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懲教政策檢討

近年懲教署多次受司法挑戰,早前梁國雄以性別歧視為由,成功推翻懲教署只要求男性囚犯剪短頭髮的政策。在代客探監案中,被告提供探監服務,令在囚人士仍然感覺到親人和朋友的關懷,這本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服務,懲教署基於保安理由,對這項服務加以規管是合理的,例如審批提供服務者的背景,便可達至雙贏的局面。可惜懲教署卻選擇對被告提出檢控,而控罪更是相當嚴重的串謀行騙罪,結果遭終審法院強烈批評。法院最近又批評懲教署對正在接受變性治療的囚犯的處理手法僵化和欠缺敏感度。懲教署若從一開始便願意採取一個開明的態度來處理這些爭端,認真審視一貫奉行的政策,務求與時並進,上述的官司絕對可以避免的。司法程序曠日持久,勞民傷財,而且一旦輸掉官司,對部門會帶來負面的影響。懲教署近年對在囚人士的更新工作不遺餘力,而且取得很好的成果,這是值得肯定的。筆者尤其讚賞懲教署和香港電台合辦的《萬千寵愛》的點唱節目,令社會人士對在囚人士有更正面的認識。因此,對懲教署花上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維護一些僵化的政策更感不值,與其花費資源在司法程序上,何不將這些寶貴資源投放在改善現有的政策?一些民運人士入獄後,憑藉自身的經驗,就懲教署的政策提出不少質疑,或許這是時候懲教署對現有的政策和安排作一次全面的檢討。[陳文敏]PNS_WEB_TC/20180808/s00202/text/153366662871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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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當年 今日 高鐵一地兩檢

眼看近期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討論,令人很不爽。政府為求落實一地兩檢方案,把當年向港人提出的廣深港高鐵方案如粉筆字抹去一樣,但又沒充分解釋。 現時政府重複又重複地強調,沒一地兩檢,高鐵便失去經濟效益,難道要乘客到達深圳後轉車到其他內地城市? 運輸及房屋局於2009年5月發給立法會的文件指出,廣深港高鐵是連接香港、深圳和廣州的高速鐵路,可把來往香港與廣州、深圳福田及龍華的行車時間,分別縮短至48、14及23分鐘。當時運房局清楚指出,乘客在福田、龍華、東莞虎門站及廣州終點站可分別「接駁不同層次的本地、區域性或全國性的鐵路網絡」,接通全國。 當時政府所說的是「接駁」,即由香港乘高鐵到深圳和廣州等站轉乘「杭福深」或「京廣」等客運專線到杭州、北京等地,而非由香港「直通」內地其他城市。按政府當日的建議,即使沒一地兩檢,本來也沒大關係,但後來特區與內地經過多年商討,香港直達各城市變得異常關鍵,為何變成無一地兩檢不可?兩種方案的經濟效益差距有多大?政府能否提供數據解釋清楚? 另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前運房局長鄭汝樺曾提及的其他過關安排,包括「行政預檢」或「流動檢」等,為何最後不了了之?其實政府大可公開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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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喪權辱港的不平等租約

歷史是充滿諷刺的。 對於香港而言,無論是百多年前,抑或是回歸以後,似乎都逃不出被不平等條約「租借」出去的命運。 一八四二至一八六○年期間,清政府先後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予英國政府,成為殖民地。及後,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清政府再度與英國政府簽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逾二百個離島,租借給英國政府,為期九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屆滿。 二十年前,這份租約到期了,為此中英兩國在一九八四年制定了《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將整個「香港」歸還,由中央政府成立特別行政區。然而,回歸不過是二十年,看來香港有地方會再一次因不平等條約而被「租借」出去。雖然今次租出去的地方面積不大,但卻是位處九龍的中心地帶,而且特區將主動「失去」此地方的司法管轄治權,更嚴重的是,港人在這地方內會喪失應有的人權和自由,得不到香港法律包括《基本法》的保障。而且任何人一旦涉嫌干犯任何內地法律,就需要在內地法庭接受審訊。 無奈,本該捍衛港人權益的特區高官們,竟千方百計地促成此不平等條約。而他們口中一地兩檢的唯一好處,就是方便旅客、節省旅客往返內地的時間,但卻為此而賠上了一國兩制。我們的高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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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學生定罪 港大師長們在想什麼?

