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聞心理學:為何消除錯誤資訊如此困難?

過去一年,「假新聞」在世界各地均成為備受大眾關注的問題。假新聞不是新鮮事物,但社交媒體的運作邏輯及其帶來的現象,無論是「內容農場」的冒起、碎片化資訊的高速傳播,抑或是迴音廊的形成等,都使虛假資訊的傳播更為廣泛。 facebook和Google等網絡巨頭已經開始着力打擊假新聞,雖然其成效仍然受到一些評論者的非議。 更正資訊可產生反效果 的確,打擊假新聞不容易,政治和商業利益會繼續驅使一些人和組織發放虛假或似是而非的內容;而假新聞一旦出現,往往覆水難收。從傳播系統的角度看,問題是社會原有的「真相基建」(infrastructure of truth)受到破壞,尤其是傳統專業媒體的公信力下降以及在公共傳播過程中「去中心化」,削弱了他們澄清事實的能力和權威。從社交媒體傳播方式的角度看,問題是聳人聽聞的假新聞容易賺取更多回應和分享,使其傳播更為廣泛,而更正資訊卻不一定有同樣的接觸面,結果是看到假新聞的人很可能比看到更正資訊的人多。從資訊接收者的角度看,問題則在於一些心理因素,會使普通人可能在看到更正資訊後,仍然不會修正自己的認知,甚至可能比之前更加堅持錯誤的觀點。 近年一些學術研究說明,更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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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本地新媒體展望

新年伊始,再有新網上媒體面世。由資深新聞前輩們創辦的「眾新聞」,將為本地業界帶來什麼新氣象,值得期待。最近,筆者整合了一些外國的網絡發展回顧,部分頗具參考價值,希望能為本地日益蓬勃的網媒帶來點點啓示。香港新媒體百花齊放,以文字、影像或聲音為主的平台都有。惟粗略算一算,依靠捐款支撐的,包括「眾新聞」在內,不下10間;部分更聲稱為了維護獨立性,不接納廣告合作。特首梁振英就任以來,政治爭拗愈趨激烈,市民不滿情緒升溫,故尋求媒體代為宣泄,監督政府。相信佔中以來,大眾對政團和網媒的捐獻,會較為踴躍。不過,隨着梁振英宣布不競逐連任,本地政治議題立即降溫,從梁振英支持度回升及至遭司法覆核議員的籌款進度緩慢,皆可見一斑。若政局回暖,而募捐的新媒體又如雨後春筍湧現,讀者會否產生「捐獻疲勞」,令新媒體「攬炒」?猶未可知。除了廣告和捐獻外,傳統的訂閱模式,一般被標籤為老舊過時,難以實現。但美國自特朗普勝選後,信譽良好的政經媒體,包括《紐約時報》、《大西洋》和ProPublica的訂閱數字,皆錄得明顯增長。隨着大眾正視「假新聞」和謠言問題,媒體能否藉此缺口,為高質素讀者及專業人士提供收費內容,其實值得探索。社交網絡取代新聞網站目前,本地媒體在社交網絡上的活動,皆以宣傳為主,帖文猶如一扇窗口,吸引讀者進入自己新聞網站,為網頁「衝流量」。不過,外國調查發現,網站透過社交媒體導入的流量,按年大跌,網民更傾向逗留在社交媒體閱讀內容。有見及此,不少外國媒體早已變陣,在不同的社交媒體,按讀者口味和使用習慣,度身訂做內容(distributed content)。以近年極速發展、由《赫芬頓郵報》前主席創辦的NowThis為例,已經完全放棄設立自己網站,改為在各大社交媒體經營帳戶,取得空前成功,成為美國最受「00後」歡迎的新聞品牌。不過,在自己網站擺放客戶廣告,姑且可以將廣告與新聞內容分開;但要在社交平台放客戶廣告,廣告便不得不跟新聞內容在同一渠道發布。而無可避免的趨勢是,社交平台上的廣告,不再純粹是一條鼓勵消費的影片,而本身也必須是一段有趣味、價值甚至教育意義的內容,並跟帳戶風格密切融合,成為帳戶所發布內容的一部分。當新聞與廣告的界線漸趨模糊,會否直接衝擊新聞道德底線?還是有包裝手法可容讓兩者兼得?新聞機構不局限跑新聞一直以來,傳統新聞機構皆不局限於「跑新聞」一個範疇,許多報業集團同時經營書籍出版,即是一例。放諸新媒體,同樣適用。本港有從紙媒轉戰網媒的集團,同時經營網上營銷、多媒體創作和數碼創新等服務,配合其具一定規模的網媒,共同發展,相得益彰。新的一年,寄望各大網媒放遠眼光,為時常將「寒冬」掛在嘴邊的傳媒業,走出一條新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3日) 傳媒 新聞 媒體 社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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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

