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歲月

演講、教學時,口袋裏總會準備一堆故事。卻發現,面對大學生中學生,這些故事很快過期。有一次,同中學生提到董建華的笑話,他們一臉茫然,凝住了的空氣中我見到十個代溝;忽然醒覺,對今天的中學生而言,董建華已經是一個古人,董先生腳痛時,他們還在吃奶,就算認識這名字,也沒什麼感覺。二○○三年是香港大時代,既有沙士圍城,復有國安法爭議、五十萬人大遊行。那年瘟疫蔓延時,今天的大學生還在牙牙學語。談當年沙士坐困愁城,他們沒有切膚之痛,沒太多認識,沒什麼感覺,人之常情。就算是四年前的雨傘運動,對大學新生而言,是他們初中的事,朦朦朧朧有點印象,談不上什麼深刻回憶。一代又一代人更迭,歲月無情,出乎意料之狠。這代年輕人,出生於回歸後,英治時期的種種,似是中古年代的傳說,只屬歷史教科書的枯燥文字。六四,也不會例外。經歷過的人未敢忘記,維園將會亮起連續第二十九年的燭光,繼續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學聯說不會參與,大學生也不再舉辦活動,都是正常事。時間是記憶殺手,直到抹掉一切。就讓上一輩經歷過的人守護記憶,當有一天,任何一位年輕人想回眸細看六四淚痕,或霎時感悟那段歷史的重量,他們自會發現,燭光常在,記憶不老;沒走樣,沒變形。[區家麟]PNS_WEB_TC/20180529/s00311/text/1527530767780pentoy

詳情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專訪羅冠聰——展示赤誠走下去

「我現在的心情,是很平靜。因為不同的可能性都已經預計過,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都是應付選舉。」現在是立法會港島區候選人的羅冠聰,剛剛在香港仔擺完街站拉票,晚上近九點趕到銅鑼灣接受訪問。訪問在判刑前進行,看見羅冠聰,他的心情的確是平靜的,每天由朝到晚的選舉宣傳,大概已經佔據了羅冠聰的所有心思、心力。剛過去的星期一,裁判官判刑,被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成的羅冠聰需接受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其戰友黃之鋒及周永康,則分別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和入獄三星期、緩刑一年。今次判刑之後,牽涉羅冠聰還未開審的案件,還有三宗,但這一切一切,對於羅冠聰而言,他都願意承受。等待的過程最難過,而且是等待判刑,面對的是留案底、社會服務令,以至是監禁,都是沉重的後果。「這些事發生在兩年前,當你決定公民抗命的時候,就要面對判刑這個後果,特別自己是運動的核心成員。」一個年輕人,因為政治信念而付出代價,最壞的情况是監禁。「我想如果坐監的話,最好的一件事是可以調整好自己的生理時鐘,可以專心讀書。坐監的時間大概可以讀到過去一兩年讀過的書的總和吧。」我和阿聰是同年出世,他還比我年輕幾個月,訪問之前,我一直嘗試代入他的角色去回答我所設下的問題。我了解公民抗命的概念,明白接受法律制裁是抗命的一部分。但一想到要面對判刑,就不敢想像當中的壓力。羅冠聰所說的冷靜、堅定,不是「裝」出來的,而是如他所說一樣,「一步一步」走出來。從猶豫到堅定 藉行動印證信念「一個人可以為他的理想付出多少的代價,是一步一步、慢慢體現出來。我最初上莊(註:成為學聯常委),仍然很猶豫應不應該填那份『佔中意向書』、做不做運動的核心,然後經過很多事,像新界東北衝入立法會、七月二日組織公民抗命等,這些都是一步一步走出來。有這些理念,然後以什麼程度貢獻自己,往往只有在真正面對的時候才知道。而我每一次的行動、實踐,都在印證自己的信念。每一次我都發現,我的信念比想像中,來得更堅固。」羅冠聰在過往的一些訪問中,常常形容自己最初投身政治,是「順心而行」,到今天仍然保持得住當初的「心」。「關鍵是,無論最後判刑的結果如何,都不會後悔,而且必然要承擔。所以就算可以有多次機會去選擇,我都會同樣地做。一切都是坦然的。所以我覺得,就算真的要坐監,到時的感覺是怎樣都不重要。」由最初猶豫是否簽佔中意向書,到今天參選立法會,短短兩年時間,逐步走來都不容易。羅冠聰好肯定地說:不後悔。不過,自從選了政治這條路,回望兩年前,感覺就是回不去了。「很多過往的connection都不同了,不關心政治的朋友幾乎全部失去,以往打劍擊所累積的朋友、足球隊的隊友都失去了。生活180度轉變,facebook上的東西跟以前不再一樣。生活影響我們的思想,可以說是100%回不去了。但人生就是這樣,是選擇。」從政本身這條路也不好走。兩年前,一場雨傘運動引發社會熱中政治,但如羅冠聰所說,大眾的情緒來得快,去得更快,佔領之後政權沒有絲毫的退讓,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變得出奇死寂,剛過去的七一遊行人數,跌到只剩兩三萬人。「相比起政治制度沒有變化,社會的冷漠對我打擊更大。制度沒變化,可能是未變化,又或者是觀察不到。之前到美國交流演講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在美國讀書的香港本科生,他說他是因為雨傘運動,才在大學讀香港歷史,他說他希望讀博士做香港研究。在其他會議中,不少越南的activists(社運人士)都說是受到雨傘的啟蒙。」「2014年的時候,七一遊行有50萬人,今年只有兩三萬,那些人去了哪裏?我不覺得每一個人都要去遊行,但如果他們對遊行這方法、手段不滿的時候,有沒有其他方法去實踐政治訴求?我又見不到。所以我覺得選舉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宣揚我的理念。」着重公民社會、宣揚民主自決,是羅冠聰提出的方向。「如果覺得遊行無用,其實仍然有很多空間可以做,我們現在不只得一個目標(真普選),我們應該雙線發展,做更多有意義的事。這包括朱凱迪提出的社區經濟、小麗(劉小麗)提出的社區自主等。」重建社區網絡,建立公民社會,就是羅冠聰等人爭取民主的手段。傘運後的沉重兩年兩年時間,對羅冠聰來說是漫長的。雨傘運動之後,成為學聯秘書長,然後面對「退聯潮」,之後是法庭的審判,還有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作為當日跟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雨傘運動肯定是羅冠聰人生的轉捩點,但兩年以來,這段經歷卻是異常的沉重。「我有一段時間,是不敢看(傘運)相關的書、紀錄片等等,直至最近我才開始翻看當時的片段。」「每次見到相關的片段,都會覺得尷尬,覺得不知如何面對整件事。對雨傘、對自己的角色都未沉澱到,根本沒有心理準備去重溫。」選擇繼續走政治這條路,就必須面對過去。終於有勇氣重看佔領運動的片段和文字,跟羅冠聰原來心中的想法又有多大落差?「愈是看到相關的片段,愈感覺到當中的positive。之前大家都被一個大的結果所籠罩,雨傘失敗了、政改否決了。但當重看這些片段的時候,就見到一些detail的地方,是有質感的。大家當時的互相幫助、堅決,像自修室的搭建、金鐘的廁所入面有十多種洗手液等等。這是一種理想狀態的體現,對我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回顧傘運 當時不應該拖回望雨傘運動,如果有一個機會,可以讓羅冠聰回到兩年前,他會希望改變什麼?「可以有機會改的話,我覺得『拖』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假如一場運動要促使政府在鎮壓和讓步之間作出選擇,我們必須速戰速決。當然現在所有都是後設,而當時的決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但如果可以再選擇,我會令到最後的結果不是『拖』。我知我當時有能力去做到這個影響。」選擇不去「拖」,他的意思是要提早把行動升級,「這些都是後設的想法,到現在也不知道,不過就算不知結果會怎樣,我都會選擇不去『拖』。我覺得我有準備,去跟政權『賭一鋪』」。年輕人,無論是否參與政治,都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年輕會逐漸離自己而去。「光環的存在,suppose是源於學生by nature沒有受到利益所驅使而行動。當有朝一日,失去學生的身分,但仍然靠着信念、靠着原則去做人、做事的時候,就要花很多的工夫去說服其他人。而他們信不信又是另一回事。這的確是很大的挑戰。所以要將自己和老舊的政客分開,我會懷疑他們是否當政治是『打份工』。但香港需要變化,香港不需要那些議員。」「在香港,要展示自己是赤誠的人,係相當困難。沒有學生身分之後更難做到,但我相信香港需要一些人去帶來改變。」■問:亞然,中大政政系畢業,寫作人■答:羅冠聰,香港眾志主席,前學聯秘書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今年報名參選立法會港島區地區直選。香港島候選名單包括:黃梓謙、劉嘉鴻、葉劉淑儀、何秀蘭、張國鈞、詹培忠、鄭錦滿、羅冠聰、沈志超、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許智峯、陳淑莊、郭偉強新界東候選名單包括:方國珊、林卓廷、廖添誠、陳云根、梁國雄、張超雄、楊岳橋、麥嘉晋、鄭家富、葛珮帆、侯志強、李梓敬、鄧家彪、范國威、陳玉娥、黃琛喻、李偲嫣、陳志全、梁頌恆、梁金成、容海恩、陳克勤新界西候選名單包括:黃潤達、尹兆堅、高志輝、周永勤、鄭松泰、鄺官穩、田北辰、何君堯、梁志祥、郭家麒、黃浩銘、李卓人、黃俊傑、麥美娟、馮檢基、陳恒鑌、張慧晶、呂智恆、湯詠芝、朱凱廸圖:蘇智鑫編輯:王翠麗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8月21日) 立法會選舉 學聯 學運 2016立法會選舉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詳情

