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光革命」以後 韓國走上新道路

2017年3月10日,這一天將會被寫入韓國國家歷史上,其中最具關鍵意義的一天。 3個月前,韓國國會以234票支持、56票反對,大比數通過總統朴槿惠因涉及「閨密」好友崔順實的干政醜聞而斷送國家民主體統的彈劾議案。就在按韓國憲法規定,彈劾議案轉交憲法法院的特別檢察小組進行調查,經過兩個多月的蒐證與傳召與案相關的證人以後,8位憲法法院的大法官,最終以一面倒的8:0票數,維持國會的原判,通過彈劾總統朴槿惠的議案,使她成為韓國憲政史上首名被成功彈劾下台的總統。 早於上年年底已被韓國舉國上下民眾視為「民主負資產」的朴槿惠,4年多來統領着青瓦台,只懂站在大部分國民的對立面,推出接連不斷有違社會公義的偏執政策。不論是重修以為她亡父朴正熙正名的偏頗歷史教科書,抑或是為財閥擴大欺壓工人福利與勞工保障而實施的重商政策,又或是為了打擊批評她的言論力量而粗暴干預了新聞機構的編採自由,而且對一班敢言的藝術工作者與演員設立了一張打壓黑名單,甚至在處理「世越號」沉沒一事上一直未有向公眾解釋為何待沉沒7小時後才向公眾露面,都展示她一直視民眾如無物地踐踏着韓國人以血與汗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傲慢態度。忍無可忍的韓國國民,把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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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男被殺與中朝關係

金正男遭刺殺之事在全球引起轟動,但中國外交部的反應卻出奇冷淡,僅稱「注意到媒體有關報道」。又稱「有關事件發生在馬來西亞,目前馬方正在對事件進行調查」。最多說了一句,「我們目前正在密切關注事件的發展」。 殺金正男非為向華報復 對於金正男被刺事件,外界把矛頭一致地指向他的同父異母弟弟、朝鮮現任領袖金正恩。雖然離國多年的金正男已難對金正恩構成威脅,朝鮮剛剛試射導彈,遭到國際一致譴責,此時在眾目睽睽下,上演女殺手一招致命的鐵金剛式戲碼,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但畢竟符合金正恩的個性及行事風格。不過,將此事說成是金正恩對中國的報復,殺掉金正男是根絕了中國干預朝鮮的後患,就屬過度解讀了。 金正男雖在北京居住多年,但中方對他的保護只是基於維護自己地盤安全的考慮,若想利用他來對平壤施壓,絕不會任由他自出自入。根據報道,金正男對他在中國受到的保護不以為然,曾經說過這「既是保護,也是監視」。在華居住多年的他,據說會說英、日、俄多種語言,就是不會說中文。金正男由北京到澳門,尚屬中國勢力範圍之內,但他近年南下移居新加坡,經常出入大馬,已是主動脫離中方視線,而更傾向進入美國保護範圍,身體語言已十分明顯了。 更傾向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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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須把握「特朗普機遇」

元宵節前,特朗普在與習近平的通電話中為中美關係拆彈,明確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這一結果相信是大多數國家樂見的,因為這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關係步入良性軌道,更意味着亞太地區整個戰略環境開始扭轉。 近幾年來,隨着美國「重返亞太」的腳步,地區矛盾進入突顯期,包括南海、釣魚島、朝核、薩德系統等問題此起彼伏。究其根源,一方面在於美國自身在亞太的戰略考量,另一方面也來自於亞洲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 然而,在整個「亞太再平衡」的過程中,亞洲國家發現美國不是理想中的那個中間人,中國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美國則發現中國的便宜並不好佔。一種希望轉變的內在呼聲在亞太地區逐漸佔據上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成為這一轉變的直接推動力,以至亞洲許多國家還沒做好迎接轉變的準備就邁進了新局面。 不少評論認為特朗普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主張「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以及在全球戰略收縮的考慮,是老天賜給中國的機遇。筆者認為,這同樣是給了美國甚至亞太每一個國家的一個大機遇。 首先,TPP和「亞太再平衡」都是基於遏制、圍堵中國的零和思維,是冷戰思維的延續,早已不適應當今世界的發展變化。