社會加速,思潮流動也快,學者和評論員吹捧數碼和社交媒體如何帶來新的社會運動模式、推動政治轉變,只是幾年前的事。但過去一兩年,有關社交媒體政治傳播的討論,主調已經變成社交媒體如何吞噬建基於真相、事實和理據的公共討論。「迴音廊」(echo chamber)、「資訊霧霾」(data smog)、「後真相」(post-truth)等,是當下的流行詞。在芸芸反思和批判論述之中,一個說法是網絡傳播太過由情緒主導。這說法能引起大眾共鳴,說明它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但若要進一步闡釋,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情緒在公共討論中的作用和影響?理性和情緒一定對立嗎?所謂網絡傳播由情緒主導,是什麼樣的情緒在主導?產生的是什麼問題?智慧實有情感基礎在日常話語中,我們通常有意無意地把情緒和理智對立起來。我們有時會勸別人不要那麼情緒化、要冷靜下來思考,好像理性思考的前提就是要排除情緒。但過去20年,一些政治心理學者已經批判了「情緒vs.理性」的對立,其中一些學者發展出一套「情感智慧」理論(affective intelligence)。這理論的重點,是「沒有情緒」並非最有利理性思考的條件;理性思考是在某種情緒下才最有可能出現。要解釋這一點,要先簡單講講,對這個理論而言,什麼叫「理性思考」。心理學研究指出,人們的思維和判斷,很多時依附慣性,以及傾向維護自己的世界觀。所以,當人們見到跟自己的既有態度脗合的資訊時,就傾向當成真確,並立即根據該資訊對事物作出判定。當人們見到跟自己的既有態度不脗合的資訊時,會用各種辦法抹煞資訊的重要性或可信度。做到這點並不困難:回到美國大選時,你跟一個特朗普支持者說特朗普謊話連篇,他可以立刻反駁「希拉里不也是一樣嗎?」慣性思維和以自我保護為目標的資訊處理,使人們不去認真思考眼前資訊的意義。相對之下,「理性思考」就是把成見放置一旁,重新審視自己過往的意見及其背後的假設,認真地和系統地去處理資訊,對事物嘗試得出一個「正確」的理解,而不止是嘗試得出一個能支持自己既有態度的結論。那麼,這種理性思考和情緒的關係是什麼?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分冷靜是不行的。以上只是對情感智慧理論一個簡化的論述,相關研究還有很多問題和細節,其中不少尚待解決。例如恐懼對理性思考的影響,以筆者的了解,好像文獻中還沒有一個較統一的說法。社交媒體可強化憤怒情緒傳播不過,說到這裏,我們已可以借用情感智慧理論中的觀點,討論社交媒體的情緒傳播問題。我們可以說,當下社交媒體傳播的問題,與其說是情緒主導,不如說是憤怒主導。當然,憤怒主導,背後有很多因素,有些跟社交媒體本身沒有關係。最根本的,可能今天社會上令人憤怒的東西實在太多。一個對中國有強烈感情的人,聽到梁頌恆和游蕙禎的那句「支那」,又或者一個民主派的支持者,面對人大藉釋法來修法,是很難不憤怒的。不談政治,地產商推出新樓盤,128呎的微型單位,還要說「皇帝都只是睡一張牀」,也令人憤怒。憤怒是自然反應,有時甚至是應然的反應:面對着不公義和極不合理的事情,不憤怒可能代表冷血多於冷靜。不過,撇除在個別事件上憤怒是否合理反應,我們面對的狀况是,社會上怒氣重,蓋過了單純的憂慮。社交媒體不是憤怒情緒的始作俑者,但它卻可以強化及擴大憤怒情緒的傳播,令情緒變得與事情的嚴重性不符比例。這部分是因帶着怒氣的內容容易使人在網上作出「按讚」、「按嬲」、留言或分享等回應;用時下流行的術語,就是能夠爭取更多「engagement」。在社交媒體的「算式」(algorithm)中,內容能引發多少回應,直接主宰內容的傳播會有多廣泛,結果就是憤怒情緒強烈的內容有更多人看到。在過程中,大家又可以「一人加一句」,使附帶的情感愈滾愈大。要在網絡空間中生存的媒體,自然也明白這點,所以也面對着專業理念和網絡現實之間的兩難,單是做不做「標題黨」這個問題,就已經夠令人頭痛。另外,社交媒體的傳播速度超快,不止新聞循環(news cycle)在加速,評論循環也在加速。今時今日,不少網媒會特別強調「突發觀點」(breaking views),即不以突發新聞資訊來跟其他媒體比併,而是嘗試成為最快提供評論的媒體。而由於這些「突發觀點」文章緊貼最新消息發放,往往能獲取很大的點擊。固然,若能對事件做出快而準而又有水平的評論,對公共討論絕對是一件好事,但只怕很多即時評論,其實是在連事實都還不是搞得很清楚時所作出的情緒反應而已。不妨主動整理使用社交媒體方式誠然,面對着這種影響全球的大趨勢,並沒有什麼好的和簡單的解決方法。但可以說的是,作為個體,不妨主動一點整理自己使用社交媒體的方式。我們控制不了社交媒體的算式,但算式的輸入(input)——看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不點擊進去、分享抑或不分享,甚至要求「hide post」等,還是取決於人們自己的使用方式。除了使用社交媒體外,我們有多願意在有質素的媒體網站上多瀏覽,我們有多願意花點時間看長篇的文章、書籍或製作認真的紀錄片呢?作為傳播學者,對科技決定論有點抗拒,網絡和社交媒體沒有必然的效果,人們如何使用媒體,始終是人們能否保持和培養情感智慧的關鍵。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9日) 傳媒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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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選案大問‧傳媒集體失明

