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馬雲向誰認輸?

馬雲拍廿分鐘的《功守道》,內地網民的普遍說法是,「有錢就是任性」,大老闆,新土豪,花錢過戲癮,純屬精神自慰云云。咦,誰說過有錢不可以任性?又誰說過,任性的只是有錢人?無可否認,有錢是任性的方便條件,但不管有錢沒錢,任性是一種選擇,這世界,富有富的玩法,窮有窮的娛樂,廣東人常說「窮風流,餓快活」,一語點破草根生活的隨意寫意。這類的「風流」,不一定跟情色有關,只要能夠活出自己的格調,拒絕委屈,踢開框限,自可享受一番爭取回來的難得樂趣。追求快樂畢竟是每個人的權利,無論男女,不分貴賤。西洋老闆任性者亦大有人在,或搶登極峰,或高空跳傘,或橫渡大洋,皆展現了個人主義的冒險精神,探索內心的勇氣和潛能。中國老闆卻有他的另類選擇,多年來熱愛太極與唱歌,既然口袋夠深,那就玩個放肆,邀來眾多高手與絕頂歌星跟他合作,這邊廂願打,那邊廂願捱,你情我願,沒有勉強,絕無不妥。他圓他的夢,你們去配合,各取所需便是了,跟世人無關,完全不必理會某些「憎人富貴厭人貧」的陰暗批評。但當然,最重要的是花費的大錢皆由老闆口袋掏出,千萬別由企業代付,否則,企業總裁如此浪費資源,徹底違反「良好管治」的營運守則,市場分析員有必要對股民提出警告,小股東亦該在年會上提出質詢。跟洋人相比,中國老闆的任性玩法充滿「集體格調」,非常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雖然是一個打一個,但輪番對抗十一人,眾星拱月,老闆不敗,始終是典型的威權情結。而威權的極致是,老闆在派出所前被三個警察同志制服,口袋再深,亦怕警槍;老闆再大,亦大不過大帝。馬雲認輸,《功守道》其實是他的投降宣言。[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71117/s00205/text/151085501662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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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威權有毒

權力使人腐化,而執行威權,就像一種毒品,令人上癮,也互相傳染。今日大陸社會,對威權上了癮的中國人,可能不比當年吸鴉片的少。有網民在網上投訴河北涉縣新醫院餐廳「質差、價貴、量少」,有人報警,警方以「涉嫌虛構事實,擾亂公共秩序」罪名,將網民拉進派出所,「依法處以行政拘留處罰」。警方還煞有介事提醒大家:「網上傳播虛假信息屬於違法行為,嚴重影響公共秩序,希望廣大網民自覺抵制。」公安用這種理由濫權,連官方媒體也看不過眼,《人民網》、《新京報》紛紛質疑,市公安局不得不要求縣公安局檢討做法。得出結論,稱投訴人「因未中標新食堂經營權而心有不滿,遂於酒後通過網絡發布與實際情况存在偏差的信息」,最終撤銷處罰,將派出所所長撤職,將拉人的警察調職,向事主道歉。那些什麼因未中標而投訴、飲醉酒上網的調查結果,固然相當可疑,而事件如果不是因為只涉民生,不涉政治,當事人也沒有批評當權者,事主才得以全身而退。至於那些公安抱什麼心態、用什麼理由拉人,什麼「擾亂公共秩序」、「尋釁滋事」,其實完全是有樣學樣,「依法辦事」。只是今次「依法」過了頭,犧牲了一名派出所所長。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今日特區政府,不也是有一些對威權漸漸上了癮的人,有樣學樣,「依法」處置了一大群挑戰他們的年輕人?更不用說鄰近地區澳門,廿三條已立,威權早已在手了。[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PNS_WEB_TC/20170831/s00305/text/150411504322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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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別做落井下石的人,別做一條蛆蟲

