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岳橋:出路

世界盃塵埃落定,恭喜法國,敬佩克羅地亞,哀我香港足球。 所哀的,不是港足打不進決賽周,是足總主席梁孔德日前在立法會的言論。他說做了十多年主席,看不到港超聯賽有什麼出路,並且透露正與中國足協商討搞「大灣區聯賽」(對,又係大灣區),以增加吸引力云云。 聽到這番言論,即使不是球迷的人也會忍不住問:既然做了多年主席也看不到出路,是否應該退位讓賢?港超搞極唔起、入座率低、缺乏商業價值,原因可能是賽事水平未夠吸引、社會土壤不適合培育球員、回報太低商家沒興趣贊助,但最可能的是「搞嗰班人唔掂」。這個政府已經是樓叫你上大灣區買,業叫你上大灣區就,老叫你上大灣區安,現在連波,也要上大灣區踢? 與其戀棧不如勇退。對香港足球仍有愛有熱情的,大有人在。 再說,二○一五年足總拿着「五年策略計劃」來立法會攞錢,方案其中一句這樣說:「在五年內發展一個可持續和獨立運作的全職業香港超級聯賽。」結果成功申請每年二千五百萬撥款。事過三年,足總的願景由每場入座率三千人,變成「冇乜出路」;自鳳凰計劃至今所耗的一億公帑,唯有嘆句:又成了豆腐渣。 我不知道北望大灣區是否最好的解決辦法,投資億萬的中超本身是否也冇乜出路;我只知道曾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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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大灣區人

那位紅底商人政協常委「我們將來不是香港人,是大灣區人」的言論,初看嚇一跳,後來得啖笑。這種毫無水平揣摩上意亂噏一通的信口開河,如果次次都跟他認真,肯定會死很多細胞,短壽幾年。 資深傳媒人盧峯肯定比我認真兼有危機感得多,他在報章社論批評這位紅底商人:「這樣的人不僅水平低,更為了討好北大人而罔顧香港根本利益,是活脫脫為私利出賣香港的茅賊。」言辭雖然激烈,但卻說出了實情,而且立論中肯,更是一矢中的。 北京人、上海人、福建人、湖南人、廣州人、香港人……千百年來,中國人都用出生地或籍貫確立自己的身分,說的母語,吃的食物,對不同事物有獨特的名稱和叫法,用地理、文化和生活習慣作為身分認同,理所當然,也是應有之義。 為了政治正確,強求所謂的大一統,把各省市地區的獨特性磨平消失,以防止地方主義,逢迎今上政策,最終會招致強力反彈,絕對不會有好下場,歷史教訓,古今中外皆然,毫不例外。 盧峯一針見血的批評,肯定觸到痛處,梁前特首在面書反擊,一輪指控之後,亮出利劍:盧峯先生文章的作用,是把香港人在感情和生活上和大灣區切割,和整個內地切割,在青年人當中散播「獨港」的思想。 「獨港」?唔係「港獨」咩?有冇寫錯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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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就是煮一鍋湯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主辦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論壇於上周在香港舉行。大家的注意力,大多數都集中在承辦機構騰訊公司的主席馬化騰身上,以及可以用「星光熠熠」來形容的出席嘉賓。馬化騰和這些嘉賓都和400多位與會者分享了他們對大灣區發展的一些觀點和看法,其中也提出不少確實可行的建議。但當大家都欣賞這些明星企業家的風采時,他們和他們企業成功的經歷,其實正是說明了香港和內地經濟融合的互利雙贏結果。 騰訊順豐大疆 3種融合模式 以騰訊的馬化騰先生為例。馬先生在深圳創業,但在初期因為缺乏資金而遇上困難,馬先生差一點就以60萬元賣掉騰訊,後來因為得到香港資本投資才起死回生。騰訊更於2004年在香港上市,目前市值更超過2萬億元。香港就是這間在深圳落戶創業、最後走向世界的公司的窗戶!而騰訊的高層管理人員,許多都是香港的專業人士,騰訊三分之二的員工,都是在這「九市兩特區」的大灣區內上班工作。儘管「大灣區」這概念還未經提出之前,騰訊公司已經充分利用這個地域來發展業務。 當日出席的還有兩位令人注目的創新科技企業家,分別是順豐速運董事長王衛,以及大疆創新科技董事長汪滔。他們兩位都是比較低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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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可以做到從硬變軟嗎?

