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條立法

自回歸以後,一直有一種說法,指特區政府並未履行《基本法》第23條的責任,而為23條立法,更成為每屆政府的包袱。 第23條要求特區政府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 、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特區須就這些問題自行立法,但立法的形式及具體內容,則由特區政府自行決定。 其實回歸前香港已有相關的法例,這些法例主要是保障英國政府,故理應在回歸後自動失效,但特區政府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通過《香港回歸法例》,當中保留了這些法例並作出相應的修改,在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務及涉及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時,所有法例中對女王陛下、王室、官方、英國政府或國務大臣的提述,均須解釋為對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主管機關的提述。換言之,回歸前所有關於叛國(其範圍足以涵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等法例,便一下子在回歸後成為保障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例,這些法例至今仍適用。此外,《社團條例》亦作出了相應修訂,賦予保安局長權力,當他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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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的電影:《同囚》

前陣子,看到傳媒介紹即將上映的《同囚》,本想看後才寫影評,然日期為五月四日,而此片有警世導年輕人向善作用,故在上映前先行介紹。 故事講述更新人士過往在囚經歷,包括被虐打,囚友被迫吃糞等駭人聽聞事件。然而,這些都不是「最」驚嚇的,至為可怕,是出牢後,因要守行為的敢怒不敢言,害怕道出真相,福利官公報私仇,再行進入院所整治。 虐囚新聞,我們時常聽到,即使死人,也有案例,然從未聽聞懲教員入罪。即使有釋囚往立法會申訴,有傷勢證明,相關人等也無事。原因很簡單,因為大部分人都對更新人士證供存疑,傾向相信執法者。 出監後為何敢怒不敢言的原因,是雖然把人再關牢房,必先經過法院。我城司法獨立,法官公正聞名,連北京的帳也不買。然而,法院判案邏輯,必相信福利官多一點,因為他們是專業人士,而且委任他們對少年犯作出監管,即使講大話,砌詞誣蔑,把釋囚往進度庭推,法官也比較相信他們。我問你們一個簡單問題,兩個人在面前,有完全不同證供,一個曾犯事有案底,一個為身家清白公務員,兩個都不認識,你們會傾向相信誰? 影片如果不是三級,家長應該帶子女收看,因為可令他們明白一失足成千古恨。雖然他們未必相信吃糞等恐怖場面,但上面合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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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1):藥村五岔路口殺人事件的完全呈現

常聽見電影是根據事實、或歷史改編,而大部分內容亦非完全真實,甚至有歷史資料的錯誤。而最近有韓國電影亦有一部憑改編當年韓國一大事件的題材,贏得觀眾一片掌聲,當中涉及的題材及不同特色都與當年所發生的事亦非常接近。就是2月於韓國上映的《再審》,由姜河那、鄭宇主演。 此電影是改編自2000年於韓國全羅北道益山市發生的「藥村五岔路口殺人事件」,事源於2000年8月10日凌晨2點左右,一名的士司機在的士上,遇到目擊者後逃跑的情況後。目擊者是15歲少年,騎著電單車經過現場發現遇害司機。事後竟被警察認定是殺手,然後被法院最初判處15年監禁,其後到二審上訴時,竟突然認罪,其後被判入獄10年。 而為何從目擊證人變成嫌疑犯,由上訴變成認罪不再上訴,是這宗案件的最大疑點,並成為轟動當時的韓國的原因。在2003年,一名被認定是真兇的金姓男子被捕,證詞亦比少年更與當時情況吻合,但因直接證據不足而無法起訴。而當初調查中出現的漏洞及失誤更成為一個契機,讓SBS電視台的時事節目《想知道真相》正式開始為這謀殺案展開調查,揭開當年這名少年目擊者是否坐冤獄、被迫認罪的事實真相。 案件的疑點及荒謬的地方,電影都成功平衡,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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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有人談及的佔中影響——對執法者失去信任