儘管特朗普未必會完全拋棄這一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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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姬與羅興亞人的命運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身上肩負著緬甸人民和國際社會對她改善緬甸人權狀況的期望 –曾經,她是人權捍衛者的一個標記,也是緬甸人民的希望。然而,自去年她帶領「全國民主聯盟」 於選舉中獲勝,「以自己方式」成為國家顧問而掌握實質大權後,其對國內少數民族羅興亞人的多番言論卻使不少人「大跌眼鏡」。一向打著希望各種族能和平相處的旗號的她,在羅興亞人遭受緬甸軍政府多番暴力打壓後,卻否認緬甸軍隊作出了違反人權的行為[1],使外界更擔心羅興亞人的處境。信奉回教的羅興亞人多年來在以佛教為主流信仰的緬甸飽受壓迫 [2]。 近日,緬甸軍政府對羅興亞人作出新一輪的武力打壓。事件始於2016年10月9日在若開邦的多宗邊防人員被襲事件,當局估計襲擊由羅興亞民族的激進分子所策劃,於是便打著調查襲警事件的名義,在若開邦展開反暴動行動。可是, 緬甸軍方在「調查」中使用的武力遠超於所需的程度 – 包括任意拘捕羅興亞平民、法外處決、強姦婦女等等。不合比例的武力「調查」國際特赦組織早前透過與羅興亞人訪談及根據衛星圖片分析,於12月發表調查報告,揭示緬甸軍方不符比例的「調查」行動;報告亦指出,緬甸軍隊很可能已經觸犯危害人類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危害人類罪在國際法上享有「絕對法」(jus cogens)的地位[3],是國際社會公認為不可違反的法律 [4] 。 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第7條,危害人類罪是指任何國家作出或容許「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的謀殺、驅逐出境或強行遷移人口、酷刑、強姦、基於族裔和宗教對任何可以識別的團體或集體進行逼害及強逼人員失蹤等行為 [5]。今次事件中,緬甸當局在沒有證據顯示羅興亞族的平民百姓與連環襲擊事件有關的情況下不分皂白地射殺他們、透過焚燒他們的建築物和其他武力威脅逼使他們逃離緬甸、對被捕的羅興亞人施行酷刑、強姦婦女、基於羅興亞人的族裔和宗教剝奪他們的出入境自由和獲得人道援助的權利,以及拒絕向被捕人士的家屬提供被捕人士的下落等行為,足以構成危害人類罪[6]。孟加拉不願承受的負擔絕望逼使羅興亞人逃至孟加拉,但是孟加拉政府卻對他們的苦難無動於衷。拒絕接納他們之餘,還拒絕為境內的羅興亞難民提供人道援助。逃到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只好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中生活,飽受飢寒交迫之苦。雖然孟加拉並不是《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的締約國,但是按照國際習慣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中的「不遣返」原則 (non-refoulement principle) [7], 接收羅興亞難民乃孟加拉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 也就是說他「不得以任何方式將難民驅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為他的種族、宗教、國籍、參加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而受威脅的領土邊界」[8],而現時孟加拉在羅興亞難民一事上所採取的政策已經違反了他在國際法上的責任。慘遭緬、孟兩國如氣球般拋來拋去的羅興亞人前路茫茫,而身為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的昂山素姬卻因為種種理由而選擇袖手旁觀;即使羅興亞人與緬甸歷史上時有紛爭,也不應以此為由,對一般平民的生存權利受侵害置若罔聞。昂山素姬既為緬甸領袖,希望她不會負和平獎所拜託,盡快為羅興亞民族帶來轉機。參考資料:[1] Amnesty International, “WE ARE AT BREAKING POINT” Rohingya: Persecuted in Myanmar, Neglected in Bangladesh (19 December 2016)[2]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死於壓迫,還是葬身大海?-羅興亞難民的悲歌 (6 November 2016)[3]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2001) UN Doc A/56/10, art 26 para (5). 