這些日子,除了心痛,常常想起這幾句話:「如果天總也不亮,那就摸黑過生活;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的,那就別去照亮別人。但是——但是: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熱量的人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這個對着反對它的年輕人窮追猛打、趕盡殺絕、務求置他們於死地的政府,固然令人鄙夷,但我更鄙視那些看着社會不公不義,從來不發一聲,卻蹲在高牆一角,對選擇走在前面、終被擊得粉碎的雞蛋幸災樂禍、冷嘲熱諷的人,有些甚至對着雞蛋扔石頭。 在這個什麼都變得立場先行的社會,大家眼裏只看到顏色。之前一個「黃絲」報案者,還未搞清楚他是否報假案,很多人就因為他的立場,譏笑其外貌有之,斷定他自導自演有之,連警察之首、保安局之首,說起話來,也是語帶諷刺,單單打打,完全無視警隊必須中立、普通法無罪推定的原則。 今日香港,很多人選擇沉默,很多人習慣黑暗,很多人選擇茍且,不要緊,那是個人選擇。但別做一個落井下石的人,也別得意洋洋,自恃站對了立場,抱着「鬼叫你做反對派,抵你有今日」的態度隔岸觀火,反正這道火,他們以為永遠不會燒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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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與威權台灣vs.劉曉波與威權中國

劉曉波被證實患癌,甚至未確定是否真的能保外就醫,令筆者想起上世紀戒嚴時期的台灣,都令人想起同樣因癌症而死的殷海光! 戒嚴時期的台灣,專制程度不亞於今天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今天中國只容共產黨,組織反對黨會馬上被打壓。當年的台灣都同樣只容國民黨,1960年組成的自由中國黨都馬上被壓制,組黨者還捱了不少牢獄之苦。如果說今天中國基層選舉充滿篩選、選舉舞弊,1970年代台灣地方選舉的舞弊更引發了中壢事件一類的騷動。如果說今天中國政府把許志永、浦志強、劉曉波等維權人士囚禁,當年台灣更是跨張到會用特務暗殺一些反對自己統治的人,陳文誠和劉宜良案就是最佳的例子! 戒嚴期間,更有一位名叫殷海光的台灣異見人士被受打壓,最後因癌症慘死在台灣! 殷海光喜歡哲學,曾發表著名的演說《人生的意義》,指人除了追求基本生存需要,都需要理想,都需要追求人生精神滿足。喜愛思考的人,自然會質疑威權統治。殷海光都經常寫文章批評獨裁統治。他不但在《自由中國》撰文批評獨裁統治,他甚至大膽地提到:「今日的臺灣,在實際上早已成為一人一家一黨的殖民地。這一個殖民地在骨子裏完全被置於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嚴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樂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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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不同的威權想像

民主派在十二月時一舉奪下三百多個選委,帶來了以今次特首選舉推進民主的憧憬。在這個撲朔迷離的特首選舉中,我最近常在想,不同的選舉結局,可以帶來怎樣不同的威權政府。 我說的是兩種不同的威權主義想像。不要弄錯,無論是曾俊華或是林鄭月娥當選,都不會動搖現存的威權體制。曾俊華自然在意識形態上較接近民主派,但重啟政改或推翻8.31 ,必須中央根本改變對港政策。今天來看,這些似乎都相當遙遠。 政綱都不重要 第一樣應可肯定的,是各項政策政綱應該是不重要的,因為大量選委可以未看政綱便決定提名誰了。以兩人各項政綱之近似度和過往方針,大家可以不用期望社會經濟民生政策有很大變化,誰人當選都只會是新自由主義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resource-driven,這應該也是社民連反對曾俊華的基本理由了。 主要分析方向,是看兩人在選舉中分別的支持基礎。假設是:特首要向其主要支持者負責,當選後回應其訴求,正如多年來我們假設地產商對誰當特首有極大影響力,因而會造就地產霸權一樣。 林鄭至今約兩個月的「選舉工程」,最突出的,是差不多完全沒有嘗試爭取反對她的人支持她,例如民主派的325選委,差不多是不屑爭取。說是we c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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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退潮之際反倒退

