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因為在乎──《在乎》

這束文章,是我過去十年所寫。現在結集成書,取名《在乎》。 選用這個名字,是因為書中所寫,都是我在乎的人和事。因為在乎,我遇上一些人,做了一些事,然後因着這些人和事,我成為現在的我。如果我不如此在乎,我的人生會很不一樣,也就不會有這本書。 為什麼我要如此在乎? 在面臨壓力或承受挫折時,我會停下自問。我知道,我的憤怒和憂傷,還有我的責任和牽掛,許多都源於此。如果拿走這些在乎,我會活得輕鬆許多。 道理看似這樣,但在真實人生,每每要做重要決定時,我卻感受到有些事情是非在乎不可。你會覺得,如果不這樣做,就過不了自己的一關,就不再是自我期許的那個自己。這種感受,發自內心,而非來自外在壓力。我漸漸明白,當你真正在乎一個人一件事,儘管在做選擇,但卻往往「別無選擇」和「非如此不可」。如何理解這種必然性, 以及如何活出這種必然性,是我很重要的人生功課。 在乎是反思和實踐 在乎,意味着你將生命全心全意投入其中,意味着有些事有些人,對你至關重要。既然重要,也就意味着背後有理由在支持,而非隨意而為,無可無不可。這些理由,往往是你相信的價值。而價值,可以公開言說,可以嚴肅論證,因此也就有可能被質疑,甚至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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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日記——從《謎情日記》看記憶和生死

電影《謎情日記》,是印度導演Ritesh Batra,伙拍英國老牌演員Jim Broadbent的作品。內容講述退休的獨居老人Tony Webster在倫敦經營一間相機店。有天,從信中得知讀書時期的好友Adrian Finn,自殺後留下一本日記。這日記輾轉到了Webster前女友母親Mrs Ford手上,收藏了數十年。直至Mrs Ford死後,遺囑上指明把日記留給Webster,才讓他逐步尋索往事,慢慢發現自己記憶的殘缺不存。 一切從日記說起 電影的中文譯名為《謎情日記》,顯然是把焦點放在日記上。這本Finn留下的日記,確實是推進劇情的重要線索,而且日記所承載的意義,比想像中還要豐富。且比起原著小說,電影更重視這本日記。因此跟小說的順敘敘事不同,電影以倒敘方式,先從已退休的Webster收到來自Mrs Ford遺囑執行律師的信件,得知這本日記的存在開始。然後,穿插回憶和現實,Webster才開始找回前女友Veronica,慢慢拼回過去的記憶。相反,在小說中,前半部分都在描述年輕時的Webster,在求學時期跟Finn和Veronica的經歷。因此,讀者一直不知道有本Finn的日記,更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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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平等(二)︰ 政治的平等為何比經濟平等重要?

(1) 如果要我選二十世紀的「世紀金句」,我會選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小說《動物農莊 (Animal Farm) 》中一句:「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我們必須留意,這句說話的脈絡是在一個農莊裏。我們可以把農莊當作是社會的隱喻。 社會是平等的起源?還是社會才是不平等的溫床? 盧梭對於「平等的起源」作的哲學性描述,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瞭解平等的內在價值。在他眼中,進入社會前,人才是平等。進入社會後,因為人不平等,我們才要「講」平等。 在他的著作《論人類不平等 (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中,盧梭描繪了在自然狀態 (the state of nature) 的情況。在他眼中,自然狀態裡的人都是獨立、自由的。人是獨立,因為他們尚未建立任何社會關係。他們也是自由,因為不受法律限制。因為未意識到任何不平等,所以他們是自由與快樂,盧梭說︰ 讓我們下一結論,野蠻人在森林裏流浪,沒有工作,沒有說話,沒有家,沒有戰爭,也沒有任何人際關係,大家都平等地沒有對其他人有任何需要,也沒有任何欲望去傷害其他人,也許甚至沒有需要個別地去確認他們。 今天再看盧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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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秩序以外:從美國退出《巴黎協定》談起

