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景樂:如何教學生《基本法》?

國家最高領導人遠自北京到來,選在七一林鄭月娥就職特首典禮講話(註1),此時此地此人,習近平的說話就顯得很有象徵意義。身為教師,我尤其關心他對加強《基本法》教育的說法,就是「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他也指出,基本法「規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也以法律方式保障了一國兩制的實踐方針,而且基本法也直接影響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既然基本法如此重要,學生實在沒有理由不好好掌握基本法。以下謹分享我對如何教基本法的3個層次。 層次一:教授基本法的內容 相信沒有教師會把基本法160條文、各附件及文件逐條教授,怎樣也要有文本分析框架。基本法共分成9章,這可以讓學生分析每章的出現順序及條文的分章系統,從而了解條文的重要性和涵意。教學方法則可用填充或多項選擇,使學生牢牢地記着及理解條文的重要內容,而這種做法正是公務員事務局的基本法測試。網上有大量專為此考試而設的練習,還有電子學習軟件,大可配合時下的電子學習模式(註2)。 層次二:學習基本法的初衷 從莊豐源案可以看到,香港法院解釋法律會以法律文本所用的字句,以確定這些字句所表達的立法原意,並非要確定立法者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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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樂會:教育制度中的語言分流政策公平嗎?

「泛亞人權模擬法庭比賽」總決賽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大學舉辦,並由來自菲律賓的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獲勝。是次比賽是由香港大學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及香港融樂會共同舉辦,為首個此類型的國際性賽事,除了關注人權問題,還為法律系學生提供獨有的平台,以辯論亞太區的人權議題。 被揀選參加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及三十日的口述聆訊比賽的七支隊伍來自澳洲、中國、香港、菲律賓及新加坡的法學院。在教練帶領下,各隊的充足準備和比賽質素均受到模擬法庭的評判表揚。18位來自香港法律界的成員貢獻了他們的專業知識,並對比賽鼎力支持,分別擔當了半準決賽、準決賽及總決賽的評判。成員當中有司法機構成員、法律學者及法律界人士,包括資深大律師。 第一屆「泛亞人權模擬法庭比賽」檢視虛構國家 “Serenatia” 的教育制度,審視其制度有否令國家內的少數族裔被邊緣化,及有否違反其國際人權義務。今次比賽在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進行,希望引起大眾關注亞洲地區上仍然發生的制度性不公,特別是不同地區的少數族裔權益議題。是次模擬法庭的賽題提出有關平等接受教育及主流學校中制度性種族隔離少數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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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板粉筆教STEM又如何?

近年教育界掀起STEM (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熱潮,學校爭相採購與機械人、IT有關的產品,學生的確多了機會接觸高科技產品,擴闊學習體驗,提升學習興趣。愈來愈多機構舉辦有關STEM的比賽,而且通常獎項甚多,他們完成基礎任務的話,至少也可得到三等獎。 其實,即使教育局沒有這筆額外撥款,也不代表教師沒有能力在既有課程教好STEM學科的相關概念。以下是一個「零成本」例子: 教中一直角坐標的時候,不少學生即使掌握了基礎知識,但當坐標變成了未知數時,學生會因為它們不是實質數字而不知所措。筆者思考良久後,嘗試實行以下教案——先在黑板寫以下「情書」(假設學生已懂運用實質數字的坐標):   我  你 (x, y) (x+1, y)   教師先挑戰學生是否能夠理解這封情書。教師可叫他們試試代入真實數字,看看「我」與「你」的關係,這個時候應該不少同學明白了,不過他們可能會問:為甚麼不直接寫數字要寫未知數呢?這時教師可以讓一早明白的同學解釋,或者由教師親自解說:「不論身處何地、天涯海角,你都會在我身邊嘛!」 學生可能會恥笑其可行性(「咁寫情書死硬!」),有些精靈的學生覺得「加一」還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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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師實行人權教育的經歷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我在主要錄取第三組別學生的學校任教。起初看見同事們以極嚴厲的態度對待學生(例如個別同學犯錯會帶來全班罰企的後果,課堂中有很多限制,學生只可安靜坐好否則會換來喝罵等),我很有疑問。當時我初出茅蘆、年少氣盛,認為同事這樣做是不對的,不論學生如何頑劣,也應該尊重他們。我沒有聽取同事的建議,沒有嚴厲地管好秩序,結果學生們認為我「好欺負」甚至「怕了他們」,秩序每況愈下。 後來我明白,我犯的錯誤在於認為「嚴厲管教必然不尊重」,而且沒有認真糾正學生對我的不尊重。我看到同事的嚴厲其實只是表象。他們的喝罵,目的不是濫用權威及發洩,而是確保班中學生不會受頑劣學生影響學習,盡快營造良好學習氣氛、保護受欺凌學生。他們在課堂內外花了不少功夫與學生建立關係,罵完後更要花時間講道理、「氹番」。他們要教導學生尊重是相向的。當師生關係建立好後,教師可進行較自由的教學活動,但會強調行使自由須遵守合理限制。 「因材施教」不只適用於教授學科,也適用於教他們「做人道理」。教師必須先理解學生的想法,不能一廂情願以為「給予自由」就是成功的人權教育。學生在較惡劣的成長環境中,很可能抱著一種自我防衛的價值觀,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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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準校監林鄭的諫言:保衛大學優質教學和香港持續研究