超級香港人:我曬黑 係因為經常上街! 學聯老鬼談當年的本土六四

世紀版編按:每年維園燭光晚會,不管集會人數多少,都成為香港必談話題。今年較特別之處,在於「本土派」與部分大學生代表,鼓勵更多人到香港各區集會,似正尋找六四的本土意義。上周日(5月29日)舉行的六四遊行,有人誤認「中大老鬼」馮家強為南亞裔人士,成為網上一時熱話,馮家強「澄清」「我係香港人!」的帖子廣為轉發,面對世代交替之間的無知反智,笑中似有淚。馮家強是2000年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學聯秘書長,當年就八九六四提出的,竟已與今日「本土」青年類同。今天,馮家強撰文談談這些年來的社運參與,以及六四之於本土的意義。「要求遣返難民大聯盟」臉書專頁一幅把我錯認作「南亞助手」的貼圖,為沉悶的星期一帶來了一點歡樂。及後幾天,幾乎所有朋友打招呼時都首先加一句「南亞人」。把我錯認作外地人的事件實在太多,早已見怪不怪。星期日去中環曾有菲裔小販跟我說菲律賓語;去SOHO酒吧曾有東加籍的朋友以為我與他一樣來自太平洋島國;到韓國出差曾有本地人以為我來自非洲;至於去便利店時店員堅持跟我說英文不說廣東話,更已發生無數次。身分與誤解第一次看到貼圖時,除了大笑一場,也感到十分可悲。我們經常自稱「國際大都會」,但創立這臉書專頁的人不去協助少數族裔香港人融入香港社會,卻選擇把他們抹黑成假難民,在他們困難的生活之上再踩一腳,實在可恥。去年4月,尼泊爾發生大地震,死傷嚴重。機緣巧合下我協助了一班少數族裔年輕人在尖沙嘴鐘樓舉行悼念集會。主持不停呼籲途人加入悼念,但大多數人只是駐足圍觀。當場令我想起,在雨傘運動期間我身處歐洲,我們一班香港人作為歐洲的少數族裔,在當地舉行聲援香港運動,呼籲路人支持,雖有少數人支持,但大部分人只是圍觀。當少數族裔,生活並不容易,要本地人了解我們,更是困難。事實上,少數族裔也是香港人,也有權參與香港各種文娛康樂和政治活動。去年六四,這班發起賑災籌款的年輕人也一同來了維園參加燭光集會,悼念六四屠城的死難者。貼圖令我同樣感到可悲的,是在貼圖上的「六四毋忘掠水」字眼。近年,建制派及某些本土派團體不約而同地猛烈攻擊支聯會的籌款工作,貼上「騙財」的標籤。明眼人只需登入支聯會的網站,看看全年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便可知道,每年二百多萬港元維持舉行燭光集會、其他支援民運的活動、保存民運資料、職員薪資等工作,而「六四紀念館」開放後全年開支增至四百多萬港元,是非常節儉得出的成果,「掠水」的指控乃無中生有。依靠公眾捐款的民間團體,工作和財政報告必須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的監督,其可信度遠高於資金來歷不明卻異常活躍的團體。有趣的是,攻擊支聯會籌款工作的往往是後者,這是何其諷刺。高喊「本土」宣言!2000年,當年我是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出席學聯的常務委員會會議,也獲委任為支聯會學聯代表,參與支聯會的會員大會。支聯會邀請學聯派代表參選支聯會常委,常委會討論後共識是不派人參選,理由是學聯希望維持較獨立的角色,也認為每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行禮如儀、群眾無法自發參與、未能有效地將六四與香港民主發展扣連起來等等。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2000年學聯發表並在燭光集會台上讀出的六四十一周年宣言,近半內容皆與六四無關,而是臨時立法會、公安惡法還原、恢復區議會委任制、國旗法、人大釋法、梁愛詩延任、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法治已經面臨崩潰等。學聯也在燭光集會後舉行討論會,探討八九民運精神和我們的方向。我們認為,我們要以實際行動爭取香港的民主,才叫延續八九民運的精神。實際行動確有付諸實行。在九十年代和千禧年代,有好一些參與過學生組織的人主動投身中國大陸的民間團體,希望改變中國,改變香港的命運。我也是其中一員。國際民間社會認為,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將對全球有重大的影響,所以不少國際民間組織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希望壯大中國的公民社會。以香港近年的詞語形容,國際民間社會都是「大中華膠」。要有與政府相關部門角力的能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發展空間時大時小,但總體而言,在中國的工作,可以啟發不少中國年輕人,讓他們了解到,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法制、人權、民間監督等元素必須平衡發展,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必須是其是、非其非,才有希望。他們通過在非政府組織任職和擔任義務工作,得以接觸政府宣傳渠道以外的信息,與國際社會交流,促進互相了解,更可培養獨立思考、政策推動、與政府相關部門角力的能力。在交流的過程,偶爾不小心談到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也是很自然的事。畢竟在中國,言論和集會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們這些「吸慣了自由空氣」的香港人,身處大陸,經常會感到很壓抑。每逢趙紫陽逝世周年,都從香港新聞看到有北京居民到趙紫陽家中靈位拜祭但受盤問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消息,有一年在北京,很想親身去一次,但最終因擔心連累其他人而作罷。有一年六四,也是身在北京,很想點一支蠟燭,但卻連這個自由也沒有,只能先騎單車經過天安門廣場,再坐在酒店房間裏,翻牆重溫八九年的片段和歌曲,忍不住痛哭幾場。然後,忍住淚水,回辦公室工作。那一年在北京雖然如此,有時候心靈也會得到一點慰藉。又有一年六四晚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公安幾乎每十步一站崗,敏感日子期間民眾連站在原地不動也不行。我懷着沉重的心情,聽着香港的燭光集會直播閒逛,卻發現廣場上人卻也不少,他們兩三人一組,神情肅穆,默默地逛。碰到民間團體朋友,大家似有默契地互相點一下頭,再分道揚鑣。原來大家也在悼念。有一年六四在香港,當天收到好幾位大陸民間團體朋友的信息:「能幫我點一根蠟燭嗎?」有一些人刻意把來香港開會的行程編在六月初,就是為了去維園點一支蠟燭。沒錯,我和一些在大陸民間團體工作的香港人,愈來愈重視維園的燭光及其象徵意義。維園的燭光,讓在前線打拼的人有機會與同路人獲得能量,讓中國大陸的民眾有機會了解和感受。公民社會必須做的事現在,有一些香港人,包括很多年輕人,認為中國民主不是香港人的事,香港沒有能力管好自己為何要管人家。我難以理解其邏輯。近年,台灣一些民間團體積極推動與對岸接觸,他們告訴我,公民社會必須交流經驗,才能相互了解和影響。前陣子與學者朋友閒談,對中國有最多全面政策及學術研究,介入又最多的,是美國和日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打仗最顯淺簡單的道理。近日,有青年團體比喻香港作火場,身處火場卻在關心旁邊的廢墟,將七百萬雞蛋擲去天安門高牆,是「不分輕重」,所以要「港中區隔」。這個比喻是對國際政治現實的認知不足。現實是,旁邊也是火場而非廢墟,不去參與撲熄源頭這硬仗,縱使有「港中區隔」,火也會從其他方向蔓延過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團結中國大陸和國際的民間力量,如果我們在這場硬仗中缺席,故步自封,將來的廢墟重建工作也不會有香港的份,廢墟建成怎樣也不到香港話事。或許我們能做的是……社交媒體的興起對不同意見群體之間的交流沒有幫助,其「迴音谷」效應,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以為社會上大部分人都認同自己,所以往往得出「我對你錯」的結果。我不強求在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可發生有互信基礎的辯論。在言論和集會自由的社會,我也不強求所有人講一樣的話,做一樣的事。或許我們能做的,是鼓勵自己和朋友,多分享真實的經歷和感受。守住我們所相信的,不因攻擊或嘲笑我們的人而退縮,勇敢地把路走下去。(標題為編輯所擬)作者簡介:土生土長香港人,廣東移民第二代。估計2047年仍未能退休,現在就說世界是屬於下一代的話不知如何自處。曾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學聯秘書長。現任教協總幹事。文:馮家強原文載於2016年6月5日《明報》世紀版 六四 學聯 少數族裔 本土