真想知道那些大學校董,終於成功將「衝擊」他們的學生定罪、送入監牢或留下案底之後,心裏到底是何感覺?是心涼還是心痛?看樣子應該不會是心痛吧,否則何需選擇報警,「大義」滅學生。 今時今日,如果還停留在只是要求學生尊師重道、聽聽話話、老師說一學生不能說二的世代,這樣的教育工作者,要不活在前世,要不將腦袋埋在沙堆。當然,這些教育權貴,追逐的是權力,稱不上是教育工作者,否則,怎麼會學生要求跟他們溝通、尋求對話,他們拒絕不止,學生憤怒了,將他們團團包圍,他們繼續迴避,衝出重圍之餘,還要羅列罪名,務求將他們服務的學生送上法庭。 服務學生?開什麼玩笑?以他們的「身分」,當然不作這樣想。看看他們經常擺出的高高在上姿態,對着反對他們的學生,不時掛在臉上的不屑嘴臉,他們非常清楚,他們服務的對象,當然是委任他們的更高權力,而不是下面那群喜歡搞事的「廢青」學生。 更不要跟他們說,今天面對學生,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是溝通與同理心。如果他們願意溝通,就不會狠心讓一個熱愛大學的學生身陷囹圄。而他們的同理心,卻只用在那個以打壓異見者為務的政府。 如果掌握大學權力的人,依然秉持這樣的心態,請不要問為什麼年輕人愈來愈敵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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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就這樣毁掉一代年輕人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去年因圍堵港大校委會,被法庭裁定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成,有可能面臨監禁。 整件事最荒謬和令人氣憤難平的,是本身為港大學生的馮敬恩,是栽在所屬的港大手裏。當初決定報警的那名港大高層,究竟會否有一絲悔疚? 或許你會覺得馮敬恩行為過激,或許你認為他應為自己行為負責,但其實馮敬恩作過什麼實際傷害校委會成員的行為?那時候,港大校委會不合常理和不合邏輯地基於說不出的政治理由,不惜一切硬要推倒港大物色委員會建議的副校長人選陳文敏,犧牲香港大學的院校自主。那個校委會的「暴力」,比馮敬恩圍堵校委會來得粗暴不知多少倍。可恨的是,校委會粗暴摧毁港大院校自主之後,還咄咄進逼,報警拉自己的學生。 下報警決定的人,應該很清楚此舉極有可能毁掉這名年輕學生的前途,但他仍然決定這樣做,而不採取校內處分等其他方式,令人覺得是有意識地要「清剿」雨傘運動後催生關心社會、渴求普選的一代年輕人。 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香港世代的一場交戰。這場運動喚醒了一批年輕人對香港政局前途的關注,他們普遍對中央拒絕給予香港真普選相當反感,對國家極度疏離。雨傘運動雖失敗告終,但這批年輕人透過不同渠道參與政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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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匯思: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

近日閱讀報章,差點以為自己精神分裂。首先,屈穎妍女士在其專欄一篇題為「搵食兵團」的文章中,指法援制度養肥了戴啟思資深大律師及一眾被點名的「狀師兵團」。而另一報章則以「洋大狀收入減半 教書幫補」為題,講及外藉大律師在主權移交後收入減半,其中一位受訪的又是戴啟思資深大律師。到底,戴啟思資深大律師是被養肥還是被瘦身呢? 屈氏的文章有很多事實上的謬誤,我必需以正視聽嚴正指出其荒誕之處: 第一,在法律界專門打司法覆核案件的大律師及事務律師何謂鳳毛麟角。屈氏不明為何低教育程度的草根階層會懂得找戴啟思資深大律師幫他們打官司。首先,現在傳媒報導重要案件時,也常常提及與訟雙方的法律代表。市民要認識他們上網就可以找到他們的名字。而郭卓堅先生作為「覆核王」,難道會不知悉屈氏文中提及的幾位法律從業員嗎? 第二,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市民興訴必須先找事務律師,再由事務律師們聘用大律師代表市民出庭。盧婆婆及朱女士的律師團隊在這行業經驗豐富,要知悉行內那幾位大律師是人權法權威或司法覆核案專家,又有何難? 第三,司法覆核往往是有關影響整個社會政策的案件,例如囚犯是否可以在獄中行使投票權或中學派位應否以性別區分等等。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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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二十年:歌德與批判