特首梁振英(CY)在任期即將屆滿的前夕,言必談「一帶一路」、大灣區,看來他已經開始做角色轉移的工作。這個由香港特首向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角色轉變,同時要求他轉變工作作風,由硬推政策到軟賣意見,相信他本人對種種轉變的要求是清晰的,只不過從性格使然,他是否能夠做到則是個問題。 6月11日,由梁振英競選特首助選團演變而成的齊心基金會,為他舉行了一場茶話會。活動開始前,播放了一段短片,由不同人士用三言兩語說他們對梁振英的印象和交往經歷,當中都是描述梁振英「軟性」的一面,比如前新聞處長丘李賜恩說:我覺得CY一點都不難相處,我和他不知相處得幾好,人家說他悶、說他嚴肅,他卻經常跟我說笑。 齊心基金會行政總裁張瑞蓮,從競選開始跟着梁振英,原本以為梁振英只不過是另一個政客,直到有一天,她跟隨梁振英到天水圍探訪,一名市民抓住他的手不放,說你當選後一定要回來。這種事情也不是第一次或者唯一一次,令張瑞蓮對梁振英改觀的是,CY後來在對別人複述這番話時,竟然眼淚盈眶;問他為何如此感觸,他說:點解市民會捉住我隻手唔放?因為咁多年來他們被遺棄。張瑞蓮聽罷也為之動容。及後看到CY在當選後為天水圍做了很多事,還不時自己去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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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兩大工程 現政府處理手法令人困惑

1945年5月8日是歐戰勝利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美英蘇三國政府首腦在德國波茨坦舉行最後一次「三巨頭」會議,主要商討如何管理投降後的德國、建立戰後國際秩序以及如何一起對付仍未投降的日本。 波茨坦會議由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舉行。出席的三國代表為美國總統杜魯門(接替剛去世的羅斯福)、蘇聯的斯大林總理和英國首相邱吉爾。杜魯門被推為主席。 當時英國已解散國會,準備7月5日舉行大選。邱吉爾是保守黨領袖,主要對手是工黨。邱吉爾當時滿懷信心、成竹在胸,以為挾「大戰英雄」的威望,一定可帶領保守黨贏取大選,繼續領導英國。但他極具政治家風度,邀請工黨黨魁艾德禮一起出席會議。 由於要等候海外軍人和國民的選票送回英國,延至7月25日才點票。「三巨頭」會議暫停,讓邱艾兩人於26日返會英國。大選結果出人意表,工黨大勝保守黨。艾德禮以英國首相的身分於28日單獨重返波茨坦出席會議。 假如邱吉爾當時沒有邀請艾德禮一起出席會議, 一定無法做到無縫交接,無論對英國和整個會議都有欠理想。邱吉爾在戰時對中國並不友善,對他並無好感;但他謀國之忠,不計私利,大局為重,縝密行事,卻令人肅然起敬。 國家推出的「大灣區」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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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帶一路的風險對沖基地

北京在周日召開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習近平主席親自主持會議,並發表專題演講。香港這邊,行政長官率領了一個30人代表團赴會,梁振英並「成功爭取」在論壇上發言,介紹香港可以為「一帶一路」作出什麼貢獻。 自回歸以來,香港積極配合國家的大戰略,當年朱鎔基總理提出「西部大開發」,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在2001年5月也率團考察過西部地區,煞有介事;但到現在,似乎看不見什麼成果。最新的國家發展戰略,以舉國之力推動的當然是「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則是總理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對於這兩大戰略,本屆政府都全力配合,特首親自出馬,又帶團,又出訪,但很多人仍然未知最後會對香港有什麼好處。 必須承認,香港過去配合國家發展戰略顯得非常被動。特區政府的長遠規劃報告,都是以香港本身的發展藍圖為主,很少觸及跨境規劃。相信這是因為「兩制磨合」需時,回歸初期,河水不犯井水,特區政府不會主動把規劃連上內地的發展策略。 更重要的,是香港一直以來都以「市場主導」為原則;所謂規劃,其實主要是基建和城市發展的藍圖,屬於城市規劃而非「發展戰略規劃」,後者以政府為主導,就如內地的發展規劃,包含了經濟發展、社會體制以至就業民生等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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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區域格局在巨變中