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6_2001.pdf>[4]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dopted 23 May 1969, entered into force 27 January 1980) 1155 UNTS 331 art 53[5]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2187 UNTS 90/37 ILM 1002 (1998), art 7.[6]同 [1][7] UNHCR, UNHCR Note on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November 1997[8] 《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第33條 緬甸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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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與罷免 宛在水中央

日前筆者收到友人傳來莫哲暐先生鴻文〈不論環境順逆 務要宣講真道〉(刊《明報》10月27日),對較早時間刊出的拙作〈論中梵對話和建交〉一文不吝賜教,茲簡覆如下。莫文很大篇幅談主教的罷免是「不可能」的,但主教的罷免是現今教會法的事實,毋庸爭論。制度永遠變動在2000年的教會史裏,主教的任命與罷免與所處時代息息相關,有由教宗任免的,有由神聖羅馬帝國王帝代勞的,亦有由當地的群眾和神職人員推舉。到了封建年代,王侯、封建領主和宗教貴族也參加進來。要等到1122年9月的《沃爾姆斯宗教協約》(Concordat of Worms),教廷才對主教的敘任拿回主動權。之後,1917年5月編纂的教會法,第213分段明確地將主教的敘任權力歸於一宗,寫進教會法裏。因此,教宗任命主教作為「常態」的時間,相比「非常態」的10多世紀,是短得多了。筆者在這裏只想帶出一個歷史觀點,即制度永遠是變動的,是隨歷史演變的,這當然也包括現今的中梵對話。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廷再編纂教會法,於1983年1月發表,在其第一部第九章第二節第192至194分段明確指出:神職人員由於過失或別的理由可被罷免(remove)。這是絕不含糊的申述。至於罷免的方法,一般是比較體面的勸退,但如果遇到最後還要抗爭的,則只有將結果的想像空間留給信徒了。也是基於這個前題,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11年一口氣將剛果共和國Pointe-Noire教區的Jean-Claude Makaya Loembe主教和澳洲Toowoomba教區的William Morris主教罷免。罷免的原因,相信前者是由於不稱職,後者是關於禮儀方面的爭論(女性神職)。之後,教宗方濟各上台,於2013年10月將著名的「Bishop of Bling」(Franz-Peter Tebartz-van Elst)罷免。此公曾花3000多萬歐元粉飾一番自己的官邸、私人教堂、浴缸……這裏,我們看到了教廷法的罷免權力充分地應用與執行。在教宗方濟各麾下,我們看到罷免主教和別的神職人員進一步制度化。2014年11月5日,出台了「Rescriptum ex audientia」敕令,其中的第5條申明「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主教可被要求遞上辭呈」。能提出要求的當然只能是教宗及其授權的主教團,而這當然也是與法定75歲退休上限年齡無關。緊跟着這敕令之後,面對廣大因受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的受害者,教宗方濟各於2016年6月4日再發出使徒書信Motu Proprio,「As A Loving Mother」(對最待需求和最無依的人施予關懷),對罷免主教和其他的神職人員訂下實際的程序。書信裏針對主教的罷免用了比較多篇幅,第4條明確申明遇到非罷免不可的案件,在啟動勸離的15天內,如對方還沒有回覆,可發出教令予以罷免。這裏談的「罷免」,是職權的剝奪,不涉及主教的職稱;保留與否,是沒多大意義的討論。暴力傳教、禮儀之爭與道德制高點此外,莫先生大文也提到了文化衝突。首先,筆者的文章有提到「禮儀之爭」,這是歷史名詞,以記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這段歷史,但從沒有談到文化衝突。筆者倒是談到了「暴力傳教」,「暴力傳教」是主因,導致了「禮儀之爭」及之後教難變國難的悲劇。事實上,自天主教傳入中國,中國史就變成了一部災難史。了解這層關係,面對現今中梵這來之不易的對話,假如還有人自以為永遠擁有道德制高點對中國的種種處處詰難,只屬精神自瀆。當我重看莫先生大文的標題——〈不論環境順逆 務要宣講真道〉——想起了數百年前來華的傳教士,我開始覺得茫然……文:梁文輝(自由撰稿人,長居法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5日) 國際 中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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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隆尼亞的命運

