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冬娜:一教兩制

從幼稚園到大學,近二十年時間,都在天主教學校讀書,卻沒受薰陶,不曉得是個人太過頑劣還是學校傳教不力?但第一次到羅馬的時候,還是跑了一趟梵蒂岡。談不及信仰,但老實說,梵蒂岡的氣場強大,多不勝數的基督教會,望塵莫及,即使英國聖公會亦然,梵蒂岡贏在時間線上,單是Sistine Chapel,已夠屈機;梵蒂岡還有自己的郵政、軍隊,本來就是獨立的城邦、國家。所以當傳出教廷將承認中國官方「自選自聖」的主教,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第一,勢利點看,鳥籠擴大了之後,可增收多少內地信徒?第二,又會觸怒多少現有信徒?難道教廷覺得香港可供借鑑,所以在大陸也不妨來一套一教兩制嗎?如果能容忍鳥籠,英國當年就不必有新舊教徒的衝突,然後脫離羅馬教廷了。舒倫杜夫執導的《大罷工》從一名船廠女工出發,講述波蘭團結工會於一九八○年成立的經過,是當年鐵幕國家中第一個非共黨控制的工會;方濟各的前任再前任若望保祿二世是波蘭人,他在一九七八年成為教宗,對波蘭人而言是重大鼓舞,沒有天主教徒的力量,團結工會不可能只靠反共勢力成事;六四之後,共產鐵幕國家逐一倒台,波蘭正是第一個變天的國家。如果稍稍重看這段歷史,再想想若梵蒂岡真的與中共「行埋」,是何其荒謬的一回事。[簡冬娜]PNS_WEB_TC/20180210/s00191/text/151819980633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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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楊主教開除耶穌教籍?(文:胡啟敢)

楊鳴章新任主教,被記者問及是否一如以往支持平反六四,主教自稱為人現實,不會明知前面是硬牆,也會撞上去。在評論內地教會,稱教會若犯了法,也不能這樣理直氣壯反抗。 容我班門弄斧,借用我學到的基督教教義和楊主教交流。若果教會誠如楊主教所言重視現實,這樣他們應該以身作則,開除耶穌的教籍。因為此君說得難聽就是空想家,不惜以卵擊石以天國的公義去抗擊羅馬的暴政,結果釘在十字架上而死。 當然楊主教可用聖經中「傳道要像蛇一樣靈活」,以及他相信的是上帝的國和永生將至為由,認為現在應該忍辱負重。 但是,所謂的靈活,並非如楊主教所言,對於政府的行為少作批判,甚至因利用富人而出入宴會。 耶穌傳道,並非如楊主教的主張,是當時的條件業已成熟,天國快要降臨這些現實考慮讓他出山;而是耶穌目睹希律王因猜忌他而屠殺的無辜嬰兒,還有各種受壓迫的人的苦況,同情心和正義感促使耶穌行動起來,以傳道來救世。 聖經記載了不少耶穌在傳道講述的故事,都是促使人們要儘快作道德抉擇和行動,不能如楊主教所言因現實的障礙而左右為難,因為神的國度和審判將會來臨,容不下猶疑和滑頭。耶穌的一生樂於與邊緣人同行,敢於用真理挑戰權貴,為此而身死,這是代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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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主教的左手和右手

我在天主教學校由小一讀到中七,共十三年。我缺慧根,始終沒有信教,但望彌撒聽神父講道,唔多唔少對教義有所認識。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關懷弱小,對抗強權,耶穌言傳身教,為信徒們身體力行作出示範。雖然沒有入教,但必須承認,對建立自身的價值系統,天主教學校教育對我有莫大影響。 天主教香港教區,日前來了位新主教。說新也不新,信徒們對這位牧者的言行,早已知之甚詳,也為之側目。但當時他還未身處高位,雖不滿也就罷了,但今天榮升主教,對香港教區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其主張更坦白更露骨,那就有討論的必要。 對與香港最高當權者的關係,主教坦率地說:「人梗係互相利用喇……你洗手時,左手都要利用右手,右手都要利用左手,因此我們大家不是講利用,而是互相大家去配合,目的都係服務社會,所以我不覺得我有任何理由要與她對抗。」 左手右手都是身體一部分,吃飯穿衣清潔,當然要互相配合才能把工作完成。主教把自己與當權者的關係,等同左手與右手那麼密切,那就非同小可了。 根據主教的比喻,教區與當權者不止如親兄弟,因為若然親兄弟有原則分歧,都可以疏遠甚至反目。 如果教區與當權者是同軀體的左手和右手,若當權者這隻左手無法無天、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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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新任主教的特別原則

