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明仁:香港人感動江宜樺

江宜樺是台灣行政院前院長,二〇一六年七月應郭位校長邀請來城大任教,稍後便會任滿返台。離港前夕他在亞太台商聯合總會以「有所思 筆架山下」為題演講,總結他這兩年在港教書和生活的感受。他以「擠迫、快速、包容」來形容香港,而他亦高度評價城大學生的學習態度。香港人的包容,江宜樺印象特別深刻。他從香港的「搭枱」文化說起,有一次他和家人去蓮香飲茶,見識這間朋友所說「一生人要去一次」的茶樓,他驚訝一張圓枱竟擠着三批不相識的茶客,幾乎肩並肩,各人卻能互相忍讓。茶餐廳不識者面面相覷而坐的情况也差不多,他說這在台北不可能發生。最令江宜樺感動的,是香港人對外傭姐姐們的包容。他朗誦羅智成去年底發表於台灣《聯合報》的文章〈香港最美的風景〉:「常聽人家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充滿人情味的人。有時候我覺得,香港最美的風景也是人,假日歡聚於鬧區的那些移工。」羅智成所說造就香港最美風景的移工,就是我們所說的外傭。江宜樺對於香港人可以長期包容外傭在鬧市造成的擁擠雜亂,讓她們辛勤工作後有個歡樂空間,深受感動。他認同羅智成所說,相較於歐美社會近年來的排外,香港人文明的表現遠超他們,這是將心比心的善良,和來自人性的體諒。投訴外傭假日霸佔道路的議員們,請記住:香港最美的風景是人。[鄭明仁]PNS_WEB_TC/20180529/s00319/text/1527530767905pentoy

