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獨立

近日看了電影《戰雲密報》（The Post），故事講述美國報壇不朽傳奇：《華盛頓郵報》老闆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和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在「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案中不畏強權，誓要堅持出版以捍衛新聞自由的故事。片中由梅麗史翠普和湯漢斯兩位巨星分飾該兩角色。 五角大廈文件案 1967年，美國國防部組織了一群專家學者秘密編寫有關美國捲入越戰的來龍去脈。Daniel Ellsberg是其中一人，過程中他發現美國政府其實是因決策錯誤才會墮入越戰泥沼，更甚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失誤，政府向國民說了大量謊話。為了制止謊言以及早日結束越戰，他遂把有關文件（後來美國人稱為「五角大廈文件」，五角大廈即國防部所在地），私下交給記者，期望經發表後可喚醒公眾，向政府施壓。 最先獲得該批文件的是《紐約時報》記者Neil Sheehan，但因事關敏感，《紐時》內部出現過激烈辯論，James Reston和其他編輯主張發表，但律師團隊則強烈反對，最後甚至鬧到割席，終止了與《紐時》75年賓主關係。但《紐時》最後還是決定去馬，因為編輯們都認為《紐時》不

兩件覆核刑期案的判決，反映香港「法治已死」？這說法過於鹵莽，高院法官幾十人，只是三位參與是次覆核刑期案，而現時無不可抗逆的證據顯示有關判決必然有政治考慮，或法官是因受到政治壓力影響判刑。至於判決是否反映法官離地、不符法律原則，可以在終審法院釐清。公開批評法官的判詞，就是不尊重司法獨立？亦是過猶不及的說法。維護法治，不等於不可以批評法官的裁決，當發現明顯錯處，就應該直斥其非；否則，愈走愈歪，法治失去市民的信任，難以挽回，自毁長城。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刑期覆核案的判決，有幾處值得商榷。首先，判決書第六段，指「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股）歪風……一些有識之仕（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傲慢和自以為是……」，及第十二段，指「三名答辯人聲稱是以『和理非』，完全不使用暴力的原則『重奪公民廣場』，只不過是『空口說白話』、『口惠而實不至』及自欺欺人的口號」。這些文匯大公口脗的政治論述，在判詞出現極不恰當。其二，判決書否定了公民抗命的價值，第一百三十四段指「無論犯罪動機或原因是他們自認為多麼崇高」，「都不是有力的求情或輕判的理由」。其三，第一百七十三段界定「非暴力」，幾乎斷言多人的一方必定對少人的一方施加暴力，這種推斷實在令人費解。歸根究柢，利用法庭處理政治事的始作俑者是律政司，無論DQ議員案、一地兩檢、覆核刑期案，袁國強司長每次都強調無政治考慮，實在可笑。舉例，赤貧長者飢餓到在麵包店偷菠蘿包，無疑是觸犯盜竊罪，但律政司是否起訴她，是政治決定。律政司每宗檢控或上訴，都有政治考慮。黃、周、羅三位社運青年在一審時獲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他們沒有逃避刑責，並已服刑，袁國強堅持覆核，非送他們入獄不可，是政治決定，連反對佔中的香港導演陳嘉上都嗤之以鼻，在臉書狠批：「不要再問社會為何撕裂，因為這是政府主動製造的。」反問：「製造一群年輕的政治犯對香港對國家有何利益？」道出了周日數以萬計遊行人士的不忿。看來，袁國強連任司長，「一地兩檢」並非他的唯一政治任務。[梁家傑]PNS_WEB_TC/20170824/s00202/text/1503510433118pentoy

立法會快放暑假，但議員可能免得大眾忘記了他們，繼續語不驚人誓不休。今次就輪到經常大放厥詞的蔣麗芸議員：她在社交媒體上轉載了梁愛詩評論法官及司法覆核案例的新聞，並加了「值得研究！法官在判決時應該根據立法原意，並參考立法會法案會議文件。否則只會予人感到司法凌駕於立法，法官大哂！」的評論。 歸根究柢，蔣議員的言論，帶出了以下問題：首先，法官如何解釋法例？第二，法官可用立法機關的文件解釋法例嗎？第三，法官一定要用立法機關的文件解釋法例嗎？最後，新聞中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與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的言論，又是否與實際相符？ 立法機關文件不可亂用 法庭解釋法例，本就是從法例字眼中得出客觀的立法原意。法官當然可以用立法機關的文件解釋法例；可是，文件不可以亂用，不然立法機關就有可能蒙上「影響司法獨立」的惡名。因此，蔣議員的講法前半沒有錯，因為法庭一向都有利用立法會文件解釋法例。至於新聞裏梁副主任與陳律師的評論，只不過是將香港法庭的做法重申一次，但其事事批評法庭的態度，不得不令人質疑她們的動機。 首先，法官如何解釋法例？其實，解釋法例已經是在還原立法原意。這裏要強調的是，所謂立法「原意」，

主權移交廿載，最未能成功收編的，大概是法律界。然而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在2012年所預言的「一場前所未見的猛烈風暴」，正在侵襲司法獨立。 上月張德江委員長在「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近8000字講話，提出「以強大的法律武器」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更5次提及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和對特區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接踵而來是張曉明、饒戈平、田飛龍等人，力推釋法常態化、制度化、仔細化。開口「依法辦事」，閉口「全面管治」，正在偷換的，是以法治人（rule by law）與以法達義（rule of law）兩套理念，奪去的是《基本法》第2條訂明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的立法原意。中共廿年來，收編了新聞界、宗教界，偏偏收不了法院。這種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權合作」、為政權服務的「法律武器」，正試圖無所不用其極強行移植到香港。我們必須警惕恆常釋法實為步步進逼削弱香港法治；法律界更應了解法庭與法官必須保持獨立，罵亦不能還口。眼見歪理橫行，直斥其非的責任，則落在這個專業界別的每個人身上。 法治丕變已反映在港信用評級下跌 政治勢力如此密集地扭曲法治，未到2047年，「

