價值的地方,他的印象是香港雖然受中國的高壓統治,但卻努力奮鬥維護某些基本政治自由)。特朗普當選暴露的危機,是現在美國的主流政治和政黨,已經慢慢流失選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主流傳媒更和新的民意走向有脫節現象。這種趨勢在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一段時間,英國的兩黨壟斷輪替在2010年已經結束,脫歐公投充分反映政治精英無力掌握民意走向,只是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以全球注目的相當戲劇性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各國政治精英似已找不到應付方案在網絡世代,選民的觀感變得相當快,快過主流傳媒和政治精英可以掌握的速度。各種社會的主要建制,都已經變得「離地」而無法掌握和管理這種極快轉變的選民情緒。於是民選上台的朴槿惠可以民望跌至5%,然後網上謠傳她辭職,很多人即時便會相信、轉發。問題是:當這種快來快去的民意找不到有效的載體,要持續推動建制改革,其實是相當困難的。結果是周而復始的失望而再找尋出路,而主流政治和群眾愈走愈遠,無法掌握民意也就無法以政策回應。格雷活的書,以這段作結:「即使最堅決的活躍分子往往也會陷入失敗主義。現有的體制似乎太強大、難以挑戰;正統似乎根深柢固、難以撼動;似乎有許多既得利益者努力要維持現狀。但是,我們要在怎樣的世界生活,不應是由一小撮精英黑箱作業決定,而是由我們人類集體來決定。吹哨揭密、政治採訪和各種運動,正是為了推進人類思考和做決定的能力。」這段看似很合香港人用的東西,說的可是美國呢。這是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批判公民(critical citizen)對現今民主建制的評價。在很多公認民主體制較成熟的歐美民主國家,他們的民主表現已經滿足不了人民的期望了。對民主要求很高的公民,對各種常規的政治參與程序不存厚望,覺得代議制度和政黨政治只是某種「必要的惡」。但各國的政治精英,似乎已經找不到應付方案。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各國右翼抬頭,看來只是這種危機的前奏。反民主制度邏輯的政治變遷,恐怕會陸續有來。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1日)其實文章:「青政抵死」是低層次的想法?(袁海文) 民主 民粹 右翼 特朗普 2016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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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馬嶽:激進右翼民粹主義比「習以為常」更危險

馬嶽副教授的文章〈最大危險是習以為常〉(《明報》2016年9月26日,下稱「馬文」),主張推動民主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人各有志,沒有問題。但是公共知識分子對香港民主運動朝激進右翼民粹主義(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方向走,坐視不理,甚至推波助瀾,我們這些想要安居樂業的人就不能再沉默。激右堅持排外主義激進右翼民粹主義(下稱「激右」)是歐洲右翼思潮自1990年代起,藉移民問題衍變出來的一股新強勢。它跟極右(extreme right,例如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區別,是後者不認同民主,但前者積極參與選舉。然而,這類激右分子堅持排外主義(xenophobia)的本質不變,只是為了避免被指摘為種族主義者,改而強調「我們」與「其他人」在文化、歷史方面的差異(we-vs-rest),推動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說本土民族文化是多麼優越、外來人是多麼惡劣。其中最令人側目的是瑞士人民黨(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SVP)。為求贏得選民的支持,他們運用民粹口號,宣稱代表基層群眾意願,抵制官商勾結、抗擊建制權貴、打破財團壟斷、增加農業補貼、追求直接民主(註)。自1999年聯邦選舉後,瑞士人民黨進為主要政黨之一,並在咒罵之聲不絕的情况下,推動在2014年全民公決中,通過(50.33%勝49.67%)訂立新的法律限制移民。這不僅造成國內德語和法語系族群之間嚴重分裂,還導致瑞士政府違反2002年與歐盟訂立的雙邊自由流動協議,雙方繼而停頓了在教育、科研、電力設施等多項合作計劃,食品巨企雀巢公司(Nestlé S.A.)表示如果問題不能解決,會離開瑞士。深挖仇恨 鼓吹暴力歐美及香港激右思想主要的問題不是弄垮經濟,而是它偏愛自我孤立、散布恐懼、深挖仇恨、鼓吹暴力。他們仇外、仇富、仇官,甚至仇恨上一代,並推崇所謂「以武抗暴」。香港近幾年從網上論壇、大專學生會刊物,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競選口號,我們都可以看到「蝗蟲」、「中國劣質文化」、「左膠與販民的賣港惡行一脈相承,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清剿的賣港賊」(見《學苑》)、「以武抗暴,何罪之有」(見《學苑》)、「好仔唔當差,當差正×街」(見街上貼紙)、「香港禮樂崩壞日漸沉淪,香港社會病入膏肓」(見鄭松泰競選傳單)這類歧視、敵對、末日恐慌性質嚴重的言辭。