詳情

怕了請外傭

文:香港外藉傭工僱主關注組近日虐傭一案審結,一眾外傭及議員「鬧」得熱哄哄,借勢爭取外宿。議員、外傭視外宿為虐傭終極解決方法。先不討論外宿是否就能減少虐傭,且看外傭僱主們又怎樣看外宿,僱主們會接受外傭外宿嘛?!我們facebook外傭僱主群組特意訪問了432位僱主,只簡單問了一個問題「如政府容許僱主自行選擇是否容許外傭外宿,而你現時的外傭有此要求,你會怎樣處理?」訪問結果是有1位僱主是會跟從外傭要求,安排外宿,92%的僱主選擇辭退現時外傭,另聘願意留宿外傭,接近2%的僱主選擇暫時安排外宿,直至合約終止後,另聘願意留宿外傭,更有趣的是約有6%僱主都表示索性不再聘請外傭,原因就是現時香港外傭外宿是違法的,外傭合約亦已清楚註明。但很多外傭們仍視法律如無物,不理僱主勸告,多次留宿不回僱主家,更甚的是現在去爭取將外宿變為法律接受的事,法例已定是事實,不接受大可不來港工作就是了。那麼不尊重法例,不尊重合約精神,實在難保請了一個願意外宿的外傭,今天應承留宿,明天就要求外宿了,所以為免麻煩,很多僱主明言如果通過容許僱主自由選擇外傭外宿,他們是不會再聘用外傭的。一個好的外傭實在是一個好的家庭幫手,但一個差的外傭可以有多差?再加上外宿這個安排,這班劣質外傭又會產生何種問題?以下我們列出幾個主要問題:1)外傭上班遲到,僱主因依賴外傭老幼弱小,必須等外傭上班才可上班,引致僱主亦遲到;2)獨居殘疾老人家,沒有外傭留宿照顧,被照顧者連半夜上廁所亦不可以;3)僱主夫婦皆要輪班工作,又不可獨留兒童在家,故外傭晚上必須留宿(實際只是陪睡);4)外傭因外宿環境差染病,回家傳染小朋友老人家外傭如有任何問題,如犯法生病留院等,僱主亦未能立即聘請他人頂替,但家庭就即是失去照顧;5)外傭於外宿地方經營副業,引伸更多社會問題;外傭工種特別,引發的問題會直接影響僱主,近幾年,劣質外傭已為香港僱主家庭造成困擾,除了偷竊虐老虐幼虐動物,跳工博炒借錢借財務惡意破壞外,近年亦多了很多「誣告」僱主個案,誣告僱主沒出糧沒提供膳食禁錮虐打等,雖然很多僱主最後亦能還我清白,但卻要無辜花費十多萬的律師費,及不斷請假上庭出席訴訟,心身都受到打擊,相對誣告的外傭卻可不花分毫,藉此繼續居留香港,玩弄僱主,香港警方及法庭,而不須負任何法律責任,甚至乎其後可繼續在港工作,僱主的遭遇實在慘無人道,面對此種種不公平的待遇,難怪很多僱主都請外傭請到怕,而不再聘請外傭,有不少經濟許可的僱主會改聘本地家務助理,至少不用未見官先打八十大板,工人未上班就要支付一萬多元的中介費,遇到工作不佳的家務助理,亦可以立即辭退,而不用像外傭般,除了損失了一萬元的中介費外,更須要支付機票及一個月通知金。香港外傭勞工法其實已比新加坡,台灣,馬來西亞等地好,僱主須包食包住包無限額的醫療,身故亦要負責將屍體送回家鄉,已發生的在港案例「疏忽照顧兒童引致兒童死亡」亦只是輕判坐牢一個月,虐兒虐老等又經常遇上警方拒絕起訴,或是不能成功入罪,再加上近日外傭團體在議員的支持下,積極地要推翻外傭的「留宿家庭傭工」的原意。要求容許外傭外宿,試問在此多重保障的引誘之下,現今外傭還會乖乖在香港工作嘛?還是會善這些「保障」作為得到利益的手段呢?又聘請外傭還能像從前一樣是多了個幫手?還只多了擔憂壓力呢?可悲的是香港的育兒養老配套非常不足,香港政府亦只著重外來者的權益,對外傭的敲詐顯得態度退讓,對菲印兩國的囂張顯得軟弱無能,完全漠視香港外傭僱主的哀號,若雙職父母不能再依賴外傭,亦沒能力支付本地家務助理的薪金,那僱主們應如何自處是好呢?筆者慶幸香港婦女仍是堅忍無比,我們facebook僱主群組裡的在職婦女已表明決心了:世界上總不會沒有了誰就不能生存罷?!馬死落地行,當我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還是會作好心理準備,辭掉工作,回家照顧好自己的家庭的,不知足的外傭們趕快回家吧!看看誰沒有了誰會死?! 外傭