詳情

建設民主中國非放棄香港

距離「六四」尚有一個多月,近日從新聞報道中得知,自八九民運成為支聯會創會成員的學聯決定退出支聯會,再次引起對「建設民主中國」的討論。究竟「本土」與「建設民主中國」兩者是否有衝突呢?反對「建設民主中國」的人,通常會把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放在一個二元對立的位置。在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之後,這種「本土」思潮正不斷擴散。部份人覺得自己並非中國人,所以不用理會中國大陸的民主;部份人認為應該優先爭取香港的民主,之後才去關心中國大陸的民主;有少部份人甚至覺得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會損害香港利益。中共政權不斷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踐踏香港,拒絕落實民主承諾,港人要求「中港區隔」是合情合理。可是,廿七年來,支持「建設民主中國」的人士,例如民主派政黨、學聯等團體,有缺席過本土民主運動嗎?他們有主張過先協助大陸人爭取民主,然後才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嗎?香港人每年悼念六四、呼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抑或是純粹為了香港的民主發展。「建設民主中國」除了是一個象徵和願景之外,也是一個爭取香港民主的策略。與大陸各個城市一樣,香港正被中共政權統治,所以中港兩地人民是命運共同體,民主發展是一脈相連、互為影響。「建設民主中國」意味着「民主抗共」,所有被中共壓迫的人民要團結一致抗共。所以,港人在爭取本土民主的同時,也要嘗試支援大陸民運,目標是要合力迫使中共向人民跪低。而香港享有成熟的條件實行民主,遠比中國大陸有條件優先進行民主化。相比起「獨立建國」,「建設民主中國」這口號能夠爭取到大陸人民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嘗試將民主的種子傳到大陸,亦減少被中共扣帽子抹黑的可能。自2014年9月以來,因聲援雨傘運動被拘捕的大陸人已逾一百名,有部份甚至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以香港作為本位的本土民主運動,不等於我們只將視野局限於香港。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不等於港人要領導大陸人建設民主中國。客觀來說,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等於直接撼動中共的獨裁統治,變相也是在推動中國的民主發展。香港人一方面繼續積極爭取香港的民主,同時把中港兩地的民主運動扣連,兩者沒有矛盾,最終都是要迫使中共改變抑或倒台,是符合政治現實的策略。 學聯 支聯會

