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嶺南同學

上周四晚,有知道我一直為退聯事態發展而擔心的記者朋友,第一時間來電,告知嶺南退聯公投結果,說決議遭否決,讓我暫且鬆了一口氣。這次嶺南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的公投,以607票反對、363票贊成,大比例否決。我明白,「一代人一代事」,有很多事都不到我們這一輩擔心,也不會盡如我們所願,但畢竟,學聯是孕育過自己成長的地方,以及更重要,學聯一直是香港學運、社運的橋頭堡,所以自己一直憂心忡忡,但卻也不便介入,於是也只能在一旁乾着急。 學聯讓我收起「大院校」的傲慢我在中大讀書和任教,照理不該就其他院校學生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但我真的很想告訴各間院校的同學,在自己那段人生最美好的歲月裏,我曾在學聯,有幸與很多其他院校的同學結緣,為香港及祖國,無私無畏的並肩奮戰過,並因此結下了一輩子的情誼。我希望將來我的師弟師妹,也能夠有着同樣的福分。學聯是一個平台,昔日,它讓我接觸和認識到不同院校的同學,聽到他們的觀點和心聲,看到他們的實踐與堅持,讓我目光不再那麼狹隘,眼中只知有中大;讓我收起所謂「大院校」的傲慢與偏見;讓我知道天高地厚,「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其他院校一樣是人才濟濟,臥虎藏龍。就以嶺南同學為例,當年我在學聯便認識了陶君行和孔令瑜,讓我對嶺南有了頭一回親身的認識,這麼多年來,看到他倆夫婦為弱勢、為基層不懈的請命,讓我對嶺南又多了一重認識,多了一份尊重。若干年後,我又認識了另一位來自嶺南的學聯成員盧偉明,他為人比較低調,不是很多人認識,但我卻看到他如何為民主運動默默付出和貢獻,之前甚至為了雨傘運動而差點把婚姻大事擱下。當然,我與陶君行和孔令瑜的觀點和政見時有不同,甚至有所爭拗;當然,一些學聯老鬼的做事方式也並非沒有惹起過非議,但若然你問我,我會說這些都是枝節,看問題要看大處,而大處就是,這麼多年來,大家因為在學聯裏的經歷,而鑄煉了心靈,讓大家至今仍然留在同一條民主運動的軌道上。其實,不單止是嶺南,港大、理工、浸會、師範、樹仁(當時科大和城大仍未加入學聯)每一間院校,我都認識一些至今仍然保持友誼的昔日戰友,這都是拜學聯所賜,把我的視野和圈子拓闊。 「一方有事,八方聲援」今天,或許大家對學聯,以及裏面那一群小伙子,他們的幼稚、不成熟、行政失當、獨斷獨行,又或者財政混亂等,有着諸般看法。但我想說,我已不是學生,而你們還是,在「exit、voice、loyalty」三者之中,大家毋須選擇消極的一項。况且,正如前述,我相信,看問題應從大處着眼,而不是拘泥於小節。而大處就是,過去幾十年,在諸如八九民運、七一大遊行,以至剛過去的雨傘運動等歷史關鍵時刻,學聯都從來沒有迴避過責任,從來都沒有缺過席,永遠站在時代洪流的最前線。沒有學聯,我相信香港的歷史會變得並不一樣。學聯也一直發揮「一方有事,八方聲援」的角色。舉個例,我記得,1980年代尾,中大曾經為捍衛4年制大學教育,而與政府頑抗。1989年2月,近4000名中大同學罷課,並渡海到遮打花園集會。結果到了現場,才發現學聯早已聯繫和動員了幾百名港大同學、上千名樹仁同學,以及其他院校個別同學,在現場聲援,讓士氣為之大振。就是因為有了來自其他院校同學的聲援,這場運動走出了狹隘的「護校運動」框框,而成了更高層次,來自不同院校的同學追求健全學制的理想主義。20多年後的今天,歷史最終證明站在我們這一方,政府終於改弦易轍,把大學學制改回4年,當年中大、學聯,以及其他院校同學攜手的一場運動,取得最後勝利。 在風雨飄搖時,以一票挽回分崩離析嶺南同學,謝謝你們,在學聯曾經風雨飄搖的一刻,你們曾經以手上一票,挽救了這個學運重鎮,讓它不致分崩離析。我知道,事情並沒有完結,接下來還有城大、浸會等院校,逐間逐間就退聯事件公投表決,但我也知道,學聯裏的一眾師弟師妹,還會繼續努力打好一場又一場的硬仗,到每間院校去努力說清楚學聯的角色與任務,亦會同時深入思考學聯的改革方向,讓它變得更民主、更開放、更透明,與同學更親近。在這裏,我想為這些師弟師妹打打氣,說句「加油」。同時,我亦希望在將來,能夠可以像今次謝謝嶺南同學般,同樣可以向城大、浸大等院校的同學,說句謝謝。 誰曾並肩奮戰過,誰就是好兄弟10多年前,史提芬史匹堡和湯漢斯攜手拍攝過一套電視電影《Band of Brothers》(港譯作《雷霆傘兵》),故事由真人真事改編,片中最後一幕,由片中一位老兵的現實裏的真人,作出以下一段獨白,來懷念當日與他在諾曼第灘頭出生入死、並肩作戰的戰友:「我記得亨利五世曾經這樣跟士兵說過:『從今天起直至世界末日,大家都會記得,我們這些曾經唇齒相依,結果倖存下來的戰友。誰今天跟我並肩奮戰,浴血戰場的,誰就是我永遠的好兄弟。』」同樣,究竟彼此是否來自中大,還是嶺南、城大、浸大……都不重要,只要大家曾經在學聯裏,一起為民主,一起為同學,無私無畏並肩作戰過的,誰就是大家的好手足,好兄弟。作者為1987年中大學生會會長,學聯前成員蔡子強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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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圖強改善事在必行

