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性和所謂的港式性教育

性欺凌很可怕。想深一層,為什麼會出現性欺凌的現象? 1999年,我入大學的時候,已有很多同學告訴我,他們會玩很多帶有「性含意」的遊戲。比方說,香港大學某舍堂就會玩一個叫「繼後香燈」的遊戲。玩法是怎麼?那時候我們沒有智能手機,不可能隨便拍照拍片,只可以由朋友口述。大概是用頭承載一支蠟燭,之後把融掉的蠟滴到放在下體上的另一盞小燭燈。要「上莊」(做幹事會的大學生),好像都需要做過這樣子的事。我只是聽,只是半信半疑,也沒有太多的情緒反應。畢竟我和其他香港人好像有點不一樣,我只覺得大家閂起房門,而且大家都是成人,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只要大家自願就好。 而後來,當我畢業,我發現有不少人都會在「玩新娘」的時候玩一些「意淫」遊戲,如要新郎用綁在他下身的一個湯殼去敲打女生下體面前的盤,又要新娘或是把雞蛋由新郎的左腳褲管傳到右邊褲管這些遊戲,都不是什麼新貨色,而是那些港大舍堂玩新生的遊戲。 大學生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這課題好像已討論過很多次。當然,在香港,年輕是罪,成就亦決定功過評論。如果黃霑先生不是有今時今日這麼的成就,他當年在舍堂的高桌晚宴中爆出那串史上最長廣東話粗口這些事情,應該會被寫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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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多一個紅底校董

梁振英上任以來做過的壞事,真是罄竹難書,其中一件不得不提的是他對大學的政治干預。過去數年,除了港大陳文敏風波之外,梁振英運用他作為教資會資助大學校監的權力,不斷委任一些不熟悉教育界的「梁粉」、親中共、親建制等「紅底」人士成為大學校董,例如何君堯、陳曼琪、李君豪等等,好像黨委書記一樣,干預院校施政,嚴重破壞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梁振英將大學校董會的公職當成政治酬庸,最近,他委任了觀瀾湖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政協常委和特首選委(自動當選)朱鼎健成為中大校董。單看公職名單就知道這位朱鼎健「紅」到不得了,他曾經出席2014年9月24日《大公報》的「護港」座談會,並大力批評佔中運動:「我想其他國家都想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希望香港年輕人不要封閉自己的發展道路,並關注如何配合國家的發展。大家應該把青春用在創造更多幸福和財富,為人生打拚。我認為,香港能夠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已經很幸福,反問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哪有普選?而『佔中』更是打爛香港的飯碗,對香港社會造成傷害。」早前,朱鼎健又撰文支持人大釋法:「人大常委會專門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公職人員依法宣誓的條文作出解釋,來得及時必要,杜絕日後再有人在宣誓時蓄意宣揚分裂國家和侮辱民族的言行,更讓特區政府和法院有法可依,釐清公職人員「依法宣誓」的行為,有助香港特區法院依法處理同類爭議,懲治『港獨』敗類,遏止『港獨』蔓延,起撥亂反正的作用,維護香港安定繁榮。」此外,現時大學校董會「染紅」的問題極為嚴重。以中大為例,已經沒有民主派人士獲委任成為校董。今屆立法會選出的中大校董,三席全由建制派張宇人、劉國勳和何啟明獲得,嚴重違反了過去由不同派別代表加入校董會的慣例。如果「梁粉」、建制派或「紅底」人士熟悉高等教育的話,委任他們成為大學校董未必是一個問題,但你相信他們會積極捍衛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這些大學基石嗎?我就不相信了。因此,除了換校監之外,更重要的是換制度,廢除特首特監必然制,才能夠保障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高等教育 大學 中大 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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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資助大專學位?

自從中學大學學制改「334」、2012年開始的中學文憑試以來,社會上要求增加資助大專學位之聲不絕,特別是增加資助學士學位的要求。或許大家會奇怪為什麼這個增加學位的要求,會在推行4年學士學位制後「忽然」熱起來。原因主要是近十多二十年的中學生人數不斷下降,到2012年的末屆高級程度(A-level)會考的考生,考獲成績符合修讀學士學位的人數已跌至僅為1.8萬人多些,減去往外國進修的數千人,相對1.5萬個受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絕大多數合資格的都可以進入香港的資助大學。但是,少了中五會考的「篩選」,2012年的首屆中學文憑試中考獲讀學士學位「3322」資格的(註1),便有2.6萬多人,同樣爭入1.5萬個受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便自然是僧多粥少。我當年便曾戲言可以發起一個「中六家長學生苦主大聯盟」,爭取增加學位。當然,戲言不會成真,但社會中要求增加資助學士學位的呼聲,便應運而生。但是,現在要求8所資助大學(註2)增加學士學位的數目,有些不切實際。請聽我道來。未來升大學學生人數不斷下降由於近數十年香港生育率持續下降,並且根據《基本法》第24條而持有居港權的內地兒童,在2003年已大致上透過單程證來港,香港就學學童數目近年亦持續下降。上述因素,是導致10多年前開始小學「殺校」,隨後是中學縮班,再繼而便是大專生明顯地下降。附圖所見的是,自從2013年後中學文憑試學生數目便開始下降,令到不少自資專上課程的營辦者有些措手不及。學生數目會一直下降到2022年,才稍為回升。自資專上課程在未來數年繼續縮減,已難以避免,甚或有院校面臨倒閉的風險。2016年中學文憑試6.8萬名考生中,考獲修讀學士學位的有23,611名,扣除了部分到外地進修,便約有2萬名學生爭入本地資助大學學位。