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要禁賭,請不要選擇性地禁

筆者的文章〈回應《時代論壇》頭條專題〈拒絕虛假盼望.由賽馬加場到教會反賭〉〉登出後,有友人呼籲筆者要勸勉在賽馬界工作的朋友(尤基督徒,不論是騎師、練馬師還是馬伕等)要另謀高就,因他們從事的工作牽涉到賭博,而賭博是不道德的。筆者固然有自己的想法,但姑且暫時不提,反之暫以友人的行事標準去考慮問題,哪到底會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金融界的朋友也不能倖免,因金融制度也為人類提供投機炒賣的平台。這個結論或許不受金融界基督徒的歡迎,但畢竟認為賭馬和炒股的本質是相同的人也為數不少。然而,筆者更想探討頗少人談論但頗為普遍的中、小學教育界賭博問題。筆者所指的,並不是中、小學生「猖獗地」參與賭馬和炒股,而是他們面對公開評核試時「貼題」溫習的情況。撇除極少數的精英能全面地兼顧溫習評核的範圍外,大部分的莘莘學子也無可避免地要「貼題」溫習。而「貼題」溫習應付考試,正是在賭博所讀的會出現在試卷的題目中。有時老師也要應因公開試的試題走勢調整教學的策略。如按友人的標準,若教育工作者早已認為公開試的制度千瘡百孔,加上應試的方式含有賭博性,哪是否做校長和教師的便須另謀高就、做學生的應退學另覓學習的途徑?可能有人認為,「貼題」溫習並非涉及金錢的賭博,其性質與賭馬和炒股的不盡相同。但這個說法的誤導性頗大。根據經濟學的定義,金錢指的能促成(貨品或服務)交易的媒介,但它並非局限於在市面流通的貨幣。舉個簡單的例子,升學也有基本的成績要求。若有一個學生想進入香港大學修讀學士課程,他/她在公開試考獲幾個5**或/和在課外活動表現優異後獲取錄的成功機會率,應較拿幾百萬港元賄賂港大校長或心儀學系的科主任後的高。當然,讀者可以指,若一個學生有幾百萬港元,他/她也可換一個較理想的學習環境和聘請名師私補,但這些因素並非可直接促成這個學生入讀港大,最後他/她仍要真正獲取佳績才能成事。由此可見,在現今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學業或/和在課外活動成績理想仍有其必要性。故此,「貼題」溫習涉及賭博校園內通用的「貨幣」。亦可能有人認為,「貼題」溫習始終不涉及真實金錢的賭博,其後果不及賭輸錢欠下巨債的嚴重。然而,讀者須針對校園的情景來看這個問題。筆者相信甚少中、小學生能夠合法地參與賭馬或炒股。但是,若然一個學生的成績未如理想,讀者可理解為他/她欠下校園貨幣的巨債,接踵而來的是他/她會被老師「追數」,額外的操練和補課是可以預期的。若然老師「不追學生的數」,待放榜後他/她便很可能給學校的高層質問和「追數」。現今香港中、小學教育界的「異化」情況,還望友人能夠明察。還有,以賭馬或炒股輸錢來反對賭博是典型的成王敗寇論。如純按此邏輯行事的話,只要有人賭馬或炒股賺錢的話,便沒有人能質疑他/她的行為的正當性。反之,香港每年透過公開試和聯招制度升讀到大學的人數百分比甚低,那麼其餘未能透過此路徑升學的學生又是否屬於「敗寇」的類別?其實,在現今香港的教育制度下,「貼題」溫習不僅牽涉個人成績是否理想那麼簡單,而是牽涉到賭博是否需額外花一筆錢讀副學士或其他課程的問題。當然,莘莘學生在聯招制度下如何排列自己的選擇,亦有賭博的成份。筆者原先希望花多些時間組織另外一些隱約思考到但現時仍不知如何表達出來才好的論點,但最後仍花了點時間來回應那位朋友。不過,筆者最終針對的,是理據而非那位朋友。倘若筆者的理據仍有不充份的地方,還望這位朋友以至各位讀者不吝指正。按筆者現時的理解,基督徒普遍頗易義正辭嚴地高呼「全面嚴禁賭博」的口號,但到底如何才算得上「全面」,似乎並沒有清晰的界定。若筆者以上的論述成立的話,不少基督徒對禁賭有多重標準之嫌。或許,在香港各教會和基督教團體再高呼「全面嚴禁賭博」前,首先應要了解香港社會的各種制度和結構,方能避免得出貽笑大方的結論。 基督教 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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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葉菁華教授:鄺管二賊因改姓黨而令聖公會退出崇基嗎?

