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與自由為敵

最近有一宗香港傳媒鮮有提及的國際新聞,於美國學界和政界掀起千重浪:保守派政治學者Charles Murray今年3月於美國佛蒙特州的Middlebury College演講時,被大批學生背向、舉牌示威、阻止發言,最終釀成衝突。在過去數月,保守派學者於Middlebury College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演講時,屢遇示威而腰斬。為避免再起爭議,傳媒報道有伊利諾州及得克薩斯州的大學,撤消共和黨參議員以至是諾貝爾獎得主的來訪邀請。 事件觸發共和黨人及保守派的不滿。他們認為示威者和學生濫用示威自由,造成變相的學術審查,破壞學院的言論自由。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部分由共和黨人控制的州議會,開始以保守派智庫「金水研究所」(Goldwater Institute)所起草的藍本,制訂法案,要求大學院校保障學術及言論自由,禁止院校基於政治壓力而取消具爭議的人士來訪演講,要求院校對再次侵犯言論自由的學生採取紀律行動。 有共和黨州議員更倡議,如果院校不按法規保障學術及言論自由,州政府應削減其資助預算。 共和黨人及保守派上述對學術及言論自由的倡議,當然惹起強烈迴響。美國大學教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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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寒冬裏的風骨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訂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回歸二十年,學術自由作為香港核心價值之一有否變質,值得回顧。 檢視港大民研有關學術自由評價的追蹤調查,可以看到學術自由評分在2000年和2007年時都有顯著下跌,期間發生了與筆者有關的民調事件以及教院風波。而在梁振英任內,學術自由評分更一直下跌,甚至跌破了2000年發生民調事件時的分數,成為歷年新低。梁振英上任後,對大學所作的干預、佔中後管理層對相關人士的留難和懲處,都一一反映在民調數據上。 二十年來的經歷,罄竹難書。承接早前傳媒的訪問,筆者在此談談「學術禁忌」的問題。 學術無疆界,大學也應該是思想最自由開放的地方。只要是講道理、有風度,就沒有事情不可碰、沒有道理不能辯。不管是人生價值、政權喜好,就算是宗教信條、宇宙真理,也沒有東西不能碰、不可辯。這是筆者自小嚮往的思想浪漫。 不過,歷史的殘酷比比皆是,東方秦始皇焚書坑儒、西方教廷迫害日心論者,只是箇中一二。近代政權對「反動學術權威」的誣衊,以及對「異見學者」的殘害,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回望香港,政權打壓學者,大學自設禁區,應該是近代的事情。 算起來,民研計劃二十六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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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大學的學術自由之戰

上星期一,匈牙利總統正式簽署一星期前國會通過的高等教育法案。在新法例之下,在布達佩斯逾二十年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將無法繼續在匈牙利營運,要在2018年2月前停辦。由法案出台、國會表決到簽署作實,至今不過三星期,但圍繞中歐大學的爭議已在匈牙利政壇乃至歐洲捲起了令人意外的風暴。就在總統簽署法案前夕,布達佩斯有八萬人遊行反對中歐大學被殺校——這可是匈牙利近十年來第二大規模的遊行。歐盟將介入調查事件,有歐洲議會議員甚至威脅,如果匈牙利政府堅持殺校,會考慮啟動程序將匈牙利「脫歐」。 「玩到咁大?」這是我這三星期腦海中不斷浮起的一句。 和很多同學一樣,在三月尾突然知道國會將要通過新法案逼令中歐大學停辦時,我都十分困惑。中歐大學不過是一間正常的大學,或者比較有錢,國際學生較多。但教授忙寫論文、博士生煩畢業變失業、碩士生趕死線交功課,都是政治上不特別活躍的一群。何以至此?我們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原來學術自由,在今時今日,已不是理所當然。這其實是場價值之爭。何以見得?這,得由索羅斯談起。 「索羅斯的大學」 中歐大學不算是世界名校,對香港人來說遙遠而陌生。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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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拒政治干預大學 卻切勿自毁長城

