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惜姿:青少年精神健康

正在看陳國齡醫生的新書《揭開神秘的面紗——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個案實錄》,陳醫生是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主管。此書介紹不同精神病的病徵,特別是詳述青少年患病時的狀况,對了解這課題頗有幫助。精神病人經常被標籤,其實精神病是統稱,個別病名大家一點不陌生,如過度活躍、抑鬱、自閉、焦慮、進食失調症等。陳醫生寫的,是醫院裏病人的真實故事。名字是化名,發病、求醫、斷症、診治過程卻是真的。種種精神病裏,以抑鬱症最叫我擔心。研究顯示,九成自殺案例與精神病有關,其中大部分是抑鬱症。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向教育局提交的報告顯示,2013至2015三個學年的自殺個案中,只有兩成人曾接受精神科服務。若能及早識別抑鬱症患者,可能會救回更多性命。有時候初中生不肯上學,家長無法接受,一味怪責子女,誰知學生可能已患上抑鬱,情緒低落得無法上學,連早上起牀刷牙洗臉都力不從心。若家長對抑鬱症有粗略認識,便能及時帶子女求醫,對症下藥。經過兩年前接連有學生自殺,大家對青少年精神健康都不敢再掉以輕心。陳醫生建議,將精神健康教育納入中小學正規課程中,由認識情緒開始,繼而教導學生各種精神病的病徵及治療方法,鼓勵學生有需要時勇於求助。[陳惜姿]PNS_WEB_TC/20180625/s00196/text/152986483123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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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銳輝:沒有分享的舊照片

剛過去的星期日,是六四遊行的日子,準備瀏覽面書時看到頁首的回顧相片:原來六年前的六四遊行是同一天,相片中是四個自發來參與遊行的學生,滿臉稚氣地推着籌款車,在已經封路的電車路上合照。今天,四人都大學畢業了,各自在社會不同的崗位打拼,有的更已在自己的範疇幹出成就薄有名氣。面書重溫這些舊照,正是希望版主上載與人分享,自己看着相片,也想像得到學生們在面書上重拾自己六年前的青澀那份興奮。正準備點擊分享之時,心情驀地一沉,收起了準備分享的指尖。曾經有年輕人因為在社交平台上表達過對佔中的支持、在面書上貼上維園燭光的圖等等,因而在求職時遇到刁難,甚至在網上被起底欺凌。這次年少時的參與,會否為他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呢?還記得二○一二年反國教運動時,公眾對公民廣場內的年輕人是包容的、欣賞的——難得年輕人積極參與社會嘛!即使是二○一四年的佔領運動初期,報章傳媒仍可坦然拍下一張張罷課中學生的臉,不怕為他們帶來什麼麻煩;但今天撕裂的社會氣氛令年輕人容易因為政治表態而招來惡意批評,而被迫要犧牲本來應有的表達意見分享感受的自由。最後,我無奈選擇了將舊照私下與教過他們的老師分享,即使不忍看見對批判政權的包容點滴消減。[張銳輝]PNS_WEB_TC/20180530/s00204/text/152761783218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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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濤:馮敬恩有錯 但港大當局有大罪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不滿校委會拖延檢討「特首必然校監制」,去年初率領逾百同學包圍校委會會議場地,阻止李國章等校委離開,李提議報警,校長馬斐森亦認為報警合理,指當日被學生推撞,感到安全受威脅。警方到場驅散人群,馮其後亦被捕及被控多項罪名,早前被判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成,代表律師李柱銘讀馮母求情信時潸然淚下。 求情信指馮敬恩成長於單親家庭,自幼家貧,更兩度患上生死攸關的絕症,第一次是小學時患急性血癌,在醫院接受一年化療,治療過程中要腰椎穿刺、打針,他都很堅強,「無嗌過一次痛,無流過一次眼淚」;馮敬恩中四頭痛發作,曾經神志不清,其後診斷為腦腫瘤,因此錢包內備有小紙張,寫着「如發現我迷路,請將我送往港大」,以備病發時之用,「他拚死守護他所愛的港大」。難怪李柱銘讀到此處就哽咽了! 雖然法庭判他有罪,但歷史將判他及同案被控的港大學生會前副會長李峯琦無罪,並會感念他們的付出和犧牲。 今次港大事件跟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有頗多相似之處,只不過港大學生溫和得多,所受的法律制裁更嚴重。1919年五四運動,北京的大學生不滿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秘密將一戰戰敗國德國的山東半島權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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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學潮與規訓下的教育《原則》

