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是原罪

昨日談到,香港很多行業早在二三十年前,已經放眼大中華巿場,一支筆賣五蚊,去到大中華都係賣五蚊,但就有十三億客仔。老闆都傾向這種思維,連帶我們一整個香港,最後都給sell出去,每年訪港旅客逾七成就是來自大中華。 但傳媒是否一如其他商品,可以直銷大中華?我曾在《端傳媒》寫人物訪問的稿子,他們甫成立,已表明以中港台三地為目標讀者群。開始時我尚未適應,稿子常給退回來,事緣我的文字太港式,非香港人會讀不明白,所以編輯要我括弧加註。 那是一個關於張超雄和他父親的故事,行文中很多用字都不夠「華文」,例如我寫「老竇」(廣東俗語,意指爸爸);寫「中坑」(中年男人);寫「宅男」(頹廢青年),花了大半天時間,去為自己的文字加註。文中提及長毛的外表,也要為他加一個註釋(以及肩長髮為標誌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那陣子,我才真正檢視自己向來寫的中文,究竟是不是中文。當時隨手拿來張大春的《我妹妹》一書做實驗,重讀本書只專注看他的用詞,結果抄錄下來很多例子,始發現自己筆下所寫,的確夾雜了很多廣東話和本土認知,是真的假不了的香港人(註:陳志雲七年前被廉署拘捕後獲釋,在記者會上所說的金句)。 港式是不是原罪?傳媒去除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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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與無恥

中大學生會發表聲明,表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惹來口誅筆伐。雖然已事隔幾天,仍餘怒未消,只因為我是中大人,也對大學生的質素和水平有所要求。 中大人發起聯署,批評學生會幹事會無知、冷血與懶惰。六四那晚我在燭光集會,被讀者拉着問:究竟你的師弟師妹係無知定無恥?我真的無法回答,想了一會說:可能兼而有之! 聲明的結論讀來特別氣憤:「與其將一個承載着愛國民族情懷的六四,作為港人年度政治活動、民氣聚集之時,霸佔港人之共同記憶,倒不如撇除愛國情懷,建立真正屬於港人的政治活動,將本土思潮注入港人之議程和願景之中……本會相信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六四需要被劃上休止符,直至回聲再響。」 如此狗屁不同的邏輯,竟然出自中大學生、更貴為學生領袖之手,作為他們的校友,也是學運的過來人,我引以為恥。 批評他們,不是基於國族主義。是否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愛國不愛國,對我來說,根本無關宏旨。我深信,「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民族主義是惡棍的集中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為何會說,每年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會「霸佔港人的共同記憶」呢?每人有自己的腦袋,記憶什麼忘記什麼悉隨尊便,誰人能霸佔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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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切割才是變相維穩

今年六四帶來的爭拗,近年少見,連梁振英也開腔回應,因為今年六四的意義,提升到「中國認同」的問題。 近幾年已有一種本土思潮要求重新定義六四,他們認為六四是「鄰國」內政,和香港無關;香港人不應該理會更不應悼念六四,應該把心思放在本土的政治運動之上。 中大學生會的「停止悼念六四論」也是如此,希望借「切割六四」來實現中港區隔。 他們無端提到,寧願把心思放在六七暴動的真相追尋,也不想再悼念六四。 恕我直言,他們只是消費六七暴動,借關注六七暴動去合理化自己停止關注六四的行為。 但「六七」和「六四」根本不存在排斥性質,他們只是借肯定關注「六七」來否定關注「六四」。 最幼稚的是,他們幾時開始關注六七暴動?還是忽然關心,只為突出自己的「本土情懷」? 他們知道六七暴動的「犯案者」,其實終極目標,便是要求「平反正名」他們是愛國者而不是暴徒嗎? 找誰平反呢?當然不是香港政府,而是本土派眼中的「鄰國」:北京中央。 中大學生如何解釋,這麼一件「本土政治」,最後竟然又要和「鄰國」扯上關係呢? 中港兩地早就是命運共同體,不論是六七還是六四,既和北京有關,也波及到香港。既是本土,也和國內有關連,根本不能幼稚地一刀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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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悼念,請勿再 FF「結束一黨專政」

