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莊子.漁父篇》莊子2000年前深刻的寓言戰國時代,大思想家莊子,曾經說過一個深刻的寓言,這個寓言的意思大致如下:有一個人,常常疑神疑鬼,不時往後望,漸漸開始被自己背後的影子和腳印所嚇怕。為了設法擺脫它們,他更拔足而奔。可惜,他卻不明白,縱使他不斷奔走,地上的腳印只會愈來愈多;無論他跑得多快,影子也只會緊貼着腳跟。但他卻誤以為,問題是出於自己走得慢,所以無法擺脫影子和腳印,於是更愈跑愈快,終於落得力竭而死。可嘆一句,為什麼他不明白,只要走到可以遮蔽的地方,影子就會消失;只要冷靜坐下來,腳印就再不會有。這個人,也實在太過愚笨了。縱然是在2000多年前說,但莊子這個寓言,卻歷久常新,尤其對今天的香港,格外警世。過去幾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急速的崩壞。近日,更發生連串事件,讓大家驚覺國內那套政治掛帥、凡事但求政治正確的做事方式,已經悄悄入侵香港的傳媒、文化,以至商業等各個領域。不同崗位的人,都開始揣摩上意,疑神疑鬼,生怕得罪大陸,於是紛紛自我設限。結果寒蟬效應,瞬間如星火般燎原。愈來愈多人揣摩上意疑神疑鬼就以過去半個月而言,短短兩個星期,發生的事件已經包括:●先是政府康文署,涉嫌強迫受其贊助的劇團表演,於場刊中,刪去工作人員簡介中,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二字,連作為客觀事實的別人母校名稱,都要因為政治忌諱而被迫篡改;●繼而是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獲提名最佳電影的《十年》一片,因主題被部分人視為政治不正確,而惹來風風雨雨,以至國內官媒口誅筆伐,甚至惹起封殺疑雲。籌委會主席爾冬陞,終於在典禮中坦承受到一定壓力,甚至很難找到嘉賓頒發最佳電影這個獎項,最後為了避免讓其他人為難,只好自己親自上陣;●再之後是前學民思潮成員要組織新政黨,但卻被匯豐銀行拒絕讓他們開設戶口,隨後的新聞跟進報道,發現這並不是單一事件。中國大陸常常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要把這個城市政治化。但實情是,大陸的種種政治考慮和禁忌,已經悄悄入侵香港的傳媒、文化,以至商業等各個領域。有些時候,這是出於大陸和特區政府背後無形之手的干預;但另外一些時候,卻是出於本地各行各業、不同崗位的人揣摩上意、杯弓蛇影,生怕得罪大陸,於是紛紛自我設限。疑神疑鬼只會讓香港故步自封莊子的寓言告訴我們,終日疑神疑鬼,不單會讓自己庸人自擾,甚至會落得作法自斃。心魔這樣東西,愈想躲避,卻愈躲避不了,反讓它如惡靈般纏身;相反,坦然面對,思想陽光,卻反可穿透霧霾,讓它煙消雲散。爾冬陞在頒獎時說:「在創作(金像獎頒獎典禮台辭)過程中,創作班底裏有一位年輕編劇,偷偷地問我,主席,在今年的稿內,能否有『十年』兩個字呢?我向他說,後生仔,羅斯福總統講過一句說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便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是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其首任就職典禮中說過的傳世名句。他緊接着說:「unreasoning, unjustified terror which paralyzes needed efforts to convert retreat into advance.」不錯,如果香港各行各業都因終日揣摩上意,而疑神疑鬼、故步自封,這樣只會癱瘓香港進步的力量,在本當邁步向前之際反而躊躇不前。舉個例,七八十年代是香港電視、電影、歌曲等創意工業最為風光和興盛的黃金時期。當時因為大陸和台灣,以至很多東南亞國家,都受專制政權的高壓統治,社會氣氛十分窒息,禁忌多多,創作受制於重重枷鎖。唯獨香港百無禁忌,享受一個自由的創作環境,什麼題材都可以揀,什麼都可以拿來笑。因此香港也贏在起跑線,創意工業於是便脫穎而出。但踏入90年代,上述很多地方都先後進行民主化和自由化,社會紛紛解禁,於是在創作上也呈現百花齊放。反而,近年香港卻有所倒退,害怕觸及的禁忌愈來愈多。於是此消彼長,讓香港的創意工業也風光不再,在本當需要邁步向前之際反而躊躇不前。所以,恐懼,會成為讓社會故步自封的阻力。因此,在這恐懼開始蔓延的今天,我們得嘗試去學識克服恐懼。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4月7日) 十年 國立爭議 國立事件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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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作小人