加泰隆尼亞,西班牙一個美麗的地區,也是近年越見高調爭取獨立的自治區。最近,加泰隆尼亞國會通過決定,不論西班牙政府是否同意,都會舉行獨立公投。有組織在今年七月進行民調,指超過一半市民都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2010年,加泰隆尼亞議會立法禁止鬥牛。一個多星期前,這項法案被西班牙的最高法院推翻,指鬥牛是西班牙的傳統,維護國家傳統的責任在國家,而加泰隆尼亞的議會作爲地區議會沒有權力通過該法案,因此該法案無效。根據當地報導,加泰隆尼亞人(包括官員和普通市民)對西班牙法庭的判決相當不滿。但不滿是來自對動物權益的關注還是政治原因,則衆説紛紜。據知,加泰隆尼亞自己也有一種追趕牛隻的傳統活動,有時甚至在牛角上綁上火炬,有些動物權益人士指這種活動也是對牛隻殘忍的傳統。那麽,爲什麽加泰隆尼亞人想脫離西班牙獨立成國?一般人都知道加泰隆尼亞以自己的語言(Catalan)和獨特的風俗文化自豪,但是未必知道她也是西班牙的經濟重鎮,是西班牙最有錢的地區。加泰隆尼亞佔西班牙總人口約16%,而GDP佔西班牙整體約四分之一,人均GDP也比四班牙其他地區的平均值為高。加泰隆尼亞上繳的稅收,也自然比其他地區為高。但更重要的是,對於很多加泰隆尼亞人來説,西班牙政府在加泰隆尼亞收取了比其他地區多的稅款,但是把款項的用途重新「洗牌」,其他地區即使生産值比加泰隆尼亞低,也獲得比她更多的國家撥款。換句話說,加泰隆尼亞真正是「為廣大人民服務」。自從西班牙成為了歐豬五國之一後,經濟命題自然成為了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更大的推動力,甚至有很多加泰隆尼亞人認為,他們對其他地區貢獻的程度,已經使加泰隆尼亞的基本公共服務受到影響。由此可見,歷史、文化等等因素,只是影響加泰隆尼亞人身分認同的其中一些因素,真正決定他們命運的是荷包:錢,是很實際的問題。加泰隆尼亞是否能成功獨立,還看西班牙政府的反應,是否只從消極方向單方面宣布加泰隆尼亞國會的決定無效?還是效法與某些地區的做法,與加泰隆尼亞訂立一些稅收協議,從根源減少加泰隆尼亞人的不滿?從加泰隆尼亞看香港的命運,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現在正是下任特首人選鬧得熱烘烘之時。下一屆的執政者會否採取實際的措施解決香港人的內部矛盾,還是繼續「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一味把社會的紛爭賴到本土派、自決派、港獨派頭上,甚至使用「群眾鬥群眾」的方式挑動更多仇恨?我拭目以待。文:米律師 國際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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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失的戰爭:也門饑荒與世界失序

同樣遭遇內戰和人道災難的敘利亞,國際社群對也門今天的戰爭狀態並非熟悉。相對美國與俄羅斯在敘利亞阿勒頗的角力,涉及也門戰爭的國家遠比敘利亞的情况複雜和更值得重視。自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聯同橫跨非洲摩洛哥至亞洲巴基斯坦的10個國家出兵攻打也門胡塞反政府軍隊,出動戰機轟炸整個阿拉伯世界公認為最窮困的也門,但國際媒體甚少報道。直至最近也門首都薩那一場胡塞政府內政部長父親喪禮被戰機轟炸,釀成超過140人死亡、500多人受傷,國際社會才重新關注沙特聯軍轟炸也門的戰事,輿論亦開始質疑美英在沙特聯軍攻打也門的支持角色。被遺忘的戰事也門瀕臨全面饑荒的崩潰局面未被世界認知。聯合國和其他人道組織發放的最新資料顯示,估計也門全國人口超過2700萬人中,總計有1410萬人在這次戰禍中欠缺基本食物,即全國超過一半人口面對營養不良的生存問題,糧食危機持續惡化。其中兒童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學校被轟炸不單令學童失學,國內150萬兒童缺乏營養,其中37萬已達瀕死邊緣。西部塔伊茲省已經陷入饑荒的狀態。面對全面饑荒和疫症爆發,如果沙特聯軍封鎖物資入口的情况持續,也門可能是繼1980年代埃塞俄比亞的饑荒後,21世紀發生其中一個最嚴重的人道危機,情况值得大家關注和施以援手。被消失的也門但在全球化資訊發達的時代,也門發生空前的饑荒災難,國際媒體和社群未作出基本的救援,問題實值得深思。