假設中學文憑試成績分佈不變、外地進修百分率不變(註3),到2022年,爭入本地資助大學學位的便只約有14,900人,相對現時受資助學士一年級的1.5萬個學位,便大致相若了。另一方面,現時8所資助大學已有人滿之患。2012年大學改制,由3年的學士本科生,增至4年制的4級學生,本科學生數目便增加了三分之一。亦是如此,資助大學於10多年前為了應付改制,便開始擴建,以應付增加了的學生、老師及其他職員的地方需要。時至今天,大部分人都會覺得現時的大學院校十分擠迫。若要再增加收生,再擴建便難以避免。但擴建需時,自不能滿足未來數年升學的需求,而數年落成後,又會因學生數目下降,導致擴建部分成為無用武之地。大專學生數目持續波動上文提到中學文憑試考生持續下降至2022年,便會紓緩。隨後,數目會上升至2030年,到2031年又會急遽下降回到約為2022年的水平。背後便是「雙非」嬰兒(註4)數目的變化。「雙非」嬰孩數目由2003年的2070名急升至2011年的35,736名,2012年稍減至26,715名。當2013年實施了「零雙非政策」之後,2013年「雙非」嬰孩數目便急降至790名。「雙非」嬰孩當中約半數來港或留港就學,由2004年計,18年後的2022年「雙非」嬰孩便開始進入大專,亦是大專學生數目谷底回升的開始。但2013年的18年後,即2031年,中學文憑試的學生數目便會出現懸崖式下降。面對着未來大專生數目在未來15年的大幅波動,增加現時資助大學的學位,便明顯不是一個靈活的做法。大學學券制除了資助大學的1.5萬個一年級學士學位,政府由2015/16學年開始,亦向自資專上學院「購買」約1000個「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學位(註5)。這個資助計劃,便與其他政策如中小學、安老宿位的「買位」相似,利用私營市場,購買學位以達至增加一些人手短缺的專業畢業人數(如護理),或是配合政策的發展(如創意工業)。換言之,「購買」學士學位為政策及行業需求主導。資助大學學位在學科上的分配,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資助大學所制定,而向自資專上學院「購買」學位,便是由政府決定。增設學券制,讓那些不入讀資助大學或「購買」學位課程而符合修讀學士學位的學生,自行選擇修讀自資專上課程,可以說是一個較為平衡的做法。增設學券制不但是給予學生自行選擇非資助專上課程,亦可大幅度減輕學生及家長的經濟負擔。雖然現時政府有透過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為低收入家庭的大專生提供助學金及貸款(grant and loan),但對於中等收入的家庭,大專學費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太多大學生?部分人對於增設學券制有保留,原因之一便是認為現時的大學生已經太多了,政府不應增設學券以增加大學生數目。不少持這個意見的朋友,都是基於數十年前只有2%至3%的適齡學生可以升讀大學,而現時已有超過20%的適齡學生可以升讀大學。首先,現時修讀資助學士學位及非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數目,已超30%,增設學券對學生數目只會有輕微的影響。再者,以國際已發展地區比較,30%至40%的學生升讀大學率仍是偏低;這個升大學比率,離普及大學教育還有一個很遠的距離。假設升讀大學反映學生的學術智能,成績較佳的30%至40%學生,升讀學士學位,不應有任何困難。結論家長及學生期望當然會是希望政府可以增加現時資助大學的學位,最好更是心中最想入的幾間大學。不過,如上述就未來15年學生數目的波動,增加現時資助大學學位,並不實際。運用大學學券,既可間接地即時增加資助學位,減輕家長、學生讀自資學士課程的負擔,政府更可以既滿足社會部分索求,亦可應學生人數的波動靈活地動用公共資源。註1:即中文、英文3級,數學和通識2級註2: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註3:約佔中六學生數目的6%註4:即父母皆非香港居民註5:課程包括護理、物流、建築及工程、創意工業、檢測及認證,和旅遊及款待(作者按:就「教育2.1」相關建議可參照www.edu2point1.hk)文:羅致光(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教育2.1」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5日) 教育 高等教育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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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學到大學

香港的傳統中小學教育,教導學生的,主要是學術能力,而不是自治能力。學生在學校學到的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小學好壞,用入名校率來區分;中學成不成名校,用入大學率來區分。於是,校長老師家長,齊齊以提升學生的學術水平為最高任務。至於德育,就以嚴格的校規來治理,務求讓學生怕受罰而守紀律,而不是明白道理而自律。好了,當這些學生讀得好成績,如願以償,入了大學,很多就變得不知所措。到了大學,等於一夕之間變了大人。大學校園,講求自主自律,例如要不要上課,靠的是自律。大學新鮮人,有些還未從掙脫中學枷鎖的亢奮中清醒過來,中學不上課會記過,大學可沒有這些規矩,上課就變成自己話事。我讀大學時,沒有點名這回事,大部分教授抱着的態度,上不上課貴客自理,你對你的大學生涯負責。所以,我開始時,對今天大學要點名、缺課超過三堂要肥佬的規矩,頗不以為然。都大學生了,還要逼他們上課?課好,他們自然會來。可是,懂得自動自覺上課、上堂不遲到、準時交功課,似乎都是少數。於是,我開始懷疑,港式中學教育,除了教出幾粒星,有良好的心理質素,讓他們適應大學生活嗎?又例如在課堂上,願意主動表達意見,勇於抒發感想的,很多時侯,都是來自外地,或者曾就讀國際學校的學生。提問與表態,似乎不是本地學生的傳統。教育之道,學術固然重要,但學會表達自己,敢發問敢回答,勇於挑戰權威,做一個負責任的人,可能比成績分數,更為重要。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9月29日) 教育 大學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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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土必爭