雨傘後分析文章,網路舉目可見,書籍更汗牛充棟。鄙人過往看到的,多是政經層面,然看不到有人提及對執法者信心問題,今用有限識見述之,當然,這些都是用常識推論得到,但就是聽不到有人對此評論。 香港曾被囚人士,只有千分之一左右。九成以上市民奉公守法,鮮有和警察交手經驗,有的更從未試過被查身分證,對警隊印象,以往一向正面,然佔領期間,打學生至頭破血流,濫抓濫捕濫控告,上庭時被錄影視頻推翻口供,或前後矛盾,左腳被打變右腳,完全失去市民普遍信任。 佔領後,經常有法官直指警員證供不可信。最近期有韓國來港性工作者,提供案情雖與警方版本不同,改口供後,法官著被告「不要息事寧人」。警察當然不是每宗案件都是誣陷,但七警和以往的誣陷襲警案,連法官都不相信,往後警隊拘捕真有犯事疑犯,入罪機率,我們不能說沒有因佔領令法官對警方口供打折扣,造成負面影響。 我城社會,普遍對性工作者歧視,文壇泰斗倪匡先生更曾指妓女比共產黨更可信,以社會地位低下者襯托出共產黨卑鄙。(戴回頭盔,我沒有歧視性工作者,只是陳述普遍現象。)撇開職業,該案被告已然認罪,法官一般認為警察證供誠實可靠,此宗案件,可見執法者信任度之低下,連受過嚴格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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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納百川:外籍法官對香港司法之貢獻

田飛龍副教授於上周五(3月3日)的《明報》觀點版撰文,題為〈香港「客卿司法」之反思〉。田指控香港的外籍法官判刑「畸輕畸重」,「縱容社會運動激進化甚至港獨分離主義,不利於香港繁榮穩定及《基本法》秩序維護」,質疑他們的「立場與裁判是否適合維護香港法治整體秩序,兼顧權利保護與公共利益」,田於是總結應該逐步減少甚至不再聘用外籍法官。田的擔憂實不必要,礙於篇幅,筆者在此簡單回覆重點。 判刑理據 田以「七警案量刑確屬過重」為引子。田可能是未及細閱杜大衛法官的書面判刑理據,筆者於此略述。事件經過為曾健超於高處花槽上向地面警員淋潑液體,警員將曾制服並把其雙手綁在背後,七警隨即將其抬到一角並對他拳打腳踢數分鐘,導致他身體多處受傷。 香港警察的職責是把疑犯拘捕,調查後落案起訴,交由法庭審理判刑。法律下警察只有在必要時才能使用武力,而且武力必須為合理和合乎比例的程度。當他們對於沒有防禦能力的示威者使用武力時,已干犯了襲擊罪。 法官指每一名警員都有責任阻止他人(包括同袍)犯罪;上司在旁目睹而不阻止,亦等同於鼓勵下屬犯罪。 七警經審訊後定罪,求情指他們長時間履行職責,卻被示威者辱罵和暴力對待。法官參考上訴庭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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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言論自由與藐視法庭——與任建峰先生商榷

任建峰先生(簡稱任)發文〈言論自由與藐視法庭——回應李芄紫先生〉(2月27日《明報》)回應我批評他的文章(2月24日明報)。這種回應是有益的,我向任與公眾再次陳述我的理據。 先說明,我不站在建制派立場說話,因此任用建制派的言論指摘我,恕我無法回應。具體到討論港獨及批評法庭法官的問題上,我認為應堅持同一把尺,只要沒有構成「明顯和即時的危險」,都應屬於自由表達之列。任可能會質疑我沒在港獨問題上發文捍衛言論自由,其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下人微言輕,沒法什麼文章都能上報紙而已,絕非持雙重標準。 審判後分析批判不應被視為干涉法庭 任與我都承認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的重要,但在兩者發生衝突時,哪個更重要則持有不同見解。他認為司法獨立更重要一些,雖承認「公眾是有言論自由去批評法院或法官」,但認為「辱罵法官」即便沒構成「明顯和即時的危險」也不可接受,因為「如果公眾因一些對司法的無理謾罵或指控而對司法失去信心,我們的法治、司法獨立就會無辜地被損害」。 這種說法存在很多錯誤。首先,如我在原文寫的,言論自由是《基本法》第27條、第39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利。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通過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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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現沒有改革必要