在消費者意識抬頭的年代,功利重要,我比了錢,你比我貨,無容置疑。但我們不只有消費者一個身份,我們更不是永遠自私自利的人。學生組織侍奉同學,但學生同樣侍奉社會,所以其實同等甚至更重要嘅問題係:學聯的存廢,對社會改革重唔重要?學聯的貢獻,我認不認同?學聯的參與,我會否參與?學聯的改善,我會否置身其中?沒有學聯供八學院聚合,沒有學界商討日,沒有學界公投,沒有學界方案,沒有72遮打抗命,沒有罷課,沒有兩傘運動。一步進一步,一環扣一環。退聯,實際如果不是要瓦解學聯,何以一間大學學生會退聯,然後要其他大學學生會承擔聯會責任。這是自絕學界以外,還是扼殺學界實力?如果是要聯合共舞,聯會就必不可少。新一屆的學生會幹事絕不否認學聯的問題,更帶頭指要改善其中,但絕非拍檯離場,甚至翻檯抹面。我們都知道,在一個內耗的局面,泛民正在猶豫六月是否袋住先,北京在操弄他的政治棋盤,學術界處處繼續被滲透統戰分化瓦解。迷茫中,這就是現實。今天是嶺南存留學聯公投最後一天。我反對退聯,對社會變革而言,一間都不能再少,因為只有不同院校的同學堅實同行,同氣連枝,才可默契充分,在危局中再思前路,繼續邁進。如果你反對退聯,那學生會圖強改善事在必行,請務必參與其中。如果你在猶豫,請想想今天的社會局面,沒有學界並行共進,可以走到今天?如果你贊成退聯,請告訴學界及社會走下去的藍圖及路線圖?原文載於作者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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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退聯投票之際,記我在學聯的日子

還沒投票的嶺南人,請考慮投反對退聯一票。離開學聯僅僅一年,學界已經風雨飄搖,在學聯成長的我,這段日子在學校,看到退聯的宣傳,一直反思,作為前學聯人、前學生會人,自己實在責無旁貸,的確,在任期之時,沒有做到最好,拉近同學與學聯之間的距離、沒有做到最好,說明一屆學聯人的奮鬥。在雨傘之前,同學普遍不認識學聯,對學聯的觀感多以考量領導雨傘得失,作為雨傘前屆的學聯人,這些年與同行在學界打拼過的每一個議題、參與過的每一場運動、集結過的每一道反抗力量,也許是基於社會氣氛不足、以及自身的不足,大家可能沒甚認識。每個當學生組織的人也要回應一些問題:如何與同學對話、如何反映同學聲音、如何將社會事務帶到學生當中。這些事從來都艱難,當大家努力思考如何推動民主化的齒輪,有些時候是會茫然的,的確,很多時候也難以讓同學明白與接觸學聯的工作。作為過來人,唯望記下在學聯用心累積過的力量,縱有不足,也投放過時間與心力。在我經歷學生會與學聯的兩年間,碼頭罷工、東北組織工作都是我牢牢放在心頭的。 在這些事裡頭,都有一些連結與累積。二零一三年,碼頭罷工,以工運與學運結合,三月二十八日,學聯在碼頭,大家即場分工:與工人開會、做訪問外傳、在全港擺街站收集物資,來回運送,在院會旗海之下數度遊行、學生集結於四號碼頭,偶爾同學坐旅遊巴來支援,當時留在碼頭的我,有感若不是學聯與其他民間團體在外頭作巡迴街站的支援、以及各自回院校宣傳,引起社會關注,留在碼頭的人只會孤掌難鳴。在學生的部分,是學聯作為聯會以學界整體支援碼頭工人,打一枝有力度的強心針,伴隨工友捱過資方四十天以來的打壓,學聯合作的基石,是累積,也是默契。二零一三年,東北工作是一條開荒牛,在去年六月衝擊立法會之前,沒有太多人了解東北議題,在默默開發東北之時,與一些同學做過院校土地週、東北導賞團、洗村、向村民解釋東北程序,當時處於一個駁腳的角色,組織得來的同學不多,但作為一隻開荒牛,實在體驗一個社會的土地分配問題,是如何與同學相關、大家如何在一個共同體裡受壓迫,種下來的果,是學聯去年中參與反東北立法會撥款的浪潮;結下來的果,是投入東北的同學繼續關注土地議題,沒因撥款過後離開崗位,人留了下來,就是累積,默默累積與蘊釀另一場運動。一個聯會的角色,是萬船齊發的做事,以團結一致的姿態,對面強權、面對政府,每一場常委會,立場可以爭議、可以辯論、可以反對,每一個相見的機會,院校可以交流、可以合作、可以團結,當中的學習與默契不斷累積,若沒有過往的累積,也來不了今天。運動有起有跌,唯望強權愈來愈強之時,大家不要自我瓦解,走進學聯內,可以改變、可以爭論,唯望不要自我瓦解。最後退聯與否,也要謹記在學聯努力過、跌倒過。如前秘書長李成康所言:「你相信什麼、你為何而來是每個學生會人問自己的問題,今日的客觀社會形勢比過去更嚴峻,時間不容後繼者怠惰,因為你們所背負的是關鍵的一年,要把握每一個機會發揮學生的浪漫、進步、承擔的意志,得意之時帶領社會,失意之時抵住攻擊,學聯讓你們成長,也容許你們犯錯」。原文載於作者FB,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沒有人是孤島〉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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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哲暐:慮壅蔽,則思虛心 ——反思港大學生會退聯事件

香港大學學生會日前因同學公投而退出學聯,令不少社運中人驚訝。有人可能難以明白﹕學聯領導雨傘革命,甚至與政府平起平坐談判,為何運動結束不久,就出現退聯?本文嘗試分析箇中來龍去脈,望能引起反思。代議民主失效本人剛進中大時,對學生會頗不以為然,認為他等自命不凡,經常站在「道德高地」批判世人,且「英雄主義」。學生會幹事會及學生報都是左翼人士,都是「自己人」的圈子,外人難以進入。(後來自己的思想有所改變,轉而支持學生會的理念。)有一次,學生會反對某書院引入連鎖咖啡店Starbucks,要求辦公投解決。有人批評學生會干預書院自主,身邊一位朋友亦高呼﹕「學生會不代表我!」而事實上,公投結果依然是引入Starbucks。中大學生會的政治立場,一直偏向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起碼從本人進中大到現在,各內閣理念一致,從無「政黨輪替」。原因之一,就是學生會注重傳承,設立了「傾莊」制度,即由現莊(甚或「老鬼」)與有意組成內閣者舉辦多次類似討論會。既然以往內閣都是左翼,「傾莊」自然都是以左翼為基,令有相異理念者卻步。