剛拜讀了崇基葉菁華教授《分析聖公會退出崇基神學院的新聞報導》一文,雖然我同意或許分析新聞報導可以作這樣細節上的斟酌,但若我們希望能還原事件的真相,則不能不考慮事件的一些背景,和一些必須作出的推論。當我們仔細分析事件,就會發現,鄺管二賊因媚共而退出崇基的結論,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欲蓋彌彰背後的政治原因鄺管二人表面上說是不想聖公會名存實亡的繼續做「支持教會」。但這個理由的荒謬,等於一個兒子對母親說,「既然我二十年也沒有給你家用,為免名存實亡下去,我還是不做你的兒子吧。」若聖公會支持崇基的立場不變,合理的做法不是應該重新給予神學院實質的支持嗎?怎能因為不想「實亡」,就連「名存」也不要了?何況,正如不少人已經指出,既然已經名存實亡了二十多年,為何突然在這個時候才提出呢?創作一個荒謬理由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掩飾真正的理由,因為這真正的理由並不能光明正大地提出來。有什麼理由是不能光明正大地提出來呢?除非有人想憑空想像雙方高層有什麼私人恩怨,那大概只有聖公會和崇基在政治上的嚴重分歧了。而眾所周知,這政治分歧源於聖公會選擇事奉他們在北京的主,而崇基則忠於托付他們的福音之主。若聖公會確是因為政治考慮而決定退出崇基,我想請問葉教授,為什麼不能說聖公會退出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共表達忠誠」和「聖公會改姓党」呢?鄺保羅就「拆十」的取態《蘋果》引述陳士齊博士指鄺保羅不曾就拆十表態的確是有細節上的錯誤,但葉教授指鄺曾批評淅江當局「拆十」,其實同樣不是事實的全部。事實是,鄺的確在去年八月時突然良心發現義憤填膺地發聲明批評,但一句聲明之後,就選擇自動禁聲(原因請自行揣摸):鄺政協就此事的最近立場是今年三月九日的「正在了解,不方便評論」。這個立場和一個人發聲明收回之前的批評沒有二致。如此看來,說鄺沒有表態雖在細節上有可斟酌之處,但也不能說是冤枉了他。最合理的推論是什麼公眾甚至記者面對新聞,往往只有相當有限的資訊,但這不代表我們不能就已有的資訊下一些結論(註一)。所以,若我們要結論到底鄺管二賊是否因「姓黨」而令聖公會退出崇基,我們首先就要確定一些基本事實,然後在這些基本事實的基礎上,作出一個最合理的推論。我們已知事實包括:鄺是政協;全國政協曾於三月初至中齊集北京開會;鄺在三月底通知邢院長聖公會將會退出;習在 4 月 22 至 23 日 舉行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指示基督教會要改姓黨;五月初,聖公會就正式對外宣佈退出崇基;在管浩鳴對外公布後,崇基的校董會主席,兼聖公會的法政牧師陳衍昌在一個晚堂崇拜中說,他並不喜歡這個決定,而且,他是從聖公會給崇基的書信中得知此事(他並沒有提及任何在聖公會內部的討論);鄺管二人此事上給了一個荒謬絕倫的解釋,而暫時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一個結論:除了媚共之外,這個決定就沒有其他考慮了從這些事實我們如何結論呢?到底鄺管二人是為什麼在三月初至中的全國政協會議後,在三月底通知邢院長他們會代表聖公會退出崇基呢?又為什麼要將本來在九月生效的決定在習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後兩個多星期後自願對外公布?我們有三個選擇,一,這決定和習的指示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二,這決定只和另一些近因或遠因有關係(例如鄺管所指的「名存實亡」),而時間上巧合。三,這決定和什麼近因遠因都無關,純粹高興,而時間上巧合。選擇二和三是否合理,我相信自有公論。就我而言,惟一合理的推論是鄺管二賊由於在北京早已風聞習的最高指示,於是在回港後安排和他們認為有礙他們「仕途」的崇基學院劃清界線,最後在習將他的指示公告天下後,透過傳媒高調「繳旨」,以示自己確是兩條忠心不二的狗。葉教授指「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退席是聖公會近月倉卒作出的決定」,首先,邏輯上,我看不到為什麼退出不可能是近月的倉促決定。其次,從陳衍昌牧師的片言隻語看來,我反而覺得,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個決定是經過廣泛的諮詢和考慮才做出才是。結語:惟一可以商榷的只是其他聖公會的弟兄姊妹《蘋果》整篇報導惟一值得相傕的或許是一句「聖公會改姓党」。畢竟,改姓黨的只是鄺管二賊,將其他忠心侍主「被代表」的弟兄姊妹也一棒掃掉,確實對他們不公,我也絕不同意。但若「聖公會改姓党」只是指少數以鄺管二賊為首的聖公會「教牧」賣主求榮,侍奉北京習近平而背叛以寶血救贖他們的主耶穌基督,那麼我只能說,對,聖公會真的「改姓党」了。註一:然後在事件有進一步發展和突破時修正註二:事實上,若選擇二是合理的解釋,我看不到任何原因鄺管二人不將這原因說出來作者 Facebook 專頁嘗言道 Facebook 專頁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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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撒的歸凱撒,凱撒歸誰?