詳情

趙永佳: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 我搞社會學,做了奴隸主

?Erwiana案最近審結,令公義得到彰顯,也說明了香港的警察、法庭有時也挺管用。事發之後,外傭是「現代奴隸制」一說,成為維權組織和媒體「建構」問題的主要框架。這篇文章,是我作為一個當了18年、6位外傭的港人「現代奴隸主」的自白。18年前,我的大兒子快將出生,我們就考慮要不要聘請外傭(那時以菲籍為主)。我家兩老的身體都不好,自顧不暇不能幫忙。外母也長居加拿大,因此尋求「外援」是唯一選擇。當時老妻還在上班,大兒出生後找外傭照顧,在當時而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不過,在決定之前,也躊躇了一陣子,因為我們「晚婚晚育」,二人世界過了好一段時間,才出了「意外」生孩子。因此,孩子之外,再加一位「外人」在家中,心中也是有點忐忑,不知道她是否能幹、能否和她相處,更擔心會否碰上一些媒體中常渲染的「恐怖外傭」會虐待寶寶。不過,最後當然需要壓倒一切,我們經一位鄰近相熟的年長菲傭介紹下,把她的姪女Melba從菲國請來。因為不希望她被中介公司「剋扣」中介費,找到一家在菲傭中間口碑不錯的中介公司來處理。但這樣就比通過一些大規模中介公司從本地或外地、約滿或要離職外傭中聘請要花更多時間。結果,她在孩子滿月之後才抵達香港。我們兩口子就要「雞手鴨腳」的在外母遙控下撐了個幾月。到了Melba抵港,我們當然是歡天喜地去機場接她,慶幸可以「逃出生天」。「剝削」還是「善待」?我是搞社會學的,專業又是發展研究和勞工問題,當然完全明白菲傭出外打工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移民勞工所碰到的問題。所以,當時心中在要不要、是不是「剝削」她們的問題上糾結了好一陣子。當然後來是只能把這些意識形態問題拋諸腦後,患得患失地迎接我們第一位家傭的來臨。我不敢自認「左翼」進步人士,只是一個改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當然也有小資特徵的人道主義,因此當時在和外傭的相處上,也下了一番心思。例如Melba的年齡比我們稍大,因此我們都叫她「Auntie」,希望營造一種她是來幫忙遠房親戚的氛圍。進步人士會指出這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不過我們覺得,「善待」她們是我最起碼能做到的事情。後來孩子年紀稍大,也是這樣稱呼歷任「Auntie」們。而且孩子們都能尊重她們,真的視她們為長輩。孩子小時候,「Auntie」們最津津樂道的事情,是當孩子還在幼兒園時,見到家傭來接放學,會飛奔上前擁抱,熱情地大叫「Auntie」,然後自己揹着書包(我們堅持書包要自己揹)和她們手拖手地回家。這讓她們在一眾鄉親面前也面上有光。Melba工作了4年,儲了一筆積蓄,就回到鄉下買地建屋。這也是我們的預料之中,因為從她抵港開始,老妻就做她的思想工作,叮囑她不要亂花錢,不要把工資都寄回家(因為老公會把錢都花掉),盡可能每月都存起一點私房錢。老妻常常和她討論將來子女(她來港時也是剛誕下一子)的教育問題,提醒她哪裏也是一樣,將來念書要用很多錢。Melba很「聽話」,4年下來,存了數萬港元,足夠她回鄉買地建屋。請的不止是一個工人我們歡天喜地把她送走,迎來了她的表妹Gemma。社會學告訴我們,「熟人介紹」是招聘這類僱員的有效途徑,而且我們認識Melba,也認識了從Melba家鄉來的其他親人,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向他們求助。「社會網絡」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我們知道,請來的不光是她一個人,還有她背後的家人,和她在香港的朋友和社會關係。因此Melba在港時,我們會讓她在特別日子時把親友請來我家開派對,也好認識一下她身邊的人。第二位Gemma是一年輕女孩,比老妻還要小,人很聰明。