究竟「去國立」是特區政府的政策?還是個別官員的愚蠢行為?梁振英閃避,劉江華龜縮,至今不肯回應,無法有確切答案。阿爺睇住,香港台灣官方交往,名分稱謂不得稍有行差踏錯,標準定得比較嚴格,可以理解。但對民間活動,應該比較寬鬆,可以百花齊放,「國立」不「國立」,沒有什麼大不了。劇團由政府資助,場刊是康文署印製,就要有所謂的審稿程序。在講求政治正確的氛圍下,與台灣有關的「國立」必然成為敏感詞,要除之而後快。康文署的公務員篤定以為沒有問題,判斷絕對不會引起反彈,因為這種「閹割」人家學校機構的名稱,不知試過多少次了,當事人都一聲不吭,即使有反應,也是聲浪不大。吃人嘴軟,拿人手軟,藝團受官方資助,逆來順受,腰板始終無法挺直起來。糊塗戲班今次用這樣的方法抗爭,引起極大迴響,百中無一,主事官員未見過,當然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一國兩制」,香港台灣官方與非官方交往,有不同標準,應該是常識吧,但偏偏有人為了政治正確,向權力投懷送抱。香港的大學,對外交流頻繁,也聘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那麼,會如何面對台灣不同機構的正式稱謂呢?大學又不是官方機構,按照原本的稱謂就可以了,但實情卻非如此。先說對外交流。中文大學的學術交流處,「去國立」做得非常徹底。網頁用的是英語,凡與台灣有關的National,統統刪得一乾二淨,一個不留。但在網頁上有超連結指向有關台灣的學術機構,只需點擊,就馬上去到人家的官方網頁,每個機構大學都「國立」處處,避無可避。中大這個小小的學術交流處,刻意把人家的「國立」閹掉,枉作小人,更是自欺欺人。香港大學卻完全不同,同樣是對外學術交流,不論網頁和報名表格,都原裝保留「國立」二字,沒有任何刪改,而天也沒有塌下來。值得一提的是,中大港大的教職員,不少來自台灣,網頁介紹他們的背景,「國立」校名絲毫無損,全都健在。可見大學「去國立」,不一定是官方政策,個別員工政治正確症候群發作,才搞出這些丟人現眼的笑話來。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3月31日) 國立爭議 國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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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官員「去國立」 有為台獨張目之嫌

2004年底,居港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邀請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來香港出席「思索香港」系列論壇,以「從台北看華人城市的興起」為題發表演講。論壇日子臨近,同行的幕僚已獲特區政府發出簽證,但偏偏主角馬英九的簽證仍然蹤影杳然。記者向當時的香港保安局長李少光查詢,李局長睜着眼睛,面不紅氣不喘的用「語言偽術」回應:「特區政府沒有拒絕馬英九先生的簽證。」論壇結束,簽證還未發出,事實等同拒絕。後經傳媒查證,拒絕馬英九來港,是因為他曾經公開批評北京的《反分裂國家法》,並證實有人曾到台北勸說馬英九以公務繁忙為由取消行程,被馬英九一口拒絕。大陸媒體 「國立」還有生存空間10多年前這場風波,人們早已忘掉。有人會用這段舊聞,來說明特區政府對台灣這位國民黨統派,都如此小心翼翼嚴加防範,在主權先行、事事政治正確的大前提下,香港特區「去國立」事件,就不應該大驚小怪了。若然這符合事實,大陸「去國立」應該比香港做得更徹底。先「百度一下」「國立」這個敏感詞,搜尋結果:國立大學圖書館出版社博物館……整整齊齊的列陳而出。點擊進去,還有內容詳盡的簡體字介紹。大陸官媒姓黨,不論報道還是評論,與台灣有關的「國立」字眼,幾乎無一倖免的被刪掉,但間中也會出現漏網之魚。相關新聞圖片偶會「國立」現身,未被完全屏蔽,至今仍然健在。可見,管制得像鐵桶一樣的大陸新聞媒體,「國立」兩字還有一點可透氣的生存空間。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不理應更寬鬆嗎?據《明報》《星期日生活》(3月27日)的報道,香港回歸後,由市政局到康文署,介紹台灣藝術團體或工作人員背景,場刊仍有「國立」兩字。「去國立」始於2007年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曾德成出任民政事務局長的時期。究竟「去國立」是這位根正苗紅局長出的餿主意?還是他的下屬揣摩左派局長的上意主動迎合?日前,曾德成被問到「去國立」風波,卻有這樣回應:「哈哈哈哈哈,我普通市民點睇,同你係點樣睇都係一樣㗎……都有啲奇怪,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事,引起咗你哋傳媒咁大嘅注意。」