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最大政治審查機器

掌握本港絕大部分文化表演場地的康文署,要求劇團「糊塗戲班」刪除節目場刊中,其中一名監製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兩字。不用爭論,顯然是部門人員敏感症發作下進行的政治審查。但這種敏感症早已在政府全面散播,所謂的「一國兩制」,早已這樣一點一滴被消弭於無形。其實康文署早已進行政治把關的任務。在2001年開始,該署便開始以「所申請檔期的場地已被租用」或「可供公眾人士租用的日期已全部分配予演藝和社區建設團體」等原因,不再租用場地予被內地列為「邪教」的法輪功舉辦活動。今次禁「國立」字眼事件,是一次文化界怨氣累積多年後的爆發。糊塗戲班的遭遇,在本港文化圈子其實已存在多年,不少表演團體或單位人員,都有過相同的經歷。只是大部分的團體為了順利演出,唯有「揸頸就命」、忍氣吞聲。不過今次事件,是否可令署方不再做這些無聊多餘的審查,筆者未感樂觀。因為政府已成為本地最大的政治審查機器,不同的部門都「各司其職」,自設政治禁區。正如掌管龐大公共屋邨單位的房署,曾有禁止議員在屋邨展示某些批評政府宣傳品的紀錄。例如有政黨曾擬張貼寫有「大話精梁振英」和「抗議中聯辦亂港」的遊行宣傳海報,亦被署方以內容涉及批評第三者為由拒絕批准張貼。後來申訴專員公署決定調查房署是否在審批公共屋邨展示宣傳品時,有標準不一的情况。又如上月選舉事務處拒絕為本土民主前線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梁天琦,免費投寄有「勇武抗爭」、「自治」及「自主」等字眼的競選宣傳單張。以上提及被禁或被阻的內容,絕無觸犯本港的法律。但掌握雄厚資源的政府部門人員,就奮勇擔演了「政治守門員」的角色,甘心畫地自限,「兩制」的空間就是如此愈畫愈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3月24日) 國立爭議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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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猶不及

康文署要求劇團「糊塗戲班」刪去場刊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國立」二字,換來該校嚴正抗議,連台灣駐港機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也表明會向港方交涉。這場公關災難源於負責印場刊的康文署職員的口頭要求,到底他是按康文署明文規定的指引呢,還是自作聰明去揣摸上級意思?網上流傳新華社的禁用詞規定,指明不准寫「中港」、「中台」等將地區與國家並列的字眼,但幾時說過可以連人家的大學名稱都擅自改了?這種過猶不及的奴才心態,在今天的特區政府乃至整體社會中都極之普遍。筆者深信這是中共在梁振英的配合執行下,多年來製造「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白色恐怖氛圍所致;其最終目的是要令香港有識之士噤聲,官員一於奉「寧左莫右」為圭臬,讓掌權者為所欲為。初二的旺角衝突,梁振英特首左一句「暴動」、右一句「港獨」,甚至不惜淡化六七暴動的嚴重性,以為這樣可以「平亂」向中央邀功,換來連任多一屆特首。結果是不知怎的,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指民生矛盾令青年變得激進,他們贏得立法會選舉也屬正常,還承認中央過往的表達方法有待改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承認衝突源於大眾對政府不滿,而非甚麼港獨活動,並指中央希望緩和與泛民的關係。梁振英一直以煽風點火為己任,最初是在自己的施政報告中,攻擊港大《學苑》搞港獨;如今是將小販問題的民怨,又上綱上線到港獨層面。他一而再、再而三挑撥香港人和北京的關係,當北京的治港政策愈緊,香港人的反抗愈激烈,所謂的港獨思潮,其實就是由這位「狼來了」的主角造成的。「狼來了」的故事教訓我們大話總有天會揭穿,今天馮巍和劉兆佳似乎代表北京放軟態度,如果這是真的話,請先處理下任特首候選人的問題。我一直深信任何比較像樣的人做特首都比梁振英好,用英文表達就是Anyone But CY(ABC)。我們萬不能讓一個製造白色恐怖,並為了鞏固自己權力而唯恐天下不亂的梁振英連任特首。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3月24日)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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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行政的倒退?