「2047後有沒有法治」不是問題。一定有。問題是，2047後的「法治」是誰的法治？是香港人熟悉的普通法概念的法治，還是大陸官員和學者、即將卸任的梁特首，愈來愈用以教訓香港人政府會嚴格執行的、我們認為變了樣的「法治」？ 1995至96年，香港的本地檢察官協會舉行了以「法治在香港」為主題的連串研討會，其中香港律師行合伙人、人大代表廖瑤珠，發表了發人深省的講話，告訴在座的檢察官，他們心目中視作理所當然的「法治」the rule of law，是普通法的「法」治，與大陸的社會主義之下的「法」完全是兩回事。她說（原文是英文）：英國的普通法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王廷命令一方面以君主之名給予子民公義，但同時鞏固了君主在政制中的權位，並產生了「權利」的觀念，有些政治及公民權利被視為與生俱來，不可侵犯。於是，政府權力應受限制，自然公義、人權成為基本價值。原則凌駕政策，西方文化之中的「人」本質是生而自由，只受限制於法律。時至今日，自然公義、人權、受約束的政府權利，已成了處處可見的普世價值。 但社會主義的法律概念完全不是這回事；社會主義視法律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基本法》之下，殖民地政府發展出來的「行為主導

田飛龍副教授於上周五（3月3日）的《明報》觀點版撰文，題為〈香港「客卿司法」之反思〉。田指控香港的外籍法官判刑「畸輕畸重」，「縱容社會運動激進化甚至港獨分離主義，不利於香港繁榮穩定及《基本法》秩序維護」，質疑他們的「立場與裁判是否適合維護香港法治整體秩序，兼顧權利保護與公共利益」，田於是總結應該逐步減少甚至不再聘用外籍法官。田的擔憂實不必要，礙於篇幅，筆者在此簡單回覆重點。 判刑理據 田以「七警案量刑確屬過重」為引子。田可能是未及細閱杜大衛法官的書面判刑理據，筆者於此略述。事件經過為曾健超於高處花槽上向地面警員淋潑液體，警員將曾制服並把其雙手綁在背後，七警隨即將其抬到一角並對他拳打腳踢數分鐘，導致他身體多處受傷。 香港警察的職責是把疑犯拘捕，調查後落案起訴，交由法庭審理判刑。法律下警察只有在必要時才能使用武力，而且武力必須為合理和合乎比例的程度。當他們對於沒有防禦能力的示威者使用武力時，已干犯了襲擊罪。 法官指每一名警員都有責任阻止他人（包括同袍）犯罪；上司在旁目睹而不阻止，亦等同於鼓勵下屬犯罪。 七警經審訊後定罪，求情指他們長時間履行職責，卻被示威者辱罵和暴力對待。法官參考上訴庭許文

  七警案雖已審結，然餘波未了。藍絲建制，對法官口誅筆伐。愛港之聲高達斌成立組織，提倡監察法官量刑，判詞應以中文為準等，其實，現階段司法沒有改革必要。 首先，就監察法官量刑一項，藍絲除指責七警案判刑過重外，亦對黃絲被定罪後判刑「過輕」不滿。我們可以見到，他們除求減輕自己人刑罰外，更希望政見不同者加刑。 如果他們成功，只是得到眼前小利。現制度之公正，保障的是任何人，「任何人」包括他們。他朝彼等若不幸惹上官非，失去保護的，其實包含他們。 誠然，我城華人佔絕對多數，懂中文的人，比英文多是事實。然而，中文不適合作法律語言，也是常識。上世紀博學鴻儒梁啟超談中文，便言及一句說話起碼有三重解釋，有時候研究者自己也說不明白主題。英文比中文清晰是必然的。利益申報：鄙人大學正正主修中國人文，每一次功課和考試都用中文。 中文判詞不是沒有，但跨越港英時代法官，即使是華人如胡國興，以往受訓練也是用英文，他也不諱言用中文寫判詞，要花更多時間。 民主必須輔以法治是政治學常識，法律不是投票，即使終審和高等法院有投票制度，陪審團成員經過嚴格挑選，終院只有法官有權投票。是的，最原始的希臘城邦民主，是投票決定應否

七警案判決後，不僅香港的警員、家屬及「愛國人士」義憤填膺，3.3萬人「非法集會」力撐七警，指摘法官判刑過重。與此同時，中國的「毛左」、民族主義者及官媒突然出奇地「憤怒」起來，且同樣將矛頭對準法官及香港司法制度。 《環球時報》指香港司法制度「延續了殖民地的色彩，並沒有像香港政府一樣建立起對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忠誠，因此遇到與政治有關的案件時，它就容易跑偏」。 《人民日報海外版》則說七警案法官杜大衛是英國人，「而香港法律系統中不僅有大量外國籍法官，且更多人是港英政府培養出來的」，並引述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指「這種制度顯然存在商榷的地方，那就是立場問題可能影響他們對案件的判斷」。曾因敢言而遭整肅的廣東《南方週末》也罕有撰文抨擊香港司法系統及政府內部「不乏同情『佔中』的人士」，終審法院法官更只有兩人是香港籍，長遠而言「是一個應該解決的問題」，即修改基本法去限制外籍法官數量。 黨媒喉舌是赤裸裸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以其宣傳紀律這絕非無的放矢，更不可能是個人意見，而是替黨發聲，為整肅香港司法制度製造輿論。事實上，本港左派早就不斷攻擊香港外籍法官，質疑其忠誠。雖然中共領導人及本港高官的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