「去國立」在曾德成任內開始出現,以「奇怪」的遁詞來顧左右而言他,就顯得不負責任、缺乏承擔了。「國立」年代久遠,國父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陸續公布法令,確立高等教育體制,凡經國家部門批准成立之公立高等學府,都以「國立」命名。「國立」不僅遍佈台灣,中國大陸雖然早已「去國立」,但「國立」之校名牌樓,仍在一些歷史悠久的大學保留着。中共以馬列毛為正統,但為了政權的合法性,孫中山的遺像,在節慶日偶然會在天安門廣場出現,引起熱議。中共給孫中山改了一個古怪的稱謂——「革命先行者」,但香港不少課本書籍,仍尊稱孫中山先生為「國父」。「國父」的「國」,當然就是中華民國。為了政治正確,「國立」要去掉,那麼,請問,「國父」也要變成中共式的「革命先行者」嗎?去「國」立「台」 裏應外合?中共肆意歪曲歷史,把自己描繪成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完全抹煞國民黨軍隊在抗日主戰場的角色和戰績。最近,抗戰時期國軍參謀總長何應欽編著的《八年抗戰之經過》,再版時,香港中資出版社竟把內容刪減歪曲,拍馬逢迎,為中共的抗日史觀塗脂抹粉。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特區官員揣摩上意而行,毫無章法地愈收愈緊,就一點都不會令人意外。問題是,「國立」之「國」,正如「國父」之「國」,都是指中華民國。今天特區官員把「國立」去掉,一律以「台灣」稱之。去「國」而立「台」,正正符合台獨分子的胃口和策略,有裏應外合、為台獨張目之嫌。是否如此?一直閃避龜縮的主事官員劉江華,應該盡快公開澄清。原文載於2016年3月30日《明報》觀點版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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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立」事件 香港「被齊名」北韓

康文署被踢爆要求劇團在場刊中刪除「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兩字(下稱「去國立」事件),向來恪守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團體政治審查的意識昭然若揭,令港人嘩然。梁振英帶頭破壞一貫常規,導致禮樂崩壞。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下屬處處逢迎,合力葬送多元、包容——這些香港賴以自豪的特色。「去國立」事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楊其文形容是「全世界笑話」、「不是文明政府作為,跟北韓沒兩樣」,他指這是為香港文明開倒車,過去所有交往過的國家也對學校顯示尊重,沒有像香港那樣。看到「文化自由」的香港竟「被齊名」落後封閉的北韓,看到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零意義的官式讀稿,再看到堂堂一個局長不回應記者提問就拂袖而去,教人如何不為今天的香港唏噓?《基本法》第27條及第34條分別賦予了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及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自由。但在近年為怕得失中央而揣摩上意的官場文化下,基本法似乎已被拋諸腦後。翻查紀錄,康文署早有前科:2013年由港府資助的香港芭蕾舞團演出節目《紅樓夢——夢紅樓》亦因其中一段涉及文化大革命情節,在首演後突然被刪走,當時署方亦無合理解釋。政治審查趨盛行 令人擔憂康文署的做法並非孤例。早前有京官公開批評香港沒有「依法去殖民地化」, 郵政署其後突以「不合時宜」為由,將舊郵筒的王冠標記或英國王室徽號遮蓋。在最近一屆區議會及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期間,郵政署又以不符合基本法為由,拒絕為部分候選人寄出政綱,明顯是以行政手段達到政治目的。不知是政治任務,抑或「擦鞋擦出禍」,政治審查似乎在文官制度中愈來愈盛行,情况令人擔憂。梁振英3月22日表示,過去香港有不少計劃和工程發展,尤其是配合國家發展的計劃都受到「泛政治化」阻撓。但以上種種事件告訴我們,唯恐有違主子心意、憂懼政治不正確,於是每事「泛政治化」地處理的,正是梁振英為首的管治班子。彭定康的預言令人不寒而慄:「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希望公務員往後能繼續恪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謹記香港珍重的核心價值。若然面對上級壓下來的政治任務,更應拿出香港人的風骨來撐住,不要讓自己成為葬送香港特色的幫兇。原文載於2016年3月29日《明報》觀點版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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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立」