近年每逢與投身學術界不久的年輕朋友閒談,總會感受到他們那份對個人事業前途的忐忑不安。這種情况,在那些對公共事務高度關注、在社運路上走得頗前的青年學者身上,更為明顯。他們普遍擔心「政治審查」會成為個人發展的絆腳石,而「黃絲」標籤,也很可能會令自己在學界難有作為。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自然是導致他們有這種憂慮的原因之一。我曾有機會與數名當事人作深入詳談,也一直對事件發展相當關注,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迫害,哪怕建制派如何花言巧語砌辭詭辯。所以年輕朋友的憂慮,我是完全理解的。不過,假如說我們的大學已經完全「淪陷」,任何人事任命皆為政治服務,這種說法,我卻難以苟同。說「大學完全淪陷」難苟同香港各間大學的人事管理制度,大致上和國際常規接軌,教授表現的考核程序,與海外大學的安排相差無幾。以助理教授為例,慣常的做法是所謂「3+3」安排,即有關人士在完成兩份3年合約後,大學便會對其表現作全面評審,以決定是否會提升為副教授及給予終身聘任資格(tenure)。這種以6年內表現決定「晉升或辭退」(up or out)的做法,是國際慣例。至於考核內容,也是大同小異。大學考慮因素是以研究表現為主、教學和行政工作為輔,哪怕大學高層如何虛偽地說「教研並重」、「學生為先」。在今天,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是硬道理,也是學者得以在學術界安身立命的護身符。這裏,也有所有行內人明白的遊戲規則,就是相關的期刊地位愈高,生存機會就愈大。所以,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學者,人人力求能在列於「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因為它最為同行閱覽引用,影響力也最高。其他如大學出版社分量重於商業出版社、國際期刊先於本地期刊、中文發表可免則免,而報紙雜誌文章則一概不會被視為學術文章等「潛規則」,大家都心裏有數。大學開闢了不同事業軌道這種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為先、發文章重於一切的畸形生態,自然會產生種種問題,既會造就很多只懂出版卻不諳世情的人物,也會令教授們輕視教學、本末倒置。但在大學高層以至整個社會眼中只有國際排名、不顧一切要「超英趕美」的心態下,這是必然的結果。但說了這麼一大堆情况,只是希望指出大學的學術升遷制度,已經發展到一個極為細緻,甚至是流於教條主義的地步。就是說,大學對教授的要求,是否合理會否太高是一回事,但研究表現定生死的邏輯,學院中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當然,有不少人會認為這種作為「出版機械」的生存方式,毫無意義,教授絕對不應置學生於不顧,而作為知識分子更應先天下之憂而憂,投身社運才是當前急務。這些情操,自然可貴,在禮崩樂壞政治黑暗的今天,我們也確實需要更多有識之士去勇於承擔、痛陳時弊。但事實上,不少大學近年也開闢了教學與研究兩條不同的事業軌道,為另有抱負的學界中人提供多一項選擇。願意投身前者的,只需專注教學,升遷不會受研究表現影響,一般職銜為講師、導師或教學顧問。但後者則要以研究表現為重,職銜以助理教授為起點,終點則為教授或講座教授。就是說,假如選擇了這條路徑,便意味是接受了參與「出版遊戲」的契約。進一步而言,這裏也牽涉一個更現實的資源分配問題,而非單純教授的個人選擇。各間本地大學每隔一段時間,均要接受政府的整體研究表現評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單來說,就是每一名助理教授或以上的教員,必須提供一定數量具分量的代表作,交由以本地及國際專家組成的評審團予以專業評價。箇中的關鍵,是評審均以學系為單位。意思是假如學系任何一個成員表現欠佳,便會把學系整體的評價拉低,繼而影響它日後可以得到的研究經費。換言之,任何人因為個人風骨喜好,或者各種理由決定不沾「影響因子」這淌渾水,客觀效果只是把這個「包袱」轉嫁給其他同事和身邊的人。對人事爭議要因應個案仔細研究當下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岌岌可危,這是事實,說當權者沒有試圖令知識界滅聲,未免過於「離地」。我在大學任教18年,親身目睹的不合理、令人難以信服的晉升個案,還是有不少。拉幫結派的情况,就算在大學也是在所難免。但我相信起碼到今天為止,大學大致上仍算得上是一個唯才是用的體制。多年來和國際學術界接軌和互動,和時刻追求世界認同的迷思,令大學管理層要完全置國際常規和主流制度安排於不顧的成本大大增加。學術界也自我發展出一套頗為周全甚至乎近乎繁瑣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辦事規則(如匿名評審、期刊排名、同業推薦),這就令試圖隻手遮天違反慣例去做事的人,會碰上相當阻力。而在國際間對學界精英的渴求和人才跨國流動快速的今天,大學為了保持競爭力留住人才,辦事手法也不可能太難看。因此,對於所有人事爭議,我們務必要因應個別個案,仔細研究,務求在掌握更全面的資料下,方可作出判斷。動輒以當事人的政治立場,去一口判斷有關人事決定是「政治迫害」,不單過於武斷,也可能會令那些努力不懈專注教研而得以晉升的人,間接地蒙上不白之冤,彷彿他們的成就,只是因為這個制度完全混帳所致。學術圈作為一個道德社群,建基於學者們對創造知識追求卓越的共同渴望,同行彼此間的學術素養相互評價(peer review),是維繫這個群組的關鍵。我們企盼業內的職銜地位高低,理應主要取決於同業的專業肯定,這些認同又必須因為相關學者的學說論證嚴謹、邏輯完整以至概念嶄新,而絕不應與個人的政治立場拉上任何關係,哪怕當事人政見情操如何高尚,或者有悖倫常。