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挑戰,好自為之

2017年情人節的這星期是沉重的一個星期,因為香港法院在該星期就兩件案件作出了判決,首先是佔領期間七警暗角毆打曾健超案,七警被判襲擊致造成他人身體傷害罪名成立,判囚兩年。然後再有曾蔭權涉貪案,陪審團以8比1裁定曾蔭權作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表面看來,公義好像得到了彰顯,犯了法的人需要承擔法律後果,為自己所作的負上責任。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是TVB劇集和韓劇最大快人心的大團圓結局,壞人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不會逍遙法外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們似乎一直相信並以這種價值觀來教育和提醒我們的子女,學生,下一代,甚至是自己。 可是,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社會的價值觀開始出現了我認為是震撼性的變化。 有人會因為七警被定罪而出來諷刺法官為「黃絲法官」,如輕判跟他們政治看法不同的,就罵法官為「狗官」,也有人會覺得七警被定罪是毀了七人之人生,叫港人「好自為之」;有人會以議員的身份,一邊強調自己尊重法庭判決,但一邊批評判決過重,有人會出來替被判刑的七警籌錢,支持他們,批評判刑不公道,打擊士氣,甚至帶領遊行以表示不能接受判決,等等等等。 如果不是因為七警案涉及一些政治取向,大家何時有這樣高調地維護過那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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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都是問題的人大釋法

一場宣誓風波,令到香港政府及人大常委會大為震盪,更成為近期最大型的政治爭議。梁游宣誓的方式及主張、警察如何暴力對待示威者、政黨分道揚鑣去德輔道西等事件固然值得討論,但更應該整場示威的導火線──人大主動釋法。人大的釋法有着什麼問題,在討論香港的法治上更應值得關注。香港的法律,誰來解釋會更合適?其實沒有一定概論,但人大主動提出釋法有着跨越香港司法制度之嫌。翻翻法律文本,其實按條文規定,若香港的終審法院都不能對於香港法例條文作出解釋及清晰的界定,就可以提請人大釋法。而非司法機構的提請均屬違憲,即表示人大這次主動提出釋法,絕對凌駕司法的權力,並粗暴讓司法部門跟從人大對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而這次釋法的條文亦在香港法律有所提及的範圍之中,為何還要凌駕司法搬出自己一套來強加於法律權力身上?其實人大主動釋法在方式及內容上亦有着對香港的三權分立制度挑戰之嫌。李飛說香港總有人意圖破壞一國兩制,這不能否認,因為港獨本身是與一國兩制對立,但人大主動釋法來凌駕香港法治,這算否主動破壞一國兩制呢?這真的「見仁見智」了。而這次人大主動釋法會否成為慣例,亦是一大疑問。面對着記者這樣提問李飛,他說「任何分裂國家及違反基本法的行為都將引發人大動用基本法解釋權」,這充分顯示對於「由終審法院提出釋法」的法律條文完全忽略,法院其實賦予了解釋法律及處理法律事務的權力,既然是屬於香港的司法制度,法院還未提請人大作釋法,為何人大可以「偷步」搬一套理論的解釋凌駕法律?這不但破壞香港的法治,而且一旦成為慣例,極端點說,這有機會演變成「人大想什麼時候釋法就釋法」的局面。假若在示威或立法機關提出與基本法對立的訴求時,人大就隨時釋法禁止這些主張及討論。可能這有點誇張,但人大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沒有釋除這些疑慮,反而氣燄迫人地宣示釋法的威嚴。所謂的「展示法治」,我認為有着展示中國共產黨凌駕香港的權力之嫌為多。而於為何有些人會支持釋法?大抵理由會是從字面上解釋「釋法」的意思,認為「釋法」即是解釋法律,故會令法律條文更為清晰,更能適當引用法律處理事務。而這次人大釋法有否為基本法104條更為清晰?我認為沒有,反而適得其反更令條文更為模糊,令法院審理這宗司法覆核更模棱兩可。回一回帶讓大家知道基本法104條的條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釋法內容規定不真誠、不莊嚴的宣誓,皆為拒絕宣誓,可喪失公職人員的資格。首先,何為「不真誠」、「不莊嚴」呢?人大這次沒有給予清晰的概念。如果我坐在立法會地下宣誓,不真誠不莊嚴嗎?