Melba的英語不太靈光,不會和老大講太多說話,但Gemma就很努力的教一歲多的老二講話,後來老二的語文能力超強,雖然孩子們的天賦應該有差異,但後天環境不同可能也有影響,說明了外傭對孩子的成長,也是其中一個有影響的因素。Gemma留了兩年,就可以回家做小生意,之後我們從她的親屬網絡中繼續招聘她的繼任人。有一段時間,當老二出世後,我們更因為擔心一位家傭應付不來太辛苦,而同時僱用兩位。後來老大老二年紀漸長,我們才趁有一位Auntie要回鄉動手術並休息一下的機會來「裁員」,讓她妹妹留下來繼續為我們工作。我們家的「歷任」Auntie都可算努力工作,雖然多多少少都有未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做菜,因為我們一般從菲律賓直接請過來,所以她們都不太會做廣東菜,幸好我們兩夫婦的要求都不高,反而孩子們吃得高興(只要是煎炸食物)就可以了。她們有的「一點就通」,但也有將勤補拙的,因此僱用外傭,也只能碰運氣。對家傭的理財教育當然也不是每位都順風順水,外傭僱主群組中常提到的問題,我們也碰到不少,也有要提早和其中一位解約的慘痛經驗。Judy是Melba的同鄉,工作方面非常好,但她在金錢方面有很多問題,家裏需索很多。工作了幾年後,我們接到財務公司的追債電話,起初我們還希望和她一起解決,但她「死口」不承認有借高利貸,最後我們收到財務公司的通知,和她一起到財務公司對質,她不知為何,還一口否認。此時,我們覺得彼此已沒有互信可能,當然不可以把當時只有四歲及一歲的老大及老二交她手上,結果老妻含着眼淚,和她一起收拾細軟和買機票。最後連同法定的一個月代通知金之外,還共補給她一萬塊希望幫她回家後渡過難關。以後我們對家傭的理財教育就更着緊,不但要她們審慎理財,還要她們如果有金錢困難,一定要首先來找我們商量,千萬不要重蹈Judy的覆轍去借「貴利」。外傭的金錢問題五花八門,例如為同鄉擔保借錢,又或者因為家中出了事要向我們借糧。有一位因為家中兒子要求買電單車「上學」而要借錢,我們召開家庭會議來討論,最後結論是他其實並不需要電單車,而且更不應對兒子過分遷就,因此沒有借給她。我們也有一段時間是同時請兩位親姊妹或表親為我們打工,以為這樣可以避免兩位Auntie摩擦的出現。但原來親生姊妹可能更容易出現問題。有一次她們兩位出現爭執,我們也調解不了,結果要把她們在港的一位長輩「出馬」,進行四方會談才把問題拆解。僱用外傭,固然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但我們迎接入家中的可不只是一個工人,而是一位家庭新成員,要磨合自然要付出心思與時間。把「桃姐」留在家中我們的上一位Auntie Mynra在任差不多8年,一手把老三帶大,但到了前年,她就宣布會申請到加拿大打工,理由除了薪水之外(是香港的兩倍多),是有標準工時,更重要的是工作兩年後可以入籍加拿大。去年大年初一,Mynra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當時十歲,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采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緊緊的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平常嘻皮笑臉的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每位來到香港的外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單在我家裏,在其他30多萬個有外傭工作的家庭也當如是。我有一位學生,家中外傭由他出生至今,已和他一起生活了29年,但他現在就擔心他的「桃姐」在約滿之後,會因為已年過六十,不能買到勞工保險,而不能繼續留港工作。不過我家Auntie就告訴我,她認識不少鄉親年過六十仍然留港的例子,會打聽一下,希望可以幫他把「桃姐」留在家中。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外傭