買兇斬人,警察捉到刀手,做得好,但幕後主腦逍遙法外,這不叫破案。同理,網台主持人賄選案,有人出錢慫恿本土派參選鎅票,幕前出手的被告罪名成立,重判四年;法官指此賄選案極嚴重,背後資源龐大,影響香港民主進程。故事未完,法庭中宣誓下的供詞還提到「統戰部」,背後的「李總」「張總」究竟是誰?所揭發的是否冰山一角?大大個問號寫在牆上。不讀《明報》不知道,原來法庭審案時,雙方的供詞披露了「中間人」的名字及身分,《明報》記者順藤摸瓜,總算給讀者知多一點點。這宗矚目的賄選案,證實坊間傳聞,真的有人出錢,用鎅票方式影響選舉,計劃出戰幾十區,打擊民主派候選人。幕後黑手身分,仍是一個謎;本人算是新聞癡,卻發現,如此重要案件,很多線索在法庭上披露了,案件審結了,可以無顧慮地追蹤報道了,似乎主流媒體除《明報》外,沒有其他傳媒進一步追查下去。上網翻查電子剪報系統,果然如是;縱使法庭上的證供,提供了人名,有詳細案情,明明很多機構都派了記者聽審,緊貼報道;一個「失業男子」,無端坐擁數百萬資金,選舉背後指點江山,正常的記者,都知道幕後黑手的身份是新聞要點。然而,案件宣判後多天,除了《明報》有跟進追查,另一報章簡短提起過,網媒《立場新聞》有長篇總結疑點;「中間人」的身分,網後金主何許人,其他報章,集體失明;不只無跟進,更是隻字不提。傳媒總會抬出一些理由:人手不足、資源緊絀、調查需時、編輯自主,你不要說三道四之類。這題目關乎香港廉潔、選舉的公正,亦證實了往日的有勢力人士意圖操控選舉,傳聞屬實,新聞價值無可置疑。人手資源緊絀,總比派記者全程追蹤那些疑似等運到的特首黑馬白馬草泥馬酸葡萄,天天隔空抽水,有意義得多吧?我做人很有同理心,也明白,自己已脫離了新聞行業,一個新聞界逃兵,站在道德高地指指點點,實在賤格,但正如梁振英話齋,做好人容易,做醜人也需要勇氣。但是,每次我「愛之深,責之切」之時,都會認真想想,若我是新聞媒體某採訪組的小頭目,我會跟進報道這宗賄選新聞嗎?的確不容易。首先,可以想像,這位小頭目向上級滙報希望跟進時,大半會遇着冷冰的面孔;識時務者為俊傑,在上位者,早已學會趨吉避凶,但他們不會叫你不要做,做啦,但不會有額外資源、人手、時間。回到組裏,小頭目又發現,每個同事都忙得要死,應付流水作業永不停步的工廠式生產線,你有信心抽出人手,仍能維持基本運作,出產足夠的文字影像,填滿每天的報章版面與新聞 air time 嗎?而且,這種調查報道,風險大,一點不小心,會惹人反咬,而且不保證查到大新聞,到頭來資源時間可能白白浪費。再看看四周同事,很新、很幼嫩,你有信心他們能擔起這重要的採訪工作嗎?再者,日常工作繁忙,我自己會否一時不察,根本無留意到這宗新聞的重要性?以此案件而言,若非新聞傳媒一早派記者往法庭全程聽審,是難以掌握那些偶然在證供中出現的驚人線索,事後想補救,亦不容易。是的,要追尋幕後主腦,當然不容易,若然成功,將會非常轟動。但傳媒絕對可以退而求其次。正如《立場新聞》所做的總結報道,此網媒人手緊張,生產量大,明知無能力深入追查,最少能夠整理混雜的法庭證供,理出賄選的可疑關係網,未能解答疑團,最少能有條理地提出未解謎團。或如《明報》,根據法庭提過的人名,找出這是甚麼人,這應該是傳媒基本動作。強力部門認罪頻道的獨家片段,傳媒有辦法找得到大篇幅報道;操控選舉的暗黑勢力,線索擺在眼前、卻視而不見。吳亮星的洗頭艇謬論又可不經核實,頭條出街;法庭證供的有力線索,好些傳媒,卻有意無意,輕輕放過。香港新聞媒體,為何會出現這種局面?我相信,一個奇怪的生態圈,已經出現。達爾文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許不只這個圈子,整個香港都如是:不是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是 survival of the tamest。有關這個話題,我有很多話要說,請讓我慢慢說。本文結論:要繼續訂閱《明報》,要捐多些錢給《立場新聞》。相關文章:立場新聞:鄭永健區選舞弊案 揭針對民主派界票陰謀 幕後黑手及金主仍逍遙法外 有否涉立選成謎明報:一「介紹人」曾任梁振英競選助理潮池:「有自由無自主」,初探香港新聞界之謎 選舉 傳媒 媒體 賄選 鄭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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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風」內容農場

早陣子,有朋友說他們想大家「杯葛」「內容農場」。「內容農場」,簡言之就是一些「翻炒」的資訊網站,他們知道網民的點擊習慣(即是看到什麼會立即按進網頁),然後就可以令他們得到廣告的收入。內容農場的文章種類繁多,最常看到的標題,大概是「十幾億人都『震精』(震驚)了!這個健康秘密你不可不知道!」、「40歲大齡剩女,跟着這5招做,3個月就嫁出了!」除了獵奇性的文章,「網絡百大帥哥揭秘」、誰誰誰賤男鬥港女那些,都是內容農場文章的「殺着」。真的認為資訊真確性重要嗎?有些人認為,內容農場文章誇大失實、毫無底線,應加以譴責。而另一些人就認為,那些散播謠言的文章就更可惡。比方說「新移民綜援月入幾多幾多」的文章,聽說是生安白造,更令不少社工頭痛。有社工朋友就說:「有新移民家庭走來問我,為什麼人家有這麼多,我得這麼少,搞得我又要處理這case(個案)!」只是,當我看到一些朋友否定內容農場文章的時候,是因為他們真的認為資訊的真確性重要嗎?抑或大家只是「因為內容農場很煩所以杯葛」呢?