如果我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有不少懶音,不尊重嗎?其實對於真誠、莊嚴、正當這三個形容詞,界定可以很清晰,亦可以很模糊。而這釋法的內容略嫌過於仔細,正如譚允芝所說的,這釋法內容有機會與基本法104條無關,屬過度釋法。這釋法的時機以及內容不但沒有更清楚解釋法律,反而過度控制法治所賦予的空間。而且從common sense來說,法律從來都存在灰色地帶,對於含糊地方的解釋,其實在過程上在製造另一種論述,當中亦會存在更多灰色地帶。正如本身104條條文沒有規定怎樣的宣誓才算合法,所以梁游的宣誓方式成灰色地帶,而人大所定義的「不真誠、正當及莊嚴」,亦製造另一種灰色地帶,而其標準亦屬模糊。而李飛被問到釋法目的,他明目張膽地說打擊港獨,這算否界定真誠正當莊嚴的宣誓的標準呢?亦是不得而知,因為人大沒有清楚解釋這段釋法的重要細節。而人大以打擊港獨主張為旗號進行釋法,但本身人大對於港獨的概念依然模糊。不過可能這要怪罪於香港,分離主義盛行令反對派聲音意見碎片化,所以在支持港獨的派別下,亦存在不同聲音及分別。不過李飛在記者會上表示提倡自決猶如港獨,這亦顯示人大對於香港獨立的理解亦不夠透徹。例如民主自決和民族自決已是兩個概念,民主自決是以社區式概念讓不同社區自己決定政策及措施,而民族自決則是視「香港人」為一個民族,然後自己決定前途,方式可以是發動公投。後者或者會較接近港獨主張,但從李飛所論述的港獨勢力,界定上已出現模糊及淺薄。若以他的概念定義誰是港獨分子,劉小麗、朱凱廸等人都可定性為支持港獨的人,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所以這次人大釋法連針對目標都未能弄得透徹,在內容上亦能見拙。無可置疑,這次人大主動釋法存在不少漏誤及問題,而人大亦沒有釋除香港人的疑慮。不但不得民心,而且充分顯示其駕馭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威力,但逐步挑戰香港人的底線及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 人大 司法獨立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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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專訪:石永泰談法治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答:石永泰資深大律師、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你對香港法院保障人權有何評價?國際人權公約透過立法方式引入香港,即一九九一年透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及一九九七年回歸後透過《基本法》引入。回歸後,香港人權保障來自《基本法》第三章及《人權法》,並由香港法院審視立法會制訂的法律是否符合上述兩份法律文書。當有人對政府舉措作出司法挑戰,指其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訂明的人權原則,香港法院就會負責裁決。香港法院是否稱職,這不由我品評,我亦不應指指點點。我會說香港做法如同一般崇尚法治的社會,透過獨立司法機構執行國際人權公約,保障人權。香港制度有幾個特點:一、香港司法獨立,法律制度完全獨立於行政當局和內地法院,且公開透明;二、終審法院有足夠國際視野和質素;三、法庭援引國際案例,判案有充足理據。此外,有人擔心法律界被染紅(意即被中共滲透),法官遲早會淪為強權的一部分,但我覺得此時未必需要擔心,因為《基本法》規定終審法院可邀請海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終審法院以往一直都有非常任法官是來自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等領導性普通法地區,並為當地德高望重的現職或前法官。這機制確保終審法院有足夠國際視野,了解其他地方對權利保障的看法,亦有助建立外界對香港法院公正和權威的看法。有海外法官來港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是因為對香港法治有信心,相信法院獨立運作。若當權者破壞香港法治制度,海外法官因而離開,就會造成很大震撼。中央於今年工作報告提到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指「要『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你有何看法?