「凱撒的歸給凱撒,上帝的歸給上帝。」這是一段就算不是基督徒也會聽過的聖經經文。不少基督徒理解它為政教分離的信仰基礎。凱撒代表着地上的政權,既然「凱撒的」要歸給凱撒,那屬上帝的基督徒,自然不用理會凱撒所管轄的事了。相信政教要絕對分離的,會認為一切有關這必會朽壞的世界的事,包括了地上政權的政治,都與他們無關,基督徒應只關心屬天屬上帝的事。也有些基督徒雖不認為要完全與地上之事割離,甚至同意基督徒作為公民,是有責任參與社會事務,卻認為他們只是履行公民的責任,與他們基督徒的身分及信念無關。兩種理解都把基督信仰非公共化,信仰局限於私人領域,只關乎人的得救與成聖。基督徒或是要完全撤離公共領域,或是在進入公共領域前,要先把信仰放低。不少教會以外的人也有相同期望,或是基督徒應只關注宗教之事,不要理會政權、政治之事,或是抗拒基督徒在公共空間談信仰。按這兩種理解,基督徒在香港面對不民主、不公義的制度時,他們要不應完全置身於民主改革之外,要不應先卸下他們的基督徒面貌,才能以公民的身分參與民主改革,免教會尷尬或被無端捲入紛爭。但這兩種想法卻沒有進一步問,若「凱撒的」要歸給凱撒,那凱撒自己又歸給誰呢?萬物既都是上帝所造,且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君王的心亦是掌握在上帝手中,那麼凱撒及所有地上的政權理應也是歸給上帝,只是人叛逆背離了上帝。不是說上帝要在地上建立起神權統治,而是說屬上帝的人是有責任去盡力促使地上的政權不會背離上帝的公義,因地上的政權仍有賞善罰惡及關顧孤寡的責任。上帝給所有信徒的責任是行公義,公義離不開公平的資源分配,而這又關乎政治權力分配是否公平。一旦涉及政治權力,基督徒不單不可以撤離公共空間,更要以他們信仰為基礎去參與公共事務,所履行的,不單是公民的責任,更是信仰的責任。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3月12日)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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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了耶穌的新春賀詞

農曆新年將來臨,香港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孔教、佛教領袖如常發表了一年一度的新春賀詞。今年的內容包括了這一段:「青年乃社會未來接班人,修身立德極為重要,在家要能孝親敬長,在學能尊師重道,在社會能守法自律,對社會作出良好貢獻,不愧此生。今日網絡信息發達,吾人必須珍惜光陰,善用光陰,多研習宗教智慧與真理,以保護純潔心靈,免受不良信息污染。」其他宗教我不敢說得上是熟悉,所以我不多評論(雖然穆罕默德、孔子及佛祖都是反叛而不忠於權貴的人)。但我對天主教及基督教領袖願意把自己名字簽上有這內容的賀詞感到驚訝。為何我會這樣說?不如大家看看福音內的耶穌吧:1. 耶穌在青少年時已經到猶太教會堂對長輩很不客氣地拿起會堂內的經文讀出來(通常朗讀經文這些重任應該是長輩才能做的)。2. 耶穌更在很年青時已經偷偷地不跟隨父母,自己走了去與猶太教長老就聖經、宗教舌戰。到他父母找到他時,他還要「串」他父母為何要這樣緊張。3. 耶穌的母親要求他行奇跡時,雖然耶穌最終願意做,但都罵了他母親一番。4. 到耶穌成年後,為他受洗的是若翰洗者,而耶穌至少在他較早期的傳道訊息亦有強烈的若翰洗者影子。誰是若翰洗者?他是猶太王眼中的不良份子,到處去做「不良信息污染」的工作、妖言惑眾,最終被斬頭處決。5. 耶穌的門徒中包括很多「污染」的「壞人」。6. 耶穌教導門徒時曾說:「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為把平安帶到地上;我來不是為帶平安,而是帶刀劍,因為我來,是為叫人脫離自己的父親,女兒脫離自己的母親,兒媳脫離自己的婆母;所以,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7. 