比方說,過去10多年,我經常在大電視台的新聞中聽到一些姓「消」的人說話。大電視台的員工們,寫稿的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認為這姓「消」的那麼有影響力,每句說話都要連名帶姓的把「消息人士說」這5字放進稿件之中。「消息人士」是誰?他在哪兒工作?他在哪家大學畢業?在政府或大機構的哪個職位做事?他很重要的嗎?他的說話是值得上新聞時段、佔用大氣電波的嗎?為什麼「消息人士」說的話,會被當成「事實」一般去報道呢?另外,有些泛民的支持者在網絡上,都是喜歡這樣的「留言」證明自己支持民主。比方說,我在網絡上總會看到有人說「叫蟲太唔好為咗想拎鄉事票出賣香港唔狙擊橫洲先啦」。為免你不知道,泛民的支持者(對,改花名不是建制派的低級面書專頁才做的,泛民支持者都很喜歡改人花名),叫新界西的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做「蟲太」。當你問到為什麼他會指斥鄭氏呢?他們的回應就是:「蟲太喺橫洲事件隱晒形,好難唔係令人覺得佢放軟手腳,為保鄉事票而唔狙擊政府囉。雖然佢諷刺地話自己一個人當選,可以唔受政黨影響,但佢就受熱普城影響而隱形唔支持狙擊政府囉。」當你再三問他:「證據呢?」他們這些泛民支持者就會出「大絕」:「畀你搵到證據就唔係共產黨啦。」然後,你再質疑:為什麼你可以說無證無據的話?泛民的支持者就回應我說:「我又唔係做電台主持,又唔係咩KOL(key opinion leader),亦唔係要做『五毛』出嚟撐政府,我自己講呢啲意見有乜問題。蟲太係呢啲關鍵時刻隱晒形,變相等同撐建制,唔係咩而家!」有什麼人民 有什麼媒體即是無證據就什麼都可以說?對啊,過去十幾年,有誰不是把「我收到風」、「消息人士話」當是新聞、真理,是道路、是生命?得罪講句,香港人很多人以為言論自由是「乜都講得」,就算是陰謀論風聲耳語都可以當新聞去報。然後我們恥笑內容農場誇張失實很放肆?哈哈哈哈。在香港搞媒體,不要說什麼大道理。講到底,為什麼內容農場那麼賤,都有人看?有什麼人民,有什麼議員、有什麼媒體,這是萬國通用的真理。在香港,放開一點,什麼都當娛樂新聞看就好了。你看看今個星期的政治新聞?給你選了三分之一泛民進去了、守着關鍵否決權了,在最關鍵的時候可以趕走梁君彥,梁耀忠做了什麼?梁君彥什麼時候放棄英籍的?行政機關憑什麼對立法機關指指點點?林鄭月娥又說什麼「議員令人失望」?失望得過當泛民可以控制立會的時候,梁耀忠陣前棄甲?哈哈哈,以後評政,我什麼都加一句「#我真係恭喜你呀」、「#haha」、「#wowsupport」作結,大家就好過,「堆bu堆」(對不對)?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5日《明報》觀點版 傳媒 新聞 記者 媒體 內容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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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報道的偏向與影響

立法會選舉已經結束,值得分析之處甚多,其中包括新聞傳媒的角色和表現。本文探討不同報章如何報道各個候選人及其所屬的政黨。按不同政治取向分類的報紙,它們的報道有何異同?是否有偏向?報章對候選人的報道數量及取態,會否影響他們的勝算?我和中大的一些同學分析了7月30日至9月5日的中文報章報道,此時段由提名期結束起,到選舉投票日止。分析的對象包括5個地區直選參選名單中的首名人士,再加上「超級區議會」的候選人,共有93名。我們在慧科報刊資料庫中找尋有關的選舉新聞,以及在一些網媒尋找相關的報道評論,但只選取標題中有候選人姓名的文章,計有1910條。我們把每條新聞按標題內容取向歸類為正面、中立或負面,並在官方選舉資料中找出候選人所屬的政治聯繫。如附表所示,很多報紙及網媒均有大量選舉新聞,但有些報刊的報道數量較少,它們就不包括在附表之內。《明報》在慧科資料庫中的新聞數量最多,當中包括明報網的報道。它的新聞中立比例最高,對幾個焦點新聞人物的報道都頗中性,因而對不同政黨都沒有什麼褒貶。《蘋果日報》對民主黨參選人有較多正面報道,對建制陣營的人就傾向負面。《星島日報》對個別候選人的報道很負面,它對工聯會的報道頗正面,但對本土派則明顯負面。《成報》對民建聯候選人較為正面,不喜歡本土派人士。兩份財經報紙當中,《經濟日報》對個別民主黨參選人的報道正面,對一些民建聯、工聯會及本土派參選人則相反。《信報》的報道整體較為中性,但對公民黨及民建聯的候選人略為負面。《文匯報》和《大公報》有很多正面報道,都是讚揚建制陣營內的不同候選人。它們對本土派及泛民的候選人則非常負面,很少提及中間派候選人,並對本土派人物作不同程度的攻擊。《香港商報》的選舉報道較少,新聞也偏向正面,大力唱好民建聯、工聯會和新民黨的候選人,但很少攻擊其他陣營人士。網媒方面,「香港01」有很多選舉報道,遍及不同黨派,有彈有讚但意見不算強烈,對一些本土派候選人較為正面。「立場新聞」有較多負面報道,它對建制派中民建聯及新民黨的參選人很不客氣。「852郵報」也有很多負面新聞,對本土派的參選人有不少中性的報道。它對建制陣營人士傾向負面,特別針對民建聯,對中間派也不友善。「獨立媒體」報道以負面居多,它對個別公民黨、民建聯及自由黨的參選人都頗有意見。