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任高官,拜託不要來個「忽然正義」

特區政府新班子名單終於公告天下,人選談不上有任何驚喜,但總算四平八穩,也可幸沒有特別面目可憎的人物在內。有人說這份名單充分反映香港政治人才貧乏;但我認為這更說明在當前氣候下,政治忠誠的考慮壓倒一切。在中央明言擁有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權情况下,哪怕林鄭月娥原本心儀的人是「三頭六臂」、眾望所歸,假如港澳辦中聯辦對此人有半點懷疑,這些才俊也肯定會被摒諸門外。所以在有限的選擇下,公務員又或者前朝班子,便成為了最穩妥安全的人選。新班子有沒有能力帶領香港走出新局面、可否用成績表現挽回民心,大家沒有必要過早下定論。我也衷心祝願新政府能有所作為打破悶局,因為市民的福祉,始終有賴良好管治。但我有興趣討論的,反而是剛退下來的高官,離場後應如何自處。 今屆組班過程的一個特點,是有數名局長早已事先公開聲明不會留任,有部分人更是有意無意明言暗示與新特首作風不合關係欠佳。本來在官場以至職場,同事間因作風相異、意見不同而弄到關係緊張,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而與上司不咬弦,十居其九的情况下,下屬只能另謀高就,到別處闖闖,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近年不少問責官員退下來後,卻依然意猶未盡,繼續高調評論時政,逐漸成為了一種新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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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政治助理?

特區政府於2008年增設政治助理的原意有二:協助局長處理繁複的事務、訓練政治人才。至今,有部分政助為公眾所熟悉及讚賞,但部分則未有顯著表現。雖然個別局長已逐漸透過聘用有媒體背景人士,讓政助擔任公關工作,政府亦已訂立彈性薪酬機制,只就政助的薪酬設上限,容許政策局按政助的資歷決定其薪酬水平,但政助的核心問題——聘任機制的設計——依然是一個有待處理的問題。 建議取消政助 現時,政助和副局長先由行政長官主持的5人小組挑選,入圍的申請者再被安排與所屬的司局長見面。有受訪的前官員指,在過往的遴選安排下,部分局長和政助出現了「盲婚啞嫁」的情況:個別局長並不了解和信任政助的能力,難以安排具體工作,最終窒礙了某些政助的發揮,也未能讓局長得到充分的政治支援。有見及此,我們建議從政治委任層中取消政助一職,由特別顧問(special advisor)取代。特別顧問須為特定範疇的專家,顧問的人選由司局長決定。 英國自1970年代起加設特別顧問一職,讓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和部長(Minister)得到充分的政治和專業支援。由於常務秘書等職業文官須恪守政治中立原則,他們未必能夠站在部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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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候任特首系列】換屆組班看民望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昨日正式從總理李克強手上接到行政長官委任狀,象徵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確認其符合早前開出的選角條件,包括愛國愛港、獲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和得到港人擁護。筆者最為關注的,是林鄭月娥在組織領導班子時,如何體現「港人擁護」的要求。 高官問責制,是 2002年董建華連任特首時,為了挽救民望而推行的改變。董特首一心希望擺脫公務員體系的束縛,從文官制度以外另聘人材,去建立自己的管治團隊。董建華以及傳統左派,向來都不太信任由港英政府所建立的公務員體系。曾蔭權及林鄭月娥能夠成為特首,屬於異數。筆者認為,是為勢所迫,民望鐘擺的結果。 問責制度推行以來,問題繁多。尋找合適人士出任司局長職位從不容易。志向是個問題,能力是另一個問題,能否服眾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現屆政府四面樹敵,索性不理民意,導致人才凋零,難倒來屆政府。 林鄭月娥要走出迷宮,一定要汲取教訓,盡早擺脫 CY2.0 的形象,在換屆組班時細看現屆官員的民望數字。 高官問責制推行以後,港大民研便以「表現理想」、「表現成功」、「表現一般」、「表現失敗」、「表現拙劣」的五等法,加上餘項「表現不彰」來評核官員的民望。當中,「表現失敗」是指倘若進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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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要找什麼人入政府?

林鄭月娥勝出特首選舉之後,下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籌組新班子。人事任命權是行政長官最重要的一項權力,新特首上場,她可以委任各司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組成新的管治核心。為了彌補撕裂、促進和諧,社會上有呼聲認為林鄭應該委任泛民成員,或曾俊華和胡國興的支持者加入政府。 在上周一個電台訪問節目中,林鄭月娥談及籌組班子時透露,她接觸過不同政治背景的人,而組班工作不容易,自己更發噩夢,夢見7月1日新班子在未齊人之下宣誓。香港人才濟濟,何愁沒有合適人選出任政府高職?林鄭發噩夢,是因為她找不到合適人選,還是人選不答應她的邀請? 政治人才不足 令問責制無法顯優越 政圈評論員的「共識」,是香港沒有政治人才。殖民地年代,華人高官主要負責執行,大政方針則操在英國人手中,政務官只管具體政策,沒有機會參與重大決定。回歸之後,董建華推問責制,就是要各司局長負責政治工作,承擔政治責任。這些工作,都需要政治人才出任。 外國以政黨作為管治班子的基礎,內閣成員都是「本黨同志」,在管治理念上容易凝聚團隊實力。香港有政黨但沒有政黨政治,董建華組成的第一個問責班子,成員不少都是各行業的精英,但政治上卻是新手,而且看不出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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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體卸責的時代談責任的必要