  七警案雖已審結,然餘波未了。藍絲建制,對法官口誅筆伐。愛港之聲高達斌成立組織,提倡監察法官量刑,判詞應以中文為準等,其實,現階段司法沒有改革必要。 首先,就監察法官量刑一項,藍絲除指責七警案判刑過重外,亦對黃絲被定罪後判刑「過輕」不滿。我們可以見到,他們除求減輕自己人刑罰外,更希望政見不同者加刑。 如果他們成功,只是得到眼前小利。現制度之公正,保障的是任何人,「任何人」包括他們。他朝彼等若不幸惹上官非,失去保護的,其實包含他們。 誠然,我城華人佔絕對多數,懂中文的人,比英文多是事實。然而,中文不適合作法律語言,也是常識。上世紀博學鴻儒梁啟超談中文,便言及一句說話起碼有三重解釋,有時候研究者自己也說不明白主題。英文比中文清晰是必然的。利益申報:鄙人大學正正主修中國人文,每一次功課和考試都用中文。 中文判詞不是沒有,但跨越港英時代法官,即使是華人如胡國興,以往受訓練也是用英文,他也不諱言用中文寫判詞,要花更多時間。 民主必須輔以法治是政治學常識,法律不是投票,即使終審和高等法院有投票制度,陪審團成員經過嚴格挑選,終院只有法官有權投票。是的,最原始的希臘城邦民主,是投票決定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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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公義與奶茶咖啡

加入「法政隨筆」已有一段日子,今日終於正正經經地寫一下「法」。 兩宗轟動全港的案件最近宣判,七警案七名警務人員同被判囚兩年,而曾蔭權則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而判二十個月,成為史上首位罪成入獄的香港特首。 結果一出,社會上議論紛紛,有人認為判刑過重有人大呼公義勝利。我無意在此評論刑期輕重,不是因為法官高高在上市民無可置喙,法庭的裁決我們人人都有權批評——但,煩請理性持平,罵法官是狗官、罵洋人法官是「狗品支那官」,幫倒忙之餘更可能惹上官非,何苦呢? 你也會看見一些貌似理性的評論,例如「法治好緊要,但冇咗公義,社會好悲哀」。 我們要搞清楚的是,亮出「法治」、「公義」這些big words,並不就代表這些言論理性正確。相反,公義和法治從來都是鴛鴦中的奶茶和咖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夠把兩者割開來談的人,不是鴛鴦達人也一定是概念大盜。 評論判刑最起碼的第一步,是看判詞。兩位法官在判詞裏都清楚地寫出量刑起點和減刑因素,例如審七警案的杜大衛法官,就列明他考慮了警察在佔領期間所受的壓力、判刑後會失去工作和退休金等因素,而將刑期減至兩年。 他有他的理由,你當然可以不同意——顯然有被告人也不同意,所以已表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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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法治,抵抗香港司法澳門化

七警案引發新一輪政治風暴。警察協會發起萬人集會,表明對判決結果的不滿。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天朝主義者群起攻擊香港司法制度,其中《環球時報》批評判決反映了香港司法體系「延續了殖民地的色彩,並沒有像香港政府一樣建立起對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忠誠」;《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顧敏康的專訪,質疑外籍法官杜大衛判刑過重,指出「香港的法官有外國籍的、更多是港英政府培養出來的 …… 這種制度顯然存在商榷的地方,那就是立場問題可能影響他們對案件的判斷」;《南方周末》也批評事件顯示「香港公職人員的香港認同與中國認同問題」。這些對香港外籍法官制度的批判,在大陸媒體和香港親中團體中廣泛流傳。 法官也是人,不會完美,也會有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史坦福大學著名學者Jonathan Levav,曾於2011年與其他學者發表研究,指出法官在疲倦和飢餓下,判刑會較重;在短暫休息後,判刑則比較輕,也就是說明法官也逃不出一般人的限制。正正由於法官並非完人,香港法院的完善上訴制度,就是保障受刑責的人也有申訴渠道。可是,顧敏康對七警案審判的批評,並非基於審訊的程序安排,也不是其判辭內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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