詳情

退聯的背後:不認同傳統泛民

退聯完結,這結果是證明新一代青年對整個保守泛民政治是不認同的。我早在佔領金鐘清場的第二日,公開在FB指出新一代的社運形態早已與上一代以保守泛民體系極為不同,整個範式早已完全不同。直接地講,保守泛民體系已成沉船之勢,包括保守泛民-民陣/NGO-學聯系統,其所定義的舊規則已被時代慢慢重置(我不是說他們人品問題)。這點我亦已在港大學生會退聯後指出來,亦指出如果學聯(或其他力量)要駕馭新形勢,必須同樣有相適應(compatible)的思維及做法。學聯上一屆其實已力圖創造新形勢,已在71留守及926衝公民廣場之中顯示了其進步性。但亦由於運動規模史無新例之大,令其必須與各社會力量合作 (包括革命的及守舊的力量),在這過程中摸索政治規則,有時兩邊不討好。這個時期亦是政治大碌卡的時期。保守泛民、激進本土、以至學界自己整體上都過度碌卡,政治大泡沫早已形成。政府當然亦在雨傘運動中極力弧立學聯、分化反對派,令學聯負起整場運動的責任。新一屆學聯(或學生會啦),可以說是因雨傘運動而出來的新人,他們當時應該未參與學聯決策。但可惜,這個因各方碌卡吹起的政治大泡沫,就由他們來埋單。尤其激進本土要將學聯說成是保守泛民的一員,實在容易,新一屆學聯只能無奈地為此埋單,真係「前人碌卡、後人埋單」。但,正如法國大革命之中,革命力量大爆發,當中各派此消彼長,規則多變,有議會的、君主立憲的、恐怖的、暴動路線的。形勢多變,力量的此消彼長亦可以是短暫的,只要重新定位,爭取同學大眾支持,稍休一下再上陣亦可。人生就係咁。原文載於作者臉書 學聯

詳情

今天狀況繼續 將來的政治只令人心死 —— 寫在城大選票染墨後

作為中大學生會代表會副主席,我認為我不應就退聯事務作任何表態,只應在會章和體制上盡力協助各方收窄分歧,釋除誤解,甚或達到改革,令全中大的同學獲益。如有全民投票進行,就應維持正反意見可以暢所欲言,讓公投得以公正地進行。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保聯或退聯之爭議,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在選票上撥墨一事,不論對保聯或退聯一方毫無好處,反而只會徒添爭拗。況且最後都只有七票受影響,根本無法左右大局,對任何一方而言又有甚麼好處?因此,我不相信此事是兩方所為,我傾向相信有好事之徒出現,又或是第三方(保聯與退聯一方的共同敵人)所為。古有二桃殺三士,近一點就有國會縱火案,這些歷史教訓,我們又是否真正汲取過?選票染墨情況的幾種可能 印章漏墨,如果一直都沒有換過印章的話,無理由其他選票無問題,這個可能性極低 對票箱倒墨,我亦相信可能性偏低,因為選票染墨程度不似是倒墨造成,看票箱底內是否有墨便可得知 選民自己令選票染墨,這個我都係覺得可能不大,支持退聯的不會,反對的都不會。但如果真是這樣,明顯是票站負責人監管不力 中途有人打開票箱倒墨,理論上只有評議會嘅人(或者選委)才有開票箱的鎖匙(我無看錯就應該是鎖匙鎖式鐵票箱),我認為中途有人開票箱搞選票的可能性較高加上之前投票期問題,黑底黑字海報,我相信事態不是這樣簡單,亦不是保聯或退聯者所為。必然要向評議會問責今天的事件,反民主之所為絕不能容忍,評議會和票站人員失職已成事實,成立獨立委員會就此事調查,檢討整個全民投票程序,以至向評議會問責是必然過程,無可抵賴。我明白,Perception is reality,但只憑一己之見,就作下判斷,我們又與那些誣告義人的惡勢力有何分別?我一直都支持學聯,支持院校學生會留在學聯,但我一直都認為學聯需要改革是事實,透明度不足確實需要問責,我作為前學聯常委未有盡力促成有關改革也是責無旁貸,應當被興師問罪。標籤對事態毫無好處我相信退聯當中,大部分朋友都是真心的民主追求者,只是實踐方式和想法並不相同,因此我甚少批評他們為「共匪」或「五毛」,這樣標籤對事態毫無好處。今天的所有事情,我認為跟他們完全無關。另外,我在學聯的這一年間,與各位現任學聯常委或中央秘書處的人相處,我敢以人格擔保,此事亦肯定與學聯完全無關。真兇是誰,我興趣不大,但我必須強調,今天的狀況繼續下去,將來的政治也只會是沒有希望的政治,只是令人心死的政治。記於反民主,反邏輯的一天。原文載於作者臉書,標題和小標題均為編輯所擬。 學聯