到現在「馬文」甚至要求我們香港全體居民發動「戰爭」:「領匯上市、貧富懸殊加劇……各種扭曲已經愈陷愈深……不需要再暴露政府高層缺乏誠信,一個已經在破產狀態的人是不能再破產的」、「只能走向全面的抗爭,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基本自由、社會自主與香港自治……思考如何把2017年的特首選戰,變為指向消滅選舉委員會制度的戰爭。」香港社會危在旦夕?香港政府真的那麼差勁嗎?香港社會危在旦夕嗎?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比香港更好嗎?民主可以解決貧富懸殊嗎?雖然香港政府沒有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行政缺失經常發生,但我們的免費教育制度及公立學校設施比美國優勝,病牀與人口的比例達到5.2,高於美國(2.9)和英國(2.8),方便各類傷健人士的公共設施不下於歐洲平均水平,地鐵及公共汽車的可靠性和舒適性比紐約和倫敦的更好,從這些層面看,實在很難令香港市民相信這個政府施行暴政、誠信破產,香港社會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如果說到「言論自由」這回事,大家又是否知道歐美公營廣播機構,例如英國的BBC、美國的PBS、德國的ARD,是不會讓右翼團體在他們的電台和電視節目發表含有歧視性質的言論?反觀香港電台第一台,從早到晚經常讓某些較激進本土主義者暢談各類歧視性意念。由此可見我們的言論自由冠絕全球。官商勾結、建制權貴、財團壟斷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歐美民主國家都有這些問題,近幾十年來更變本加厲。由此可見,民主選舉制度壓根兒不能解決此等矛盾(實行馬克思主義說不定有機會),反而在全球各地帶來了不少麻煩:「歐豬四國」、委內瑞拉的政黨用福利主義政策奪取選票,導致經濟崩潰、社會暴亂;在沒有相應的公民社會配合下,民主選舉使伊拉克、埃及、巴西、智利、南非等多國內部的教派、利益集團或種族衝突急速惡化;右翼民粹主義政客到處利用激發仇恨、倡議隔離的競選綱領吸引選票,美國的特朗普就是其中之一。多年來社會穩定 憑恃的是求同存異香港自開埠至今,居民來自五湖四海,人口稠密,跟其他大都市一樣,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多年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憑恃的不是民主,而是求同存異。如今年輕的激進右翼民粹主義者仇外、仇富、仇官,求異不存同、好戰不妥協,已經是高度危險。大學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不去擴闊和加深普羅大眾、青少年讀者對管治的多元化認識,竟然鼓吹宗教式崇拜單一政治價值,與激右結盟、發動「戰爭」,危如纍卵啊!註:Damir Skenderovic(2009), The Radical Right in Switzerland, NY:Berghahn Books;Pippa Norris(2005), Radical Right: 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文:許劍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6日) 民粹 右翼 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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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的反撲

意識形態呈現走回頭路的態勢已是明確放在美國面前。這個星期開始的總統初選,三億二千萬美國人民看到的將會是七十年代以來陰魂不散的右翼思潮反撲。逆潮流而動的反動右翼抬頭這一情狀在今天放諸四海皆準,美國固然如是,歐洲則是藉着難民潮若隱若現的右傾意識形態,日本總保守化佔盡上風更是不在話下,資本主義世界右翼回朝的大潮誰都不能否認。美國現代社會改革始於六十年代的反戰運動,到今天仍有人念茲在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迹近人民公社的社區形態,或者念念不忘激進派學生在東岸哥倫比亞大學強攻佔領校長室。面對當時席捲全國的反戰示威,美國建制系統出動軍警大舉逮捕,以氣象人黨(Weatherman)一九六九年底的一次示威為例,二百多人參加,一百二十三人被捕,保釋金高達二百三十萬美元。大規模拘捕再課以高昂保釋金並且重囚五年,學生組織由此人財俱失,學運空間迅速收窄。再者是尼克遜大增地方保安預算兩倍、聯邦調查局新聘一千二百人、司法部成立國內安全局,學運逐漸從地面上消隱,休養生息進入民間,開展深耕細作的地方工作。學運轉進地方的戰略四十年間可見成效,美國社會平權、反戰、環保、滅貧意識大增,新的文化價值胸懷世界目光如炬,構建戰後公民運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自由派再興,保守派轉入南方,建立以密密西比河為界的右翼地盤。美國社會二分從克林頓一九九二年當選明顯確立,奧巴馬上台後自由派更是佔盡上風,然而從中隱含保守派暗藏殺機——白人、中小商企、南方中產連成一線,對他們「看不過眼」的社會變革蓄勢反撲。這股罡風如今吹颳甚烈,借屍還魂在特朗普身上現形。自由派的八寶袋能否罩住保守派惡妖,這齣《天師捉妖》是今天美國以至全球的戲碼。拆解特朗普背後的意識形態,某程度而言這是一把通天鑰匙,可以同時打開全球保守主義蠢蠢欲動的密碼大鎖。我們今天說特朗普式的保守思潮,與古典經濟學派的自由巿場不干預政策是兩碼事,這所以特朗普與經濟極端右翼的茶黨參選人克魯茲(Ted Cruz)不咬弦,對飛身而來表示支持的佩林(Sarah Palin)敬謝不敏。