雖則「傾莊」並非參選要求,但嚴格而言,確有不公。如何調和領導及民意久而久之,學生會成了「自己人」的組織,當選內閣均屬「嫡傳」。假若你是左翼,自然不覺有問題。然而在中大裏,究竟有多少人信奉社會民主主義呢?因此不少同學對學生會甚為冷漠:既然是「圍內人」的遊戲,與我何干?結果不是政治冷感,就是激進抬頭。此外,學生會極重理念,因而忽略民意。一般當選者都是充滿理想的左翼朋友,使命感強烈,望能宣揚理念。學生會當選後,獲得授權,便更勇往直前,不自覺擺出高姿態。同學確實投了票,但不代表支持學生會所有行動。忽略民意,令同學更加厭倦。或許這並非事實之全部,但確是不少同學的觀感(perception)。觀感的威力,可以比事實更強大。此乃代議民主的內在矛盾﹕政治領袖只顧民意,就變成民調主義、公投主義、投機主義;只顧使命,則會與人民脫節。學生會似乎無思考如何調和領導(leadership)及民意。以上是中大的狀况,相信其他院校(除港大外)差別不大。社運界都是「自己人」此問題延伸至學聯。學聯雖則名義上代表學生,但實質與一般學生更為疏遠。學聯選舉職位由學生會代表提名,理論上向所有學生開放,但實然上大部分職位都由現屆或去屆院校學生會幹事擔任。學生會的代表性本已不高,學聯多隔一重,情况更壞。學聯的問題其實延伸之整個傳統社運界(social movement industry)。香港社運界長久以來以左翼思想為主導,各組織理念相近。社運界有自己的階梯,入學生會然後上學聯,跟着就加入民陣或其參與組織。結果社運界都是「自己人」,甚至一人屬數組織,「塘水滾塘魚」。此種緊密關係,有助互相協調,卻自成一角,形成一套潛規則及儀式,令外人卻步。這或許是因為以往香港人政治冷感,因此熱心參與政治者本屬少數,形成惡性循環。?右翼民間政治興起傳統社運界以左翼為主,右翼人士無從參與其中。其實原因也來自政府。從殖民地到現在,威權政府以右翼為施政方針(例如新自由主義、統合主義),因此對抗政府的社運界也自然屬左翼,左翼社運便與民主運動結合。故右翼往往與建制及政權連結,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成了保皇。此種狀態,由本土派打破。其興起之客觀因素,乃中港矛盾加劇,而主觀因素則是嶺南大學教授陳雲乘勢發表《城邦論》。本土派再分成多個支派,如城邦派、熱血派,及溫和本土派。本土派論述之所以威力強大,在於貼近急切民生議題:如新移民、水貨客、自由行等。其以現實政治為表達方式,例如指摘新移民為「蝗蟲」搶奪資源、衝擊水貨客等。這是民粹,卻貼近民情,為累積已久的民怨提供出口。此外,本土派也有一套較認真的文化論述,如保衛香港文化、反對「普教中」、抗拒簡化字等,反擊大一統意識,同時與社運界「認中關社」的中華民族意識分庭抗禮。以上兩者結合,成為「保護生存空間及生活方式」的族群政治。〇三年以降,社運界長期積弱。反高鐵、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等運動雖然帶來新風潮,可惜以失敗告終。本土派因而提出「勇武抗爭」之概念,倡導更激烈手段。此本土派discourse,縱未必完整或可行,卻成為傳統社運的alternative。其實社運界由保衛天星碼頭起,已發展左翼本土論述,但被右翼所關注之迫切民生議題所掩蓋。族群政治,與傳統左翼社運提倡的普世主義及中華民族主義對立;勇武抗爭則直接攻擊社運界一貫的運動模式(repertoire)。雙方很快便爆發罵戰。其實不論本土派或社運界,光譜也很闊,當中不無類近立場。然而敵意因開名批評、惡意標籤而迅速升級,兩派某些人開始互相抹黑、辱罵(強調「某些人」),結果形成「左膠」惡鬥「法西斯」之亂局。社交網絡造就新型政治社交網絡興起,也衝擊傳統社運。近年在全球爆發的民主及反抗資本主義運動,由「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均標榜「無領袖」,抗拒社運組織、政黨及工會。參與者以社交網絡互相連結,建設橫向的民主模式,甚至嘗試實行商議式民主。「連結行動」(connective action)取代傳統「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或與之糅合。然而在雨傘革命中,「無領袖」的展示方式,並非商議式民主或直接民主,而是對傳統社運組織的厭惡及批判。本土派某些人提出「沒有領導」、「學聯不代表我」之說,批評學聯、學民等壟斷運動。而社交網絡及新媒體發展愈趨成熟,人人都能成為意見領袖,既是百花齊放,也是眾說紛紜。陳雲的發迹地正是facebook。而在網絡上,中大講師健吾製造輿論之力量,不亞於學民思潮。港大退聯,乃廣義的本土派挑戰傳統學運組織之領導。雖則「擺姿態」高於實際效用,然而背後意義明顯。學聯朋友或許認為退聯是民粹勝利,且批評退聯關注組之論述不盡不實。但港大同學投了二千五百二十二票贊成票,卻是事實。(有社運人士批評是中聯辦動員大陸生投票,但只屬猜測。值得留意的是,此宣稱與某些本土派提出之「人口換血論」竟然一致。)學聯以致整個社運界,甚至本土派,應藉此反省。不少社運中人,錯判了本土派論述的威力,認為陳雲只是個瘋漢。然事實上,其某些論述確實深入民心。本人某些朋友,雖常嘲笑陳雲,卻同意衝擊水貨客。民粹之能興盛,在於急切民生問題確實存在,令怨氣累積。社運界須重新審視形勢,提出實質應對方法。本土派也可反省一下。其實在某些議題上,某些本土派(強調「某些」)及社運界的根本立場差別不大。例如上水的水貨客問題。新晉創意媒體「一字馬」製作的影片《流行上水》,獲社運界及本土派廣傳,顯然大家都認為要根治問題,分歧乃在手段。假若雙方都冷靜下來,是否可以在這些議題上互相協調?社會民主連線及本土民主前線,是否必然是「敵我矛盾」??冷靜下來,反躬自省此外,是組織問題。爭取民主運動的組織本身要民主,方有說服力。然而在威權體制下,組織太民主,容易被滲透甚至瓦解。支聯會及教協結構偏向專制,究其原因,乃要反滲透。各位必須深思,如何防止滲透之餘,又保持民主,並適應「抗拒組織」之新時代。