耶穌時常與經師及權貴在言語、演繹聖經及行動上有衝突。他不畏強權,「有碗講碗、有碟講碟」,得罪了不少人。8. 耶穌是因為擾亂了社會、宗教、政治秩序而被視判為犯法,最終死在十字架上。9. 耶穌的門徒多個世紀都不願向羅馬帝國屈服,因而受到迫害,最終是羅馬帝國反轉要向耶穌基督及其教會稱臣。所以,天主教及基督教領袖在今年的新春賀詞上變相地教訓、大罵了他們的救世主一頓。更可惜的是,他們這種把事情只看表面、依附權貴的態度根本就是向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打釘。今年的大年初三,剛好會是復活節前四十天的四旬期的開始。這段時間是教會呼籲信徒好好反省其罪惡及過失的時間,好好地預備紀念耶穌釘在受難及他光榮的復活。我祈求這位不「聽話」的耶穌基督能在這個四旬期開啟在地上聲稱代表他的宗教領袖的心,使他們能夠悔改,踏上行公義、好憐憫之路。阿門。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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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本當如此

這幾天天氣寒冷,循道衛理教會香港堂的主任牧師潘玉娟牧師whatsapp問我:「開放禮拜堂給有需要的人士避寒,有何意見及提醒。」我相信這只是牧師的謙虛,她已有決定,只是擔心安排會欠周詳。離開這禮拜堂主任的崗位已有半年,教會仍能本著基督的精神,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這實在值得感恩。自雨傘運動後,遇到不少不同教會信徒問我:「當你決定開放堂所給雨傘人士,有沒有經過會議,或有沒有遇到反對的聲音?」回應社會需要多是瞬息之間,很難經過會議才作決定,但需要有貫徹的信仰立場和行動,而這立場和行動是需要經過時間去學習和建立的。香港堂自一九九八年重建後,會友均盼望建立教會成為一所關心鄰舍的教會。除週三有午餐聚會,讓在灣仔區工作的人士可聆聽一些生活的講座,平常午膳時間,亦歡迎他們自拿飯盒在堂內吃和休息,堂內的洗手間也於日間開放,路過的人也可使用。我於二○○三年八月到任。前一個月曾發生五十萬人遊行事件,我也在遊行行列之中,親身經歷炎熱的天氣,汗流浹背,缺水和需要方便地方,但街道上不易找到。二○○四年亦有數十萬人遊行,於是便與同工商量,開放副堂讓遊行者休息,也提供飲用水給他們。由於是政治事件,不一定每位會友都會認同,故一切費用都不用教會經費,只是由幾位熱心人士拿出來。二○○九年發生人類豬流感事件,在禮拜堂對面的維景酒店有住客確診,於是要封閉酒店一星期,亦需要警員看守。警方盼望教會能借出地方,讓警員可作休息和指揮之用。當時亦有教友擔心,會否傳染,但我明白警員只是在酒店外看守,沒接觸病患者。只是一星期廿四小時開放,會影響一些團契活動及主日崇拜的舉行,但會友明白,作出短暫不便的安排,能服侍辛勞的警務人員也是應當的。二○一三年,葵涌碼頭工人罷工,在中環長實大廈外集會。他們需要地方開會,請我借出地方。對於勞資糾紛,各有不同意見,借出地方會否表示支持勞方?但我向會眾解釋,假若李嘉誠先生需要地方,我也可借出,只是他有的地方比我們有的更大。亦有教友擔心,工人開會時吸煙和講粗口。要求他們不吸煙容易,但不講粗口實難控制。聽聞在會議中,有工人講了粗口,但在講完後,他便說:「耶穌,對不起。」不知他有否信耶穌,但他也明白要尊敬耶穌。就是經歷了不少這些事情,我們學習了甚麼是服侍鄰舍。不分階級,信仰或政治立場,當他們有需要,我們便幫助他們。雨傘運動期間,知道有些信徒怪責自己的教會,沒有開放教會,對政治事件絕口不談。我懇請大家不要這樣。其實教牧同工並不一定不願意,背後多是信眾,特別是長執們不願意。這與我們常常將信仰私有化,將教會用地也私有化有關。我們常看教堂就是信眾們私有的產業。外借會帶來不便,例如弄髒地方,影響正常運作,政治事件更擔心教會分裂。但正如我們生活在世,我們都是寄居者,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上主所賜與的,我們只是管家。