「去國立」事件,全城搜索,探究這是中央政策?還是個別香港嘍囉官員的愚蠢行為?熱衷文字障是中國人的本性。什麼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正名」這類東西,中國共產黨最執著。中共的邏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用「國立」就名不正言不順,按這道理,凡與台灣有關的「國立」,應在大陸的媒體中消滅殆盡。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不妨百度一下,與台灣有關的「國立」機構,仍然原封不動的在搜尋結果中出現。由中學到職業訓練學校到大學,由圖書館到美術館到出版社,以「國立」先行的,看不到任何修改。網上搜尋器如是,被官方管得死死的新聞又如何?早前台灣出身的奧斯卡導演李安,在母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獲頒榮譽博士學位,新聞報道都自動自覺,將李安的母校改名,刪去「國立」二字。但這也不是絕對的滴水不漏,一年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與大陸財團在廣東中山搞了一個合作計劃,新聞報道刪掉「國立」,但圖片的布幕背景,卻清清楚楚見到繁體「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八個大字,沒有被打格仔,也沒有被塗黑屏蔽。這並不是單一個別例子,說明什麼呢?去「國立」不是一支竹竿插到底的中央政策,「國立」偶然出現,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不會是一宗要勞師動眾追查的「反革命事件」。大陸如此,香港又如何。媒體翻查過往紀錄,政府部門早有前科。例如香港電影資料館把台灣的「國家電影中心」,改成「台灣電影中心」。接受特區政府年資助近4000萬的香港話劇團,早在年前開始,把台灣的院校團體組織的「國立」名字全部刪走。康文署擅改場刊,將話劇執行舞台監督的母校粗暴刪掉「國立」二字。台灣成千上百的「國立」院校和機構,客觀存在,刪掉「國立」,這不僅是侵犯人家尊嚴,自欺欺人,更是拍馬逢迎,自我製造天大笑話。更可憐的,是特區官員敢做不敢講,梁振英交波給主管康文署的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公開回應,講了分半鐘廢話,連大學名字也不敢提。其窩囊表現,與吳克儉簡直是孖生兄弟。原文載於2016年3月28日《明報》副刊。 國立爭議 國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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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要滾蛋

位於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館兩年前借出藏品在日本展覽,由於日方製作的部分海報刪去了「國立」二字,台灣總統夫人周美青臨時取消赴日出席開幕儀式。這是尊嚴問題。日方迅速補鑊,平息風波。近日風波來自香港特區的康文署,自恃手握本地大部分表演場地和資源,肆意政治審查,欺善怕惡,本地劇團糊塗戲班執行監製羅淑燕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康文署要求其公演節目場刊刪去「國立」二字。北藝大校長楊其文反應強烈,表示不會向「不文明的單位」抗議,但他盡情恥笑康文署缺乏基本品味、尊重與素養,開時代倒車、愚蠢、趨炎附勢。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香港人無地自容,但梁振英政府一貫作風,不會有官員需要負責,遑論認錯,劉江華局長讀稿兩分鐘即閃,梁振英閃得更快。康文署今天審查場刊、海報,難保明天中宣部、文化部、廣電局上身,連劇本、服裝、布景都要沾手,《基本法》第三十四條保障的藝術創作自由形同虛設。康文署滅「國立」二字,不久前亦有郵政署「去殖民化」滅郵筒的英皇徽號,還有郵政署審查候選人郵寄單張中「勇武抗爭」、「自主」等字眼,這些是梁振英赤化香港的冰山一角。民生事務,卻不見梁振英那麼「強勢」、賣力。