大學校董會改組,這題目悶得發慌,寫出來也怕悶死讀者。一個懨懨欲睡的周六午後,我出席了中大校董會改革的諮詢會,場內校友、學生不少,討論氣氛熾熱,時而滲出火藥味。這題目原來一點不悶,跟中大學生、員工、校友息息相關。港大校委會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一清二楚,愛護中大的人,絕不想同樣事情發生在中大。今年三月,中大教職員和學生會都舉辦了公投,九成人反對特首必然成為校監,這一點,檢討校董會架構的校董們,應已聽到。但校董會提出的新安排,特首仍是校監,他仍有權委任三名成員入校董會。梁振英目前貴為所有資助大學的校監,在他任內,委任了李國章任港大校委會主席、何君堯與陳曼琪(反佔中律師)任嶺大校董。被委任入大學的校董,有時對大學一無所知。剛被委任為中大校董的李君豪,被記者問到中大有多間書院,他答曰:「五個書院,其他加加埋埋好似有十幾個。」(答案是九間)特首必然成為校董,有人視為理所當然,自殖民地時代,港督已是必然校監。又有人說,外國很多名牌大學也是如此。港督來港執大權,受命於英國執政黨,執政黨由民意授命,在英國有民意基礎。港督做得不好,要向執政黨問責(雖然港人沒發言權),要向國會交代。若論英美名牌大學,人家有民主選舉,政府首長任大學校監,問題沒香港大,斷不會有一個只有689票的特首出任校監,然後委任親信入校董會,再肆意干預校政。中央如何整治國內大學,我們看在眼裡,但我們不能不戰而降,要寸土必爭。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9月27日) 大學 中大 中文大學 中大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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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拒政治干預大學 卻切勿自毁長城

近年每逢與投身學術界不久的年輕朋友閒談,總會感受到他們那份對個人事業前途的忐忑不安。這種情况,在那些對公共事務高度關注、在社運路上走得頗前的青年學者身上,更為明顯。他們普遍擔心「政治審查」會成為個人發展的絆腳石,而「黃絲」標籤,也很可能會令自己在學界難有作為。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自然是導致他們有這種憂慮的原因之一。我曾有機會與數名當事人作深入詳談,也一直對事件發展相當關注,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迫害,哪怕建制派如何花言巧語砌辭詭辯。所以年輕朋友的憂慮,我是完全理解的。不過,假如說我們的大學已經完全「淪陷」,任何人事任命皆為政治服務,這種說法,我卻難以苟同。說「大學完全淪陷」難苟同香港各間大學的人事管理制度,大致上和國際常規接軌,教授表現的考核程序,與海外大學的安排相差無幾。以助理教授為例,慣常的做法是所謂「3+3」安排,即有關人士在完成兩份3年合約後,大學便會對其表現作全面評審,以決定是否會提升為副教授及給予終身聘任資格(tenure)。這種以6年內表現決定「晉升或辭退」(up or out)的做法,是國際慣例。至於考核內容,也是大同小異。大學考慮因素是以研究表現為主、教學和行政工作為輔,哪怕大學高層如何虛偽地說「教研並重」、「學生為先」。在今天,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是硬道理,也是學者得以在學術界安身立命的護身符。這裏,也有所有行內人明白的遊戲規則,就是相關的期刊地位愈高,生存機會就愈大。所以,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學者,人人力求能在列於「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因為它最為同行閱覽引用,影響力也最高。其他如大學出版社分量重於商業出版社、國際期刊先於本地期刊、中文發表可免則免,而報紙雜誌文章則一概不會被視為學術文章等「潛規則」,大家都心裏有數。大學開闢了不同事業軌道這種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為先、發文章重於一切的畸形生態,自然會產生種種問題,既會造就很多只懂出版卻不諳世情的人物,也會令教授們輕視教學、本末倒置。但在大學高層以至整個社會眼中只有國際排名、不顧一切要「超英趕美」的心態下,這是必然的結果。但說了這麼一大堆情况,只是希望指出大學的學術升遷制度,已經發展到一個極為細緻,甚至是流於教條主義的地步。就是說,大學對教授的要求,是否合理會否太高是一回事,但研究表現定生死的邏輯,學院中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當然,有不少人會認為這種作為「出版機械」的生存方式,毫無意義,教授絕對不應置學生於不顧,而作為知識分子更應先天下之憂而憂,投身社運才是當前急務。這些情操,自然可貴,在禮崩樂壞政治黑暗的今天,我們也確實需要更多有識之士去勇於承擔、痛陳時弊。但事實上,不少大學近年也開闢了教學與研究兩條不同的事業軌道,為另有抱負的學界中人提供多一項選擇。願意投身前者的,只需專注教學,升遷不會受研究表現影響,一般職銜為講師、導師或教學顧問。但後者則要以研究表現為重,職銜以助理教授為起點,終點則為教授或講座教授。就是說,假如選擇了這條路徑,便意味是接受了參與「出版遊戲」的契約。進一步而言,這裏也牽涉一個更現實的資源分配問題,而非單純教授的個人選擇。各間本地大學每隔一段時間,均要接受政府的整體研究表現評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單來說,就是每一名助理教授或以上的教員,必須提供一定數量具分量的代表作,交由以本地及國際專家組成的評審團予以專業評價。箇中的關鍵,是評審均以學系為單位。意思是假如學系任何一個成員表現欠佳,便會把學系整體的評價拉低,繼而影響它日後可以得到的研究經費。換言之,任何人因為個人風骨喜好,或者各種理由決定不沾「影響因子」這淌渾水,客觀效果只是把這個「包袱」轉嫁給其他同事和身邊的人。對人事爭議要因應個案仔細研究當下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岌岌可危,這是事實,說當權者沒有試圖令知識界滅聲,未免過於「離地」。我在大學任教18年,親身目睹的不合理、令人難以信服的晉升個案,還是有不少。拉幫結派的情况,就算在大學也是在所難免。但我相信起碼到今天為止,大學大致上仍算得上是一個唯才是用的體制。多年來和國際學術界接軌和互動,和時刻追求世界認同的迷思,令大學管理層要完全置國際常規和主流制度安排於不顧的成本大大增加。學術界也自我發展出一套頗為周全甚至乎近乎繁瑣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辦事規則(如匿名評審、期刊排名、同業推薦),這就令試圖隻手遮天違反慣例去做事的人,會碰上相當阻力。