全面準確的潛台詞:奉中央理解為尊許多公共論述都是「阿媽係女人」(人所共知的事),很空泛,表面字眼不會有異議,但背後演繹截然不同。純粹說「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我對此不會有異議,但問題在於一國兩制的內容是甚麼。同樣,《基本法》是憲制文件,一定要全面準確理解,但內地說「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潛台詞是要根據中央的理解來理解。法院對憲制文件的理解就是正確理解內地評論指香港政府甚至法官不太全面理解《基本法》,這是倒轉來說。因為在普通法制度,如果法律或憲制條文含混不清,應由獨立法院解釋,而非當權者說了算。香港有人大釋法,但人大常委會尚未釋法之前,在我們的文化中,正確理解應以法院為準。這些內地講法,令人覺得當權者、內地教授、護法或權威人士,好像手執正確理解《基本法》的marking scheme(評分表),然後視乎香港法院判決是否合其心意,能合意就是司法獨立,不合就是理解錯誤,需要糾正,但這並非香港或崇尚法治文化應有的說法。你可以不同意,但要道出理由,而不是抱持這種居高臨下,我手中就是正確的態度。以後再有不是來自我們法治文化的人,說香港法院未能正確理解《基本法》,大家要洞悉其背後思維,是與香港一向崇尚的法治文化相違。人大常委會掌握《基本法》最終解釋權。你認為此如何影響香港法治?狹義而言,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但另一方面,由非獨立司法機關演繹憲制文件,甚至是立法者演繹立法原意,並不符合國際社會一貫的法治原則。如果人大常委會過於有權必用,會潛在地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傳統的看法。人大常委會不是經常釋法,但當年釋一兩次法已很震撼。由法院要求提請人大釋法,震撼不大,因為香港人相信法院,但政府輸官司,主動要求釋法,就會引起軒然大波。當年大律師公會曾言,內地需要知道,每釋一次法也會潛在引致對法治的震撼。中國國務院於二○一四年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提到法官是治港者及必須愛國。你認為此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曾有人說「法官是治港者」是翻譯問題,但我覺得這是基本思維問題。法官的責任並非管治,而是監察政府行事是否符合法定規限,所以將法官界定為治港者並不正確。若要求法官愛國,會有好大問題。愛國是否一定要將國家利益放於前提?若是,法官裁定政府敗訴和賠錢,或說政府舉措雖然出於好意,但法律不容,那是否愛國?法治精神其中一個元素就是司法獨立,即是法官判案不應因愛不愛國或訴訟一方是否國家而受到影響。近期有團體批評「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你有何評論?這種說法突顯香港有許多人對司法獨立認知皮毛,口頭說尊重,但心底毫不明白。我所詫異的是,有所謂研究組織或有頭有面的人,竟然說出如斯評論,真的令人懊惱和氣憤。有法律知識的人甚至前執法者居然有這種看法,令人心寒。「阿爺吹雞」(中央號召,眾人隨從)就一定要跟主調,但司法獨立豈是如此。「警察拉人,法官放人」這句說話,前設是警察一定是對的,法官放人就不行,但事實是否如此?若警察「拉人」,法官全部奉旨要「釘」(判罰),這並不是司法獨立。第二,現在法官並無釋放所有被告。好多人放大「法官放人」的案件,但其實可能只有少數案件如此。法官放人可基於不同理由,譬如可能警察秉公行事但錯誤拘捕;「砌生豬肉」(誣捏);警察拘捕疑犯時覺得證據足夠,但法官認為證據不足;有肢體碰撞,但是否蓄意有疑點,而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法官放人的理據都寫了出來。如果不滿法官某一判決的理據,大可公開討論,無法官會絕對正確,但明顯早前對香港法院的攻擊,完全不是學術研究。這些情緒化謾罵,完全缺乏分析案件證據,純粹說法官皆是泛民主派人士。如此說三道四,實在是對司法獨立最大衝擊。不過,當法院判決不利抗爭者,抗爭者或網民亦會大肆批評。譬如二○一三年八月反林慧思老師公眾集會中,參與集會的退休警員與持相反立場的示威者有肢體衝突,被控普通襲擊,但法官基於控方未能證明蓄意襲擊,裁定退休警員罪名不成立。平心而論,這些事情經常發生,不過這次法官釋放的是親建制人士,但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一篇題為〈雷老虎與法治〉的報章評論文章卻上綱上線,竟說成各級法院陷落,「習近平的『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必須合作』指示已經大致實現」,「蒙眼司法女神」「今天還危立香港,但顯然已經改用透明蒙眼布,能夠清楚分辨誰是權貴,誰是權貴眼中釘」。