禮拜堂所雖然是該會信眾購置,但也是上主的。我們不單運用我們所擁有的為自己,也當為有需要的人。因上主的愛,我們走在一起建立教會。教會的使命是要彰顯這愛,不單是言語,也要有行動;不單在禮拜堂外,也在禮拜堂內。補充一句,盼望尊貴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不再指控有外國勢力干預。寫於二○一六年一月廿四日嚴寒的主日。文:袁天佑(電郵:tyyuen@methodist.org.hk)原文載於「時代論壇」 基督教 超強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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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保羅?:答任建峰律師《民主不死》一文

我一向很尊重任建峰律師,但最近拜讀了他那一篇《民主不死 保羅作風堪效法》後,不禁令我愕然良久。對比之下,黃之鋒回應的那篇文章就合情合理得多。我只想作出以下幾點觀察和回應。但先戴一個頭盔,我沒有專研保羅神學,所以可能講錯,望讀者中有識之士不吝賜教。其次也相關,就是基督徒在廣傳福音時,其實就是在「盡快推動世界末日」,參與上帝國度的建立,而這不能脫離我們作為公民的處境去討論。所以我們如何做一個公民,和我們如何推動世界末日/建立上帝的國,終末和當下,全都是密不可分的。2.「保羅的一套兩面受襲,羅馬帝國及猶太教徒視他為不忠」:嚴格來說,保羅並沒有兩面受襲。聖經記載的時間,逼害他的主要是猶太人宗教領袖,那時羅馬政府其實不太理會基督教,甚至以為這只是猶太教中的一個小教派。所以當猶太人將保羅送去受審時,亞基帕王才可以說:「這個人並沒有犯過甚麼該死該綁的罪」。後來保羅去羅馬,是他去凱撒上訴猶太人對他的指控,而非羅馬政府拘捕了他,某程度不能將他視為一個囚犯被押解般看待。亞基帕王說得很清楚,若他不是向凱撒申訴,就可以放走他了。事實上,保羅去到羅馬,也有整整兩年根本無人理會他。他每天就是在傳道講學。到後來羅馬國策改變,開始逼害基督徒,甚至將羅馬大火諉過於基督徒(尼祿)時,猶太人的復國革命亦推向高峰,也用不著很久就被羅馬軍隊擊敗攻入耶路撒冷,聖殿被毀。那個時候,猶太人亦無力逼害什麼人了。3. 「不少視他為太溫和的基督徒又覺得他很「真心膠」」:我很有興趣知道這些基督徒是什麼人?印象中好像沒有見過這樣的信徒。而事實上,將保羅的神學視為「溫和」可能是對他認識上一個最大的謬誤。無法在這裏詳論,但連我這樣不熟悉保羅神學(特別是保羅新觀)的人,也知道保羅神學中有強烈的反帝王以至認為福音可以「平天下」的傾向。正確地讀一下羅馬書十三章和使徒行傳十六章就知道了(使徒行傳是路加所寫,但路加一直深受保羅影響)。4. 基督教最後發揮巨大影響力以至成為國教,中間發生了很多事,而這也未必是一件一面倒的好事。但一句指「保羅的理念的確成為了經過死亡、試煉後還堅硬的真黃金,受到萬民悅納」則未免粗疏得怕人。由保羅去世到君士坦丁大帝,中間有接近 260 年,即接近整個清朝的長度。這種分析,和說「滿清因為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所以激起民變滅亡」沒有什麼分別,既不符歷史,也粗疏得怕人。5. 中間發生的事當然一言難盡,但其中一個值得留意的點必然是 112AD 時其中一個在今日土耳其附近羅馬總督 Pliny the Younger 寫了一封信給凱撒 Trajan,尋求聖旨到底應該如何處理基督徒:這是官方文件上第一次提及基督徒。那裏似乎從無提及什麼溫和又堅持等等的主張,相反,是基督徒一些奇怪的習慣(例如週日關起門來唱歌),恤貧扶弱等引起群眾和總督的關注。我寫的文章有時評論信仰/教會,有時評論政治。我十分同意黃之鋒在《根據聖經比喻,原來我在推動世界末日》中所說的,在評論政治時必須謹慎引用經文,神學/經文有時也往往不能明確地給我們指一條清楚不過的前路。相反,我們要不斷思索尋求,慎思明辨。