天水圍十米高泥頭山,擺明有人長期非法傾倒泥頭,無王管,法例有漏洞,政府部門互相推搪,示威者反而因「偷竊」泥頭而被警察圍捕,更荒謬是政府的解決辦法並非清理泥頭以防倒塌,而是噴漿,長存泥頭山。每年復活節,美國白宮草坪舉行百年傳統的Easter Egg Roll,直譯滾蛋比賽。復活蛋,象徵新生,香港人其實很需要這活動,在特首辦對出草坪會玩得最投入,梁振英不快滾蛋,香港難獲新生。原文載於2016年3月27日《明報》副刊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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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我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前身為日據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1928年,也就是中華民國17年。民國34年(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同年11月15日,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這段歷史,康文署那些要不愛國愛上腦,要不擦鞋擦上腦的官員,不知道是否得悉?即是說,有「國立臺灣大學」這個名字的時候,還未有他們愛的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小小的康文署,竟然可以擅自更改表演者申報的大學名稱,要求別人斬件報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變成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變成臺南大學,香港話劇團的官方網站,國立臺灣大學變成臺灣大學……你可以不承認一個地方的大學,也可以不承認一間大學的學歷,但你可以擅自更改一間歷史悠久的大學名字嗎?還是這些忽然愛國人士認為,1949年前,中華民國並不存在?即使改朝換代,要不要尊重歷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要不要改名?刪走「國立」二字,他們當然說不出一個官方理由。因此,除了奴性發作,實在想不出別的原因。他們的主子大概還未管得如此仔細,只是自以為醒目識做的奴才,自我審查,做足101分而已。不能不讓人又想起末代總督彭定康,那句臨別香江的預言:「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香港人的多元、自由,就是葬送在這些奴才之手。原文載於2016年3月27日《明報》副刊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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斫頭與戴帽

「國立」名號被刪,至今疑雲未清,無人承認責任,社會大眾完全不知道這只是「個別事件」抑或長期政策,遂更感危機處處、陷阱重重。這情况,用內地語言來說便是「連個說法亦沒有」!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是最典型的恐怖施政狀態。對此事最該公開交代的人當然是康文署的頂爺亦即民政局的阿頭,但阿頭只照稿宣讀了兩分鐘白話,含糊其詞,施展的正是前加拿大國民蘇錦樑所痛恨的所謂泛民的「閃縮」拉布招數。這位常被劉慧卿喚做「哨牙仔」的民政局阿頭許多年前出身於所謂泛民陣營,原來泛民 DNA 尚未根除,如今剛好派上用場,亦是妙事,人世因果際遇之奇,誰都難料。「國立」此番被刪,康文署施展的是「斫頭法」。其實,要對別人的名號動手腳,自民國以來常有其他慣用法子,譬如說,不去斫頭,反而加建,讓你保留原先名號,但在前面替你加個「偽」字,表明你的名不正言不順。偽政府、偽政權、偽軍隊、偽立法院、偽司法院、偽警察……統統用過,此即所謂「戴帽法」。 所以,康文署如果夠毒,不妨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面前加個「偽」字,那更政治正確,比北京中央尤為立場堅定。此外,亦可加上「所謂」二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變成所謂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或替國立加個引號,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變成「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康文署若敢這樣做,才是有吉士啊。是次「國立」爭議中的「國」,是「中華民國」,這塊百年招牌其實像一個老舊的酒瓶,不斷被注入半新不舊的怪異酒水。