另外,要警惕自身態度。有時即使自信看清真相,也可嘗試以同行者之身分與群眾溝通,避免擺出救世主的高姿態。不論是社運界、本土派,也當撫心自問﹕究竟對民主有多執著、究竟是否真的相信人民、究竟信奉何等民主。是次退聯,對學聯而言可能是危機。但危機往往能撼動舊體制,激發反思,促成改革。恩恩怨怨,置身其中,難免無法釋懷,激動莫名。然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有云,凡參政者,當有「一種心沉氣靜去如實地面對現實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沒有距離』,純粹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抽離當下,冷靜分析,辨別批評及衝擊﹕善意批評,則虛心接納;惡意中傷,則嚴詞駁斥。惡意批評,有時也包含某種真理。昔日立憲派康有為與革命黨孫文,一樣鬥得不共戴天。孫斥康「甘為萬劫不復之奴隸」,康則謀刺孫。然今天回望 ,二君惡鬥之瑕不掩其瑜。願各位能心沉氣靜、虛心聆聽,把歷史幅度帶進思考。反思過後,自我革新,然後繼續上路。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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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濤:退出學聯正中中共下懷

港大學生會就退出學聯的公投,在贊成多於反對及投票人數超過會員人數一成下,使港大歷史性的退出學聯。對很多港大舊生而言,這是令人傷感的結果,百般無奈也只能尊重港大學生的選擇。很多人問為什麼?或許學聯催生的雨傘運動,正是港大退聯的催化劑。今次要求退聯的主要有兩股力量: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本土派」;次者是「親共派」。雖然兩者皆不滿學聯,但前者主要不滿學聯的「大中華」立場及決策模式,以及學聯在雨傘運動後期上京請願、壟斷大台、衝擊行動進退失據等決策,而面對退聯學生的質疑,有學聯前秘書長激烈指摘「退聯班人垃×圾」,都激發更多人支持退聯。至於「親共派」則是蓄謀已久了,早就想統戰這個「學生硬骨頭」卻不得要領。1990年代開始,中共着手準備如何控制香港,手法跟控制中國社會一樣是「高壓」和「利誘」,其精華就是「洗腦」和使社會「碎片化」。洗腦可製造愚忠愚昧及不會也不懂反抗的國民,還以為自己很幸福,並自動自覺跟睡醒的人互相攻訐。至於「碎片化」就是控制民間團體,不能控制的就使其分裂,或以同性質外圍組織與之抗衡。社會分裂及碎片化,就不會出現具規模及有組織力的民間力量挑戰當權者,即使還有不少具獨立思想的人作零星反抗,但面對高壓和利誘,難成氣候。今日香港僅剩為數不多的獨立團體(大律師公會、記協、學聯、教協等)仍在堅守核心價值,而港大退聯的直接結果就是戳破學界團結的神話,減低學聯代表性,削弱學生這個爭取民主的中堅力量,甚至造成退聯的骨牌效應。這是中共多年來用盡統戰、滲透等也得不到的成果。雨傘運動令學聯聲望一度如日中天,卻埋下分裂種子。「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壞的時代」,僅希望港大退出學聯後,更堅定爭取真普選!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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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滔:如果學聯真的由學生一人一票選出……

睇到周永康嘅status,突然又想講吓退聯。其實一直都唔太想講,因為家陣啲人好麻煩,一唔撐就話你左膠,講兩句唔啱聽嘅就唔會再講道理,甚至話你堅持講道理呢個行為本身已經係左膠。先旨聲明,我唔支持退聯,但我極贊成有多啲退聯嘅討論。真理愈辯愈明,而且學聯亦都要確實地面對學生嘅期望。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因為大人嘅不濟,好不幸我哋將一個唔應該由學生負起嘅重擔放咗去學聯嘅同學仔上。我會覺得有時唔應該對佢哋太harsh,但正如佢哋所講,作為時代選中嘅年青人,佢哋亦都要誠實地面對佢哋嘅處境。因為懶,以下落嚟會用point form:1.唔好吓吓話人係鬼呢個對兩方支持者都係咁講,特別係支持學聯果邊。唔見得嗌退聯就係鬼,而無真憑實據之下更加唔好隨便話人係鬼。係有道理嘅,講道理咪得囉。咁多時間俾大家討論,何必搬一套只問立場嘅價值觀出嚟?2.學聯組成問題退聯組一直講嘅係學聯秘書處唔係由學生一人一票選出嚟,無資格代表學生。我先唔討論秘書處嘅代表其實嚟自學生一人一票嘅學生會,我講吓學聯如果一人一票會發生乜問題。我將成件事推到最簡單,如果一個港大人同一個嶺南人爭秘書長位,邊個會贏?九成係港大啦。唔係因為港大人特別叻吸到票,而係因為港大有二萬幾個學生而嶺南得二千幾人。大家起點差成十倍,係咪真係公平呢?我唔識講。但我相信經過呢半年嘅爭議,大家都知一人一票未必就等於公平。今次個問題唔喺提名權度,而係會員本身已經係不自由地隸屬唔同嘅團體。自己團體會投返自己團體以獲取最大利益,是常識吧?3.學聯同學生會權力模式我當大家好大方任由港大可以喺一人一票中連年勝出,甚至細院校組成聯盟抗衡劣勢。咁當學聯真係由一人一票投出嚟嘅時候,如果佢哋同學生會嘅決定有矛盾,聽邊個好?你中大學生會由萬幾人選出嚟?收皮啦,我學聯代表十萬大學生,你憑乜影響我決定?如果依退聯組嘅講法,佢哋提倡嘅改革就正正會帶嚟佢哋依家指責緊學聯嘅嘢 – 架空咗學生會本身嘅代表性。諗吓美國嘅參議院點解唔係全美國人一人一票普選而係每個州各自選兩個人,就會明白各個院校保持各有代表嘅重要性。而呢個亦都係美國總統係用選舉人票而唔係一人一票嘅原因。