隨便找點聖經歷史/故事就套用出來,就算不是消費信仰,也是尋求錯誤的權威。鑑古知今是智慧,但扭曲歷史或直接套用歷史則往往帶來錯誤的指引。我無意批評任律師本人,也尊重和欣賞他一直為香港所付出的一切。只希望分享一些淺見,和這位主內弟兄共勉。作者facebook專頁 宗教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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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張凱律師的公開信

張律師:你不認識我。我只是一位聲稱是基督徒但其實是滿身銅臭的香港律師。自從幾天前在香港媒體中看過一篇關於你的文章後,我就很想寫信給你。可惜,我沒有你的地址,更得悉你在8月25日已被官方帶走,至今音信全無。所以,我只能以公開信形式寫這封信,希望有人會有辦法把小弟的心意傳達給你。眾所周知,基督徒及維權律師都是中國政府打壓的頭號群體。在溫州及全國各地,天主教及基督教教堂(特別是其十字架)都被官方毁壞、拆掉,而為宗教自由發聲的教友及神職人員都被官方滋擾、扣留,甚至判監。同樣地,在最近兩個月,維權律師亦被官方大肆打壓。你都在7月初曾被官方帶走,他們要求你停止你的工作。所以,你的情况特別危險,因為你不止是一名基督徒,還是一名專門辯護飽受迫害的基督徒的維權律師。你的雙重身分使你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中的眼中釘。在這背景下,你做的一切是我們每一位律師、每一位基督徒的榜樣。耶穌在向平民傳福音時熟讀猶太法律,亦對羅馬人設給他的法律陷阱瞭如指掌。同樣地,你在維護基督徒權利時亦懂得盡用中國法律程序(你排山倒海式的基督徒維權訴訟使到有關當局措手不及!),亦清楚這工作對自己的風險。就此,你實現了基督對門徒面對世上的「豺狼」時需要「純如鴿子、巧靈如蛇」的訓勉。當然,在這情况下,任何人都會有害怕的時候。就算是耶穌,他在被捕及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前,都曾懇求天父把「痛苦之杯」從他手中拿走。我相信,你的內心都同樣充滿恐懼。但你最終接受了維護基督徒的法律工作為你帶來的苦難,甚至說就算要坐牢你都不會沉默。老實說,雖然小弟不時都會就香港及內地的不民主、不公義發表一些意見,但比起你這份勇氣,我實在自愧不如。但你令我最感動的,是你對上帝的絕對信賴。據傳媒報道,國安曾警告過你,說像你這些沒有「背景」的律師,去做溫州基督徒維權案件是「自討苦吃」。你竟然充滿信德地回答「你錯了,我的背景是上帝」!我在香港時常與朋友說笑,每當我被他人指控為「勾結外國勢力」時,我的回答就是「對!我勾結的外國勢力是『天國』!」但看到你的故事後,我才開始領悟「勾結天國」所需的信德及徹底性。在二戰中因反納粹暴政而殉道的著名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監獄時曾經寫過,「主,聚集我心思意念皈依主你。近靠你有光,你未忘記我。近靠你有助佑,近靠你有忍耐。我不明瞭你的道路,你卻深知我該要走的路」。當我們面對困難時,很多時都不知為何上帝要這樣對待我們,但有信德的人相信上帝自會照料。希望你有一天能看到這封信,而這首禱文能在一切的打壓中為你帶來安慰、帶來希望。耶穌說,「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上帝是在你及每位被迫害的維權律師及教友的身邊的。我及很多香港法律界人士、基督徒及有良知的人亦都會繼續支持你們,為你們祈禱。阿門。任建峰香港律師香港法律界團體「法政匯思」召集人2015年9月4日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維權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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