「熱血時報」的負面報道比例高達63%,它有提及本土陣營的參選人,但對這些「自己人」的新聞取態也屬負面,對建制派、泛民和本土派人士也是一律批評。兩極化趨勢 值得注意報紙整體而言,在今次的選舉報道中正面新聞平均佔18%,中立佔56%,負面佔26%。整體報道對本土派及泛民主派稍為不利,對建制派則有些好處。用政治立場來區分報紙,親民主派報紙唱好泛民打擊建制;中立報紙意外地對本土派候選人頗友善;偏向建制派報紙某程度上反對本土及泛民,並有利於建制人士;正統親中報章則非常反對本土派和泛民參選者,全力推舉建制派候選人。以傳統方式將報紙分類,精英報紙的報道取向偏向中立;大眾化報紙報道較少,也比較中性;免費報紙的選舉報道最少,並以中立為主。新聞網站則很活躍,但以負面的消息和批評居多。值得注意的是報刊兩極化趨勢:傳統印刷報紙整體傾向建制、不利泛民,對本土派更為負面;網媒剛好相反,較支持本土和泛民,並針對建制。新聞曝光可以是雙刃劍從所得數據看,報章新聞報道的多少及取向,和選舉結果有正向關係。候選人有多些新聞報道曝光的話,其勝出機會也較高。就算只是中立的描述新聞數量,也和當選率成正比,難怪候選人都想製造多些自己的消息,供傳媒發放。負面新聞對選情沒有好處,但數據顯示其實損害不算很大,可能大家對選舉期間出現的抹黑醜聞已有心理準備,見怪不怪。成功當選率和正面新聞報道的關係,就當然更密切了,比純粹的曝光或中性描述更見正面效果。將一個候選人的正面新聞和負面新聞數量相減,可得出該候選人的新聞取向淨值。出現正取向淨值的話,其勝算也較高。在親泛民及中立的報紙當中,新聞報道和選舉結果有不同程度的正向關係,而這種關係在親中報紙最為明顯。但這並不一定表示親中報章令某些候選人勝出,因為這些報章的銷量頗低。較可能的情况是,有背後的統籌者作為原動力,同時推動新聞報道和選舉工程,因此正面報道和受惠的候選人均是之後的結果。所以說新聞曝光可以是把雙刃劍,對候選人的利弊要視乎情况,例如採用的新聞取向是正面中立還是負面、在哪些媒體出現、何時刊登、題材是否引人注意等。而香港報章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新聞取態,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4日) 立法會選舉 傳媒 2016立法會選舉 網媒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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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出沒時

周二早上,作為有識之士,當然出動了金睛火眼,收看美國大選辯論直播,見識狂人特朗普的大嘴、髮型與氣焰。完騷後,清洗雙眼之際,朋友傳來一段短片,一個日本怪叔叔手舞足蹈,大唱「Pen-Pineapple-Apple-Pen」,看畢,我額角冒汗,雙眼又痛。過了半天,聽聞此等歌曲(又)成為全城熱話,藝人、警方爭相模仿,樂此不疲,我心情納悶。此情此景,香港人不會陌生。市場專家(如徐緣)會說,這叫「病毒性行銷」;市井之徒(如我)會說,這是徹底的標奇立異。在網絡年代,資訊每秒爆炸,眼球容易疲勞,因此真、善、美不合時宜,騎呢與癲狂成了邁向流行的新捷徑。作為表演者,若要脫穎而出,與其認真創作,以實力感動人心,倒不如豁、豁出去,專注惡搞,用騎呢搶奪眼球,以壞品味征服世界。掌聲難覓,退而求其次,(恥)笑聲亦似乎滿載溫馨。別誤會,我也是怪人,一生人偶像包括周星馳、盧海鵬和I Love U Boy’z,深知「騎呢」與「惡俗」之間未必是等號。有時,無厘頭可以內有乾坤,怪人(如黃偉文所寫的)亦可教人「大開眼戒」;即使是最厲害的洗腦歌《Gangnam Style》,當中也可蘊含階級意識,反映社會風氣。這兩天讀到有心人撰文,用日文文法作切入點,解說《Pen-Pineapple-Apple-Pen》為何詼諧,我讀得津津有味。這再次證明,「騎呢」有時只是花紙,剖開表象,或許別有洞天。但公道一點,有時「騎呢」亦不過是單純的市場策略,撕開癲狂的花紙,裏面是一個循環再用的大算盤(詳情請向王晶查詢)。甚至乎,「騎呢」只是幌子,怪人其實別有用心。那怎麼辦?媒體少有把關 多作煽風媒體理應是把關人,負責為大眾咀嚼資訊。偏偏香港媒體從來視市場為至親,每有怪人出現,少有把關,多作煽風,務求將所有偏離常態的現象,莫論真假,不理是非,忽視意義,皆化成全城熱話。Don’t make stupid people famous早成民間金句,但大部分媒體堅持「大眾興趣」與「公眾利益」並無二致,為蠢人宣傳亦無不可。當然,在流行文化的層面,怪人當道,騎呢歌曲洗腦,終究無傷大雅。可是,若狂人出現在政治層面呢?情况和後果便截然不同。特朗普正是歷史裏萬中無一的例子。他的大嘴、髮型與氣焰,完全有違一般人對總統候選人的印象;他對女性(如主播Megyn Kelly)、殘疾人士(如《紐時》記者Serge Kovaleski)、墨西哥人、中國人、伊斯蘭教徒(下刪無數例子)等不同族群的刻薄言詞,更觸動不少有識之士的道德底線。但亦因此,自從公開宣布參選總統以來,特朗普一直是鎂光燈的焦點;其狂言亂語、陰謀怪論,乃大眾媒體的取材對象、收視保證。至於他本人對公眾(特別是低下階層)的影響力,亦因在媒體瘋狂曝光,而日漸滋長。