因為一人一票嘅話,各個州嘅獨立性就會蕩然無存。4.決策問責如果退聯組認為學聯決定同港大學生會不乎,點解唔係要梁麗幗或者周永康出嚟解釋而係諗住退聯?甚至如果覺得學聯決策失誤嘅,咪彈劾秘書處或者學生會囉。郁啲就話退出,究竟係諗住逃避問題定解決問題?5.退聯組,俾啲大志我明白small is beautiful,但我哋係搞緊群眾運動,唔係孤芳自賞。如果唔信群眾,又何必爭取普選?學聯個機制唔見得咁難打入,只要選贏學生會就得啦。如果相信自己嘅決定比其他人嘅有智慧,點解唔嘗試先爭取支持佔領學聯?(之後又實有人話點解唔爭取支持佔領政府嚟反駁我㗎啦,我諗唔洗我分析埋學聯體制同依家政府嘅差異啩?)真心講,港大係有光環,但學聯代表性更強。群眾運動唔用盡辦法代表多啲人,其實係無牙力展示實力討價還價嘅。係為本土派好嘅,騎劫學聯係最快捷宣揚本土理念嘅方法。6.退聯之後好啦,我當你真係咁把砲退到聯,咁又點執行之後嘅大學聯盟行動呢?定期開會,有共識嘅議題會用聯盟嘅名義運作,咁同學聯有乜分別?如果你話唔會定期開會,要有啲大議題先會嘗試組織聯盟嘅,請恕小弟並不苟同。有啲大學生未必太關心嘅事件,好似碼頭工人罷工咁,學聯都有幫手嘅。如果要用個別學生會名義,仲會唔會有人去做,又或者力度會唔會咁大呢?我好懷疑。即係咁,如果港大學生會去支持碼頭工人罷工我哋會覺得好怪,但學聯去做就無問題。因為大家理論上嘅政綱同服務目標都唔同。7.學聯改革而最後,我係支持學聯由呢一刻立刻開始改革,參考退聯組某些嘅建議,建立一個更透明嘅制度。一個更進步嘅制度係要大家共同去創造嘅。大家後生仔講道理其實有計傾嘅,又何必吓吓都要杯葛呢?原文載於作者FB,標題為編輯所擬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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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滔:如果學聯真的由學生一人一票選出……

睇到周永康嘅status,突然又想講吓退聯。其實一直都唔太想講,因為家陣啲人好麻煩,一唔撐就話你左膠,講兩句唔啱聽嘅就唔會再講道理,甚至話你堅持講道理呢個行為本身已經係左膠。先旨聲明,我唔支持退聯,但我極贊成有多啲退聯嘅討論。真理愈辯愈明,而且學聯亦都要確實地面對學生嘅期望。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因為大人嘅不濟,好不幸我哋將一個唔應該由學生負起嘅重擔放咗去學聯嘅同學仔上。我會覺得有時唔應該對佢哋太harsh,但正如佢哋所講,作為時代選中嘅年青人,佢哋亦都要誠實地面對佢哋嘅處境。因為懶,以下落嚟會用point form:1.唔好吓吓話人係鬼呢個對兩方支持者都係咁講,特別係支持學聯果邊。唔見得嗌退聯就係鬼,而無真憑實據之下更加唔好隨便話人係鬼。係有道理嘅,講道理咪得囉。咁多時間俾大家討論,何必搬一套只問立場嘅價值觀出嚟?2.學聯組成問題退聯組一直講嘅係學聯秘書處唔係由學生一人一票選出嚟,無資格代表學生。我先唔討論秘書處嘅代表其實嚟自學生一人一票嘅學生會,我講吓學聯如果一人一票會發生乜問題。我將成件事推到最簡單,如果一個港大人同一個嶺南人爭秘書長位,邊個會贏?九成係港大啦。唔係因為港大人特別叻吸到票,而係因為港大有二萬幾個學生而嶺南得二千幾人。大家起點差成十倍,係咪真係公平呢?我唔識講。但我相信經過呢半年嘅爭議,大家都知一人一票未必就等於公平。今次個問題唔喺提名權度,而係會員本身已經係不自由地隸屬唔同嘅團體。自己團體會投返自己團體以獲取最大利益,是常識吧?3.學聯同學生會權力模式我當大家好大方任由港大可以喺一人一票中連年勝出,甚至細院校組成聯盟抗衡劣勢。咁當學聯真係由一人一票投出嚟嘅時候,如果佢哋同學生會嘅決定有矛盾,聽邊個好?你中大學生會由萬幾人選出嚟?收皮啦,我學聯代表十萬大學生,你憑乜影響我決定?如果依退聯組嘅講法,佢哋提倡嘅改革就正正會帶嚟佢哋依家指責緊學聯嘅嘢 – 架空咗學生會本身嘅代表性。諗吓美國嘅參議院點解唔係全美國人一人一票普選而係每個州各自選兩個人,就會明白各個院校保持各有代表嘅重要性。而呢個亦都係美國總統係用選舉人票而唔係一人一票嘅原因。因為一人一票嘅話,各個州嘅獨立性就會蕩然無存。4.決策問責如果退聯組認為學聯決定同港大學生會不乎,點解唔係要梁麗幗或者周永康出嚟解釋而係諗住退聯?甚至如果覺得學聯決策失誤嘅,咪彈劾秘書處或者學生會囉。郁啲就話退出,究竟係諗住逃避問題定解決問題?5.退聯組,俾啲大志我明白small is beautiful,但我哋係搞緊群眾運動,唔係孤芳自賞。如果唔信群眾,又何必爭取普選?學聯個機制唔見得咁難打入,只要選贏學生會就得啦。如果相信自己嘅決定比其他人嘅有智慧,點解唔嘗試先爭取支持佔領學聯?(之後又實有人話點解唔爭取支持佔領政府嚟反駁我㗎啦,我諗唔洗我分析埋學聯體制同依家政府嘅差異啩?)真心講,港大係有光環,但學聯代表性更強。群眾運動唔用盡辦法代表多啲人,其實係無牙力展示實力討價還價嘅。係為本土派好嘅,騎劫學聯係最快捷宣揚本土理念嘅方法。6.退聯之後好啦,我當你真係咁把砲退到聯,咁又點執行之後嘅大學聯盟行動呢?定期開會,有共識嘅議題會用聯盟嘅名義運作,咁同學聯有乜分別?如果你話唔會定期開會,要有啲大議題先會嘗試組織聯盟嘅,請恕小弟並不苟同。有啲大學生未必太關心嘅事件,好似碼頭工人罷工咁,學聯都有幫手嘅。如果要用個別學生會名義,仲會唔會有人去做,又或者力度會唔會咁大呢?我好懷疑。即係咁,如果港大學生會去支持碼頭工人罷工我哋會覺得好怪,但學聯去做就無問題。因為大家理論上嘅政綱同服務目標都唔同。7.學聯改革而最後,我係支持學聯由呢一刻立刻開始改革,參考退聯組某些嘅建議,建立一個更透明嘅制度。一個更進步嘅制度係要大家共同去創造嘅。大家後生仔講道理其實有計傾嘅,又何必吓吓都要杯葛呢?原文載於作者FB,標題為編輯所擬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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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司律:「正面會見 尊重以待」——學聯代表團直接與北京對話的意義