「回歸」二十年,香港在社會、文化上的最重要轉變,莫如推行了十多年的「教育改革」。大、中、小學,以至幼稚園無不受其影響。校園內外環境,管理制度、師生關係,以至學校的情緒氣氛,學生的心態和意識……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特別是近六、七年以來,學生運動的蓬勃冒升,新一代政治熱情的急速發展,把教育問題變為香港最尖銳的政治問題之一。筆者懷着了解香港教育與政治如何在校園互動的心情,滿有期待地於上周觀賞了香港話劇團的一個演出,劇名為《原則》。劇本是演藝學院藝術碩士畢業的郭永康,導演是曾執導過《法吻》的李中全。 師生衝突「教育原則」針鋒相對 《原則》一劇講述在某中學發生的一件師生與校長衝突的事件。由於新校長在上任不久即推出頗具爭議的校規,規定同學只准換上運動衣才能在操場上打球,惹來老師和同學的不滿。副校長於是出面與校長周旋,因為他覺得學校過去比較寬鬆自由的文化被打破了。但校長毫不退讓,更加以「原則」的捍衛者自居。她不單不答應考慮對犯規學生酌情處理,更加雷厲風行的在各方面增加同學的學習壓力,提升對成績、紀律等的指標。部分教師認為新校長帶來的,是一種不可接受、扭曲了教育本義的哲學。他們本着另一套針鋒相對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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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樂:走出課室 吸一口自由的空氣

轉眼又屆學期尾。 我習慣在最後一課,請同學以不記名形式,寫下年度最深刻的二三事,當作學習總結,也讓我日後調整及發展課程時有所參考。多年下來,竟也看到一些共通點。 從課堂形式而言:大人總以為「角色扮演」是小孩子扮家家酒的幼稚玩意,但歷年來所有學生,由高小至高中,卻一致公認最愛角色扮演。 由笑到碌地的「繁忙急症室混吉病人俏護士」,到講求即時反應的「潮物失竊記」,或很埋身卻也很難演的「青少年濫藥」和「少女援交」,同學們在很久以後,都能如數家珍。 通識科要研究持份者,角色扮演就是去經歷持份者的心路歷程。有時,除了天馬行空,我也找來真實歷史個案,來個案件重演。 他們不約而同,對某些個案,翻來覆去讀了幾遍,都演不下手。「這也太戲劇化、太過分了吧。」他們皺着眉說。硬着頭皮去演,當事人的痛,感同身受,慨嘆權力腐化,百姓遭殃。說的,是文化大革命。 從課堂內容而言,同學們異口同聲,最愛的是,每課只講一個重點。重點,又恰恰能貫穿所有枝節。當每個環節都解得通,就不用死記資料和關鍵詞。這個回饋,很重要。當家長問我:「你哋會派幾多notes畀我個仔?」我更有信心地答:「學習,less is more。」 走出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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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香港教師的觀點:翻轉教室,是「病向淺中醫」?還是藥石亂投?

香港教育百病叢生,早已不是新聞。是故不少「專家」為求醫好香港教育的疾病,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近年,起源於美國,流行於台灣的「翻轉教室」(FILPPING CLASSROOM)正是其中之一。例如香港教育城(HKEDCITY)網站有翻轉教室的專頁[1],又如早前教育學院亦大力提倡於小學運用翻轉教學[2]。 早前〈一名高中生的觀點:翻轉教室,還是「翻桌教室」?〉) 但細心一想,翻轉教室這服「藥」,是否真的適用於香港這個「病人」身上?以筆者任教語文科八年的經驗看,翻轉教室於香港師生而言,似是一服毒藥。 何謂「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起源於美國。2007年,由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兩位化學老師貝格曼(Jonathan Bergmann)與山森(Aaron Sams),為解決學生缺課問題並進行補救教學,於是先錄製影片上傳至YouTube,讓學生自己上網自學;課堂上則增加與學生的互動,或解惑。 翻轉教室主要分成兩大部分: 課前預習:翻轉教室特別重視學生家中預習,是以教師於課堂前必先設計「導學案」予學生進行預習,而導學案的內容,大都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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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抉擇