後知後覺的高等教育界還如夢初醒,抄足英國的「研究評審工作2020」(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2020)已暗藏殺機殺到埋身。八大院校用盡渾身解數,務求在這評審中摘到最多數量的「四星」,只因每間大學摘星的多寡直接影響他們從教資會獲得的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的分配。2017/18年度的整體補助金為180多億元,將由八大2014年評審摘星的多寡來瓜分。5月教資會已提出了「研究評審工作2020」的框架,這個評審的主要目的是向公眾問責,因每年接近200億元的補助金是納稅人的公帑。 研究評審毁教學質素和研究持續性 可惜的是,這個由研究評審工作小組副召集人華雲生(現任研究資助局主席)參與領導的評審,不但沒有令八大向公眾問責,反之嚴重摧毁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2020」的框架沒有對此作出反省並汲取英國專家的意見;至於這個評審如何摧毁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原因如下: 第一,研究成果(research output)是這個評審佔重最多的準則之一。學者發表「四星研究」的多寡決定該名學者是否一名「四星研究員」,這準則看上去並無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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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止一條路,哪該走什麼路?

閱讀林茵撰寫的報道《教育不只一條路》,簡直是將這幾年耳聞兆基創意書院的種種理念、期望、想像跟現實的落差,以及種種張力,透過文字重新經歷一次。 馮美華(May Fung)說要信每一個學生,但現實卻是並非每個學生都「可信」。將他們當作成年人,但部分學生的行為卻令人失望。學校期望學生有創意,但一些學生又要考高中試,進退兩難。學生要民主,但又為民主的繁瑣和看似無盡,而感到無聊、無力。想有規矩或規則,但又不知如何建立,或者應否建立。最害怕的,大概是又回到反抗的原點:不是對既有那因循守舊、捍衛現狀的教育說不嗎?思緒透過書中平實的訪問重重複複,好像一個迷宮。 看了女哲學家奈曼(Susan Neiman)的《為什麼長大》(Why Grow Up),有點頭緒去理解各種紛亂的想法。奈曼批評我們常將成人想成是世故、現實,而把小孩理解為單純、夢想跟熱誠。在這種框框下,我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要成長,我們也無法理解何謂教育。因為「教育」在當代的脈絡,就是學壞的意思。教育跟成長等於學叻,等於妥協,等於順從——我們應該跟它對抗,甚至做其他的事。總之,要走另一條路。 人在社會失初心 想回學校得救贖 我們無法說服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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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是一場美麗的誤會:再談吳壁堅老師對通識科忽視科學的批評

