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兩大工程 現政府處理手法令人困惑

1945年5月8日是歐戰勝利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美英蘇三國政府首腦在德國波茨坦舉行最後一次「三巨頭」會議,主要商討如何管理投降後的德國、建立戰後國際秩序以及如何一起對付仍未投降的日本。 波茨坦會議由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舉行。出席的三國代表為美國總統杜魯門(接替剛去世的羅斯福)、蘇聯的斯大林總理和英國首相邱吉爾。杜魯門被推為主席。 當時英國已解散國會,準備7月5日舉行大選。邱吉爾是保守黨領袖,主要對手是工黨。邱吉爾當時滿懷信心、成竹在胸,以為挾「大戰英雄」的威望,一定可帶領保守黨贏取大選,繼續領導英國。但他極具政治家風度,邀請工黨黨魁艾德禮一起出席會議。 由於要等候海外軍人和國民的選票送回英國,延至7月25日才點票。「三巨頭」會議暫停,讓邱艾兩人於26日返會英國。大選結果出人意表,工黨大勝保守黨。艾德禮以英國首相的身分於28日單獨重返波茨坦出席會議。 假如邱吉爾當時沒有邀請艾德禮一起出席會議, 一定無法做到無縫交接,無論對英國和整個會議都有欠理想。邱吉爾在戰時對中國並不友善,對他並無好感;但他謀國之忠,不計私利,大局為重,縝密行事,卻令人肅然起敬。 國家推出的「大灣區」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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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區域格局在巨變中

在過去的10多年裏,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無論是整個中國的區域格局,還是香港所處的粵港澳大灣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必要對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做一個檢視,以謀香港的發展方向。 以往我們提到中國的經濟增長重心區域只有珠三角、長三角,至多只會將在經濟發展表現稍遜的環渤海地區都算進來。3個區域由南至北分佈在中國的海岸線上。但是在過去的七八年間,國家密集地頒布了19個區域發展規劃。不止有沿海地區,還有內陸省份。而這些區域發展規劃的特點是以經濟發展基礎較好,而又比較相近的城市為核心,以高速城際鐵路、高速公路為基建網絡帶動,將方圓約一二百公里內的大中城市連繫起來,形成「一小時生活圈」。以這些大中城市為基礎,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重心。這些區域,有的直接以城市群命名,有的則稱為經濟區。 國家賦予這些區域不同的功能。比如海峽西岸經濟區主要是以福建省為核心,面向台灣為試點的區域;而北部灣經濟區則以廣西省為中心,面向東盟的經濟區。 除了沿海省份之外,國家在內陸地區也規劃了多個新的經濟增長重心。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武漢省市群、湖南省的長株潭城市群和成渝經濟區。湖北武漢城市群是以武漢市為核心,包含鄰近黃石、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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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會將香港帶往什麼境地?

早前半個特區政府班底考察大灣區,各官員的硬銷不絕於耳,這邊廂籲港人要「珍惜機遇」、搭國家「快車」,那邊廂又稱港人「可移居大灣區城市和浸溫泉」。眼看香港即將捲入又一輪國家新戰略中,香港人不可不察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將會主導又一波的中港融合大計,將面臨香港既有的從城市定位、產業經濟和日常生活的重大改變。 中港融合進程缺乏檢視 粵港澳大灣區不是「從無到有」的嶄新融合計劃,而是延續了現有「被規劃」的中港融合政策。2003年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開始快步進入中港融合,被要求以自身的服務業優勢,協助廣東升級為「服務業強省」,解決廣東省產業轉型的問題。2008年金融海嘯後,廣東省的「後工業」處境浮現,中央頒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2010年後香港政府和廣東政府簽訂《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並每年更新,制度性列明粵港融合的具體政策條文,從跨境基建、產業政策到社會服務和保障都一一涵蓋。亦因如此,眾多中港矛盾和社會問題浮現,比如「自駕遊」和「被規劃」爭議,當中最引起公眾關注的是各樣大型跨境基建掏空香港的財政儲備,更因「一地兩檢」的爭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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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所為何事?