筆者 2014 之後對六四悼念亦有所反思,停頓兩年,坦言,當時對晚會不無反感。不過故宮地鐵廣告一事,筆者曾戲言支聯會若然夠膽在地鐵「慶祝」,筆者定必重回晚會,失蹤的話皇天擊殺。支聯會不負所望,筆者亦不食言,2017 重回晚會。 事隔兩年,冷靜過後但仍然要搖頭嘆息,六四晚會的確有深層次問題極需解決。 同日港大有一六四論壇「愛國情懷到盡頭,悼念燭光為何留」,練乙錚提議未來的六四紀念主題,其實值得支聯會認真考慮: 1. 紀念六四死難者 2. 警惕六四屠城(香港重演) 3. 放棄「結束一黨專政」主題 (video time from -33.05) 返回晚會,筆者感嘆是當晚支聯會宣言仍對中国著墨太多,香港只是輕輕一提,對「結束一黨專政」仍是 FF 無窮。 今時今日,如果仍見台灣集會高呼「反攻大陸」,大家會否忍俊不禁?事實上台灣今時今日為六四發聲亦會牽上大量本土議題: 1. 民進黨六四聲明 要求中國讓李明哲回家! 2. 馬英九:「六四」事件28週年撫今思昔 中国的事由中国市民決定,香港的事由香港市民決定,香港可以為人權發聲,猶如對國際任何一件人權事件一樣,對中国較為咬牙切齒亦屬合理,但是否需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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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在近幾年的六四前夕,總會爆發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的罵戰。今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失言,又再觸動各界的敏感神經。六四是香港集體回憶中的大事,當然不能輕易的畫上句號。但我們必須先回顧1989年前後的往事,方能讓年輕人認同悼念六四的意義。必須回顧1989前後往事在1970年代,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麥理浩年代的社會改革,似已說明香港在管治上乃與中國區隔的空間,同時香港普羅大眾亦已建立獨特身分認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鼓勵港人舉報貪官,更令港人產生已享有政治權利的錯覺,覺得香港政府是為香港人服務的政府。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有公民意識。以上種種皆不是香港自己爭取的。升斗市民以為只需為自己家人努力掙錢,就能享受現代文明之好處,卻不知道香港政府當時之善政,只是英國外交政治之籌碼。英國已暗中就香港前途與中國接觸,並修改國籍法斷絕香港人之退路。當中國於1982年提出「十六字解決」,香港人才如夢初醒,驚覺其小天地是多麼的脆弱。之後的前途談判,是大國之間的角力,中國橫蠻地拒絕讓港人參與其中。香港人只能寄望於「民主回歸」的承諾,期望民主化能令香港人於中國的特區中當家作主。但中國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反倒是拉攏權貴,要讓香港淪為替親中新貴服務的中國殖民地。中國阻撓香港政府引入代議政制,終令港府擱置於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基本法》之起草,亦為中國官員及保守權貴主導,最終按查濟民的建議為民主進程設限。在切爾諾貝爾事故後,中國又無視香港人的請願,堅持按原計劃在香港旁邊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一切都是中國說了算,自始至終都沒有香港人置喙之地。香港人泄氣了,有以10萬計的港人決定遠走他方。就是最積極的民主派,也無力再動員大規模抗爭。那是1989年初的事。但此時天安門學運展開了。在文革過後,中國出現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年輕一代對自由文明甚為神往,就如《河殤》所展示的那樣。學生藉胡耀邦之死,留守天安門廣場抗爭,為的是對公義的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面對政府的抹黑,學生強調他們都是愛國的。但歸根究柢,公義、自由、民主,才是運動的主線。北京學生的熱情鼓舞了心灰意冷的香港人,燃起他們對自由的期盼。香港人同情學運,上街、集會、籌款,全民都激活起來。香港人基於樸素正義感的抗爭,因一直以來「文化中國」的迷思,就以「血濃於水」這類中國種族國族主義的語言,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但香港人的夢想,是自由夢,是民主夢,「愛國」倒只是用來自我肯定的詮釋。但好夢難圓,港人於6月4日凌晨,紅着眼在屏幕目睹屠城血案。中國自由夢斷,香港人又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屏幕中的屠夫政權就是他們1997年之後的宗主。香港人在此以後之作為,比示威口號更能反映他們當時的認同。在消極的一面,一些香港人四出找機會移民,或是向離棄他們的英國討回居英權,以逃避中國之統治。在積極的一面,1989年的政治啟蒙又令大批香港人政治覺醒。他們有的繼續支援中國民運,主張「建設民主中國」;但有更多人在香港的崗位中爭取民主,或是在公民社會中實踐公民權益,他們的論述是要讓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燈塔。但在議會及公民社會中「民主抗共」,爭取香港這個家邦的自立自主,才是香港人於六四學到的功課。本土,才是真正的主場。「愛國」是主體意識未成熟的扶手杖六四血迹未乾,中國就展開一連串的清算,未有被捕的知識分子都要自我批判。之後當局全力發展經濟,又向新一代灌輸「毋忘國恥」的大中華主義,讓新一代都在發展至上的國度,戀慕身為帝國臣民的榮光:中國崛起了、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領導,子民與有榮焉。如此再加上近年港中融合以及「中聯辦治港」,「愛國」早已不是當初那樸素之情感。堅持悼念六四,因而弔詭地成為突顯港中價值差異的試金石。在2009年至2013年間,本土身分認同節節上升,維園晚會的集會人數亦同時屢破紀錄。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回應有關六四觀感提問。這正好就是中國黨國主義、發展主義的回答方式,卻與香港本土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格格不入。那一年有20萬人參加晚會,就是為了反對中國黨國主義之入侵,是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本土價值。只可惜支聯會中人卻堅持要將「愛國」與「自由」、「民主」綑綁。歷年晚會程序皆滲透大中華意識,比如只有「強國夢」沒有「民主夢」的《中國夢》,以及歌頌中越戰爭的《血染的風采》。但六四的主調,是公義、自由與民主,「愛國」只是主體意識未成熟時的扶手杖。講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建立主體,必然會引伸至追求自主自決的(類)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沒有「文化中國」包袱的年輕人,承傳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就自然想要把香港從一個自在的(類)國族(nation in itself),提升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批評「港獨思潮只會帶來分化」,是忽視處境的膚淺回應。小國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從來都是其民主運動之必經階段。支聯會於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當年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偏執己意,還懷疑想藉六四死難者親屬丁子霖之口批評本土派。丁子霖拒絕後,竟被徐漢光辱罵。自此本土派與支聯會勢成水火。雖然2014年的晚會嘗試年輕化,但傷害已經造成,而隨後徐漢光更重返支聯會的崗位。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畫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的遙遠。延伸閱讀:(1)Roberti, Mark(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2)So, Alvin Y.(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3)Wang, Zheng(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作者原文載於2016年5月31日《明報》觀點版 六四 自由 和平 大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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