康文署拒絕讓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名字裡「國立」兩個字出現在演出場刊內,乍看來小事一樁,其實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很大,值得大家認真探討。執筆時康文署當初所做決定的理由大眾尚未清楚,但說到底可能性不外乎兩個:一是特區政府下了死命令,要封殺一切令人聯想到「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直接或間接表達;另一可能就是康文署內有人自作主張做出有關決定。倘若是前者,情況就相當嚴峻,因為根據同樣的邏輯,香港電台固然不能再用「台灣總統」之類的字眼,甚至市民到郵局寄信,如果地址寫的是Taiwan, R.O.C. (Republic of China 的簡寫)郵局也不能受理,必須改為Taiw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至於這樣的信能否寄到收信人手上,那就天曉得。)當然以上荒謬的場景純屬推測,雖然未敢斷言有一天它不會發生,但至少在目前一刻,觀乎中國政府在「掟磚事件」與新界東補選之後令人意外的低調反應、以及對台灣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的試探性言論,特區政府突然全面收緊關於台灣的論述空間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那麼餘下較大的可能性,就是康文署內有人自作主張,動機不外乎是揣摩上意、為了顯示政治正確而「寧左勿右」,然而這樣卻暴露了做出決定的人政治與專業水平低下。政治水平低下,是因為在成立於1982年的「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名字裡,「國立」兩個字所代表的肯定是「中華民國」(而不是「台灣國」),這完全符合國共兩黨之間關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自從蔡英文當選總統以來,北京軟硬兼施地要她承認「九二共識」唯恐不及。若然堅持刪去「國立」兩個字,等於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這對於鼓吹「一中一台」的深綠陣營豈不是正中下懷?康文署一見到「國立」就條件反射地要刪除,政治水平等同於一見到華人就強迫對方承認是「中國人」的中國大媽。至於專業水平低下,見諸幾方面:首先,在事件中康文署明顯地做不到公務員隊伍一向所標榜的政治中立;第二、康文署內有負責表演藝術的公務員,廣義來說屬於藝術行政人員。藝術的功能包括反應顯示的複雜多元性,藝術工作者是探索思想禁區的先驅,而基本法與人權法亦賦予香港人言論自由,因此康文署職員作為藝術行政人員,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有責任為創作者爭取最大的表達自由度,反過來說。更不能為了行政方便或其他理由而妄設禁區。但令人極度遺憾地,從今次事件可見,康文署人員的專業水平經不起最小的考驗。事件甚至不涉及作品內容或表達手法的敏感性,只在於場刊的非政治性資料,而觀乎署方的表現,連對既有事實起碼的尊重都談不上。據報康文署人員曾要求以「北藝大」代替學校全名,先不論這簡稱會不會讓不熟悉的觀眾誤解為「北京藝術大學」,更重要的是這代表着一種純粹是掩耳盜鈴的態度,在力求被視為「政治正確」(其實是不正確)的同時,對有關表演團體、個人、學校與觀眾的尊重完全被拋諸腦後,放棄了實事求是,反而助長了社會上「政治掛帥」的歪風。如果康文署連世界上存在中華民國這簡單事實都認為需要向觀眾隱瞞,那麼所謂「康樂文化」跟洗腦何異?事件代表了康文署對本身專業價值的背棄,但惡果卻要整個社會承擔。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校長已直接批評康文署「極粗暴及缺文明素養」、「與北韓沒兩樣」,事件很容易被解讀為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在台灣跟香港(甚至大陸)的關係上,以至於香港的國際形像上,都會產生負面影響。從藝術發展角度而言,香港藝術發展土壤貧瘠,已是人所共知,而康文署贊助是業內主要經費來源。通過今次的事件,康文署明白地告訴了大家她的政治審查標準,各團體為了生存,誰還敢觸碰稍為敏感的題材?當各藝團競相製作「推廣一帶一路」之類的作品,也許有人會因此而高興,但難道這就是香港藝術應當走的道路?筆者剛好身在台灣,目睹港台兩地文化環境一枯一榮,跟身在香港的人同樣感到痛心。事件更令人不期然想到「一國兩制」日漸走樣的問題。一份場刊的內容絕對是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到底是什麼令香港人甘於自毀長城?我認為,香港價值逐漸喪失的責任不單在於中央政府與特首,也在於每個香港人身上,特別是掌握公權的人們,包括大小公務員。在職場上,揣摩上意與一切從自保出發是一種腐蝕性的劣質文化,必須要有懂得獨立思考、敢於堅持原則的人與之抗衡,雖然在華人社會裡,後者往往屬於少數,而且需要為良心而付出代價。在回歸的一刻,洋紫荊莫名其妙地變成紫荊,日後的經歷更證明,當越來越少的人能夠堅持是非原則,越來越多人選擇隨波逐流,制度就難免敗壞、各種反智的悲劇就難免發生。最後強調一句,倘若如以上所估計,事件是康文署本身的愚蠢決定,署方應改掉政府部門「死不認錯」的惡習,鄭重向有關各方道歉,挽回公眾與藝術界對該署的尊重與香港的開放形象。但倘若有關處理原來是局長下的指令,那麼上文對康文署的批評可能不盡公平,反之,作出指令的問責局長應該因此引咎辭職。作者為音樂與戲劇創作人,現居於台灣文:潘光沛 藝術 國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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