香港法院司法獨立於國際排名頗高,譬如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司法獨立全球第四。香港最高級法院的法官最精明,下級法院偶會犯錯,但可透過上訴糾正,這並非制度問題。香港法院制度很好,但無論抗爭者還是親建制人士說三道四,也會對法治造成衝擊,令不知就裡的人誤以為法官判案憑政治取態。久而久之,不同聲音重複同一批評,不斷蔓延,就會不得了。你認為香港法治是否籠罩「前所未有兇猛的暴風雨」?包致金法官未有言明「暴風雨」,我難以評論。不過,香港法治有需要保持警惕的地方。首先,我們需要教育公眾何謂司法獨立、法院角色及對公權力的限制,不然歪論一出,欠缺糾正,就如星星之火,令一般市民及學生對法庭完全欠缺尊重,或誤以為公權力永遠是對的,或警察「拉人」不會出錯,只是法院「阻頭阻勢」。我們要有所警惕。第二,香港和內地最大分別是香港有法治精神。雖然內地也談「法治」,也有自己所謂的法治,但與香港所說的法治截然不同。延伸閱讀〈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於二零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文譯本)〉。二○一五年一月十二日。原文刊於: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法治 〉2016 夏季號,全書請按此 基本法 法治 司法獨立 法院 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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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提點法院了

司法獨立是香港制度之中最重要的基石,但習慣了操控一切的北京政權始終對這個司法「獨立」不受控制耿耿於懷,明知這是最敏感的要點,也忍不住不時發表不適當的言論,包括提點司法機關怎樣判案才符合國家利益。最近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訪問,又指示一番,稱說着佔中和旺角暴亂得不到重懲,人們對法治就不會那麼敬畏。王主任真是大錯特錯了,要是法庭接受中央官員的提示判刑,那才真的令人們對法治失去敬畏,事實上,法官判案一旦接受中央提示,香港的法治就蕩然無存!這麼重要的官員竟然這樣言論失當,顯見中央與香港之間的文化鴻溝多深!中央官員顯然對某些案件的判決及懲處不滿,但對判決不滿,豈獨中央官員?大律師公會呼籲香港市民要尊重法庭裁決,因不滿裁決而辱罵法官會構成藐視法庭,衝擊法治。庶民泄憤不可恕,大官指示就可接受嗎?藐視與否,不只在乎所用字眼,而是在於是否有意施壓,其言行是否令常人擔心法庭會受到壓力。大官的「提點」,肯定比庶民的胡為更具震懾的作用。正如鄧偉鈞新著《真假法治》(其實作者應贈送一本給港澳辦主任)所說,了解法治,要知法治並非完美。最重要的不是每宗案件的判決都正確,而是司法程序必須堅守公正原則。每個律師的專業生涯中,都遇過不應輸而輸掉的官司,都遇過法庭作出不應作的判決,人為的制度不能要求完全不會錯,我們要求的是能自我糾正﹕下級法庭判決錯誤,可由上訴法庭糾正,上訴法庭的錯誤,終審法院可以糾正。裁判法庭每天審案無數,不服者可上訴原訟庭,要是律政司認為刑罰太輕,也可以要求覆核和上訴。不服原訟庭的裁決,若有重大缺失者,可向終審法院申請受理。為此,所有判決,必定要清楚解釋判決的根據和理由。不是每一宗寃案、錯判都有機會得到糾正,正因如此,做律師和做法官的人每一宗案件都須全力以赴。這是實踐法治世代經驗所在,司法界深明大義,北大人少一些提點,多一些尊重,人們對法治就更有信心了。原文載於2016年7月4日《明報》副刊 法治 法律 司法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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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律師扣帽子