特朗普走的是經濟適度干預但政治大右派的新路;他與揚棄大政府的近代右翼思潮宗師列根(Ronald Reagan)互不同道,因為列根至低限度沒有糾合南方白人發難挑戰美國建國以來一直持守的社會及文化價值。簡單的說,特朗普要做的是推翻克林頓以至奧巴馬年間構建的自由派價值觀。師承尼克遜「沉默大多數」特朗普這系足以稱為反動的政治理念,得到白人尤其是中產階層支持,底蘊是特朗普把這些人久藏心底的基因挑出加以煽動。美國學運年代,面對成千上萬青年走上街頭反擊共和黨管治,尼克遜曾經發起「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訴求,以白人、中小商販、失業工人、農場主人及中產階層為對象,舉起要求社會穩定大纛,指摘學生及示威者打破社會安寧及百姓生計。杜克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威廉切弗(William Chafe)在二○○四年著作《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America》指出,尼克遜用「沉默的大多數」分化美國成為兩個集團,作為其策略的一部分(Nixon’s use of the phrase was part of his strategy to divide Americans and to polarize them into two groups)。Conard Black更進一步指出,通過點燃沉默大多數對社會常態受到社會蛻變帶來侵損的憂慮,引帶到這些民眾身上(shared Nixon’s anxieties and fears that normalcy was being eroded by changes in society)。易言之,尼克遜對民間社會的挑撥,目的是解決他無法治理混亂不堪的外交內政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不滿;而被引帶上路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原本只是對動盪社會萌生一絲恐懼,卻不自覺加入成為支持建制的一方。這種玩弄社會氛圍手法並非新事,年年月月都在世界各地發生,屎橋行之多年仍有人受,便是來自人們心底下的保守心態。耳目清明者不難看到,這些以挑撥來保一己政治生命的魑魅魍魎之輩,除了尼克遜就是如今民意高踞不落的特朗普,他去年七月在阿里桑那州拉票時再次出口術,「沉默的大多數回來了,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國家」(the silent majority is back, and we’re going to take our country back)。特朗普這話極具針對性,只要看過他歷次演說,明顯是衝着婦女、黑人、穆斯林「拿回我們的國家」。但他的聰明在於不把這些話挑明,任由受眾自行詮釋,引起的效應更大也更惡劣。挑動民間以利一己管治特朗普的復仇心態源於七十年代以降的社會變革,這些嬗變發軔於六十年代的反戰學運。正如學運領袖海頓(Tom Hayden)起草於一九六二年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改革社會焦點集中種族歧視、核戰危機、貧富懸殊、大學生政治冷感以及自由主義思想枯竭這幾方面。可是,恰恰就是這幾方面在七十年代之後的飛躍發展,刺痛既得利益者要害——他們失去了種族主義者的心理優勢,失去了掌握核戰高地的科技強國位置,失去了財富不公帶來的優渥生活。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的巨大調整,令致他們毁失「傳統價值」,取而代之的新政包括墮胎合法化以及失業救濟涵蓋面愈加廣袤。他們失去的一切,在學運爆發前是保守派當道的主流意識形態,大右派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一語中的,「我就是右派(right),我就是對(right)」。因此,若因為右翼政治立場而將特朗現象歸因「經濟不夠自由」,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盲點。他要改變的不是醫保計劃的「準社會主義」,也不純是禁止槍械的「奧巴馬主義」,他反對的是四十年來已成定局的社會左傾趨勢。必須指出的是,這裏說的左傾,不是中共俄共的「左傾」,而是社會政策上更重視人文價值,講究多元的社會體系平衡。左傾政策面臨推倒重來在特朗普的講話當中,愈來愈明顯駸駸然有着要推翻一切的想法,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潛伏多年的右翼思潮死而不僵,紛紛翻身一躍而出。學運促動的美國社會變化沒有徹底埋葬極端保守體系思潮,倒過來奧巴馬當選總統引發白人至上基因從假死而復生,對左傾社會政策萌生反彈。左右之爭是美國建政後多次內部鬥爭的肇因,本以為經過兩世紀的調適及變革從此塵歸塵土歸土,誰料不然。右翼翻生令人寒噤卻道是在世代交替政向不明之間,右翼狂飈令人意外地破土而出。有人解析這是時代的必然,稱正如鐘擺效應由右至左或由左至右。這種解說在物理上或者說得過去,但畢竟這是三億人的巨大美國社會,意識形態如此來回擺盪令人不安。儘管美國今天在各個方面都比以前不那麼領先或不那麼獨領風騷,她依然是舉足輕重的國家,本已消亡的右翼幽靈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重現,人們不禁關切,這是否僅是美國的事,抑或是一種嶄新的保守主義思潮降臨,而美國只是其中一個落腳點。若屬如此,如今全球各地保守主義紛紛冒起,右翼妖怪反撲甚力,如此的不謀而合,難怪在急景殘年之際,邪風呼呼讓人連打寒噤了。原文載於2016年1月3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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