今年六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白宮草坪,向全世界宣布,美國將退出2015年訂立的《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這意味着美國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轉身加入敘利亞和尼加拉瓜的行列,成為全球極少數拒絕該氣候協議的國家之一。 特朗普政府的舉動,令世界各國為之側目,亦震驚無數關注環保的公民,國內國外即時產生眾多反對的聲音。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回應指,巴黎協定沒有談判的空間,因為那是保衛地球、社會和經濟的重要工具。法國新任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亦在電視講話上,分別以英法雙語表示,特朗普的決定,固然損害美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對全球人類的未來,亦是有害而無益的。在美國境內,由華盛頓州、紐約州和加州牽頭的美國氣候聯盟(United States Climate Alliance),至今已有十多個州參與,這聯盟將協助各參與州減排,冀能符合聯邦潔淨能源計劃的要求。夏威夷州更成為首個,把巴黎氣候協議在地立法的美國州份,無疑是狠狠摑了特朗普政府一巴。 站在環保減排這種大是大非的議題前,特朗普政府的決定當然惹來極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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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哲學課

前兩天的「世紀版」介紹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Elie Wiesel)的《開放的心》,老去的病痛,病痛的折騰,而更重要的是,折騰裡的省思,讓原先已領悟的生命道理再被領悟一遍,可有不一樣的深刻。 老病往往像一幅抹布,把鋪滿灰塵的眼鏡拭擦乾淨,忽然,明亮了,窺見許許多多昔日的遺漏影像。維瑟爾有部小說《被遺忘者》,寫阿茲海默症與對於遺忘的恐懼,他把病人比擬為一本書,每天會從書裡撕走一頁,直到最後剩下書冊封皮。然而病痛中的維瑟爾驚覺,當病痛來襲,被撕走書頁的不止是病人本身而更是親近的人,你的書其實亦是他的書她的書,當書頁掉落,其實是所有人的書頁。 所以維瑟爾同時心疼他的妻,瑪莉詠。他說,「獨一無二的女人,她來了。她跟我們的兒子一起站在我的病牀左近,為了陪伴我一直到手術室門前,如此難過不安又無能為力。因為無能為力,所以難過不安。這是我生平首次感覺她不知所措。通常都懂得如何讓自己擺脫各式各樣的處境,這一次,她盡其所能,想找出能夠減緩我的焦慮的語言,卻捉襟見肘,也許因為,並不存在有任何字眼,得以翻譯與緩解這樣的分離」。 病榻上的維瑟爾開始懷疑神的慈悲與存在,如日前「世紀版」所摘錄的片段,他祈求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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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道德

陳系先生在回應我的一篇文章(見2017年2月3日《明報觀點版》),提及美國學者Jason Brennan的著作《投票倫理學》(The Ethics of Voting)。陳先生用這本書來質疑民主選舉是否保證人的自主︰「然而即使有了民主普選,個體就變得自主了麼?美國學者Jason Brennan在著作The Ethics of Voting中提出質疑——先不說個人一票在選舉中微不足道,毫不影響大局,設若「政治自主」的意思,是個體的選擇在政治上得到反映、意志得以執行,那麼選舉中我把票投給A,最後B勝出,於我有何自主可言?即使最後A勝出,也難保政策結果有如所願。投票行為本身能否對個人構成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自主,答案不十分明確。Brennan的論點很難辯,除非對「自主」另有理解。 這本書我也看過,不過我不認為他是想說我們投票沒有實質意義的自主,相反,Brennan想說投票是有其道德意義的,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投的一票負責——這當然是自主性的展現了。Brennan開宗明義︰「這本書的目的是去斷定公民應否投票和她如果選擇投票時應怎樣投票。」《投票倫理學》整本書關心的是能投票的公民,責任是什麼。他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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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危機的《從前.現在.將來》