平衡vs.真相面對狂人,媒體和記者該怎麼辦?長久以來,美國新聞界(香港亦然)一直奉「客觀持平」(objectivity)為王道。何謂objective?人言人殊,而記者多年來做法是「各打五十大板」。譬如說,假如民主黨人說天空是藍色,共和黨人堅持天空是紅色,翌日美國大報的標題將是:「兩黨就天空顏色意見分歧」。真正天色是什麼?不要緊。最重要是,堅守objectivity的原則,將正反兩面的「事實」足本呈現。聽起來,多麼堂皇。這種被新聞學教授Jay Rosen冠名為「He said, She said」 Journalism的做法,香港人從不陌生。以電視新聞為例,每次遊行,記者在報道參加者的訴求之餘,通常亦加插反對遊行的市民(如「愛港之聲」)意見。哪管兩者人數相差甚遠,但電視台就是要撥出寶貴的幾十秒時間,遵行「中立至上」的新聞操守,平衡雙方意見。久而久之,新聞追求的是「平衡」、「中立」、「抽離」,而不是「真相」。在media literacy貧乏的國度(沒錯,例如香港),許多人當然不覺得是問題。但當有政客別有用心,佯裝小丑,意圖以不實狂言,搶佔眼球,洗人腦袋的時候,記者和傳媒不得不思考,是否還要恪守以往那種objective度,以至不惜化身幫兇?他們開始反思。過去半年,愈來愈多人觀察到,美國媒體對特朗普的態度,明顯在變,例如研究當地傳媒中立性多年的學者David Mindich月前就在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撰文,形容特朗普令美國記者進入Murrow Moment——Edward Murrow是美國家傳戶曉的名記者,1954年挺身而出,在節目中痛斥當時橫行霸道的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使之敗退。麥卡錫已去世半個世紀,美國傳媒群起反對特朗普的例子,近月則多不勝數。CNN在報道其狂言(Trump calls Obama founder of ISIS)時,索性在標題後面補上一句He’s NOT;就特朗普澄清奧巴馬出生地一事上,《紐約時報》9月16日的頭版破例直指他撒謊(lie),內文更痛斥特朗普以有毒的陰謀論迷惑人心。讀着這些報道,難免令人生疑:就算美國正處於眾人眼中的非常時刻,但這真是新聞媒介應做的事嗎?曾經在水門事件期間與美國總統尼克遜交惡的老記者Dan Rather月前就在facebook撰寫長文,直言自己一生中從未如此公開作政治表態,但因為特朗普(尤其是其針對媒體的言論),今年85歲的他亦不得不站出來對抗歪風:「認為這只是一般共和民主兩黨選舉的人請注意,History is watching。」大半生在新聞現場奔走的Dan Rather又提到,正如當年水門事件改變了政府與傳媒的關係,如今特朗普的事例,亦很可能成為日後新聞系學生的討論主題:面對如斯人物,記者該用什麼態度作報道?我想起香港一位「狂人」。嚴格來說,他是狼,不是狂。大部分時候他非常懂得觀察(北方人士的)眉頭眼額,主任收傘,他馬上模仿;但面對傳媒,他時常露出猙獰一面,一邊口說「維護新聞自由」,一邊發律師信而從不手軟。他的嘴沒特朗普大,但撒謊技術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說自己解決了樓價問題)。繼續各打五十大板?美國大選辯論當日,我聽見不少有識之士盛讚美國媒體的fact-checking本領非常到家,又期望明年的特首選戰,香港媒體也會做類似的事。我倒思考,面對未來半年的選戰,香港傳媒缺乏的是什麼?恐怕不是fact-checking的本領(又或科技),而是——真正追求真相的決心。面對擺明與新聞為敵的狂人,香港記者該怎樣辦?是繼續秉持「中立」原則,「客觀」報道,使出「各打五十大板」的慣用絕學?抑或仿效Murrow名言——「This is no time for men who oppose Senator McCarthy’s methods to keep silent—or for those who approve… We cannot defend freedom abroad by deserting it at home.」其實文章:對鈔票的信心(關麗珊)其實文章:教育制度是否公平(陳惜姿)這應該是討論的時候。文:阿果圖:資料圖片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0月2日) 傳媒 特朗普 媒體 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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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社會觀:透過「選舉論壇」增溫的趨勢分析

