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許諾 也談基阿魯斯達米《大寫特寫》

「電影能夠為這些個體提供的,是一個勉強剛好可以取代真正『更好』的東西,也因此電影造就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之於此點所有關於電影孰好孰壞、甚至應否存在等問題,也變得無關宏旨。」——早期德國電影理論家Emilie Altenloh《Zur Soziologie des Kino》,1914年。 往往,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的《大寫特寫》(Close-up,1990年)的評論都聚焦在電影的虛實交錯之上:導演故意含混紀錄片和虛構之間的分野,將案件重演、人物訪問和法庭盤問並置,又讓涉事人物參與電影拍攝,用虛構常用的敘事技巧呈現真實的案情,拍攝過程倒頭來又影響了現實的審訊過程,反過來令觀眾思疑這樁冒牌大導騙案是單純的社會奇談抑或是導演有心安排。然而《大寫特寫》在質疑電影等現代媒介傳播的所謂「真實」同時,卻也是導演嘗試在冒認偶像導演的影癡青年身上發掘「電影」本身的意義:撇除所有知識分子的姿態之後,「電影」對這些人而言代表什麼?電影藝術到底作了何等許諾,以至這些人陶醉至不能自拔? 作者與觀眾 追尋某種相同東西 《大寫特寫》的背景故事相當簡單:有人報案說有一名可疑男子自稱伊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