我以為信仰應該很倚仗原則,教會應該很重視原則,教徒應該很講究原則。可是,聽了那位天主教香港教區新任主教的話,這種想法可能有點落伍了。 記者問他如何看待跟特首關係密切,他笑意盈盈地說:「人當然是互相利用。」然後解釋,互相利用,即是互相配合。至於與富商的關係,他說:「我願為五斗米折腰。」而五斗米,即是社會上貧窮弱小的人云云。至於如何對着高官富商折腰,主教當然不會明言。 記者問他如何看待六四事件,跟那些高官言論一致,都是以「不幸」作結。不過,主教有新論:「我是現實的人,明知那面是硬牆,我不會跟它硬撼!」站在高牆面前,做一隻雞蛋,不是硬撼,還可以用什麼方法,主教當然也不會明言。又或者,對一個現實的人而言,不會選擇做雞蛋。 記者問他如何看待大陸政府拆教堂、拆十字架,面對他的信仰象徵被拆被毁,主教也相當體諒包容:「是否關乎建築物安全,都可能會……假若不是違反安全條例,當然不容發生,但如果真的有地方僭建,政府要拆,我又不能夠因此說『自己大晒』。」 時勢不同了,昔日的一教之主,一言九鼎,遇不平事,挺身而出,高聲疾呼。如今的宗教領袖,齊齊聚首,恭迎長官。他們都欣然以親近權貴、體諒專制、做一個「現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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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沉默》的三個問題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在一個基督宗教形象不太好的文化環境中,像《沉默》這樣帶著濃厚基督教色彩的電影,預計對大眾的吸引力會稍為遜色。另一方面,基督徒也不見得會拉隊捧場,因為這戲改編自遠藤周作的原著小說,當中涉及信仰的內容並不全然符合「正統」的教條。當然,對比起導演馬田史高西斯1988年的作品《基督的最後誘惑》,《沉默》應不會像當年那樣引起教會高調的抗議。《沉默》的敘事焦點都集中在男主角洛迪格斯神父的經歷之上,包括他在日本禁教時期尋找恩師費雷拉的種種外部經歷以及其有關「上帝對其受苦的子民沉默」之內心掙扎。這樣高度集中在一個角色上的經驗的描寫手法,需要使觀眾對其有高度的共情。問題是,若觀眾不是信徒,會否難以投入角色的世界去呢?他們會怎樣理解其堅持和掙扎呢?會不會感到他很「無謂」?然而即是使信徒觀看這齣戲,同樣可能面對以下的問題: 《沉默》是一部宣教電影? 《沉默》的故事背景是十七世紀日本全面禁止基督宗教並逼迫教徒的德川幕府時期,改編自真實的神父棄教事件。雖然面對著逼迫,日本仍有持守信仰的地下信徒,也有西方宣教士潛入當地宣教。表面看來,《沉默》是一個耶穌會教士不畏逼迫、憑著信心去異地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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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那個人並非沉默着

日本作家遠藤周作,於1996年離世,家人遵照他的遺願,把生前寫下的兩本小說,放入棺木,跟作者一同入土為安。一部是遺作《深河》,另一部是較早期完成的長篇《沉默》。 遺願是把兩本小說放入棺木,為自己陪葬,可見遠藤周作視寫作為人生,寫作成全了他的人生。他對《沉默》一直念念不忘,到了離世前一刻,流露出至死不渝的情感。 遠藤周作不一定會認為《沉默》是他最好的作品,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至少他會這樣認為。書名《沉默》,其實是反思,相反地道出他不想再沉默的一個課題:究竟他一直信奉的神,是否存在,假如存在,為什麼看見天下間無數信徒面對劫難,神依舊沉默不語。 遠藤周作不諱言自己是天主教作家,小時候,母親帶他去領洗,自此便當了天主教徒。長大成人之後,他往法國留學,但留學期間受盡委屈,所有不快源自東西文化差異,身在異地,飽嘗人情冷暖。這段烙印般的經歷,接近摧毀了遠藤周作向來所相信的價值觀,他重新反思個人的存在,神的存在。 為信仰生死疲勞 他開始思考,兒時受洗這回事,好像是一件被別人披在他身上的洋服,但他想穿的其實是和服,兩者之間的距離,同時也是東西文化之間的距離,究竟應如何量度。於是,他根據十七世紀德川家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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