楊岳橋議員為示威被捕者提供義務法律支援之舉,遭立法會補選候選人周浩鼎質疑選擇維護「暴徒」法律權益;張達明教授助涉向黃絲青年叉頸判囚一周的維園阿伯上訴得直,同樣引來不少「黃絲」網民狂轟。我們的社會喜歡用扣帽子作為攻擊別人的手段,一旦對方的行為令人不爽,就給他扣上一頂帽子,帽子不必合理,最重要是能節約人們的認知成本,粗糙簡單的標籤如「暴徒律師」、「藍絲律師」看似強而有力地概括對方,繼而讓自己佔領高地,這種思考方式十分極權,思維簡單的建制派候選人如是,所謂支持民主的「黃絲」如是,市民也動輒跌下這些歪理的陷阱,按照標籤對人們進行分類。肆意對捍衞法治的人亂扣帽子不只是近來發生的,以往就有代表外傭案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被抹黑、代表市民提出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的律師團被批評等;最新甚至有針對法官的判決而遭呼籲網民對其「起底」,被作扣帽子式的施壓。老掉牙的甚麼法治制度是香港頼以為傲的優勢、甚麼必須捍衛香港法治精神,在亂扣帽子下便拋諸腦後。事實上《基本法》第三十五條賦予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而律師們的天職則是保護市民的基本人權,這個責任不會受任何政治因由而令當時人得不到最適當的保護。先別說楊岳橋和張達明兩人都是義務提供法律援助,就一般律師接受委托出任代表,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而言:負責刑事案件的律師行使辯護權,保障被告人的公民權利;負責民事案件中的律師行使代理權,保障被代理人的私人合法權利,每一位專業的律師在自己的崗位上履行責任,不受政治干擾,正正是體現法治精神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對整體社會的利益發揮著關鍵作用, 不容被人們用三言兩語為達到政治攻擊而混淆視聽,貶低法律專業。社會愈混亂,我們更需要愈來愈清醒,種種沒有深度只求貶抑的妄斷、標籤,不旦會誤導公眾,也在阻礙律師援助正義的功能,也制約了公民權利的增長。 真正的尊重和維護法治精神,市民有責任認清法治的根基原則,尊重律師支援公民權利角色,否則只會窒礙法治社會的進步。文:傅曉君@法政匯思 法治 司法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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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法官

北京發生女法官被槍殺案。一男子懷疑不滿法院就其離婚分產案的判決,夥同另一離婚男子,先後對女法官及其丈夫,以及各自前妻的現任丈夫開槍,釀成兩死兩傷。兩疑犯被警方圍捕,走投無路,最後吞槍自殺。離婚分產在文明國家,也非常傷和氣,但不該搞到以殺人收場,對象竟然是判案的法官,更是令人相當震驚與不解。理論上,法官只是仲裁者,不應牽涉雙方的利益,更不應成為尋仇對象,但視法律法庭法官為管治工具的國家可能是個例外。年前,中國大陸有農民因不滿法院判決,身綁人肉炸彈到法庭,與法官同歸於盡。這些案件,對我們以法治為核心價值的香港,簡直匪夷所思。法治對香港的重要性,不說自明。不滿法庭的判決,當然可以公開批評,可以提出上訴,由上級法庭來修正下級法庭的錯誤。保護法官的獨立性至關重要,不能對法官施以任何政治壓力,是不能踰越的界線,已成為香港的普通常識。旺角騷亂被捕者,法官全部批准保釋,可以不滿,可以批評,但絕對不能號召網民對法官及其家人起底,威脅要揭出他們的政治取向,以及與泛民政黨的關係,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恐嚇。今天保釋不保釋已經大動干戈,他日審判結束,罪成與否,判刑輕重,豈不會有更大的政治動作?對法庭施以更大政治壓力?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究竟法官要聽輿論民意判案,還是根據證據法律獨立判案?建議者自知理虧,收回對法官「起底」的建議,但仍堅持成立「法庭監察」(Court Watch):「將這些不合理的判決及法官的名字公諸於世,並加以跟進,看看當中有沒有濫用司法程序的證據,令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和裁判向全港市民負責!」即使不是對法官及其家人「起底」,「法庭監察」的建議同樣是對法官施壓,儼然是政治刺殺。如果濫用司法程序確鑿,控方可提出異議或上訴,上級法院也可修正推翻。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明白,獨立的司法體系,法官只向法律和證據負責,如果要向全港市民負責,還要法官法庭來做什麼?不如拉疑犯到政府大球場或紅磡體育館公審,由市民舉手決定有沒有罪可以了。原文載於2016年3月4日《明報》副刊 司法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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