終於,學聯的同學們宣布了北上要求會見大陸領導人的細節。在漫長的佔領行動之中,親共派『無所不用其極』地攻擊,炒作衝突、佔路的場面,企圖排除爭取真正普選的討論。學聯成員計劃北上,重新聚焦政改議題,進一步揭示由特區政府到人大政協不負責任,拒絕處理當前政治局面的龜縮心態。親共派針對學聯直接的部署,只懂以『國情』反擊。據明報的報導,有一度協助學生與政府斡旋的中間人,因應北上談判舉動,認為學聯『狂妄自大』,完全不理會北京辦事『有規有矩』云云,『不是想見誰便見誰』。又有人指稱學聯今次舉動是『上訪』。北京的封建朝廷心態從來沒有改變,當輿論機器開動定性,也就實際反映他們的思路邏輯沒有擺脫天朝心態,由此引證,北京面對這場北上,多數只會是閉門不見,原機送客,既維持封建王朝的體統,也作出拒絕正面處理的信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身陷險境或取得成果的機會皆甚微,只顯示北京延續死拖爛拖,迴避處理的方向。結果雖近篤定 意義影響深遠北上會見的結果幾可篤定,但背後的意義卻殊不簡單。大陸方面數十年來,一直視對港治工作為重要一環,通過各種途徑滲入社會各層面,不是甚麼特別的趣聞。前途談判和進入過渡期,中共領導人更重視籠絡香港各個團體:才俊團、商界、公務員都獲見面以示重視,甚至打趣說連街坊會也有機會接見。顯示中共着力聆聽香港聲音,配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論調,香港人似乎已受困於中共刻意營造的氛圍之中。時而勢易,八九年的決裂已顯示中共沒有需要面對反對聲音,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成為了已到口的肥肉以後,香港更只是中國大陸予取予用的經濟部署工具,自當沒有需要重視香港民意。單純的香港人也以為高規格接待理所當然,也以為兩地關係和承諾理所當然,原來當年所錯過的,是把握當年的優勢和機會,取得釐定中港關係的主動權,到今時今日才不知不覺間發現黃花已謝。舉個例子,八十年代當日由李鵬飛、周梁、李柱銘、李國能等人組成的才俊團,因着統戰需要而與習近平的父親,當日的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習仲勛接見。當年所謂『才俊團』僅是香港之業界代表;但三十年後,大家記憶猶新的立法會訪滬之旅,與立法會議員會見的僅是正部級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但立法會可是一個擁有百萬選民授權的民意機構。當日沒有確定一個相對尊重的中港關係,造就了今日大陸以其壟斷憲制的權力,背棄一國兩制承諾的局面。學聯直入核心 確立應有態度因此,今時今日學聯北上,直接要求北京走出閉殼,要求政府首腦李克強拿出正面而尊重的態度,處理香港的政制事務和民意,既係重申當前困局的原因所在:北京對香港政制的諸多動作,就要求解鈴還需繫鈴人;也是打破北京所堅持的兩個藩籬:一是維持專制政權所憑伺的官民藩籬、二是天朝中心所憑伺的中央/臣屬的藩籬。學聯帶出的信息不外乎兩點:正面處理,尊重以待。從書本上看,基本法寫明北京只管外交國防,政制問題本不應該任由北京上下其手,有些人以此為由,認為不應該與北京對口政改事務;但政治現實,遠較一紙空文更值得今時今日處理;未來前途,遠較白紙黑字值得確立。既然北京老早經已無視基本法,任意扭曲揣釋;學聯就從政治行動上直接指出,特區政府既然沒有意志去處理當前事務,北京就應該解決自己遺下的爛攤子,不要再躲在權力的陰幕裏。更重要的是,北京開動黑白雙簧,明線攻擊港人『僭越』,暗線挖苦學聯『上訪』,實際上就顯示觸動了中國大陸的忌諱,今時今日就明白表示一國兩制已死,縱然深圳河兩岸彼此關係,已有很大轉變,但我城以骨氣為經,以理據為緯,不卑不亢,重新昭示『直接面對、尊重態度』原則,就成就了『新中港關係』的軸線。 佔領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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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致李克強總理書——時代的選擇,人民的呼聲

李克強總理閣下:你好,我們是一群來自香港的大學生,坐在香港的街道上給你寫這封信。相信你一定知道,自九月底以來,香港幾個主要街道上坐滿了學生和市民,迄今已有四十多天。但也許你不知道,我們是在爭取自己應有的政治權利,而不是什麼「反對派的密謀」和「境外敵對勢力」指使。我們誠意邀請你來香港,看看街上這些個多月沒有回家的香港人,聽聽我們每個人的真實心聲,便會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如果你不能來,也沒有關係,我們很樂意前往北京和你見面。總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香港事務的最高級官員,我們希望你可以直接聆聽數十萬港人心聲,而不是偏聽來自「有關部門」的各種報告,從而做出正確的政治判斷。這數十萬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的香港人,訴求簡單而直接:人大應撤回八月三十一日對香港普選問題的決議,重新啟動香港政治改革的討論。原因在於:一、決議代替了香港政府向立法會訂定「如何修改」的內容,逾越了二零零四年人大釋法中,提到當特首提交政改報告給人大審議時,人大只能做出「是否需要修改」的確認。