詳情

周一嶽:跨越種族職業界線 人人共享平等

每年的12月18日是國際移工日(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是聯合國於1990年訂定,藉此肯定全球移工的努力付出、貢獻及權益,並呼籲各國及相關組織關注移工的權利和自由。所謂「移工」,即是移徙工人,他們都是漂洋過海,寄居他鄉工作的人。隨着全球一體化,移工的數目日益增長。根據聯合國數字,現時全球的移徙人數達2億3200萬,而近一半為女性。香港自1970年代輸入外籍家庭傭工,在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外籍家庭傭工的數目亦不斷增加。截至2013年底,香港有近33萬名外籍家庭傭工,當中51%為菲律賓裔,46%為印尼裔,其餘少數來自南亞及東南亞國家如泰國、孟加拉等。有說法指,香港每8個家庭中便有一個聘用外傭。這些傭工為了改善生計而離鄉別井,來到香港工作。他們為僱主料理家務,照顧長幼,釋放了家庭照顧者特別是婦女的勞動力,讓他們可在職場上發揮專長,外籍家庭傭工對香港的社會以及經濟可說有着重要的貢獻。事實上,外籍家庭傭工照顧僱主及其家人起居,關係密切,雖不至於唇齒相依,但雙方理應互相尊重和諒解。但是外籍家庭傭工遭到剝削及不公平待遇的事還是常有聽聞,例如工時過長,不准放假又或剋扣工資。最近平機會公布「職場性騷擾及歧視——外籍家庭傭工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6.5%的受訪外籍家庭傭工在調查進行前的12個月內,指稱曾在工作時或與工作相關的情况下受到性騷擾。而被指稱的騷擾者當中,最常見的是男僱主(33%)和女僱主(29%),其次是「居於同一居所的人士」(20%)。根據現行條列,外傭須於合約內訂明的僱主地址中工作和居住,基於香港普遍狹窄的家居環境,很多時外傭的居住環境都缺乏私隱,亦因此他們難以逃避性騷擾,有些甚至長期被侵犯。雖然《性別歧視條例》保障外籍家庭傭工免受僱主性騷擾,亦保障他們免受居於同一居所的僱主家庭成員和親屬性騷擾,但由於害怕失去工作,受性騷擾的外傭往往不會舉報。調查的結果便顯示,面對性騷擾,23%的受害者沒有作出任何行動。外籍家庭傭工害怕失去工作,除了是因家庭及經濟負擔外,亦因為他們當中不少是欠下中介公司龐大費用,甚至被迫借貸或遭違法扣糧。根據現行條例,一旦外傭被終止合約,他們必須在兩星期內離開香港,除非他們能在這段期間找到新僱主,但在這麼短的時間覓得新僱主是近乎不可能的,亦即變相他們別無選擇要離開,因而無法償還中介公司的債務。 政府僱主相關組織皆有責較早前立法會便曾討論中介公司的角色及作用,對於中介公司的剝削行為,有議員認為當局應收緊發牌,加強監管。平機會認為無論政府、僱主又或相關組織,皆有責任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勞工權益,並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至於普羅市民,亦應對外籍家庭傭工予以尊重及平等對待。根據平機會的調查,除了性騷擾以外,12%的受訪外籍家庭傭工曾在工作場所遇到其他種類的歧視和騷擾,當中最常見的是種族歧視。過往便曾有報道,有大廈向周日到訪的外傭收取數元「搭 外傭