而在國際間對學界精英的渴求和人才跨國流動快速的今天,大學為了保持競爭力留住人才,辦事手法也不可能太難看。因此,對於所有人事爭議,我們務必要因應個別個案,仔細研究,務求在掌握更全面的資料下,方可作出判斷。動輒以當事人的政治立場,去一口判斷有關人事決定是「政治迫害」,不單過於武斷,也可能會令那些努力不懈專注教研而得以晉升的人,間接地蒙上不白之冤,彷彿他們的成就,只是因為這個制度完全混帳所致。學術圈作為一個道德社群,建基於學者們對創造知識追求卓越的共同渴望,同行彼此間的學術素養相互評價(peer review),是維繫這個群組的關鍵。我們企盼業內的職銜地位高低,理應主要取決於同業的專業肯定,這些認同又必須因為相關學者的學說論證嚴謹、邏輯完整以至概念嶄新,而絕不應與個人的政治立場拉上任何關係,哪怕當事人政見情操如何高尚,或者有悖倫常。脫離了這些原則、動搖了這個基礎,讓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的原則支配了學界獎賞回報機制,知識學界便會失去追求知識的動力,這個共同體也會喪失原有的生命力,大學也因此無法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務必要珍而重之 小心經營寄語年輕朋友,要明白能夠置身學院作為教授,有機會啟發下一代,能以自己的興趣為志業,始終是一種榮譽,不應輕言放棄。到今天為止,我相信大學依然能夠容得下一個相對自主的空間,讓學者們去發展所長。教授們在這片小小的自留地上,還是可以對自己有興趣的課題尋根究柢、顛覆常規,哪怕這些是當權者最討厭的官僚腐敗、人權自由、統獨爭議,以至本土論述等課題。對於政治干預,我們自然要高度警惕、堅決回擊,但卻無必要自亂陣腳、杯弓蛇影。動輒無限上綱、以情害理,也同樣地會損害我們賴以成功的制度資產。大學是捍衛社會良心和美善的重要堡壘,大家務必要珍而重之、小心經營,切勿自毁長城。共勉之。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9日) 大學 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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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社會還需公平教育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特區政府每年投放180億元於8所獲公帑資助的大學。這筆天文數字的資源,是否公平地分配、合理地投放?教育局於上周公布,本地中學畢業生人數預料將由下學年的5.21萬人,下降到2020/21學年的4.35萬人。畢業生人數下跌,導致自資院校收生不足。有個別院校的學位課程錄得零收生,令人不忍卒睹。但這只是收生的晚秋將盡,一旦進入收生的寒冬,情况不難想像,因為對自資院校來說,學費是它們主要的經費來源,收生不足,就是財赤。據無綫電視本周初的調查報道,現時8所獲公帑資助大學,7所有開辦自資課程,但市場萎縮,約一半出現虧蝕。而不獲公帑資助的自資院校,因為缺乏公開的財務資料,未能作全面評估。但無綫電視在公司註冊處取得部分院校年報,發現有院校虧損過百萬元,甚至過千萬元。其中當然包括明德學院因收生不足、嚴重虧損,已經黯然回歸母體香港大學。公平教育精神 在乎公平機會自資院校如樹仁大學、珠海學院、明愛學院等,懷着教學理想,多年來讓數十萬香港青年實現升學夢。而這些自資院校近10多年來的發展,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政策鼓勵,例如:政府在聘任公務員時,帶頭提升副學士資歷的認受程度;修訂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以助自資院校提升質素;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以助副學位畢業生修讀自資學位或銜接學位課程(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EDB(MPE)CR 8/2041/04)。這些措施應予肯定。根據2015年中學文憑試成績,有約35%的考生,亦即2.5萬名學生,合乎升讀大學本科生的資格。他們應該全屬180億元專上教育資助的目標受眾。如果以最簡單化的資源分配方法,就是透過教育機制,把這筆公帑平均分配給這2.5萬多名學生。但這做法並非完善,就好像被瑞士人民所摒棄的「有錢大家分」做法,會導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均等主義,窒礙人類前進的積極性。公平教育的精神,在乎公平機會,而非公平結果。教育就是提供公平的機會,而非平等的結果。一刀切 兩極化公平的教育,就是讓不同才能和不同天分的學生,都可以入讀適合他們才能和天分的大學。這2.5萬準大學生的才能,是廣闊而連續的才能光譜,有些適合升讀樹仁大學,有的適宜升讀嶺南大學,亦有的適宜入讀香港大學。他們於畢業後都會貢獻社會,讀大學時都應該獲得切合他們不同才能與天分的公帑資助。但是現行的教育資助制度,卻是一刀切、兩極化。8所公帑資助大學的平均教學成本是每名學生每年2.3萬元。在2.5萬準大學生中,約1.6萬名學生入讀這八大院校,他們每年交學費4.2萬元,獲公帑資助逾18萬元。自資院校的教學成本約每名學生每年6至8萬元。學生付全費,政府零資助。被政府一刀切而屬於「其餘」的9000多名準大學生,就因為文憑試成績差一兩分,變成另類。他們不是文憑試落榜生,而是考獲升讀大學資格的學生。他們不獲公帑資助,並不合理。公帑資助大學每教1名學生,自資院校可以教4名。政府就算是給這些學生全費資助,也是上佳的社會投資。况且教育局剛公布新學年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接受報名。香港學生能獲資助升讀內地大學,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他們選擇本地自資大學,不是也應該獲資助嗎?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載於2016年6月11日《明報》觀點版 教育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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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有甚麼用