二、該決議漠視了廣大香港市民與青年學生對實現真正普選訴求的堅持。三、該決議打擊了香港年青人對「一國兩制」下能否實現「民主回歸」的信心,動搖了香港與內地良性互動的基礎。我們這些訴求,是數十萬香港市民基於香港未來福祉的考慮而提出來的。無論是持續多年的爭取普選示威,還是今天的雨傘運動,我們所有的抗爭,都是光明磊落,理性和平,沒有分毫個人私心。現在,讓我們藉此機會,將我們訴求的理據、民主運動發展的歷史,以及市民與香港及北京政府之間的分歧,作扼要的解釋說明。外人看到的香港,繁華富庶,然而身在其中,我們深知有多少人生活在窘迫之中。若不是躺在了香港的快速行車道上,我們幾乎沒有機會從這個角度,堂堂正正欣賞香港的美麗。道路留給開車的人,步行者只能鑽入地下,或者上到天橋。什麼樣的人可以開車呢?在香港,包括汽油停車費隧道費保險費等等在內,每月養一台車的錢在五千到一萬元。而香港月收入在一萬四千元以下的人口佔到總人口數量的一半,更有過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他們不可能開車。不僅不可能開車,以他們的收入結構,不管怎樣努力,一輩子都買不起樓,租不起店鋪,沒有錢創業,沒有錢給子女更好的教育,貧窮代代相傳。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從出生開始,最深的感受,就是香港是個不公不義,機會極度不平等,並由極少數權貴把持政治經濟命脈,教人感到絕望的城市。為什麼香港會走到如此局面?因為香港並沒有良好的管治,沒有良好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革藍圖,無法保障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建立公平的社會經濟制度,減低貧富懸殊。為什麼良好的管治、發展、改革難以出現?因為香港被卡在政治改革的樽頸上。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社會為政商權貴共謀操控,政府漠視民意,無心也無力推行任何合乎公義的改革,民怨愈積愈厚。香港的有識之士,不論建制派還是民主派,早已意識到,沒有民主改革,政治權力的認受性危機將無法化解,政府也將難以有效管治。這並不是甚麼新見解,過去三十多年,一代又一代爭取民主普選的香港市民,已經把這些道理說了無數遍。早在三十多年前,香港市民已經在爭取民主普選。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陷入僵局,港元暴跌,市民搶購日用品,人心惶惶。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兩校學生會鑒於事態嚴重,分別去信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要求香港實行「民主回歸」。學生會很快收到趙紫陽總理的回信,並在信中承諾「中國政府在解決香港問題過程中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會符合香港同胞的願望和利益」;「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雖然中英談判之中,北京始終拒絕港人參與,但這份民主承諾,卻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重要依據。一九八九年五月,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我們和北京學生一樣,期待一個更民主更自由的中國。很可惜,天安門廣場的槍聲與坦克,粉碎了無數青年人的夢想,更嚴重打擊了港人對民主回歸的信心。學生們不過是對官倒和貪腐不滿,要求推行政治改革,卻招來國家無情的鎮壓。這一頁血腥歷史,香港人都記在心上,未敢忘記。六四事件之後,正在起草中的《基本法》遭到排山倒海的批評,《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和聖公會大主教鄺廣傑退出起草委員會以示抗議,最積極的民主倡導者、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創辦人李柱銘和司徒華,則被北京解除了草委會的職務。也正是在六四事件之後,《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違逆民意加入《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以「國家安全」之名,為限制民主社會應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以及政治自由做好準備。正是從那時開始,「高度自治,民主治港」的民間共識進一步鞏固,捍衛自由、爭取民主、落實自治成為了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民主制度固然並不完美,但我們之所以堅持一個貨真價實的民主制度,是因為相信它更能反映人民的聲音,使民眾能夠平等地參與政治,保守作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尊嚴,一起思考香港未來發展的道路,真正落實自治。事實上,我們認為,民主不僅是香港的追求,也是當代中國的追求。