每到立法會選舉,每位候選人都會用盡方法,在激烈的選舉當中脫穎而出。在競選的過程中,他們不單要跟不同陣營的候選人競爭,在面對光譜接近的候選人時,也需要令選民留意到自己與其他候選人的差異。各政團的政治行為與媒體在選舉期間各取所需,各家媒體提供平台,讓候選人公開辯論,提升媒體的收視和曝光,而候選人則透過論壇、專訪凸顯自己形象和訴求,讓觀眾全面了解候選人。今屆立法會選舉,就有超過四十場大大小小的選舉論壇。根據「思為策略」彙整7月25日至8月24日,香港公開有提及「選舉論壇」的社交媒體專頁,我們整理出前50名的粉絲專頁,並將專頁分成「新聞媒體」、「社群名人」、「建制派官方政團/政治人物」、「非核心的建制派專頁」、「非建制派官方政團/政治人物」、「非核心的非建制派專頁」這六類,進行統計。從六大類型之數量來看,我們能掌握到幾個趨勢:(1)新聞媒體:透過社交媒體討論「選舉論壇」,取得最高影響力分數(根據該社交媒體提及「選舉論壇」貼文「反應」、留言、分享之加權)的新聞媒體專頁,依序排列為立場新聞(2835.8分)、明報即時新聞(2789.5分)、毛記電視(2333.2分)、Mingpao Investigative Team(2256.0分)、蘋果日報(1838.9分)、HKG報 HKGpao(1243.1分)、香港01(1128.1分)、881903.com 商業電台(895.6分)、本土新聞Local Press(520.6分)、香港獨立媒體網(456.1分)。其中,明報有兩個粉絲專頁上榜。我們大概可以清楚看出,舉辦選舉論壇的媒體,影響力分數不見得名列前茅,不過只要認真經營,都能透過舉辦論壇發揮影響力。他們透過辦好論壇,將選舉論壇中不同候選人的立場,透過論壇賽制讓各候選人表達,協助選民了解情況,媒體都可以藉此取得好的成績。(2)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由於公平報道的原則,我們不細究哪些候選人、政治團體透過選舉論壇得分。針對大趨勢來看,建制派上榜的政團僅民建聯和新民黨的一名候選人,其他都是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其中他們多透過選舉論壇,表現出「對特定訴求強烈表達」和「特定議題攻防」,這些皆可令他們在社交媒體中取得較高影響力。另外,「非核心的建制派」專頁進入前50大的數目,則多於「非核心的非建制派」,其中「非核心的建制派」主要是透過批評特定非建制派政團或候選人的不理性或不合理,從而取得他們的影響力。總而言之:非核心的建制派,他們的專頁主要都是跟隨着新聞媒體發布的信息,以及針對非建制候選人的主要訴求進行回應,從而取得影響力;而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則多透過社交媒體作為取得影響力的主要工具。作者是思為策略成員 2016立法會選舉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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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醜聞與民意

過去20年,在世界上很多民主國家中,政治醜聞出現的頻率都有所上升。政治醜聞遂成為政治傳播學中頗受關注的題目。社會學家John Thompson在Political Scandal中指出,在當代社會和媒體環境中,公眾人物愈來愈難掌控自己的可見性(visibility),即愈來愈難掌握關於自己的資訊,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向公眾呈現。同時,政治的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也使人們愈來愈關注政客和領導人的個人品行和誠信,這也增加了醜聞的重要性。事情沒「打擊民望」那麼簡單常識告訴我們,政治醜聞會打擊涉事人的民望。不過,反觀各國案例,事情其實沒那麼簡單。一個經典例子,就是1990年代美國總統克林頓和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醜聞:當醜聞被傳媒廣泛報道時,克林頓的民望是上升的。當然,克林頓民望上升,主因是當時美國經濟持續向好。一些美國政治學者做過深入分析,指出撇除經濟狀况的影響後,萊溫斯基醜聞對克林頓的民望還是有點負面影響,只是影響不大。而該醜聞的影響幅度小,則有幾個原因。第一,萊溫斯基醜聞屬於性醜聞。在西方社會,民眾較傾向將領導人的私生活和公職分開看待,人們可能覺得性醜聞跟克林頓是否一名好總統沒太大關係。第二,克林頓在個人品格方面的形象,從來就不是很好,但這反而使人們不會因他有性醜聞而感到太吃驚。第三,當事件演化至美國國會就克林頓作偽證而準備彈劾議案時,不少民眾覺得事件已不是一個領導人的醜聞,而是政黨鬥爭。兩黨支持者對相關新聞反應不一,甚至呈兩極化趨勢。醜聞的影響會否外溢?廣義地說,學術研究告訴我們,一個醜聞對涉事人的民望有多大影響,要視乎民眾如何判斷事件的真實性(涉事人物真的有做過嗎?是故意的嗎?)、嚴重性、相關度(事件跟涉事人物的公職身分相關嗎?),還有涉事人物的回應是否恰當。而這些判斷,往往跟一個人的既有政治態度相關。例如一名政治人物的支持者,在該政治人物有醜聞的時候,很可能會傾向相信該政治人物並非故意犯錯,或所犯過錯非常瑣碎。結果,醜聞很可能只會損害部分民眾對該政治人物的態度。筆者去年初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就運用調查數據,顯示支持和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市民,如何判斷兩個有關香港特區領導人的醜聞(註)。