信主得救,信佛得道,有無數人做見證,要全盤否定宗教的存在價值,很難說得通。那麼哲學呢,其艱澀難明,不食人間煙火,可謂眾所周知,它到底有甚麼用,又憑甚麼成為學術殿堂不可或缺的支柱呢?在一篇叫《對不起,哲學幫不到你》的文章中,研究哲學的王偉雄教授這樣說:「哲學可以幫助你分析問題,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概念和不同的角度,讓你對自己的問題有新的和較全面的理解;恰當的分析和較全面的理解都可以幫助你避免錯誤的答案和不可行的方法,然而,對於個人生命中要面對的問題,哲學始終不能直接提供答案或解決方法。」我認為,這個講法還未道破哲學有哪些與別不同之處——或許王教授在別處詮釋過而只是我不知道——當中「哲學」二字,用「神學」、「社會學」、「心理學」或「人類學」來取代,亦無不可。富懷疑精神的人會問:哲學地處理問題,在解惑方面,究竟有何特色,有何過人之處?受過哲學訓練與否,分別何在?在應付人生的難題時,受過哲學訓練有何優勝(或不足)之處?如果沒有分別,為甚麼還要涉獵和鑽研哲學?譬如說,培養批判思考能力,社會學和人類學都有理論資源,幫學生深入分析和挑戰主流思想。哲學呢?受過訓練者,是否鑽牛角尖、在雞蛋裡挑骨頭的能力特別強?抑或拋書包唬人、玩文字遊戲而顯得高深莫測的本領特別高?(不少人對哲學系的師生有這類印象,而且不能說沒有事實根據。我這樣說,無意針對任何人,更不是要批評王教授。)當然,讀哲學可以為興趣,不必計較實際利益,但不可不知,哲學的教育和推展有賴大學成全,哲學系設於大學之內,亦靠政府撥款支持。若哲學對社會的貢獻成疑,負責任的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視撥款準則,務求善用公帑——例如把省下來的資助用於扶貧——大有理由削減哲學系的資源,甚至乾脆殺系。有人會說,哲學是人類的重要文化資產,大學設哲學系,是為文明世界的知識傳承工作出力。這個講法不無道理,但說到文化傳承,下象棋、打橋牌和打麻雀等,同樣歷史悠久,高人輩出,具學術研究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這些玩意也能培養和鍛鍊人的思考力,而且寓學習於娛樂,學生的學習動機更高,效果更好。要善用公帑,幹麼不在大學內設麻雀、象棋或橋牌學院呢?或許有人認為,大學教人下棋和打牌太不正經。那便開班傳授茶道、花道、劍道,用來取代哲學系吧。這些技藝,除了具觀賞性,較哲學吸引人,更蘊含大智慧,有慧根者隨時在學習過程中開竅,悟道,不似得大部分哲學文章那樣枯燥乏味,只為滿足學術遊戲的(出版)需要而寫,讀者寥寥可數。只基於路徑依賴,繼續生產哲學系的畢業生,繼續源源不絕出版學術著作,道理何在,哲學界中人實有必要向公眾剖析一下,探討一下。再說,就算哲學訓練對智力的開發有特殊貢獻,非其他學科可比,也不等於哲學系有存在之必要。哲學的知識大可濃縮,成為其他學系的必修或選修科。這樣做,可節省資源,並讓更多學生接受哲學的特別思考訓練,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現今社會,需要跨學科的多元智能,學習方式更活潑多變。訓練推理能力,不一定要讀數理或符號邏輯;參加讀書組,研究偵探小說,浸淫得久,自然融會貫通。培養創意或同理心,也用不著唸哲學—讀哲學書越多,越不諳世情,例子並不罕見。所以,相信哲學系有存在必要的人,須向公眾解釋,用四年制的課程栽培一個人,勝過抽取當中精粹,獨立成科。換言之,要論證全面的哲學教育,在塑造一個人的知性和感性方面有何獨到之處,另外設法說服公眾,哲學系對社會對大學的意義和貢獻不容抹煞。王教授在文中又這樣說:「不少人期望哲學能解決人生問題,也許是因為他們相信哲學提供的是智慧 (「哲學」一詞的希臘文本義不就是「愛智慧」嗎?),而解決人生問題靠的就是智慧。如果「智慧」只是指知性上的了解,那麼我們在哲學裏是可以找到智慧的,但這樣的智慧並不能解決人生問題,因為「知」不一定能指導「行」,而解決人生問題非「行」不可。”」這番話,指出知行合一的重要性。空談理論而欠實踐的方法,即是所謂離地,正是不少人對哲學(及其他學院派知識) 的批評。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源於人們對哲學有甚高期許,以為它蘊含最深刻的道理,處理去到宗教層次的大問題。這也難怪,無論東方或西方,皆不乏哲人,諸如老莊、釋迦牟尼或蘇格拉底,他們對人生的苦難俱有洞見,為世人指點迷津。他們算不算為人生問題找到答案呢?以王教授之見,似乎不算,因為他對「答案」有很嚴格的要求,要去到「藥」到「病」除的地步。這樣的話,沒有一門學問過得了關,很正常。只要將要求降低一點,不奢求哲學提供直接的答案,不奢求哲學對人生各種難題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我們還是可以相信哲學的力量。人生的問題,當然不可能像測驗卷般有標準答案。理論付諸實踐不單靠自己,還要靠運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要求問題有準確無誤的答案,不考慮變數的影響力,不考慮一個「答案」所產生的釋疑效果有程度之分,哲學當然「無用」。但只要適當調整要求,哲學的用處可以重新得到確認。搞清楚一些生老病死的意義,了解多一些政治和道德的性質,或探索不同的宇宙觀、世界觀和人生觀,追溯人類無依無靠、貪得無厭和苦不堪言的根源——都是很有意義,亦應該是哲學人的工作。縱使無法找到終極的答案——這是宗教的專長——至少教人認識自身的慾望和限制,減少內心最深處的空虛、失落和迷惘。不一定要遁跡山林或空門,超脫生死愛慾,才叫做藉哲學找到「答案」。使一般人的執念、苦惱和惶惑減少些,有動力再上路,迎接命運的播弄和挑戰,在生命完結前活得有意思一點,都是哲學可以發揮的效用,都稱得上幫到人。柏拉圖有云,「哲學是為死亡做準備」。斯多噶學派教人活得像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卡謬更直接: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沒有任何一個學科像哲學如此挖心挖肝地拷問人。哲學的拷問,同樣適用於其他知識部門。醫學發達,但醫德被金錢利益蠶食和取代;科技一日千里,破壞生態環境的步伐也大為加快;社會財富大增,卻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上——這些問題均涉及醫學、科學、經濟及金融的倫理。奈何經濟動物的思維主宰世界,倫理學一直被邊緣化,往往連哲學人自己也意識不到問題所在——哲學對世界事務的話語權被經濟及金融學奪取了,市場效益至上的原則戰勝人類的道德良知。(反而經濟學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多年前來中大領獎,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表示,他一直努力嘗試在經濟思維背後加上道德判斷的思索,反映二者有互補的實際需要。)