首先,大家可能會奇怪,為何情况這樣嚴重,好像沒有聽聞?其實自「阿拉伯之春」發生後,也門內戰到被沙特聯軍攻打,戰事頻繁不單迫使外國政府撤僑,主要港口被沙特聯軍封鎖,很多全球性的救援組織根本沒法踏足也門開始任何救援項目,記者也難以進入也門作報道。莫說救援和報道當地消息,國內亂局和戰事迫使主要機場和海岸關閉,就連也門國外的僑民也難以返回祖國探親。第二,也門面對空前的災難不為國際社群認知,跟西方社會與阿拉伯世界理解中東問題的差異有關。對比國際社會一致認同敘利亞難民危機和伊斯蘭國的威脅,阿拉伯國家取態相對冷淡,相反阿拉伯國家更重視也門的戰略性位置。當西方聚焦敘利亞危機和伊斯蘭國的威脅,阿拉伯國家更重視打擊伊朗支持的什葉派胡塞軍隊。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戰爭第三,沙特阿拉伯為首的十國聯軍大多由穆斯林遜尼派政府組成,包括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埃及、蘇丹、約旦、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和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帶領的戰爭,是得美英政府的默許和軍事上的支援,打擊奪取政權的什葉派胡塞武裝組織,以支持流放到沙特的也門總統哈迪重掌也門。其實,沙特出戰也門,矛頭並非也門,而是也門什葉派胡塞軍隊背後的什葉派德黑蘭政府。外界因此分析,也門的戰事本質上是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戰爭」。另外,「阿拉伯之春」發生後,出任也門總統超過32年的薩利赫被迫下台,北部什葉派胡塞武裝組織奪取政權後,與前政府的西方盟友美國、英國、法國斷絕交往,隨即尋找新盟友伊朗、俄羅斯和中國結盟。有分析指出,領導遜尼派世界的沙特舉兵也門的焦點,是要抗衡伊朗什葉派勢力不斷擴展的威脅。事實上,自2003年伊拉克薩達姆.候賽因的遜尼派政府倒台,伊朗加強聯繫和介入什葉派掌權的伊拉克,加上伊朗在核談判後制裁解凍,有分析指出沙特眼見什葉派的半彎新月從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一直延伸至黎巴嫩圍堵整個沙特的北面邊境,而也門什葉派胡塞軍隊就成為沙特南部的威脅。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什葉派勢力已從南至北將整個沙特包圍。為化解什葉派日益壯大的圍堵威脅,沙特必須聯同其他遜尼派國家,打擊伊朗與也門的什葉派聯盟。雖然將沙特出兵到也門說成是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或將問題過分簡化,但沙特與伊朗今年在處理全球油價、處死什葉派教士、麥加朝聖等議題上針鋒相對,教派分歧的因素實影響中東地區的穩定。美俄介入紅海最後,也門引發的戰亂有向阿拉伯西南部擴散的趨勢,未來美俄的角力亦延展至紅海。也門中央銀行南遷至亞丁,以斷絕胡塞武裝組織獲取伊朗的資金援助,此舉令糧食物資更難運送入國家,饑荒問題惡化。也門與阿聯酋的衝突亦已延伸至也門西南部的紅海範圍,有報道指最近兩枚疑從也門胡塞軍隊發射的導彈,落在美軍驅逐艦「梅森號」紅海的附近範圍,「梅森號」發炮攔截,隨後美軍亦發炮摧毁胡塞雷達站。另有報道指也門前總統薩利赫促請俄羅斯派兵介入,似乎俄羅斯亦密切注視阿拉伯半島南部的戰爭。紅海戰雲密佈,不單左右中東局勢的穩定,更對紅海至亞丁灣全球能源和貨櫃通道構成威脅。因此在關注敘利亞難民和伊斯蘭國威脅的同時,關心也門饑荒的災難亦是一個了解將來中東及至全球局勢的重要角度。(作者按:筆者曾於2016年10月8日香港電台第一台的《十萬八千里》中接受訪問,此文是修訂版)文:何偉業(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1日) 也門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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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現實 脆弱的共識——論中梵對話和建交(上)

最近,中國與梵蒂岡密切接觸的消息不絕於報,建交的前景也甚囂塵上。想筆者於上世紀70年代到巴黎求學的時候,曾與衛青心神父(註)見過面,他可能是當時研究中梵關係最重要的中國學者。也因為如此,甚至「主內的兄弟」都上綱上線的為他扣上了「紅色司鐸」的帽子。他曾經在里昂的中法學堂念書,是第一批中國大陸解放後倡議中梵對話的活躍分子之一。中梵要解決的兩個問題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登位後,與中國的接觸明顯是比以前來得務實。其實「務實」也就是直接針對問題,僅此而已。實際上,雙方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兩個:(1)主教和別的神職人員的任命與罷免;(2)跟台灣的關係。