詳情

周澄:(書評)她們是外傭,也是女兒、妻子與母親⋯⋯

原刊於《ReadIt悅閱》Issue 04〔書寫校園時〕當日印傭Erwiana被虐案,一度引起全城義憤。但當時筆者心裡始終不住鬱悶,若撇除惻隱與同情,在這些聲討施虐僱主的香港人當中,有多少人覺得這僅僅是一宗「損害香港國際形象」的「個別事件」,轉臉又會對僱主刻薄外傭無動於衷,或者覺得她們沒有資格談改善待遇?甚或覺得她們的文化低人一等?如果大家沒有忘記,在Erwiana之前,外傭罕有成為新聞主角是「居港權」官司,那時候群情洶湧,說外傭「忘恩負義」,竟奢望搶港人飯碗與社會資源云云。現實是,在香港倡議外傭權益大多會被貶以「左膠」,而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教授Nicole Constable新書《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關注外傭在港出生的孩子,注定是票房毒藥。 不只是「工人」:還原個體血肉Constable從事外傭研究十多年,深明他們的故事述說之難:全球化下的貧富差距、人口流動與經濟分工,家務勞動的性別與「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特質,及外傭政策與制度剝削(如使不少外傭欠債累累的中介制度),沒有一面不存在莫衷一是的爭議。新作將眼光投向這群「外傭母親」與她們的孩子,其實旨在追本溯源,引導讀者詰問核心問題:我們能否視外傭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僅是法律所定義的「臨時入境勞工」?我們能否尊重她們追求情感需要與家庭想像的權利,並以無差別的態度去看待她們的處境?能否平等地視他們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體認並包容差異?一個「理想外傭」,侍奉僱主應該勤儉順從、任勞任怨,工餘時間不要參與工會活動,也不要搞男女關係,更不要意外懷孕。Constable卻提醒讀者,這種非人性化的要求,既不符現實,也體現了外傭政策的矛盾: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消費她們的廉價勞動力去支撐本地家庭的需要、填補政府的福利承擔,同時又要求她們僅僅是一個克盡己任、沒有任何個人情感生活和主體的「家庭照顧者」。離散者的情與愛事實上,書中敘述的外傭媽媽與所有正值大好年華的女子一樣,都在滿足家庭期望的同時,尋索愛情與人生,隻身在異鄉追逐卑微的夢想。她們是「工人」,也是他人的女兒、配偶,同樣可以是孩子的母親。一如很多離散者的故事,她們在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裡,看到另一群同樣置身社會邊緣、為生存而在異地漂泊掙扎的過客與少數社群-書中的「父親」大多是來自南亞與非洲等地的移民、搞低端生意的商人或正等候甄別或尋求庇護的難民,他們萍水相逢的故事有的是相愛,有的是糊里糊塗的一夜情,也有是被誘騙迷姦的例子。這當然少不免是她們行事不慎,但也涉及避孕知識及制度支援的不足。不過無論那是出於意外抑或選擇,書中的母親還是想盡辦法,竭力承擔育兒持家的責任,在無根的逆境裡,與孩子的父親和其他外傭媽媽相依扶持。作者沒有將筆下的故事加以美化潤飾,而是如實記述這些人物的幽暗面,呈現整個社群的面貌。在香港,這些生不逢時地的孩子為數不多,但Constable認為,這些孩子的身分、去留與獲賦予的權利,恰恰折射了外傭問題的宏觀複雜性,也在探問我們對於普世關懷、人道精神等價值的準繩與實踐。外傭孩子探問人道實踐之尺作者指出,社會加諸於外傭身上的「安分守己」、「知足感恩」的理想要求,其實離不開一種源於人道援助論述的優越意識,這種邏輯,也貫徹見於大大小小的政策設計與官僚程序。例如強制外傭留宿,不但令僱主失去管理家庭空間的選擇權,也變相縱容更多剝削(長工時待遇、惡劣起居環境、缺乏私隱與人身安全保障),早在2006年已引來聯合國質疑;很多僱主「即炒」懷孕外傭,無視她們的法定生育保障;政府執法不臻,外傭的權利意識又有限,即使他們透過制度途徑爭取合理權益,過程卻往往不斷碰壁。結構性原因之一,是很多官僚人員偏袒僱主、或前設外傭為「貪得無厭」的一群(這也是居港權爭論中的一股主要聲音)。書中詳述了很多懷孕或已產子的外傭被解僱後不惜逾期居留或申請庇護,期間又非法工作的個案。作者並沒有為這種涉及制度濫用的行為辯護或將之合理化,但她正正希望由此說明,很多本意為了確保外傭在解約後及時離港、防止逾期居留或非法工作的法律與政策,在執行上往往造成了反面的結果,這對懷孕的外傭尤其不利。比如很多意見認為,兩周期限過短,實際上難以提供足夠時間讓她們覓得新的工作安排;面對中介所的巨額債務,孩子的尷尬身分與隨之而來的育兒責任,很多外傭唯有選擇逾期居留。遺下家庭,遺下恥辱的「遷徙循環」Constable以具批判性的民俗誌方法,書寫這群「他者」在我城的真實經驗,而這些經驗又如何被她們本國與東道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觀念所模塑、牽扯。因此,作者同樣在書中探討這些外傭本國(菲律賓及印尼)的勞工輸出政策、中介制度,以及宗教俗訓、傳統觀念與性別定型,如何影響這些外傭母親的決定。家庭傭工的性別特點,直接引伸孝賢忠節等持家期望,迫使她們背負家族與國家的榮辱觀。作者稱之為一種「補償情結」所驅使的「遷徙循環」(migratory cycle of atonement):她們滯流香港有家歸不得,回鄉後又選擇再次離家流徙異國,家鄉貧困缺乏就業,並非唯一原因。淒涼的是,傳統禮教對女子「失貞」與婚外子女污名的不接受,終究才是將她們推離故土,希望以勞力賺取經濟回報,償還失落的家庭期望、換回個人尊嚴的壓力所在。但外傭母親所付出的代價,其實不應由她們獨力承擔。自她們遠道走來寄人簷下的一刻起,我們和她們的家庭,已再不是互不相干。作者不是政客或社運分子,著書沒有簡化或諉過於個別持分者,也沒有嘗試提出答案。但正因外傭母親的問題並非香港獨有現象,她筆下教人扼腕的故事,卻向所有受益於全球經濟分化的讀者們,揭示出一個更需要深思、關乎社會公義與人道精神的沉重課題。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作者/ Nicole Constable出版/ 香港大學出版社 外傭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