哲學在滿足社會知性需要方面,表現乏善可陳,不能完全歸咎於它抽象思考的傳統和特色。同樣重要的因素是,學術世界的異化和功利化,使哲學學者疲於奔命地做研究,但求符合官方規定的學術出版指標,遠離真實世界和人生的哲學訴求。中大哲學系關子尹教授聯同李歐梵、劉笑敢等教授,曾於二零一三年十月號明報月刊,撰寫一系列名為《別把香港的大學當企業管理》的文章,深入探討有關問題。關教授指出,大學界日益專門化,構成嚴重的知識割裂化問題。大學理應追求知識的有機性和整合性,如今卻「連同一系中不同研究重點的同僚也變得互不相干」。關於大學功利化,《別把香港》已講得很詳盡。在這個基礎上,我嘗試把討論向前推進多一步。所謂功利,其實基於一套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價值觀而定。衡功量值的單位是撥款多寡、收生成績、世界排名等,相信大學的工作表現統統可量化、計算和比較。於是一間大學,收得越多尖子,爭得越多資源,取得越高排名,代表越成功,對社會的(經濟)貢獻越大。我們不需要全面否定這些「業績」對社會的價值,但有必要追問下去,以這種經濟模型發展大學,究竟付出哪些代價? 我們的大學有沒有因此利慾薰心,完全拋棄教研工作的初衷?假如有,我們便有需要重新思索何謂真正對社會有益,並重新審視這樣管治大學的利和弊,看看好處有否被誇大,壞處被忽略。須知道,談甚麼做法的實際好處最大,也不一定依照經濟學教科書的講法,只計較對GDP增減的影響。快樂指數或生態足跡,可能更重要。這便涉及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哲學討論。若以可持續發展為考量利害的大原則,我們便要重新定義何謂好何謂壞,成敗得失的內涵和標準亦需修正,留芳後世的科技巨擘,隨時被重新確認為加劇生態危機的罪人。一旦社會的價值觀有明顯轉變——比如說,慢活主義變成主流思想——看世界的方式不同了,人們全力追求的東西亦不一樣,促使社會制度加以改善和配合,為世界帶來新氣象。哲學配合其他學科知識,可以在最初始的地方發揮漣漪效應的威力,但現在的情況是,哲學學者忙於寫論文,趕出版,根本沒時間,也沒心力研究這些對升遷去留沒幫助的「無用」問題。換言之,是因為哲學知識的生產受制於嚴重扭曲的院校制度,遠離初衷,才使得它乏力回應時代,乏力處理一般人所面對的困難與痛苦。問題出在哲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的價值觀和管治法則上:先有急功近利、迷信競爭的企管思維,後有爭名氣、爭撥款的遊戲規則,再有目光淺窄、爭權奪利的大學官僚。要引入改革,談何容易?關子尹教授他們的文章,矛頭直指教資會,但這個罪魁禍首對人家如此有分量的批評完全置之不理。由此觀之,要這個由商人把持、操縱著大學界榮辱盛衰的機構主動撥亂反正,希望渺茫。不過,身為哲學人,應該有西西弗斯的精神,不應該就此氣餒。哲學的發展需要擺脫現時市場導向的研究方向,需要更符合初衷,面對人的有限性和不確定性,追求超越苦難、比單單生存更高層次的生命意義。真正的變革更需要從整個大學界的的思維、文化和制度開始。關子尹教授提出洪堡特的高等教育模式,可作為反思的起點。只有大學裡的哲學系逐步取得發展的平衡,有一定比例的學科知識真切回應一般人都有的哲學需要,並持續提供理論資源和社會保持良好的互動,哲學系和人世間的疏離問題才徹底得到解決。人生的很多問題根本源自社會。哲學的答案不應該只是治標,也應治本。正如佛家有小乘的獨善其身,也有大乘的普渡眾生,個人和社會層次的哲學問題一樣互為因果,辯證地結合著。破除俗世偏見,重新反思善惡、美醜、得失、高下、成敗和優劣,拓展眾生的思考闊度和深度,再推而廣之(例如在中學開始做哲學普及化的工作),慢慢就會改變社會的文化和風氣,減少過分功利和沈溺於物慾的需索。我們才有較大機會看見一個更多元、更綠色、更少壓迫、更有創意、更有生活質素的世界出現。後話:關子尹教授的榮休學術會議——「從哲學的觀點看」——將於2016年6月10日及11日舉行。不少講者都是他的高足,我有朋友更專誠從外地來港出席這會議,可見關教授如何深得學生敬重。我不算熟識關教授,但對他研究及教學的熱誠頗有印象。我相信,以關教授對哲學的熱忱,一定希望有更多愛智慧的人(當然包括他的學生)明白大學界的問題,並共同努力,哪怕是愚公移山,也盡力爭取,帶來可以有的改變。這應該是關教授退休,送給他最好的禮物。關子尹教授榮休學術會議:網址 教育 大學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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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學生,我支持建設民主中國——悼念六四的回應

前言繼五一聲明後,各大學生會對悼念六四的立場成為焦點。幾位學生會會長都表明不會出席維園晚會,主要因為不滿支聯會的愛國定位、認為維園晚會行禮如儀、以及「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與年輕人的本土身份認同不相容等等……這些(檯面上的)理由構成了他們的共同立場。對這個轉變,有學者選擇重塑悼念六四的意義,有人論述本土派的矛盾,亦有編委會的小風波引開了大家注意,使得學生的理由未得處理。有人會用簡單的二元框架來理解這次爭論(比如說世代之爭、傳統泛民對年輕一代),如果是分析現象我不反對;但用以支持各大院校,則我認為不好。因為這種做法往往令公共討論變得十分貧乏、人們將會漠視理由,遇到反駁時就退守框架。政治若停留在這個層面,我們將無法重視理據。我也不希望人們常把「年輕人」的名義掛在嘴邊,因為年輕人很多元,至少我不想被代表,所以寫這篇回應,為自己相信的立場辯護。第一部分:回應對「建設民主中國」的批評有人批評「建設民主中國」與持有本土身份認同的年輕人不相容,這種批評通常基於以下理由:1. 香港人沒有建設民主中國的義務!2. 不是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3. 中國有民主香港就倒楣了!(民主中國有害論)4. 香港人尚且自顧不暇,如何支持中國民主?5. 空喊口號一、香港人沒有建設民主中國的義務!這種批評不是針對綱領本身,而是看待綱領的方式。問題在沒有人會主張港人有義務建設民主中國。人們不滿的原由是因為他們將綱領看成規範所有香港人(無論你自不自願),因此有人提出這項綱領,就認為衝突了香港人的選擇自由,但沒有這回事。另外,批評者往往忽略了本來就沒有政治抗爭是義務(包括本地的政治抗爭)。所以,持這一種批評往往都會反噬自己,因為沒有誰能夠證明自己的政治抗爭是所有香港人都要承擔。最後,要怎樣看待綱領,那的確是參與者的自由,我一直認為參與晚會的人,無論是人道主義抑或是大中華,他們都可以有自己看待這項綱領的方式,不到主辦單位說了算,所以,我認為這種批評站不住腳。