第一個問題,從種種迹象看來,雙方已經開始達成一定的共識,這就是主教的人選都需經雙方認可,再由教宗任命。這個模式已經在最少另外兩個國家實行,分別是越南和阿根廷 。越南也是現今少數與梵蒂岡沒有邦交的國家之一,情况跟中國頗為相似。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位時,雙方於2010年在主教任命問題上達成協議,主教人選由聖座提出,經越南政府認可後,再由教宗任命;假使越南反對,聖座要另外提出新的人選。據聞這是聖座和中國對話中提議的方案。不過,雖然對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越、梵建交尚待時日,且越南官方(或個別貪官)持續吞併教會土地和財產,這始終是雙方發展持續關係的隱憂。在地球的另外一邊,阿根廷自獨立後為避免前殖民宗主國的干涉,於1831年由當時的獨裁者戴咯撒斯(Juan Manuel de Rosas)親自選定主教,當然只有忠於政府的才可以出任。之後在1853年通過的阿根廷憲法將俗世國家的本質制度化,總統可以不依從聖座的命令。1923年發生了由政府委任的主教Miguel de Andrea遭教廷激烈反對的事件,而政府也反對由教廷委任的主教。1966年10月阿根廷政府跟教廷簽訂協約(Concordat),自此任命主教的人選由教廷負責,但仍需得到阿根廷政府的首肯。主教任命問題 最重要是罷免權回到中國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之後,教廷並未承認新政府,因此,新中國也從沒有承認當時黎培里主教(Riberi)的聖座代表身分,只是以其本來的摩納哥公民身分看待。兩年之後的9月,他在南京被驅逐出境時,中國官方的理由是他並沒有合法的居留身分。事後看起來,當時中國的做法是少有地圓滑的。驅逐出境的理由純粹是行政管理的執行需求,而非故意和教廷抬杠,更談不上與教廷斷交。之後,教宗庇護十二世於1952年1月和1954年10月,連續發出了兩道教諭(encyclique),前者譴責中方對教徒和教會的迫害,後者呼籲在中國的教徒保持對聖座的忠心,同時譴責中方於較早時倡議成立「三自愛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企圖從政治上全面控制宗教(作者按:實際上,「三自教會」同時涵蓋新教、東正教和天主教,其中「天主教愛國會」晚至1957年才成立)。1958年4月13日,首兩名方濟各會神父在漢口晉升主教,事前曾經請示聖座,但沒獲回覆。庇護十二世於是年6月29日發出第三也是最後的一道教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痛斥「天主教愛國會」壓迫教徒的行為,將之等同刑事罪行,重申只有聖座才可以任命主教。但奇怪的是教諭中第38條卻指出在非常環境的情况下,某些特定的個人或集體可以參與遴選主教的工作(此處根據聖諭的英文版),這是否為日後的發展預留天窗?事實上,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任命之後的罷免權力。單看中國大陸解放以後關押一大批神職人員的事情,假如雙方能在罷免的條件上達成共識,便可以避免將事情看成是對神職人員的壓迫。但達成如此共識的基礎何其薄弱。第二個問題, 自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教廷也相應將駐台灣的代表由等同大使降為等同公使的級別。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後,教廷於1985年再將駐台灣代表降為參事銜,級別等同代辦。教廷的姿態已經非常清楚,要等待的就需要忍耐。與北京建交之後,也可以在「一中」的前提底下在台灣派駐代表。理清了這兩個問題之後,還要面對的,就是其他在現階段關心和反對中梵建交人士的聲音。在這裏,不可以不提陳日君吧。在陳主教針對此問題的眾多文章和發言裏面,可總結主要3點:宗教自由、人權問題和對異己(教徒)的迫害。要理清這3點,我們不得不簡略回顧一下天主教會的歷史。假如在歷史上,教會歷來是推崇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不會對異己迫害的話,那麼,以這3點來責難中國是有道理的,否則就是虛偽的命題。註:衛青心神父洋名Louis Wei Tsing-sing,1906年生,2001年歿,著有《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黃慶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文:梁文輝(自由撰稿人,長居法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0日) 中國外交 國際 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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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爾的新聞自由