在過去的10多年裏,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無論是整個中國的區域格局,還是香港所處的粵港澳大灣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必要對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做一個檢視,以謀香港的發展方向。 以往我們提到中國的經濟增長重心區域只有珠三角、長三角,至多只會將在經濟發展表現稍遜的環渤海地區都算進來。3個區域由南至北分佈在中國的海岸線上。但是在過去的七八年間,國家密集地頒布了19個區域發展規劃。不止有沿海地區,還有內陸省份。而這些區域發展規劃的特點是以經濟發展基礎較好,而又比較相近的城市為核心,以高速城際鐵路、高速公路為基建網絡帶動,將方圓約一二百公里內的大中城市連繫起來,形成「一小時生活圈」。以這些大中城市為基礎,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重心。這些區域,有的直接以城市群命名,有的則稱為經濟區。 國家賦予這些區域不同的功能。比如海峽西岸經濟區主要是以福建省為核心,面向台灣為試點的區域;而北部灣經濟區則以廣西省為中心,面向東盟的經濟區。 除了沿海省份之外,國家在內陸地區也規劃了多個新的經濟增長重心。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武漢省市群、湖南省的長株潭城市群和成渝經濟區。湖北武漢城市群是以武漢市為核心,包含鄰近黃石、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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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雄安新區其來有自

粵港澳大灣區和河北省雄安新區是在相若的時間出台。大灣區是在3月初李克強總理的工作報告中提及,而雄安新區就在稍後4月份提出,但卻以非常罕見的形式,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名發布,並用上「千年大計」來形容,以示跟其他的發展新區有所不同。 城市群的發展概念 大灣區和雄安新區在基本性質上不盡相同,發展的目標也有異,但從宏觀的大方向來看,兩者都是源於城市群的發展概念。大灣區是以現時廣東沿海地區和近岸的九市再加上兩個特別行政區為基礎,而這個基礎已經有相當高的經濟水平,所以發展的目標是把握着區內基礎建設有突破性發展的契機,把這「九市兩特區」整合提升為全球領導水平的灣區經濟。而雄安新區則近於「無中生有」,在北京和天津距離約130公里的河北省雄縣、容城和安新三縣及周邊區域,發展一個面積最初約100平方公里,並逐漸擴展到2000平方公里,可以分擔北京部分首都功能的新城市。 大灣區的發展可以說是融合提升的錦上添花,充分利用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已有相當發展高度的城市向周邊地區發揮輻射帶動的作用;而雄安新區,就是要解決長久以來,北京在區內過度發展,甚至對周邊地區出現擠壓效應的挑戰。因為北京由建國開始已經是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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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會將香港帶往什麼境地?

早前半個特區政府班底考察大灣區,各官員的硬銷不絕於耳,這邊廂籲港人要「珍惜機遇」、搭國家「快車」,那邊廂又稱港人「可移居大灣區城市和浸溫泉」。眼看香港即將捲入又一輪國家新戰略中,香港人不可不察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將會主導又一波的中港融合大計,將面臨香港既有的從城市定位、產業經濟和日常生活的重大改變。 中港融合進程缺乏檢視 粵港澳大灣區不是「從無到有」的嶄新融合計劃,而是延續了現有「被規劃」的中港融合政策。2003年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開始快步進入中港融合,被要求以自身的服務業優勢,協助廣東升級為「服務業強省」,解決廣東省產業轉型的問題。2008年金融海嘯後,廣東省的「後工業」處境浮現,中央頒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2010年後香港政府和廣東政府簽訂《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並每年更新,制度性列明粵港融合的具體政策條文,從跨境基建、產業政策到社會服務和保障都一一涵蓋。亦因如此,眾多中港矛盾和社會問題浮現,比如「自駕遊」和「被規劃」爭議,當中最引起公眾關注的是各樣大型跨境基建掏空香港的財政儲備,更因「一地兩檢」的爭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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