二、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孫曉嵐:「要摒棄『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想法,才能在討論前途問題時有更多選項、在香港民主進程所推進。而我是擔憂支持支聯會會將這種思維繼續深化,2047將香港送上絕路。」孫回應的是一種支持「建設民主中國」常見的現實判斷。但我跟她的看法不同,一來我不認為支聯會有能力在晚會深化這種思維,繼而在2047將香港送上絕路。這種批評誇大了晚會的影響力,如果晚會影響真的那麼深,香港不可能有本土派。二來,我們很容易忽略兩點:第一、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不一定接受這種政治判斷,它不是綱領的內涵。第二、支持這項綱領也不是要在「本地民主」和「中國民主」之間做優先抉擇,這是假兩難。當然,有人擔心綱領蘊涵具體的行動規範,令人無暇支持香港民主。我不同意,因為個人要怎樣看待綱領,在接受這項綱領之後付出多少,是個人的選擇;而擔心香港人在支持中國民主上付出很多,我實在摸不著頭腦,香港人一直都被批評政治冷感,莫說大陸的民主,連香港的民主都不關心,怎可能有這種扣連?老實說,我不介意有悼念者是出於好奇和趁熱鬧,因為我真心認為一個公民社會需要有低門檻的途徑。任何人都會經歷初心者的階段,有些人進步得快、有些人一輩子停留在那個階段,不能夠付出更多,但我們是不是要拒絕這些參與呢?我的答案是:否。三、民主中國有害論有人認為在中共統治之下,中國人自私性格已深入骨髓,即使中國有民主制度,多數中國人仍然會支持各種對港的「殖民」、「侵害」的政策,屆時形成多數人暴政。例如雙非孕婦、奶粉等問題會重臨。我不接受這種說法。主要是因為「民主中國有害論」對民主的理解是狹隘的,民主化並不是說將一人一票制度套在大陸,也不是行簡單的多數決。民主制度是要有完善憲法保障、制度權衡,亦包括促使公民認識自身的權利和責任,並接受一些民主制度下的道德價值,保障既有文化、尊重少數。這種將「建設民主中國」理解為追求簡單的多數決、無完善制度權衡和憲法保障,不是我們的目標。另外,這次爭拗多少看到追求「民主」的人到底持一種怎樣的理念,是不是有利自身才追求,當發現沒好處就棄之如敝屣;還是真的明白民主制度的道德基礎?我知道有些本土派持自利原則,但我不明白是否中國大陸維持獨裁,大家所擔憂的高鐵超支、普教中、新移民、梁振英就會不存在(又或者比現時更好)?還有一點很可悲的:以前很多人笑建制派對民主毫無認識,一人一票就以為「普及而平等」,但原來大家都好不了多少。假設陳雲的說法成立,即中國民主化失敗(即不是民主中國),屆時人民以多欺少、要求開放中港邊界,按某些人的說法,就是大陸人全面入侵香港。然而,這會影響學生會的立場嗎?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不是要「包生仔」,否則我們無法支持任何地方的民主(先問自己對外有多少認識,是否能預測未來局面)。當然,我不是說現實問題不重要,事實上,香港要怎樣在大國博弈之下,一方面保存自身優勢,另一方面輸出法治和文化價值,這從來都是難題。同樣地,中國要走怎樣的民主化,怎樣走民主化,以及民主化後會導致怎樣的社會安排和國際定位,是更大的難題,我自問沒有一套完整的想法。但正如剛才所說,學生不是要做預言家,在這裡我們不是肯定一個失敗的局面,而是理念本身,我們只需要肯定一點:「民主制度是道德上值得追求的目標」,所以我們支持,對中國如是。四、 「香港人尚且自顧不暇,如何支持中國民主?」與「空喊口號」一同回應這種說法訴諸現實上的限制,即是說民主中國不是港人妄加一腳可成事,既然如此,倒不如守住本土。但是,這種說法忽略了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一個最低門檻的意思,那就是支持「民主中國是道德上值得追求的目標,並鼓勵人們追求。」其次,正如剛才所說:一個人要怎樣看待綱領,在接受綱領之後付出多少,這是他的個人選擇,沒有人規定要付出多少。此外「港人自顧不暇,倒不如先守住本土」只能夠說服政見相同的人,因為人們可以不同意背後的預設,並主張:1. 無暇支持中國民主不是一個事實2. 支持民主中國不會與民主香港有衝突3. 守住本土也不是義務,但不支援明顯的困難有違人道,而且關懷中國不是道德上的惡4. 具體的支援根本沒有分得那麼細,如果劃分哪種是本土,哪種不是?有人會不滿意這回應,他們會說建設民主中國難於登天,無論你付出多少,都不可能成事。遇到這種批評,不妨反問自己會不會因為政治目標太難實現就放棄?事實上任何綱領都帶點理想主義,如果因為現實的限制而取消某些綱領(又或者放棄支持),香港的政治組織幾乎無一倖免,譬如說要:打倒資本主義、地產霸權、落實真普選、結束一黨專政;當然還有香港建國、全民制憲。我個人從來都不會用無法成事來取笑這些目標,因為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從來都是要花數十年,甚至不止的心力,以為一朝一夕,只不過是活在童話世界。至此,有人會主張港人只是聲援,但否定支聯會投放資源去建設民主中國。這個批評頗奇怪的,因為那本來就是支聯會的綱領,他們對中國有特殊關懷有甚麼問題?我們不妨反問自己會否因為醫療不足,而去質疑「無國界醫生」不將港人醫生、不將這些資源用回本土?會不會去杯葛紅十字會,抑或批評樂施會將這麼珍貴的本土資源用在他國?我們都可以說:「香港人尚且自顧不暇,如何支持非洲的小朋友?」我認為,如果一個人、一個組織是考慮過後決定投放關懷在中國民主,而且這個目標是美德,我們就應該尊重。第二部分、回應對「平反六四」的批評「平反」一詞持續爭拗了好幾年,有些人不同意「平反六四」的綱領,是指它肯定了中共一黨專政獨裁政權之合法性及正統性,又或者,批評這綱領假設了國家是絕對正確的,它有道德權威判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網友曾經留言說過,從中共歷次在政治運動來看:「平反」是指將階級敵人的定性改正過來,讓他們得以昭雪。知名評論人鄭立亦曾反問道:「既然受害者沒有犯罪,那為何要追求『平反』受害者?除非我們承認加害者(中共)有這樣的權力,我們為何要承認這樣的權力?」基於以上理由,人們反對「平反」這個字眼。但我覺得人們往往混淆了:承認有沒有權力(power)是一個事實判斷,而不是道德肯定。如果要求中共改正對一個事件的「定性」,那就是假設了國家是絕對正確的、有道德權威。我不同意。因為要求「平反」最多只是承認政權在政治上擁有強制力量(power),譬如說中共有能力竄改歷史、修改教課書、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以整個權力機關對付它。就算現時在大陸,中共亦有能力將維權運動定性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且是合法的),這些定性會通過中共的權力機關和媒體控制,影響人民對事件的理解。