回歸以來,有關內地香港融合的構想和建議層出不窮,如大珠三角、深港同城化、「9+2」(9省加港澳,2003年由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等,形形色色。 最新規劃是上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內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包括廣東省內9個城市加香港澳門。為了配合此一概念,行政長官上周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大灣區內的6個城市。 按李克強總理的說法,大灣區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至於具體要做什麼,李克強並沒有說明。其實,中港融合——香港與內地加強合作,早在1970年代內地開放之後即發生,「前店後廠」的模式非常成功,更令香港經濟規模大幅提升,廣東則成為全國領先的製造業基地。這個階段的發展,完全以市場為主導,政府角色只是配合協助。 九七之後,香港和廣東有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但成效不彰。真正大規模融合,是2003年內地香港簽署CEPA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按CEPA的安排,其總體目標是「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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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規劃 泛民缺席

看見政府高層帶領商界精英,周遊粵省多個城市,為大灣區規劃敲鑼打鼓。這樣政商精英熱、市民反應冷、泛民聲音啞的態勢,殊非大灣區規劃之福。 香港素來都是靠「食四方飯」起家。無論與誰合作,只要有助香港未來發展,港人就有理由關心及支持,大灣區發展也不例外。 建制派媒體日吹夜捧聲稱大灣區發展成為城中熱話云云。但大灣區暫時只有概念。 正如早前電台節目中有主持問到有關發展與普通市民有何關係時,政府也只能說「公司業務做得愈大,份工愈穩陣,可能年底派的花紅比較多」。原因很簡單:現在的規劃仍是停留在上層操作層面之中,市民不覺得與自己有關。 為何市民暫仍「無感」?一來這個構思雖有多年,但主要還是早前總理工作報告才正式推動,社會曝光度不足;二來,商界精英汲取了上次「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的「教訓」,對大灣區規劃相對謹慎。8年前綱要推出時,全港上層官商大力推動,但雷聲大雨點小,而省市領導層各有盤算步調不一,加上人事更替,導致有些政策後勁不繼。現在北京又再搞大灣區這類大規劃大合作項目,擔心又再步此後塵。有港商代表更輕輕提出,擔心大灣規劃是粵省借香港去北京拿政策好處。當然,後來他亦修正說法,認為暫時看不到有此操作。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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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熱心大灣區僅是擦鞋嗎?

梁振英率領半個政府的高官,還有行會成員、商界人士等到廣東珠三角多個城市考察大灣區。除了這是「散水團」,讓團隊成員齊齊外遊,更重要的這是梁振英延續影響力,以備將來制衡林鄭月娥的一着棋。 粵港澳大灣區是李克強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來的概念:「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自此,粵港官員言必大灣區:梁振英在海南博鰲論壇與廣州市委書記任學峰會面,討論大灣區規劃;國家發改委制定《2017年國家級新區體制機制創新工作要點》,其中廣州南沙新區要探索深化粵港澳深度合作;《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指梁振英曾引述國家領導人的話呼籲港人珍惜發展機遇:「希望香港民眾能入耳入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想上車,要快!」 事實上,大灣區不僅姓李(克強),也姓習(近平)。習近平上台後,其中一個推動發展的理念就是「大城市群」。早前公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已設定七大國家級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長城市群),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之一。 對梁振英而言,花點心思去推動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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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融合,水到渠成

梁振英見記者,再次露出賣港賊的本性,秉承內地官員的一貫腔調,又向香港人狂sell中港融合、深港同城的「美好願景」。他說這是大趨勢,「不是政府提倡甚麼,不是逼大家做甚麼」。的而且確,在移居、就業等問題上,政府沒有推行如國民教育般強硬的政策。相反,只是不斷營造各種push factor和pull factor,利誘港人支持融合。正因如此,所以才更需警覺。 Push/pull factor是城市發展的概念,顧名思義,就是將市民「推」離原居地、「拉」向移居地的因素。將這個概念套在香港,你就會發覺原來很多政策、社會現象都和這個中港融合的大方針暗自吻合。 香港最大的push factor,自然是樓價問題。在2014/15年度,住屋開支佔香港人生活開支的34.29%,每戶月均開支接近10,000元。而內地一、二線城市的樓價雖然不斷追貼香港,但畢竟尚有許多三、四線城市以至鄉郊地區可供選擇,不似香港般坐困愁城,搬無可搬。 樓價的另一面,就是人口。現時香港每年輸入50,000個新移民,本來就是公屋排長龍、樓價高企的元兇,在其他範疇上令港人生活質素下降更是不在話下。當香港的土地、基建已遠遠追不上人口增長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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