詳情

[評台專訪]退聯之後,還要說的是…… — 訪問周永康 吳偉嘉

文:甄挺良街上的佔領者離開後,有人預期運動會遍地開花,傘落四周。但下一輪運動的號角未吹響,學生們的分歧卻首先浮現。繼港大之後,理大、浸大近日也先後退出學聯。有一句叫「團結就是力量」,但亦有云不應「為團結而團結」,學界為何發展至此?我們回到起點,問問最早主張退聯的人,和捍衛學聯兩邊的聲音。不要以為主張退聯的搞手,和學聯中人一定是死對頭。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和「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發起人吳偉嘉,其實算是戰友,當周永康是港大在學聯的首席代表時,吳偉嘉則是港大在學聯的觀察員。背景不算差特別遠的二人,分道揚鑣。分歧,其實在甚麼地方種下?============================================對錯:學聯到底有沒有騎劫民意?2013年,是港大動盪的一年,時任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和評議會主席譚振聲被指親共染紅,過千港大學生在「中山廣場」集會,結果把譚振聲拉下台。就讀港大文學院三年級的吳偉嘉,當時有份協助籌辦這一場「中山起義」。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曾提出「港獨論」,被視為所謂「本土」大本營,但其實周永康也做過《學苑》的副總編輯。「中山起義」之後,周永康加入新一屆的學生會成為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兩人的過去,其實交錯連結。一場雨傘運動,催生裂縫。吳偉嘉坦言,在運動前並不覺得學聯有很大影響力,儘管未必同意它的某些立場,例如對六四的反思,但許多學生會覺得「算啦,唔好搞咁多」。但一場傘運告訴我們,學生可能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袖。因為它很重要,於是它體制有問題,吳偉嘉發現,其實必須得提出。「當時,學聯的決策屢屢是突然間爆出來,例如說上京」,他稱,這個決定令人抓爆頭都想不明白,覺得學聯的決策來無影去無蹤。這些問題,吳偉嘉覺得源於學聯不著重典章的文化,「926後一星期情況不容許,諮詢較少可以理解。但雨傘運動延伸兩三個月,學聯已有時間召開常委會,甚至直接開會諮詢學生,讓大家辯論,影響決策。」傘運期間,學聯秘書處和常委常以學聯名義發表聲明和行動,吳指,這正是不依會章的做法,「他們說,常委散落不同佔領區難以聚集,加上大家已經有很多事務要處理,於是出現所謂『決策組』。既然常委聚集不了開會,又為何要用學聯名義行動?不論原因,如只是聚到三四個學生會,就應該以他們名義聯署,而不是學聯。「運動中,有好多現實的考量,所以我不會說Alex ( 周永康 ) 是錯的。但最後被人的感覺是秘書長在主導,而典章上,他是不應該擔任這個角色的,決策權落在常委身上。關鍵是正當性,就算秘書長有心有力,但唔得咁架嘛」。其實,時任港大學聯常委梁麗幗在運動後曾確認,共識制下,港大從來沒有被綑綁,亦同意所有以學聯名義作的決定。到底學聯有沒有騎劫同學的意見?周永康指出,按機制,其實同學應先向港大代表「問責」。有沒有循機制問責呢?吳偉嘉回應稱,有向梁麗幗反映過。但學聯沒有召開常委會,始終是學聯的責任。面對指責,周永康其實承認犯錯,他解釋,在運動期間常委工作量極大,不過,學聯沒有按會章定期召開常委會仍是「失職」:「錯了就要認。」他認為學聯秘書長的角色是協調常委間的意見,達到共識,其實和學聯在運動中的功能相近。學聯在運動期間,經常負責協調不同的團體,知悉他們看法後,居中協調並抉擇,「學聯成為左中右不同力量拉扯的平台」、「如果學聯角色不同,當然可以更激,比如在罷課前,學聯的彈性就比較大,制肘比較少。」後來學聯成了運動的中心,運動滾大,參與者多了,他稱「學聯的主體意志」,卻在運動期間減弱了。是否因這樣而變成和學生之間的聯繫不夠?周回應稱:「可說是原因之一。」傘退之後,在不同的大專院校都有人提出退聯,有人是為了表態,有人想施壓或懲罰、甚至有人希望解散學聯,箇中共通點是大家都對學聯政治上不信任,都在尋找新出路。周永康這樣解讀:「運動爭取不到民主,又沒有明確下一步,學聯亦說不出下一步是什麼。對部分人而言,既然學聯不是答案,就是問題一部分…這涉及一個政治選擇:改革學聯,還是唾棄學聯?港大學生的選擇是唾棄學聯」。不過,他覺得唾棄本身不是答案,「期望學聯行動,你自己做了什麼?」周永康指,即使選出了代議士,也不代表大眾就無責任,「完全將自己的決定交給他,那和過去30年民主運動有什麼分別?大家過去不斷批評,『泛民不做嘢』,咁過去30年來,香港是一個700萬人的城市。泛民唔做嘢,我哋做過什麼?這是同樣關鍵問題。當初選了一批人上去,是授權他們按政綱做事。如果不能好好代表自己,就應該問責,而不是退出。」 決策:從何而來?如何可以不騎劫?雨傘運動的規模之大,令人始料不及。人多了,聲勢壯,但人多也有壞處,就是意見紛陳,而且分歧不可謂不小,這些分歧,可以如何處理?民主運動往往面對一些難題,自由的運動,當中聲音必然多元,遇上問題,每次都表決討論,效率就低,現場情況瞬息萬變,這樣似乎不太實際。但如果主導的團體獨斷獨行,成功了還好,失敗了就難逃千夫所指。要解決這些問題,到底我們是要擁抱「沒有大會,只有群眾」?還是仍然需要一個「統一戰線」?再問下去,又會洐生出更多的問題:如果「統一戰線」是需要的,到底「大台」應該肩負「領導」抑或是「協調」的角色?應該由何人去掌控,用甚麼機制去選出?如果「統一戰線」不是必要的,那麼最終運動會是遍地開花,還是會面對「碎片化」的危機?學聯中人顯然主張仍然需要協作,周永康認為問題只是體制,「大家不是希望沒有學聯,而是不希望由上而下做決定,就好像運動中的『大台』。相信由下而上的溝通平台,讓不同意見得以交集換,處理不同的事,各界都會歡迎。這件事在運動中,是一直未能處理好的。」學聯挑起大樑,他也覺得是時勢造成。「當時的社會形勢就是…好多人將期望放到學聯身上,先不論是否公平,但這肯定不是一個健康的情況。市民對泛民政黨信任低落,他們自然也會驚,不敢負起責任。佔中三子在過去兩年,和市民的互動上不足的地方,負面效果亦爆發出來。只剩下學生成為香港人的寄盼,我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情緒投射,認為『學生是社會的希望』,繼而將信任放到他們身上。同時,例如我們衝進公民廣場,令到人覺得『我們要撐學生』。政府選擇學聯做談判對手,亦令到傳媒聚焦。」知易行難的做法:「由下而上」周永康指出,「大台」曾嘗試建立機制收集意見,「例如透過不同物資站,一層層諮詢,但不是大部份人都認同,有人擔心會不會『被代表』。」最終,諮詢只能以「傾偈」形式處理,因為有100個人,就有100種聲音,「保守的,激進的,都希望學聯聽他講 。」他又認為,香港先前沒有這種文化,好難突然變出來。「有人希望有團體『lead我啦』,其實是平時生活的延伸。」,不論主觀意願如何,在各方政治力量拉扯下,學聯在那一刻成為「代理人」,儘管未必人人稱心。是否所有人都承認大台領導?「當然不是 ,看場內民調都知道意見紛紜。事後回想,學聯基本上只是期望做居中協調,難以做全盤領導的角色。部份人對你有期望,亦有人不認同你,但他們都是運動參與者,這是客觀上面對的挑戰」。他期望以後,學聯可以在大型運動中少點主導。「有人認為,由單一團體下決定可以更有效率。但決定是否精準?是否可以解決各方不滿?事後會否因而反噬社會?未來的運動,我是不贊成只有一個團體承擔決策責任。如設立由下而上的機制,讓不同團體之間有比較legitimate的平台去傾的話,大家講嘢會放一點」。但知易行難,這個由下而上,成功綜合各種如此相左的意見的「平台」會如何建立,難度實在非常高。諮詢的失敗,可能也反映了要處理的群眾本身的矛盾非常難以協調。不少運動參與者不滿「大台」以「社運資歷」決定話語權,只能面對「窮得只剩下經驗」(亦未必是「成功經驗」)、「無功都有勞」的領袖;運動組織者卻覺得,不希望再肩負這麼沉重的責任,希望社會分擔。前路維艱,未來民主運動的出路在哪裡?周永康的回應是,不應苛求學生提供所有答案,這個問題應一起問學者、問泛民、也問每一個自詡已經「覺醒」的香港人,下一次運動由誰領導?愈縮愈小 或根本不存在的交壘共識今時今日的香港,不但黃藍水火不容、民主派當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撕殺可能更劇烈。