今天還是應該談談六四。開宗明義,不為抨擊任何人,就是一點個人想法。我這幾年來六四當天的行跡如下:兩年前先去港大論壇,再到維園參與往中聯辦的遊行,一年前六四人不在港,而今年還是進入了維園。 在維園的台上,呂秉權先生邀請在場的大專學生舉手。因為身處草地場,未能瞥見舉手的若干人有多少。雖然我自己因下午有事,未能親身回港大出席學生會舉辦的講座。但晚上我還是自然而然地有種忐忑不安的感覺。無論多少俗務尚待完成,我還是決定暫且放下,到維園去念記、憑弔為六四付出生命的人。 每年六四總有一番口誅筆伐,始於六四應否去維園,止於六四是否還有悼念的價值。當中有個偽命題,在於「世代之爭」:年輕人不願意悼念六四,就是希望忘卻六四。無可否認,這可能的確是部分年輕人的想法,但不去維園,便等於忘卻六四,便對不住先烈,恐怕也有以偏蓋全之嫌。 每個去維園或各個與六四有關活動的人出發點大概都有不同,我也無意臆測。但對於我個人而言,出席哪個場合,是否維園,並沒有太大分別。關鍵是,我沒有忘記六四當日失去生命的人是為著甚麼犧牲。有人說,不去維園是對支聯會不滿的一種表態,那麼我就會問:這種表態真的比對為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犧牲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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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學」的思考盲點

「資訊科技教學」,亦稱 IT 教學。顧名思義,是指在課堂上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近年現今不少學校都標榜「資訊科技教學」,學校廣告/學校概覽中,資訊科技的普及程度往往最學校的「賣點」。甚至不少校内考績觀課,教育局外評觀課表中,資訊科技運用也成為評課的重要標準(不少觀課表皆把「是否運用資訊科技教學」列為該課是否合格的標準)。不少教師亦以自己懂得以 IT 教學而自豪。但是,資訊科技於教學真的重要到不可或缺?又資訊科技教學真的代表了教與學的進步? 我敢答你:不! 1.資訊科技教育的歷史 請容許筆者追溯歷史。香港推行資訊科技教育,始於1998年。教育局發表了〈與時並進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1998/99至2002/03〉文件,文件提及: 「本港的學校教育必須能夠配合在資訊年代出現的種種新機會和各項轉變中的需求。我們須協助學生了解資訊科技對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廣泛影響,培養更高層次的思維技巧,掌握處理資訊(尋找、評估、組織和表達)的全盤方法,並養成終生學習的習慣,使學生能夠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仍能佔盡優勢。為此,學校教育有需要來一次『範式轉向』——由一種主要以課本為根據、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向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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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TSA背後的更多思考

政府設立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初衷是為學校作「體檢」,但現卻成為操練的代名詞。而坊間、學者在爭論TSA/BCA (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的過程中所關注的其中一點是TSA有沒有對學生造成壓力,或者有沒有評估的需要。他們的論述焦點多數集中於個人層面,例如TSA對學生造成壓力,歸因於個別學校操練學生,或個別家長抱着「望子成龍」的心態強迫兒女操練,又或者是個別學生的競爭能力弱、抗壓能力弱、心理質素弱等等。簡言之,這些討論都是以十分狹窄的個人角度框架來演繹TSA對學生造成嚴重壓力這一問題。即使運用大量數據,學者仍是停留在「這個學生心理質素如何如何」的論述層面。一旦以這樣的論述框架去解釋TSA問題,結構層面、社會層面對TSA問題的理解都會被忽略。 個人行為與社會現象不可分割 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固然存在。的確有些人天生的抗壓能力強,有些則較弱;而部分家長抱有「望子成龍」的心態,強迫兒女操練;又或者個別校長因為各種原因操練學生。但純粹指摘個別學生、個別家長、個別學校並無助於我們理解現象的社會性/結構性。個人行為與社會現象是不可分割的。要問的是,為什麼在現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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