大約10多年前,研究民主化的學者開始爭論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是否出現退潮。由1990年亨廷頓開始提的「三波民主化」論述,頭兩波都是有一個大漲潮、有一個大退潮的。第三波民主化由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開始,到了今天超過40年。近幾年學者的共識是:全球正在民主化的一個大退潮中。 民主退潮已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剛很快地看完一本由戴雅門和柏特拿編著的《民主在倒退?》(Democracy in Decline?)的小文集,書中不少都是近年來在Journal of Democracy討論有關民主是否退潮的文章。大約10年前,不少學者不願承認民主在退潮,還會爭論衡量民主程度的標準、應該從哪時開始計民主在某國是進步還是退步了,或者說某些國家從來就不是穩固的民主體系等。到了2010年爆發「茉莉花革命」,樂觀情緒更令人覺得民主沒有退潮,而可能「阿拉伯之春」會帶來「第四波漲潮」。但幾年下來,「茉莉花革命」並沒有真正的帶來民主化,各國中其實只有突尼斯有民主進步,到了今天不少國家如埃及或巴林,甚至比以前更高壓,更遑論被內戰蹂躪的敘利亞了。 戴雅門要我們「直面民主的退潮」(facing up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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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七警集會 教協要孭鑊

早前有萬七名警察集會反對七警被定罪,聲勢浩大,一如七十年代警察包圍廉署,法治受到執法機關的挑釁。然而,就這次事件,政治不正確地說:教協要為此負責。 因為現在警察如斯蹩腳的法治觀,多少來自教協多年來提升老師的人權素養不作為,讓這些老師在中小學「身教」出缺乏法治和人權觀念的學生。這些學生,有部份成為警察,參加了侮辱法治的集會。 其實,香港的中學是最反法治的地方,連戴教授所言的有法必依也做不到。正如普通法原則,法律沒有寫的都可以做,但是學校的老師和訓導經常學人大粗暴釋法,將校規的解釋權任搬龍門。早前有學校男生在便服日穿校裙回校,理論上便服日是穿著自由,但是校方竟然用一大堆荒謬理由對學生大刑伺候。法治質素和人大一樣低。 記得英國有所學校修改校規,禁止男生穿短褲上課,而有男生改為穿校裙回校抗議,學校遵守法治精神不僅沒有懲罰學生,反而讚賞學生有智慧!若果是香港,早已被訓導罵得狗血噴頭了——挑戰權威的公民意識很快被異化為揣摩上意的奴才意識。 至於學校的老師對於校服服飾和學生髮型的操弄,更加是對學生的人權作嚴重的侵犯。實在沒有理由限制學生就服飾和髮型打扮,不過對於「存在就是合理」、「屁股取代腦袋」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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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 所以 選擇威權

有一種自由,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自由。 《逃避自由》一書,解釋了現代人為何相信和支持威權主義。自由帶來孤獨和不安,人害怕為決定承擔責任,於是選擇逃避自由,把生命交託給權威者,減低焦慮。早前崑南君在專欄介紹《一九八四》,筆者認為今天也應重讀《逃避自由》。 作者Erich Fromm在德國出世及長大,1920年追隨Max Weber兄弟Alfred Weber學習社會學,後來完成精神分析訓練並執業。1934年為了逃避納粹政權而定居美國。著作因而見到馬克思早期和佛洛依德的影子,同時批判二人的經濟及人格決定論。 作者首先釐清兩種自由的概念: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是擁有自由以免受某事物之侵擾。後者是擁有自由去進行某事物。 人類要發展,必定要經歷個體化(individuation)。這是指個人從整體世界的初始連結(如母嬰、親族、大自然、天主教會等)。個體化的路不是單程。人在掙脫枷鎖的同時,當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無法提供基礎,就會感到孤立、無力、微不足道。他們希望逃避自由而順從權威,尋回安全感,最後犧牲了自由。 孤獨源自宗教改革、資本主義 Fromm研究的時期是歐洲宗教改革,資本主義冒起,直至納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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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刻意張揚的陰謀——紀錄片《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與威權國家的想像