脫離了這些原則、動搖了這個基礎,讓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的原則支配了學界獎賞回報機制,知識學界便會失去追求知識的動力,這個共同體也會喪失原有的生命力,大學也因此無法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務必要珍而重之 小心經營寄語年輕朋友,要明白能夠置身學院作為教授,有機會啟發下一代,能以自己的興趣為志業,始終是一種榮譽,不應輕言放棄。到今天為止,我相信大學依然能夠容得下一個相對自主的空間,讓學者們去發展所長。教授們在這片小小的自留地上,還是可以對自己有興趣的課題尋根究柢、顛覆常規,哪怕這些是當權者最討厭的官僚腐敗、人權自由、統獨爭議,以至本土論述等課題。對於政治干預,我們自然要高度警惕、堅決回擊,但卻無必要自亂陣腳、杯弓蛇影。動輒無限上綱、以情害理,也同樣地會損害我們賴以成功的制度資產。大學是捍衛社會良心和美善的重要堡壘,大家務必要珍而重之、小心經營,切勿自毁長城。共勉之。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9日) 大學 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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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 海納百川 回周伯展「鄭松泰不應續約理所應當」論

就着香江智匯副主席周伯展先生日前(5月9日)在《明報》撰寫的文章〈宣揚暴力 鼓吹港獨 鄭松泰不應續約理所應當〉(下稱周文),本人作為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長及理大的民選校董會成員,有需要亦有義務去作出回應。周文有兩個重點,其一是涉及為人師表的準則。周氏認為鄭氏宣揚暴力,鼓吹「港獨」的不良言行,沒有資格為人師表;其二是涉及另一理大校董劉炳章先生在理大民主牆所張貼的公開信及附件是否干預學術自由,周氏認為劉氏的言論沒有打壓學術自由。前者觸及道德範疇,後者引伸為一種意見表達的手法。對於周氏的見解,本人嘗試以當下社會脈絡、大學職能及身分期望3方面去作出回應。今天的香港能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是建基於其經長時間歷練而締造成的自由開放和崇尚法治的精神。自由開放的制度自然帶來了多元化的社會思潮,猶如一個銀元的兩面,兩者不可分割。民智(泛指教育水平)既然提高了,面對任何的意識形態,市民會否發聲或對相關論述有所保留,端視乎她/他們有多少自由空間去反思,及其敢言的能力和膽量。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無時不刻受到公眾的監察,而大眾擁有這種監察檢視的能耐也是多年社會開放自由經驗積累的成果。所以評論「港獨」是否有市場,必須從香港的政經文化脈絡去理解;要由大學去把關,這對大學太言重了。大學要做的,是保持一個應有的開放平台,並時刻緊記其重要使命之一是如何能成為培育學生獨立思考的場所。唯有那些具有對自己及當權者作出批判反思的學生/畢業生,才能不斷監察制度有否崩壞、政策能否臻善,進而成為社會的一股重要的推動力。周氏說得對,大學是傳道受業的地方,但這個「道」應是凌駕性和具批判性,這才不失大學作為最高學府的應有氣節。這種凌駕性和批判性,是意味着容許懷疑和爭辯的可能,使各持份者能公平及安心地去爭辯/做研究,辯明及尋出真理。不論其人政治上或道德上是屬於保守或基進(社會學上,「基進」不同於「激進」,前者有為原則而堅持而不願與世俗妥協之意,後者則帶點盲衝妄動成分),大學這場所就應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大學管理層若能保障員工都在清晰及透明的任命及評核機制下可享有權利,它不就是在作出最好的身教嗎?學生在這校風的感染下,只會更懂得怎樣判斷是非,又怎會輕易被蠱惑?冀校董會集中關注大學方向層面或許有人會說,劉氏張貼的文章及其附件不是在呈現一種言論自由的開放表達嗎?劉氏是公眾人物,社會知名度高,師生對其觀點陳述的期望自然更高。若劉氏能客觀點評對鄭氏的正反報道,相信旁觀者更能以一個辯論視之。但劉氏在材料選取上之傾斜,加上其以校董的身分公開要求不予鄭氏續約,就很難不予人有打壓的感覺。作為工會,我們要保障每一名教職員的基本權利,必須要嚴正澄清及指出一切要以現有大學相關條例為依歸;如有任何修訂,亦需要有透明的諮詢機制讓教職員有表達的機會。就我們的認識而言,校董會主要以大學發展方向為重任,當大學管理層本身對員工的考核已有清晰的條例指引時,如果校董會對個別員工的表現還這樣關注,亦不是恰當的做法吧。在此本會冀望校董會能把關注集中在大學的方向性層面作出貢獻,為員工締造一個更理想的工作環境之餘,亦使大學不失其作為培育學生獨立思考的場所。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長、香港理工大學民選校董會成員(2014-2016)文:朱偉志原文載於2016年5月20日《明報》觀點版 大學 學術 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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