以上都是純粹描述性質的(包括合法方面),它是指中共在政治上有強制力量的意思。就算我們不承認,亦不會改變中共有權力的事實,而承認他們有這個權力,也絕不等同說這些行為有任何「正當」可言,人們有時混淆了「權利」(right)這個概念,後者承認它才有道德上的肯定。所以,要求政權改正對一個事件不公允的「定性」,不是指道德對錯(或道德價值)由政權所賦予,而是通過政權公開承認它的錯誤,還原事實的本面,這樣除了還逝者一個公道,還可以令民運人士免於禁足、恢復自由。再者,要求「平反六四」並不代表一定要由中共平反,可以中共倒台了,由另一個政團執政去平反。最後,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如果有人如此敏感的話,為甚麼不同政黨在中共統治下的香港去參選立法會、交稅、守法等等……我們又不會覺得肯定了「港共政權的合法性及正統性?」接受那些批評可能會面對很多不一致的立場,我不認為站得住腳。第三部分:回應對支聯會的批評1.  支聯會創會時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為定位2.  支聯會多年來不敢公開支持西藏、新疆獨立3. 支聯會侮辱丁子霖一、支聯會創會時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為定位有人批評支聯會帶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我未必反對這種描述。但我會說支聯會有特殊的歷史淵源,創會之時的確是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為定位,而「建設民主中國」亦是當年學生的遺志。不過,這些綱領必須堅持,因為一旦取消,那就等同於拋棄當年學生的遺志,改變了當初薪火相傳的內涵。雖然不少大學生(包括我)都是不愛國的,但正如不應該否定對本土的情懷,我認為學生會亦不應該因為晚會帶有愛國情懷就否定,愛國不是一種道德上的惡,除非支聯會在晚會散播排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否則沒理由否定這種價值,以及任何自主選擇愛國的人。另一方面,對愛國的質疑忽視了晚會是自願性質的,就算有這種渲染,它都不是一種強迫參與。在這裡,如果我們退守說學生會沒有這個參與的代表性,那我亦很懷疑:「否定建設民主中國」、「否定六四之於年輕一代的意義」、「批評支聯會散播國族主義」是不是真的有代表性?如何解釋八九後出生而參與晚會的年輕人愈來愈多,甚至比例超過上一代?二、支聯會多年來不敢公開支持西藏、新疆獨立有人說支聯會從來不敢公開支持藏獨,但我認為:支聯會承繼的是八九民運的精神、它的綱領是該組織的目標,沒有必要其他議題上持有一個具體的立場(例如是支持獨立)。但就算支聯會公開表明在西藏、新疆的取態,我們都知道仍會面對支不支持港獨、是不是否定本土意識等質疑。支聯會答得第一次,就不可能不答第二次,沒完沒了,我傾可以憑常識來判斷的立場(支持有自決的權利),就沒有必要回應。也就是說,支聯會不可能否定人民的自決權(這是一項集體人權),但是支持人民擁有自決權並不是要支持獨立(因為獨立是一個具體取態,支不支持有很多考量因素)。自決的基本理念是擺脫外部的壓迫和干擾,讓人民可以自由決定其生活方式、政治地位、以及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在這個理念下至少有幾個選項:1.要求某種程度上的自治2.與原國家組建聯邦3.從原國家獨立在這裡,獨立只是其中一個選項。如果真的尊重人民的決定,應該說支持他們有自決的權利,而不是一早斷定某個具體立場,這樣反而不尊重自決。其實,李卓人公開說過參與晚會不代表支持支聯會,希望大家區分這點,只是沒有人理他;副主席鄒幸彤亦說過:「國家界限並不重要,形容一個地方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廢話』,不同地方分分合合是歷史發展中常見。」這樣會否減輕支聯會的保守印象,待人們自行判斷。三、支聯會侮辱丁子霖有人批評支聯會對丁子霖的態度惡劣,徐漢光罵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絕對是支聯會的過失,無可辯解。但因此杯葛維園的人可考慮以下幾點:1.支聯會曾再三向丁子霖道歉。2.這個過失是否嚴重到杯葛晚會? 3.我們應否視不參與晚會為一個「懲罰」支聯會的手段?4.如果你是因為徐漢光侮辱丁子霖而杯葛支聯會,我希望你在立場上能夠一致,一旦持這種標準,就要一致地對待所有不同單位的侮辱言論。其實我無意為支聯會辯護,亦覺得他們為了重奪對「愛國」解釋而用作口號是極度愚蠢的決定,但愚蠢歸愚蠢,有些批評可以商榷,我不想立即退到:「沒有所謂,參不參與是個人自由。」否則就失去討論空間,以後大家只會直接接受批評。四、補充一點:為何悼念要以儀式進行?立場報導: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指,雖然他認為悼念沒問題,但11大專院校舉辦的論壇不會以悼念為焦點,他認為悼念是唯心,沒必要以儀式進行。同學說悼念是「唯心」的意思可能是指:「悼念的道德價值在於內在,而不是展現的形式,所以一個人只要有心(心存敬意)就可以。」根據這一個理由,他們認為儀式是沒有必要的(相對於悼念的道德價值來說),這點我不反對。但是,對於展現一個十萬人的集體意志,悼念儀式就顯得必要。因為要一個大型群體合力參與一套硬性的儀式本身就很困難,而最終完成指定的具體行為,這最能夠展現所有參與者強烈的共同意志、情感、目標和團結精神。忽略這點,就會看不到儀式之於一個大型活動的意義。其實所有典禮,例如:閱兵、就職宣誓、婚禮甚至是葬禮,它們的儀式都有這種意義。我們有時會說,就好像婚姻,只要兩個人相愛,其實行不行婚禮都一樣。要是這樣,為甚麼仍會有人希望行婚姻?這是因為通過這些儀式,他們所下的不是一個平日可做的承諾,這些儀式展現他們的承諾是莊嚴的,並由此得到公開的祝福和尊重。結語最後,我想說文章可能有不盡完善的地方,在完成初稿之後,亦因篇幅過長略去了很多枝節的回應。其實以上列點是可以進一步質疑的,但太深入會長篇大論,希望其中一點能回應到同學心中的疑惑。最近人人都說年輕人的想法不同了,要聽他們的聲音,但真正能夠發聲的都是傳播最快的意見領袖。在下人微言輕,但不想被代表,希望以這篇文章為自己相信的立場辯護。參考資料一、聯校六四論壇活動宣言二、有關悼念六四的幾點散亂看法三、中大學生會會長批六四集會儀式僵化 平反六四非港人責任四、六四與香港人的道義責任與政治醒覺五、【概觀民主黨.想中國 3】反共是一場誤會六、哭泣聲絕無意義——也談六四悼念七、鄭立facebook帖文 六四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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