《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是我在新加坡獨立電影院the Projector觀看的第一部影片。這是一部講述1987年新加坡「光譜行動」的紀錄片。在解釋為何這部紀錄片會引起我極大的興趣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這起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在1987年,22名新加坡公民被新加坡內部安全局逮捕,理由是懷疑他們陰謀以共產主義顛覆國家政權。前流亡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會主席Tan Wah Piow被認為是事件背後的主謀,而天主教會工作人員Vincent Cheng則被認為是Tan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這22名新加坡公民遭受到諸如暴力毆打、剝奪睡眠和困禁在冰凍的房間等折磨。在願意認罪的情況下,他們還被要求在電視上公開承認。部份人其後獲得釋放,但也有一部份比如Vincent Cheng遭到三年囚禁,並在釋放後的五年內被禁止和天主教會以任何方式進行聯繫。而由於長期而來,新加坡社會只接受到政府對事件單方面的宣傳,大多數人並不清楚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導演Jason Soon的目的就是希望紀錄片能夠提供非政府的,以當事人為中心的敘事視角,從而重新審視事件對於今天新加坡社會的意義。從視覺上而言,紀錄片的處理方式異常平實。由於大多數時間裏都是六名願意公開接受訪問的當事人在講述回憶,這使紀錄片更像是一次集體採訪,主線反而顯得不清晰。只有在影片最後大約十分鐘的時間裏,才插入新加坡政府當年對事件的回應,使兩套對立的敘事有了些許交鋒。也許因為敘事實在過於平鋪直敘,讓人更感興趣的反而是拍攝的過程。於是在影片完結後的互動環節,我直接問導演Jason在拍攝過程中有否受到新加坡政府方面的壓力。Jason的回答是沒有。這個回答和他今年接受“The Online Citizen”網站訪問時一樣。他還表示對於影片居然被當局容許放映感到驚奇。至於原因到底為何,恐怕我們這些局外人不會可能知道。無論如何,作為一名以威權國家為研究對象的人來說,這次紀錄片的放映對我觸動頗深。雖然早就從教材裏知道當今比較政治學研究已指出威權國家其實是一個內部包含了很多差異極大的子類別的概念。比如說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的Barbara Geddes就是這方面的先行者,她那篇發表於1999年題目為“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把威權國家分為「軍政」、「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三個類別,並指出三者有着不同的內部運作邏輯的論文早已是公認的經典。然而,書本歸書本,親身感受還是不一樣。即便把比較的範圍縮小,只比較新加坡和中國,差異仍然明顯。光是本文這樣的紀錄片,就令人難以想像可能在中國公開放映。新加坡雖然也有言論審查,但是並沒有類似中國網絡防火牆的東西。事實上只有少數的網站被屏蔽,Facebook仍然可以自由使用,某程度上社交媒體更成為監督政府的工具。當然,如果你像余澎杉一樣在上面公開批評國家領導人,那毫無疑問檢察院在等著你。但總體而言,新加坡社會確實變得比以前自由。無論是the Projector的誕生還是《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的公開放映都是其中的例證。看來2011年國會選舉在阿裕尼集選區的失利確實促使人民行動黨更主動的回應社會輿論。目前來看,新加坡和中國這兩個比較政治研究裏公認的最成功的威權國家更像是走在兩條不一樣的路徑上。有趣是後者亦一直視前者為管治上的學習對象。不禁令人想像這兩個國家未來是會殊歸同途,還是各走各路?(新加坡電影觀察之二) 電影 新加坡 紀錄片 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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