學聯一向的決策體制叫做「共識制」,任何行動都需要院校達致共識,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在院校代表之間,理論上這比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制更民主;壞處是,學聯代表要具有一定的「同質性」,如果意見分歧之極,那就甚麼都不用做。[caption id="attachment_4878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吳偉嘉[/caption]吳偉嘉直言,這種制度令內部改革很困難,「如果要改變status quo(現況),先要達到全部意見一致,令改變現狀幾近不可能…肯定的是,退出學聯,港大在政治立場上可先回歸中立,如未來幹事會和學聯理念接近,可以和他們合作。不合則各自努力。」對於這個指控,周永康回應指,「社會情緒高漲,對方的路線你不認同?他就是敵人,是要擊倒的」他認為,其實學聯從來都很本土,「過去一年,學聯幾時有行大中華路線?我自己看不到。反而9月開始提出的口號『命運自主』,本土到不得了。我們關注的議題,從政改、東北、新聞自由,外界批評學聯『左膠』、『大中華』時,是在批評甚麼呢?標籤式的討論,其實無助討論,不如直接說,學聯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實事去討論。」港大退聯關注組去年12月底成立,吳偉嘉稱原意是希望拋出問題讓同學探討,「至少我自己不是一定覺得要退聯」,亦有人在關注組內認為,公投是有機會贏的。結果,截至今日,港大、理大、浸大三校退聯。吳偉嘉說,預料退聯會得到關注,但迴響之大,超出預計。「對學聯路線不滿是初衷,而體制的不足被揭露之後,負面觀感更加大,這是源於同學與學聯在運動中親身接觸後,非常失望,不是一兩個人甚至不是關注組可以改變他們的。」吳偉嘉認為,令退聯風潮愈演愈烈的,是學聯的應對,「我不明白為何學聯會如此冷對待。」吳偉嘉坦言,退聯前後自己常有掙扎,「到底是否已經用盡體制內方法?學聯內部是否有改革的可能呢?」他稱,學聯在這幾屆已有改善。「但他們又真係唔抵爭。網上陸續有好多前學聯成員嘲笑退聯,又有惡搞page,加深矛盾。如果他們不是一開始咁敵對,將我們打成『本土派/熱狗/勇武派』,成件事會好好多」。不過,在改革這點上,雙方其實不是完全沒共識。連周永康也認同,改革是有必要。但雙方的方向和進度,大大相異。「例如港大退聯組的意見是廢除秘書長,中大有聲音希望普選秘書長…如果要做學界的檢討,得出大家希望有怎樣的聯會,起碼要一年,涉及校內討論、收集意見,然後再到學聯討論。最實際的做法是,將問題帶入學聯『修章委員會』討論,再在週年大會提出。」這個建議需時甚久,到底能否切合「民情」?周永康有一個回應:「到底是要做正確的事,還是依照情緒做事?」是否接受,看倌判斷。 退聯之後,獨立自主?港大退聯,最終只以200票之差成功。吳偉嘉認為,其實退不退聯的意見,未必是壓倒性。「一定不是一個好強的民意授權,顯示大家都好掙扎,未來一兩年,港大都會想是否要再加入學聯」。「老實說,無人會記得退聯前後如何如何。退聯後,只是多了一點空間。」他直言,港大學生會做了什麼,對社會是否有正面幫助,更加重要,有一點辯證的色彩,「講真,重要的不是關注組怎看,學聯怎看,而是歷史結果如何,永遠要從後果去看。」 身為港大學生會時事委員會成員的吳偉嘉表示,經過初步討論,會內普遍認為,港大未來應該是本土優先,但承認這只是口號,未來如何抗爭,如何可以和學聯在論述上互相交鋒,還要構思如何落實。退聯前,不少人憧憬港大學生會能和學聯和學民組成「三學」,互相輝映,但吳偉嘉認為港大現時影響力比不上學聯。「退聯之後,港大影響力是否可以和學聯媲美?有時候是時勢造英雄,他們講一句說話,有人注目,我們行不同路線,講的說話是否會推動社會輿論?客觀現實是,學聯有這個能力,而港大學生會暫時無」。自己「揸莊」,有機也有危。學聯常被批評,行動可以更激進。港大退聯,會否行更激進的路線?吳稱,亦有人擔心退聯後社會期望會高了,期望要發起更多行動,「根據我理解,部分評議員和幹事都擔心學生會或要負責的法律風險,例如取消社團註冊。最壞情況是港大學生會被迫解散,影響各屬會運作。」退聯關注組事前其實明白這些限制,但仍然「上路」,是因為不看好學聯的改革。「學聯問題太多,而且是文化、體制、風氣上的,老實,我看不到他們的改革方案會是如何。」「我自己都同情學聯,被人推了上去,不容易。學生組織不用去討好社會上所有的人,最重要是能代表到你的同學。」但港大和學聯,並不會反目成仇。「會和學聯保持友好關係」,即使未來和對方有分歧,不論是路線上的還是議題上的,最重要是政改問題上保持互信,「我們不是激進的一群,就算不是同一路線,但是尊重對方」。周永康指,過去10多年是學運低潮期,沒有人認真關注學聯,致令問題積存,但他也認為,雙方未來合作走不掉,但質疑「斬件式交流」的成果,「如果無聯會,學界由商討日、提出學界方案、罷課等等都不會成事,聯會確實能凝聚學界力量。」被時代選中的學生?學生打前鋒做「大台」如此艱難,學生組織日後還會在各種運動中挑大樑嗎?周永康認為,學生的角色應是「政治先鋒」拉動社會前行,但卻沒可能滿足整個社會。學生提議新出路,卻不可能完全要他們『孭晒』執行。「鋪路的角色都要學生組織做,是不合理的苛求。」[caption id="attachment_48781"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周永康[/caption]他稱,這種心態是等於學生組織當作「執政黨」,並不健康。「公民社會中,學生有其位置,可以打破禁忌,但社會上其他階層,亦有義務填補。個個都望住學生,如果學聯是執政黨,當然可以。但學聯從來不是執政黨,為何要提供所有答案?這涉及不單單是個人的期望,而是社會問題。為何社會會有這個期望?」他舉例指,早前的光復行動,學聯便沒有以組織名義參與,就是不同抗爭路線分工的體現,總不能「因社會有期望,就行動」。是否代表學生在抗爭路上未必繼續牽頭?學生不再獨挑大樑,這點上,兩人非常一致。吳偉嘉直言是學生組織的性質所限,「學生組織機制上好多諮詢,行動不迅速,體制上不適合搞社運。學生組織是由下而上,社運組織是由上而下。」所以,他期望港大之後的首要工作,是「鞏固內部組織」和「帶動輿論思潮」,可能會反思今年六四和七一的參與行式,但實際行動上叫大家不要期望太多,「未必可以想像港大會像搞好多遊行,搞的是論壇,報告書,登報」。和一般人的印象相異,退聯者其實也不一定是激進派,「『和理非』本身沒有問題,但永遠只相信遊行集會,而集會又不是讓人反思下一步如何走,只是叫人回到社區,看長遠,因為『短期內我們不會成功』,是癱瘓和麻醉社會」。那短期內可以怎樣成功?甚至下一波抗爭時,港大會做甚麼?吳也未必有答案,「就政改議題的衝擊行動,港大學生會或會持旗出現,時委和幹事亦會持盾穿甲帶電單車頭盔。然而現階段未有能力,內部亦未有充分民意,希望港大學生會牽頭。我認為,觀乎佔領時的旺角游擊到反水貨抗爭,大台或主辦團體未必再適合新的游擊抗爭。二次佔領有機會化整為零,人人都是抗爭者,港大學生會成員必在其中。」香港社會近年愈來愈焦燥,香港近年的大型群眾運動,自03年七一後,可能要數到09年的反高鐵,但不過短短幾年間,群眾對於傳統社運界就失去耐性。周永康直言所謂「本土路線」,也面對實際運作問題,「情緒上你討厭中國的政權,但實際運作上你可以如何應對呢?這個是更逼切的。」如果,退聯的成敗要由後果看待,那香港留給退聯者的時間,也許未必太多。兩人在訪問尾聲都直言,當今香港不同陣營派別的人士,從社運人士、學者、泛民、建制、甚至政府,也不會能明確告訴社會,香港未來會怎麼走。周永康有一個樂觀的說法:「社會是一個辯證過程,按發展向不同方向擺動,去年試過公民抗命,今年暫時就是光復,大家都在不斷地試,摸索那條路。大家會知道現在就是動盪中,是一個過程。」============================================後記:幾個月前,聞說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街上等巴士亦會被人狙擊,痛罵他在金鐘「搞亂香港」。和周約在茶餐廳,甫坐下,鄰座大叔說的已經是「光復人士」打警察,「好狼死,一定食過夜粥」。雨傘運動後,社會一天也未有停下。學生不容置疑是先鋒,重開缺口之後,社會再望向的,可能不再是一個政治上的代理人甚至組織;而是正如928那天,真正敢於走出新路的香港人。 學聯 評台專訪