早在一九四一年,當時作為進步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在抨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時,就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解放日報》一九四一年十月廿八日社論);一九四四年,毛澤東本人更說:「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答中外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清楚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所謂「民主」,其實就是這樣的理念,沒有「西方標準」與「中國模式」之分。香港希望爭取的,是這樣的民主;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爭取的,也是這樣的民主。背信棄義,只會盡失民心。我們之中的很多人都出生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成長於主權移交後的新時代。我們看到的,是上一代人白髮蒼蒼了,民主政制改革依然舉步為艱,政商依然勾結合謀,市民生活每下愈況。而步向民主道路上最大的阻礙者,卻偏偏是當初承諾香港有民主的北京政府。《基本法》中寫明香港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最終實行普選」,二零零七年全國人大在解釋《基本法》時終於開出了具體的時間表:二零一七年香港可以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普選」不是文字遊戲,是真真正正的民主訴求。我們在全社會辦「商討日」,希望普通民眾一起參與討論,我們想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這些討論的結果在二零一四年六月以全港電子投票的方式呈現,七十多萬市民支持每個公民都有提名權利的特首選舉方案,希望廢除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然而在香港政府提交給北京政府的報告中,這些意見只是一筆帶過。在中國官方媒體連篇累牘的檄文中,更把這種再基本不過的訴求,說成是分裂的陰謀。最後全香港人竟然要再一次靠電視直播,獲通知強加於身的命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八月三十一日宣佈的關於香港普選問題的決議,連落三閘:包括提委會維持一千二百人不變,由四大界別同等比例組成;候選人須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能「出閘」;候選人數目限為二至三人。這是一個以「普選」為名行「欽點」之實的政改方向。對比曾經的民主承諾,以及香港社會的真實訴求,這樣的決議,像是一個荒謬苦澀的笑話。過去十多年來,香港人為實現民主自治的理想,殫精竭慮,不屈不撓,在建制議會之中努力,做群眾運動,社區動員,無一不是為了呼籲落實民眾的基本權利,督促政府從善如流;很可惜,八月三十一日的決議,令我們徹底失望。今天我們再往前走一步,不惜以公民抗命的代價,站在街頭,承接的是過去三十多年來的歷史記憶,以及對香港問題的深刻憂慮。總理閣下,你如果在現場,就將會明白我們絕對不是任意妄為,為人唆擺。我們不得不這樣,我們只是希望讓最合理的訴求,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因為我們實在沒有別的方法,讓北京政府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的訴求和決心。這不是一時之氣。當數以十萬計市民甘願公民抗命,付出法律責任的代價,這樣的決心與能量根本不是民意的數字遊戲可以化解。這個城市的壓迫苦難,不平與怨懟,是主政者必須去面對的,而不是掩耳盜鈴般地歸因於「外部勢力」鎮壓了事。如果不能正視香港人對民主價值的堅定追求,以及背後對長期社會矛盾的積怨,如果不能深入其中去想辦法化解,香港將無法管治。主政者已經失去了兩代香港人的信心,難道還要繼續下去嗎?三十年前,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希望透過當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得以實現。自一九九七年起,「一國兩制」亦在香港運行了十七年。一直以來,我們都將「一國兩制」理解為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之後,香港人可以透過民主參與,透過高度自治,可以在殖民主義結束之後,真正做到當家作主。然而在實際上,基於種種原因,殖民地時期權力傾斜於權貴的結構,並未改變。階級對立,社會不公,以及各種新的矛盾接踵而來,導致今天的政治危機。總理閣下,「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的問題,正是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機遇和挑戰。我們實在感到,香港走到這一步,我們已退無可退,必須努力承擔起時代的責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在與學生對話時,曾經明言:「香港問題,未必能做到香港解決」。故此,我們決定親往北京,堂堂正正把港人的民主訴求帶到你面前,向你清楚說明這次民主運動的前因後果,以及「一國兩制」實踐不順的深層次原因。希望你也和我們一樣,面對歷史,正視現實,兌現中英談判時對香港民主的承諾,也兌現中國共產黨建政時對廣大中國人民的民主承諾。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佔領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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