一個「齊齊整整」的家庭在一個陰晴不定的假日往法國一個離島郊遊,身為哲學教授的Nathalie,在渡輪上仍忙於批改學生的作業。離開的時候,她那個也是哲學教授的丈夫,獨自站在著名多情種子、浪漫派詩人de Chateaubriand墓前沉思,法文片名L’avenir(《將來》)連隨打在銀幕上。這暗示着一個海德格式的存在主義主題——在未來,所有人都會死?還是預告着這個哲學家家庭的未來?接着下來,故事聚焦於Nathalie身上的連串人生危機,的確頗有存在主義的味道。 第一個危機是她如何應付那一班在罷課糾察線上態度激進,思想卻幼嫩,把政見分歧簡單地理解為世代之爭的低年級學生;他們把她標籤為「保守派」。回到課室,她能夠用來辯解的武器只有哲學,於是教導學生深入地,而非膚淺地閱讀法國革命思想之父盧梭的著作。 可是,哲學真的能頂着膚淺化的潮流嗎?她遇上的第二個危機就是,一直為她出版教科書和文集的書商,竟然也要跟隨潮流,把她的書包裝得不倫不類。就是強烈批判文化工業的阿多諾,諷剌地也要把自己變成文化商品。 如果思想的沉淪、文化的毁棄下,有思想的人只能孤獨地存活,那Nathalie的第三個危機則比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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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府的角色到政治哲學

每當有考試題目問及政府應否推行某政策,大部份老師都會提醒學生想想政府的責任是什麼吧——這叫做「考試技巧」。想得來蚊子都睡覺了。最快捷的方法當然是背誦。但背什麼好?不如背《基本法》第六十二條吧︰ (一)制定並執行政策; (二)管理各項行政事務; (三)辦理本法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 (四)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 (五)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附屬法規; (六)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並代表政府發言。 可是你又會發現,背誦其實無助我們回答千姿百態的問題。2016年文憑試通識科卷二第二題就有此一問︰ 「香港政府應否推行措施,以支持本地傳統行業的生存?論證你的看法。」 要思考如何回答這問題,讓我們先假定本地傳統行業是有價值的。於是我們便又回到政府的責任/角色是什麼的問題。是推動文化保育、歷史、文化教育?是輔助、規管、支援經濟發展?還是,制定發展策略(大市場小政府?維持公平競爭環境?)和作社會資源分配? 可以說,以上這些「答案」(的確是來自考評局的建議答案)都是很零碎的知識。它提供了一些「說法」,但政府應該做什麼,又豈是「知識」?「應該」是規範性的討論,當然也是價值討論。參考答案裏,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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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現在‧將來》:送走Pandora

電影《從前‧現在‧將來》英文片名為《Things to Come》,法文原名是《L’avenir》(意指將來),顧名思義,無論把焦點放在政治光譜的左右張馳,或哲學與人生在實踐過程的若即若離,「時間」都是解讀這部電影的一枚鑰匙。 由Isabelle Huppert飾演的女主角Nathalie是哲學教授,人生走到中年的後期(老年的門已向她開啟),經歷了離婚(丈夫另有所愛)、母親離世、兒女各有自己的生活與家庭,她遂陸續從妻子、女兒、母親等角色與責任中脫離。Nathalie說,她終於獲得了自由——自成長以來似乎從未享有過的自由。如果責任是把人牢牢釘住的重擔(例如難耐孤寂、患抑鬱症的母親一次次把她從睡夢與工作中急CALL召喚),那麼自由就是風筝飄零的輕(沒有人再需要照顧,一個人的飯桌上堆填的是未知如何打發的時間)。人生的下半場開展,既是連串失去,也是重新獲得;既可以是自由自在,也是需要與孤獨共處。重與輕,孰者更為生命中之不可承受? 當然,Nathalie還擁有她的教學工作,她愛讀的書,一直支撐著她的知性力量。然而,這個最後的堡壘亦見風雨飄搖。時間紅海把她從68年學生運動的一員,沖洗至上了岸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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