傳媒報導真相,以助公眾監察政府;然而,對不少政府來說,有些真相,也許不太方便被公開,於是出盡辦法令傳媒噤聲;在一些看似較文明的地區,政府會透過經濟誘因,而令傳媒高層「低頭」;而在其他地區,方法可能比較粗暴。於印度管轄的克什米爾地區(Jammu and Kashmir州政府),一間名為「Kashmir Reader」的報館自今年10月初就遭當地政府閉館並停止印刷。當局指該報館的報導會煽動暴力行為,並會擾亂社會和平與穩定;然而,有關當局並無確實指出該系列報導犯下煽動暴力行為的地方。Kashmir Reader報道了甚麼而令當局如此放心不下呢?自今年7月起,於印度管轄的克什米爾地區 (即Jammu and Kashmir州)發生連串暴力抗爭。一連串的事件源於一名克什米爾武裝部隊的指揮官Burhan Wani 遭當局殺害,當地10個地區開始連串反印度的抗議,政府實施宵禁,抗議者亦通過攻擊安全部隊和公共設施來阻止;而Jammu and Kashmir區的警察亦對示威者發射子彈、橡膠子彈等,造成超過80名平民死亡,令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進一步升級。而Kashmir Reader 是一份立場親克什米爾的傳媒,期間廣泛報導連串事件,亦揭示當地執法部門對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侵犯人權等不當行為。而當然有立場,亦會招惹支持印度政府的民眾不滿;在Kashmir Reader 的facebook專頁,兩派讀者不時發起罵戰——當然,罵的,均屬「鍵盤戰士」。然而,綜觀Kashmir Reader 仍存的報導,縱立場較親克什米爾,但亦是如實報導,亦未見有任何鼓吹暴力的行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19條:「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公約亦訂明,若要對上述權利施加限制,則須「經法律規定」,且為「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者為限。而由國際法、國家安全及人權專家於1995年制定的《關於國家安全、言論表達自由及獲取資訊的約翰內斯堡原則》(《約翰內斯堡原則》)[5]則指出,政府若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限制言論自由,「必須具保護合法國家安全利益的真正意圖及保護效用」。(原則1(乙))而保護「政府免於尷尬或為其掩飾錯誤、隱瞞公共機構運作相關資料、鞏固某一意識型態、鎮壓工業行動」並不合乎國家安全利益。(原則2乙)若政府要懲罰「威脅國家安全的言論」,須證明該言論「旨在煽動即時暴力」、「有可能煽動即時暴力」及「言論與暴力或有可能發生的暴力有直接和即時聯繫」。(原則6甲至丙)而如若報章報導只是陳述事實,而非直接鼓吹及煽動即時暴力,按照此原則,不應受到限制。監察《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指:「政治及公眾訊息的自由流動對市民、候選人及當選者都非常重要。這亦暗示報館或媒體無需受審查或限制,並可以自由地出版及就相應議題作出評論。」克什米爾編輯公會(Kashmir Editors Guild ) 指出當局對報館的指控是違反民主以及出版自由的精神。然而,縱使面對侵害人權的指控,印度政府仍未讓Kashmir Reader復刊。新聞工作者報導事實,捍衛真相,殊不容易;當全球各地不少政府均以不同的方式 – 抑或是如上述例子般將異見報館粗暴關閉、抑或透過經濟誘因,以「溫水煮蛙」的方式漸漸令傳媒進行自我審查,令政府「篤眼篤鼻」的傳媒工作者消失;不論報章立場是否我們所認同——縱然立場不同,並不代表其權利可任意被剝削。作為公眾,我們需要對這些不公發聲,向自我審查說不,方能捍衛我們的知情權。參考資料:1. Amnesty International: Closure Of Kashmir Newspaper A Setback To Free Speech (4 October 2016)2. AlJazeera: Kashmir unrest: Two more protesters killed by police (13 September 2016)3. The Guardian: Kashmir death toll rises after troops open fire on anti-India protesters (16 August 2016)4. BBC News Kashmir protests: Boy’s funeral draws thousands (17 September 2016)5. 《關於國家安全、言論表達自由及獲取資訊的約翰內斯堡原則》,此文中譯參考香港人權監察中譯本。 新聞自由 傳媒 新聞 國際 克什米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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