台灣在中華帝國手裡被割給日本,直到一九四五年始由國民黨政權控制統治,「中華民國」的招牌首回被帶到台灣的土地上;萬料不到的是,四年之後連「中華民國」本身亦被局限到台灣了,蔣氏父子的小朝廷直把台北當南京,繼續發其皇帝春夢,但老店招牌多了不同的稱喚,有時候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有時候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名號多變,屈辱重重,確令手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兩千七百萬人感到沮喪。對「中華民國」之號,批評得最痛快的是作家李敖。李敖前陣子曾謂,國民黨堅持高舉中華民國名號,因需證明自己的存在;民進黨不敢放棄中華民國名號,因想借屍還魂;共產黨不承認中華民國名號,卻更不准你改中華民國名號,因怕台獨得逞。「中華民國」,一中果然各表,各懷鬼胎,華人政治真是一盤詭奇的怪棋。原文載於2016年3月26日《明報》副刊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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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立」事件:由「九二共識」說起香港國際角色的褪化

康文署在表演場刊中刪去臺灣學府的「國立」一詞,全城譁然。事件除了說明港府部門的政治審查,其實更可為香港國際地位如何褪色立下註腳。「國立」校名中的「國」,尚不是「臺灣國」但仍無法留低,即是變相連「中華民國」、臺灣統派所堅持的「九二共識」都一併否定。然而諷刺的是,當年破天荒達成的國共九二會談,正是在當時仍然真正自外於國共控制的香港舉行。香港與國共九二會談故事得由當年說起。1949年後兩岸分治,一直敵對。及至1980年代,除著兩岸大局已定,反攻大陸無望,臺灣方面就醞釀重整對陸關係。1991年,國府正式著手與北京溝通,並在翌年10月展開了正式會談;而地點選擇了當時仍在英國治下,作為國共第三方的香港。事實上,香港過去作為兩岸間的中立區一直是雙方互作試探的重要場域。早在1955年,北京就派章士釗(清末革命黨人,與黃興共創華興會,但後來投共)來港與國民黨接觸,試探與臺北和談的可能,惟後來不果;1973年章氏再來港試圖重啟談判,但出師未捷就在香港病逝。後來國府派元老陳立夫試圖回應北京,但又因爆發文革而止。因此九二年的國共會談在香港舉行其實並不意外。但會談最後沒有實質成果。雖然雙方都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並以統一為終極目標,但何謂此「一個中國」並沒有共識。北京始終堅持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合法政權,臺北則強調雙方於「一個中國」的認知各有不同,但彼此有各自演繹的空間,並單方面宣布「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九二香港會談的「共識」。雖然兩岸事實上話不投機,會談最後連雙方同意的文字協議都沒有;且北京歷年來已屢次否認有「各自表述」的空間,但畢竟係雙方正式肯定統一前提的會談,因此就形成日後北京與及臺灣統派所謂的「九二共識」。香港以其英治背景,微妙的在兩岸關係間擔戴獨特角色。所謂「共識」:中共及後的對臺立場與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然而,正因為「九二共識」其實模糊,其對於兩岸政治身份的確認並沒有實質作用。臺灣綠營當然不承認與對岸有任何政治共識,北京亦繼續否認臺北為合法政權,因此其文宣當中,國府總統只能是「臺灣地區領導人」;青天白日紅旗不能在大陸宣示,即使在新聞片段中亦要劃去;「國立」字眼更要全面刪去或加上引號,如此環境於是成就了早前周子瑜事件的背景。本來兩岸爭議,香港自可抽身,但主權移交,政歸北京之後,香港已不再是中立地區。對於臺灣的「國立」名份,港府在政治壓力益發之下,難以不向北方靠攏。終於,當年以第三方成就國共會談的香港,今日其文化部門,卻連一間臺灣學府的正式名銜都容不下。因此,自歷史觀照,康文署「國立」事件說明的不僅是其政治審查,還有香港如何失去了在兩岸間的第三方角色以及自主空間。即使有指政府內部對於如何處理「國立」字眼並沒有一貫指引,然而面對能體察上意,劃走北京敏感詞的前線官吏,港府高層自然不能斥責否定;但若由此宣布港府將緊跟北京路線,嚴守政治正確,勢將衝擊香港一貫信奉的自由作風,恐怕馬上就掀起新一輪的政治危機,於是劉江華面見傳媒只能讀稿快閃。一國兩制之下,北京政治操作與香港社會文化的矛盾,又見一斑。 九二共識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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