除此之外,一些學者亦關注到醜聞的影響會否外溢(spillover)至其他人身上。若一個政客有醜聞,其政黨的支持度會受多大影響?人們對一般政客的印象會否也變差?一個政府官員有醜聞,其他官員以至政府整體的形象會否受到牽連?一半市民提到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筆者在去年開始了一個有關媒體與政治醜聞的研究計劃,其中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5月底及6月初進行了一個調查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通過電話訪問了800名香港市民。其中一些發現,就跟政治醜聞的外溢效果有關。調查問卷中的一題是這樣的:「近年發生過唔少涉及政客或者官員嘅醜聞,有無邊一單有關特首、政府官員或政客嘅醜聞令你有印象呢?」這是開放式題目,我們不給予被訪者提示。當被訪者提出一個醜聞時,訪問員就追問還有沒有其他記得的醜聞。被訪者最多可說出3個政治醜聞。結果,約三分之一被訪者沒說出任何醜聞(34.6%),四分之一(25.0%)被訪者說出了一個醜聞,接近兩成(19.7%)說出了兩個醜聞,另外也有近兩成(20.7%)說出了3個。作為行政長官,有關梁振英的新聞始終最為大眾關注,而過去幾年,關於特首的醜聞報道也不少。在調查中,329人提到剛在4月發生的「行李門事件」;另外,也有113人提到梁振英涉嫌收受利益的問題。若單計算跟梁振英直接相關的醜聞,那麼接近一半市民(48.1%)沒有提到任何相關醜聞,近四成提到一個(38.3%),11.2%提到兩個,2.4%提到3個。這些比例是高是低,很難判斷,但須知道,在一般電話調查中,被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大都不會花時間思考。如果用多一點時間想,應有更多市民能想得出各樣醜聞。無論如何,調查也請被訪者為特首梁振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長曾俊華、律政司長袁國強,以及整體特區政府的表現評分(分數由0至10)。附表第一欄顯示,財政司長曾俊華民望較高,其次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再其次是律政司長袁國強,最後是特首梁振英。這跟另外一些機構進行的民調結果相符。更重要的結果在第二至第四欄。若把被訪者按照他們說出了多少個關於特首梁振英的醜聞而分成3組,我們發現,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對特首的評分是5.07;但若提到一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評分就會大降至2.74;提到2至3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評分更只得1.73。「外溢效應」對曾俊華影響特別小固然,這並不奇怪,有關特首的醜聞,自然跟他自己的民望相關。有趣的是,提到更多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對其他官員的評分也較低。要記得,最多市民提到的關於梁振英的醜聞是「行李門」和涉嫌收受利益,這兩件事都不直接涉及幾名司長,但附表顯示,幾名司長的民望也受影響。這就顯示了一種外溢效應——在市民眼中,如果特首有問題,其他官員也好不到哪裏去。不過,若仔細一點看,特首醜聞的外溢效應,對曾俊華的民望的影響是特別小的。由附表的第二欄到第四欄,曾俊華的民望只是跌了不足0.5分,但林鄭月娥和袁國強的民望則跌了2分以上。換個角度看,在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中,曾俊華的民望只比林鄭月娥高一點(6.38 vs. 6.15);但在提到2個或3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中,曾俊華的民望拋離林鄭月娥(5.99 vs. 3.97)。篇幅所限,為什麼財爺能免於外溢效應影響,就留待讀者或其他評論者詮釋了。但總體來說,以上的結果,除了可幫助我們了解政治醜聞可以如何影響民意外,大概也說明了財政司長曾俊華民望相對高企的主因之一。至少到目前為止,市民傾向不將在特區政府其他人身上發生的問題算到他的頭上。註:Lee, Francis L. F.(2015). “How citizens react to political scandals surrounding government leaders: A survey study in Hong Kong”.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1), 44-62.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8月11日《明報》觀點版 梁振英 媒體 曾俊華 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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