近期通識科的討論圍繞在究竟通識科是否沒有完成「文理兼擅」的教育目標,忽視了「理科」的元素。但筆者一直困惑,倡議「文理兼擅」的教師究竟如何理解這素養,以致認為通識科已有一定成績的思維能力、共通能力訓練不能達到有關目標。近日再讀吳壁堅老師在5月11日的立場新聞投稿《通識教育中的科學素養 — 與理科老師的集體備課》,吳老師較清楚地用其經歷說明為何他認為在通識加入更多理科元素是重要的,有關批評似乎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誤會(一):「文科仔」與「理科仔」是兩類人? 吳老師談到在備課的時候,與同事討論到一些通識議題,他作為一個讀歷史出身的「文科仔」,看法往往被一位科學老師運用相關的知識批評而語塞,因此認為通識科應該引入更多科學知識。提到兩者的方別是:「歷史科出身的老師,思考點多以政經社文環或原因、影響、解決方法上;科學老師只談證據與真理,很少會與我們的思想相近。 應該與很多通識科老師一樣,筆者是社會科學科出身的,在很多人眼中都該算是個「文科仔」,看到吳老師的分析,我即時反思:「原來我的思想是沒有證據和真理的嗎?」吳老師的科學科同事提到,青少年吸食電子煙的原因是尼古丁上癮,如果這就是證據和真理,我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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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是陳美齡

又是全城嘩然的時候。上周五早上,有傳媒報道,前藝人陳美齡乃其中一名林鄭月娥有邀請並向北京推薦出任教育局長的人選。陳接受查詢時還說,無論在政府內外,都希望帶新風進入香港教育,「如果大家都希望,我在任何崗位都願意」。消息言之鑿鑿,許多香港人(如我)先是驚訝,後是疑惑。 這反應絕不令人意外。基於(至少)三個原因,教育局長的人選,一直是全港市民其中一件最關注的大事。 一、吳克儉。眾所周知,過去5年,在吳局長的「英明」領導下,香港社會捲入了國民教育、普教中、TSA 等連串政策爭議,學童自殺問題成為公眾焦點,教師工作壓力備受關注。永不止息的風波,令全港市民成功(從反面角度)了解一個理想的教育局長應當如何——毋須月讀30本書,只要真正關心香港學童的困境(而非躲在私家車內玩手機)、教師的苦況(而非不停警告談佔中、港獨有損專業)、教育制度的缺陷,可能已很足夠。 二、政治。誰都知道要操控一個社會,必先揑住傳媒,抓實學校。過去幾年,香港人全程直擊一國的旨意如何降臨在香港學校身上——國民教育縱然教材偏頗,但因政治正確,照樣推行(直至萬人抗議);普教中縱然成效不彰,但為了「學生的幸福」着想,永無休止。教育局長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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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TSA背後的更多思考

政府設立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初衷是為學校作「體檢」,但現卻成為操練的代名詞。而坊間、學者在爭論TSA/BCA (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的過程中所關注的其中一點是TSA有沒有對學生造成壓力,或者有沒有評估的需要。他們的論述焦點多數集中於個人層面,例如TSA對學生造成壓力,歸因於個別學校操練學生,或個別家長抱着「望子成龍」的心態強迫兒女操練,又或者是個別學生的競爭能力弱、抗壓能力弱、心理質素弱等等。簡言之,這些討論都是以十分狹窄的個人角度框架來演繹TSA對學生造成嚴重壓力這一問題。即使運用大量數據,學者仍是停留在「這個學生心理質素如何如何」的論述層面。一旦以這樣的論述框架去解釋TSA問題,結構層面、社會層面對TSA問題的理解都會被忽略。 個人行為與社會現象不可分割 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固然存在。的確有些人天生的抗壓能力強,有些則較弱;而部分家長抱有「望子成龍」的心態,強迫兒女操練;又或者個別校長因為各種原因操練學生。但純粹指摘個別學生、個別家長、個別學校並無助於我們理解現象的社會性/結構性。個人行為與社會現象是不可分割的。要問的是,為什麼在現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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