回歸二十年在即,大肆唱好一國兩制的言論此起彼落。誠然,相對於不少地方,香港仍是一個相對自由和開放的城市,但這是否等於一國兩制已成功落實,甚至是取得空前成果的偉大事業?一個不懂得自我批判,只懂陶醉於歌功頌德的政權是沒有前途。 九七年樓價高企,二十年後樓價比九七年高近一倍,貧富懸殊位列世界首位。九七年大部分人對回歸存有期盼,二十年後社會嚴重撕裂,政府用人唯親,社會愈趨不公平,中央駐港機構則事事插手。社會核心價值逐漸褪色,移民潮再現,九七前的移民是出於對未來不可知的擔心,現在的移民卻是對未來可知的死心。回歸初期大家相信基本法保障香港的人身自由,內地的執法人員不會在港執法。二十年後,李波在香港被失踪,中央政府至今仍沒任何交代,高叫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人似乎已忘記了李波、桂民海和肖建華,但忘記了便等於沒有發生和不會再發生嗎?二十年來,第一任特首腳痛下台、第二任特首鋃鐺入獄、第三任特首弄到民怨沸騰、第四任特首組班困難重重,這就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居港權案政府沒好好設想如何有秩序落實終審法院的判決,只懂尋求釋法,阻止內地兒童來港,幾年後卻因出生率下降而要殺校。人口結構和老化並非一朝一夕的事,當日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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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二十年:法治

一國兩制基本上建基於兩條支柱之上。第一是中央政府的自我約束,這點上星期已作討論,第二條支柱則是香港的法治。 普通法的法治是一套制度和價值,這套制度,經歷了《大憲章》和君主立憲,它崇尚客觀理性、尊重個人自由和尊嚴。十三世紀的《大憲章》,為人身自由和公平審訊奠下基石;十六世紀的君主立憲,推翻絕對王權,建立權力互相制衡的制度,避免權力集中而造成濫權,並鞏固獨立的司法制度,一方面將政府的權力限制於法律的範圍內,另一方面則平衡政府與個人權利的衝突。法律用以約束公權,當基於重大公眾利益而需要限制個人自由時,法治社會對相關的法律會謹慎處理,以維護法律背後的目的和精神是保障而不是壓制個人自由和權利。 內地自七八年開放以後,亦一直在追求所謂法治,口號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這種對法治的理解,對剛從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中國,無疑是有其歴史意義。然而,四十年後,中國對法治的認識,仍然停留在依法治國的層面,法律是統治的工具而非約束公權的手段,刑法不再是維護公衆利益而是穩定政權的利器。在這種思維下,在提出刑事檢控時,考慮的只是有關行為是否違法,而不再問有關法律的背後精神。於是,法院便須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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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荒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這法制的主要特色是以法院為中心。法院對維持法治和推動法制發展至為關鍵,它不單是解決糾紛的地方,法院判詞所確立的原則和理據,更加成為法律的一部分。普通法內一些根基的法律領域如合約法、侵權法、信託法、衡平法以至行政法等,均主要由判例的原則所組成。即使是成文法,法院對條文的解釋、演繹和應用,往往可以澄清法律的意思,填補法律上的空間,或進一步推展法例的領域。由於法院的角色舉足輕重,普通法對法官的質素的要求便非常嚴謹。 歐陸法制(包括內地)的法官主要由司法學院培訓,學員畢業(一般相當於大學學位)後便可獲聘為法官。歐陸法制法院的角色以解決紛爭為主,沒有太大的空間發展法律原則。普通法制的法官則主要來自執業律師,需要有一定的執業和人生經驗,而高等法院或以上的法官,一般均有十五至二十年的執業經驗,傳統上不少已是資深大律師,在專業界別內早已享負盛名。這種來源,加上獨立的任命制度,令司法界得以維持極高專業質素的法官,但同時亦意味法官只有一個頗狹窄的來源,這問題在較細小的法域如香港便顯得更為嚴重。 香港人口超過七百萬,律師只有約一萬,當中只有千多名訟務律師,不少年資尚淺,資深大律師則只有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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