詳情

盲撐學聯與民粹退聯

文:李浩賢繼港大及嶺大的退聯公投進行後,浸大、理大及城大即將陸續在院校內進行全民公投,而近日出現了一篇由城大學生會多屆幹事聯署的「撐起學聯」聲明,筆者冒著被罵不飲水思源的風險,沒有參與這篇由數十名「老鬼」共同聯署的聲明。原因是筆者不敢苟同當中盲撐學聯,而沒有建設性的內容。今天筆者不打算針對那篇聲明提出觀點,而是希望指出由各院校退聯關注組出現至今的種種觀察及一些看法。打破雨傘運動決策失敗才會出現退聯的迷思有很多人認為,因為學聯在雨傘運動中的決策失敗才會導致各院校出現退聯的風潮,但這絕非要因,學聯在雨傘運動前只是一個在普通大學生心中寂寂無名的學生聯會,尤記起當年學聯的工作方向之一便是要將學聯帶進院校,讓更多同學認識這個由八大院校學生會聯合而成的組織。然而一場雨傘運動,將學聯的知名度瞬間提升,令不少學生對這個組織開始產生好奇,繼而去了解這組織的架構與制度。惟當他們發現學聯的強制收費制度、秘書處的選舉模式,以及財政問題時,便開始對學聯產生負面印象,從而要求他們詳細交代。奈何面對學生們突如其來的質疑,學聯還未好好從雨傘運動期間的種種決策失誤而招致各方批評中站穩陣腳時,就要處理這些年深月久的複雜問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先向群眾承諾會改革制度。然而,經歷了一輪政改風波洗禮的學生們似乎對「袋住先」的承諾特別敏感,結果學聯這次善意且逼於無奈的改革承諾更成了支持退聯者詬病的地方。再者學聯剛完結的週年大會仍舊沿用故有的選舉模式,而週年大會當中的討論亦沒有對準退聯關注組的關鍵評論而作出商議,使到支持退聯者更加憤怒,彼此間的矛盾愈演激烈,這才是真正出現退聯的原因。退聯關注組出現的主要原因這使到不少人認為學聯一方面對抗政權的強硬,另一方面在面對民情洶湧的退聯訴求時卻另建高牆。有人會質疑,學聯有何地方不妥,應該是要透過內部協商的方式來解決,而非以極端的退聯手法來表達訴求。然則將事件與今天的政治生態作類比或能看到端倪,學聯好比特區政府,而支持退聯者以及支持不退學聯者各佔學生的2至3成(按港大的退聯公投及城大的問卷調查之結果推論),他們好比立法會議員,現在要討論關於學聯改革的方案,諸如普選秘書長、財政制度透明化或終止強制入會制等。可是他們的兩成多票數,根本不能通過議案,結果他們只能透過各類手段來進行抗爭,啟動退聯公投就是其中的抗爭手法,像議員辭職引發公投等手段一樣,目的是要在制度內打破缺口,讓學生能有機會更加了解並認識議題,及引起外界之關注。最後,你可能會質疑支持退聯者只佔大學生中的兩成多,在民主原則下,他們應服從多數才是。不過根據城大學生會早前的問卷調查,運動過後仍然有近六成學生不認識學聯,而在有關退出學聯的一項問題設定中,亦有近六成人表示沒有意見。換句話說,城大學生中有近六成因對學聯之不認識,而在學聯的退留問題上沒有意見的人存在。此外,近四成表示認識學聯的學生中間,兩成人認為要退出學聯,因此不能說支持退聯者是少數。重要的事退聯關注組以發起公投的手法來進行抗爭,更大的目標就是要令這六成不認識學聯的學生,了解學聯制度上存在的問題,然後再反思學聯在學界的定位及發展方向。故在此呼籲支持學聯者千萬不要忽視這個重要的數據,然後便隨意將支持退聯的學生視為少數,這輕率的態度絕對不能解決問題,亦隨時會惹來反彈。退聯關注組之批評一語中的在退聯爭議中,常聽到有支持學聯者以普選秘書長的可能性及門檻過高,故難以在學界推動為由,回應有關批評。同樣地,以公民提名方式來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難度亦很高,如斯相同的理念,難度因為可行性低就可以抹殺同學們對普選秘書長的期望嗎?若是,學聯就不要再提倡爭真普選以及公民提名權等政制改革訴求了,因為這正正是給政權作了示範,如何用各種理由來逃避政制民主化的變革。學聯要代表學界必須從學界中獲得授權,而這個授權的程序必須是民主化的,唯現行的制度不能滿足上述條件,解決的唯一方法只有從制度上進行改革,否則學聯並不可動輒以學界之名作口號或立場。再者,學聯是推動民主運動的重要組織,但不代表不需要在體制上進行改革以乎合民主精神。今天很多文章均指出學聯在社會運動上的重要性及結連學界的樞紐作用,這絕對是無庸置疑的。唯他們皆看漏了退聯關注組的一個關鍵批評-「體制上及產生辦法上的結構性問題及不民主成份」。如果因其往績及推動社運的重要性,便可將其制度不民主化的問題置身事外,那這裡有一個問題讓大家反思,倘若梁特政府施政合乎民心,民意極高,但他的產生辦法依舊是中央欽點,由千二名提委選出,大家又會否認為需要公民提名權以及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呢?若認為仍舊需要爭取普選的話,在學聯制度問題上,大家應該已經開始察覺到今天許多撐學聯的理由是多麼的針對不到重點了吧。學聯在學界的存在價值作為前學聯常委,在筆者眼中學聯是一個很值得保存的組織,「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凝聚學界,推動社會」這十六字是筆者在任時經歷最深的感受,當年梁振英出席城大學術樓(三)開幕典禮,學生就碼頭工潮事件示威遭校園保安無理粗暴對待。學聯及八大學生會事後共同予以譴責,追究校方不當,迫使校方向學生致歉。及後的學界商討日與學界公投等事件都讓這十六字深刻的表彰出來。而值得留意的事,退聯關注組中不乏當年參與上述行動的學生。因此,相比起退出學聯,筆者更樂見學聯各院校常委能夠與自己院校的退聯關注注建立友好關係,主動了解對方的訴求及對學聯的批評(退聯關注組的絕大部分的批評皆非無中生有且是說中要害的),再分析當中的可行性及需要性,然後帶回常委會中商討。既然今屆學聯的週年大會都得到了學聯需要在制度上的改革之共識,就更加應該加快腳步推動改革,一方面可平息退聯爭議,另一方面亦可讓那六成不認識學聯的學生了解到學聯改革的決心,從而不會產生負面印象,令退聯風波愈演愈烈。政府即將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案審議,學界應專心對準政權為首要任務,但學聯亦不能以此作擋箭牌,忽視要求退聯者的訴求,及自身組織的不足與改革的需要。撐起學聯與退出學聯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不少人將退出學聯視為分化學界力量之舉,這正正是墮進了學聯與退聯是二元對立的迷思之中。他們刻意將兩者的對立面勾劃出來,形成一種非敵即友的敵我矛盾關係,然而,當我們認真察看退聯關注組的批評,以及撐起學聯者的認同改革方針後,便會發現兩者只是以不同的手段來達成目的。退聯關注組以基進的方式從制度外逼使學聯認真看待為人詬病的問題及制度上的腐壞,而支持學聯者亦認為要透過制度內的商討模式及常委間的共識溝通來完善組織,前者是由下而上的充權手段,而後者則是由上而下的審議式代議制度。兩者充其量是手段上的不同,你可以選擇支持那種方法來改革學聯,但絕不能將兩者視為對立,非白即黑的關係。由此可見,學聯並非奪去大學生的話語權,退聯亦不是自毀長城的抗爭,這種具標籤性的定型促成了今天支持學聯者與主張退聯者的嚴重分歧,導致雙方不能理性討論,達致各表立場,互相辯證,從而在過程中體現民主精神之理想層面。反觀現況,雙方意氣用事的無謂批鬥,絕非議題本身之焦點所在,若情況亦然,二元對立的矛盾定必持續深化,最後成為蝸角之爭,對學聯的改革更是無濟於事。從退聯事件看今天政治生態的隱憂學聯需要制度上的改革是無可厚非的,但退聯亦不可咄咄迫人,因為學聯作為聯會,必須依從共識制來進行決策,而在共識制底下,各院校常委的商議過程是必須且耗時的。學聯支持者,亦不要再不斷地細數學聯的功績而遺忘了批評者對學聯制度及會章上的不足之指控。可是,單就現時城大的退聯情況而言,已經出現互扣帽子,互相抹黑的情況,種種網絡上的抺黑,語言上的針鋒相對,明眼人不難想像是兩方支持者的所作所為。這個現象實在叫人憂心,公投在即,更多煽動民粹式的手段必定出現,例如指控退聯關注組與中聯辦有染,或學聯出賣港人支持新移民來港等民粹式渲染等,使議題失焦,也令一些真心想透過公投向學聯施壓,要求他們審視過失的聲音被淹沒。若你身邊有支持退聯的朋友,請不要帶著有色眼鏡去批評他是被染紅赤化的,仔細了解一下對方的立場及看法再作判斷也不會花你太多時間,反之亦然,不要將撐學聯的朋友「一竹篙打一船人」的說對方是「左膠」,不思進取。今天社會正正就是喜歡以這種先入為主的套路來思考問題,才會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衝突及矛盾。如果連大學生都是這樣,這個社會就算有真普選,也看不到希望,因為每個人都是自私的,就算我們有多完善的政制,但人的道德情操及仁德品格皆欠缺,社會肯定不會和諧及安定。這種狀態繼續猖獗下去的話,只會令更多盲撐學聯與民粹退聯的情況出現。必須留意還有六成沒有意見的人,在觀望事件的進展,正如今天的社會一樣,當普選爭議成為了各走極端,在政治光譜中靠近中間位置的人,便會無所適從,繼而安守本分,不參與這場爭論。最終只有出現兩方極端的人持續互相爭鬥,對大局毫無幫助,更會使局勢變得進退維谷,令社會矛盾愈演愈烈。不單對大眾認識議題百無一用,更使議題焦點變得模糊不清,扼殺了各種純粹理性深化討論的可能。筆者為城大學生會前會長、前學聯常委 學聯