這是一個政治倫理崩壞的時代。崩壞的元兇,肯定是當權者自大傲慢、錯不在我的心態。鉛水風波持續近一年,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日前公布的調查報告,直指含鉛焊料是導致公共屋邨食水含鉛超標的直接成因,並狠批水務署、房委會、承建商等各個單位「集體失職」,未能防範在供水系統中使用違規焊料,直斥各方輪流將責任推卸給別人,屬「典型的推卸責任」,現實情况下「所謂的多重屏障審查制度已淪為紙上制度」,結果是市民受害。報告合共向政府提出17項建議,但由於委員會的權限所以未有建議處分失職者。面對如此清晰而強烈的結論,政府的反應是居然沒有任何官員因此而接受處分或下台。按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說法:「政府在鉛水風波上責無旁貸」,但問題只是涉及警覺性不足,讓法例不能夠與時並進,屬於制度上及集體性的問題,但「看不到有哪一位同事要為此負上個人責任」,亦不認為有任何官員是有法不依或明知故犯。「集體失職」是如何煉成的?猶記得立法會針對鉛水風波進行討論時,林鄭月娥曾板着臉說,市民要求官員飲懷疑含鉛的屋邨食水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政府一再為了保住那份官威,躲到「集體」和「制度」裏去,官員出來道歉一次已經功德圓滿。原來,由前線的公務員到最高層的司長局長,一級又一級的決策者都認為自己在龐然大物般的政府機器中只是一顆小小的螺絲而已。不管發生什麼事情,由大型基建如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連番失誤,乃至今次鉛水事件,在當權者眼中皆是集體及制度的問題,我們要求官員個人問責是吹毛求疵,就是不合情理。然而在市民眼中,當權者自以為是,毫無羞恥之心,明顯地,口頭上在追求以人為本的管治(service leadership)之際,當權者其實自大傲慢、依然故我,如政府在鉛水事件中的表現般,維護自己的權威及尊嚴比重建官民互信更重要(narcissistic leadership)。如果過去我們曾經相信香港有一個大公無私的管治制度,今日我們要防範推卸責任的政府對社會的傷害。鉛水事件揭發了「紙上制度」的荒誕之處,即是一層接着一層的文件加簽工夫異化成為「集體不問責」的禍根,完全取代了訂定法規的本意初衷。英國哲學家Michael Oakeshott曾觀察到,官員有時制定複雜的規章制度,只要因循守舊地幹活,便不需要負上個人的責任。他指出即使與原來的目標脫節,官員的本能反應仍然是繼續盲從異化的工序(first he turns out the light and then complaints he cannot see),水務署至今仍然堅持部門驗水的方法是最正統的方法,正正就是這種官僚主義下的紙上制度的荒誕例子。Philip Howard認為,當規章制度偏離了政策初衷,決策者的判斷力又不足以撥亂反正,規管手段代替了政策目的,結果是一種集體不負責任的制度,一種高成本而低效益而且不斷重複犯錯的官僚遊戲(the more procedure, the less government can do)。今天立法會監察力量簡直是微不足道。2015年10月16日,立法會曾辯論兩項由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食水含鉛事件的議案。投票時,直選組別有16票贊成、13票反對,通過議案;但在功能組別只有9票贊成、23票反對,不通過議案。在鉛水事件中,所有建制黨派都投下反對票。當權者固然不介意立法會在分組點票制度下自我矮化,即使議會內的建制力量時有「反政府的言論」來吸引報道,這些「出位」的姿態全部未有牴觸他們第一任務——維穩。官員私底下都表示「十分明白」建制黨派的議員也有「角色扮演」的需要,在七情上面之後,政府與友好黨派作出小修小補的「建設性」讓步,只要他們在政府設定的範圍內操作,無傷大雅便是。而弔詭的是,就算「議會抗爭」愈趨頻繁,本身認受程度甚低的當權者卻不會介意,因為一些激烈的言行和拖延議事的程序手段已經讓市民對議會產生「有破壞無建設」的觀感。今天市民從新聞看到的多是一個「玩嘢、互鬧」的議會,不會留意認真議事的過程可以發揮的作用。民間自救 先講責任香港人面對集體無力感,政府和議會皆失效衰敗,這幾年香港的管治文化更出現「語言偽術」的病態,害怕失去主導權而處處設防,至今已經連最基本的問責也不理會了。本來,民間於是出現一浪接一浪的「自救」、「自主」、「自決」、「自強」論述以抗衡政府,此消彼長,是值得肯定的發展。John Dewey認為:「民主之路之所以難走,是因為要把最重的責任放在每一個人民的肩上。」(The democratic road is the hard one to take. It is the road which places the greatest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upo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human beings.)可是,希望推動公民運動的民間團體多年來仍得克服一大堆老問題:持久力、組織力、決策力、執行力及社會資本不足等因素,由民間啟動的社會改革停止在倡議的階段,偶爾有一些焦點試驗計劃,改革的論述始終未能形成一股強大而正面的變革力量;加上自以為是的官僚根本從來不相信民間智慧,也沒有誘因有系統地吸納體制外的批評來推動體制內的革新,最好的情况都只是禮貌地保持一些隔靴搔癢的對話,政府的目的當然也是以維持現狀為本。眼下香港分化嚴重,因對現狀的失望和缺乏共同願景而令社會關係進一步緊張,民間和政府的良性互動也變得難上加難,選擇分道揚鑣可能較符合個別組織或個人發展的需要。在誰也不想說服誰的時代,香港人應要求比抽象的論述和清新的形象更清晰可信的變革方向、行動步驟、政策改革等。我們不希望見到集體不負責任的文化由政府和議會蔓延到民間社會之中。延伸閱讀:(1)Philip K. Howard, 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How Law is Suffocating America. 2011.(2)Sue Gerhardt, The Selfish Society: How We All Forgot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Made Money Instead. 2010. Chapters 1 and 7.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6日《明報》觀點版 鉛水 香港政府 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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