詳情

從學聯大選論普選可能性

文:沉墨大學從來都是社會的縮影,學聯一事亦然。學聯一方面高舉民主旗幟,另一方面聯會體制一直為人詬病。學聯在數年間的支持率是以幾何比例增長,體制不完善是可以理解的,但為甚麼學聯可以接受由037而不能接受689?雖然原因種種,但當中最有說服力的兩個原因:秘書長沒有實際權力、53位選民中已能有效代表七大院校。就秘書長沒有實權的一點,我們可以由學聯架構中看出。在學聯中,秘書處是代表會(由七大院校所組成)以下 ,因此他們認為秘書長是行政角色。可是,在運動期間,以領導姿態示人的是秘書長或是八大院校代表已說明典章的失效。我不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八大院校代表,但在普通市民的角度觀之,秘書處的決策能力必不亞於失蹤的代表會。53位選民中能否有效代表七大院校?我不知道。我先不可以說「能夠」:要建立「能夠」的關係的話,那就請學聯先公開53位選民的身分,及解答下列問題:他們是否透過間選代表學生?選民中七大院校比例?在他們選舉時,他們的選民是否得知他們會代表自己在學聯中的投票權?及最重要的是,他們有沒有與自己的選民就事件溝通?在沒有清晰景象前,任何人也不應妄下判斷。就這樣,為甚麼689就不能接受?為甚麼公民提名不可行?我必須指出公民提名是最直接的表態,是最民主的選舉方法。可是,正如學聯一直提出的行政困難為由,香港要有公民提名實在困難重重。我認為,公民提名與基本法並不相符,要有公民提名就必須修改基本法。先放開修改基本法影響法治穩定的包袱,香港的修憲權只在中央的手中,那是中央實施一國(之後)兩制的底線。那麼,在不修憲的前題下,間接選舉是否可行?在我的理解,實現間接選舉的前題是要有兩個選舉。政府要說服我們提名委員會的1200人是具代表性的話,那就請指出1200人的選舉方法及其背後的代表性。如果1200人純粹是護航的話, 政府何以回應市民?市民反對有理。說俗一點:你比我地選個1200出黎咪咩事都無!諷刺的是,與其要選1200名代表,為甚麼不以完善體制為名修改基本法,直接選出1名特首?作為沉默大多數,我們當然希望以和平手段來得到民主。在此僵局下,退一步海闊天空:一邊廂要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而另一邊廂則要民主化提名委員會,令大家廣泛接受。建制其實不用害怕,素來種票也是你們的強權,蔣麗芸被提名的可能性必定高於眾望所歸的劉德華。最後一點,我想告訴所有爭取民主的人,民主不一定帶來繁榮穩定,獨裁不一定會有權力腐敗,民主只是給市民一個選擇,一份安全感。「得不到的從來矜貴」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政治學及法學二年級生。沉默大多數 沉著的墨水 。 選舉 學聯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