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抉擇

今天還是應該談談六四。開宗明義,不為抨擊任何人,就是一點個人想法。我這幾年來六四當天的行跡如下:兩年前先去港大論壇,再到維園參與往中聯辦的遊行,一年前六四人不在港,而今年還是進入了維園。 在維園的台上,呂秉權先生邀請在場的大專學生舉手。因為身處草地場,未能瞥見舉手的若干人有多少。雖然我自己因下午有事,未能親身回港大出席學生會舉辦的講座。但晚上我還是自然而然地有種忐忑不安的感覺。無論多少俗務尚待完成,我還是決定暫且放下,到維園去念記、憑弔為六四付出生命的人。 每年六四總有一番口誅筆伐,始於六四應否去維園,止於六四是否還有悼念的價值。當中有個偽命題,在於「世代之爭」:年輕人不願意悼念六四,就是希望忘卻六四。無可否認,這可能的確是部分年輕人的想法,但不去維園,便等於忘卻六四,便對不住先烈,恐怕也有以偏蓋全之嫌。 每個去維園或各個與六四有關活動的人出發點大概都有不同,我也無意臆測。但對於我個人而言,出席哪個場合,是否維園,並沒有太大分別。關鍵是,我沒有忘記六四當日失去生命的人是為著甚麼犧牲。有人說,不去維園是對支聯會不滿的一種表態,那麼我就會問:這種表態真的比對為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犧牲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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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大學的學術自由之戰

上星期一,匈牙利總統正式簽署一星期前國會通過的高等教育法案。在新法例之下,在布達佩斯逾二十年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將無法繼續在匈牙利營運,要在2018年2月前停辦。由法案出台、國會表決到簽署作實,至今不過三星期,但圍繞中歐大學的爭議已在匈牙利政壇乃至歐洲捲起了令人意外的風暴。就在總統簽署法案前夕,布達佩斯有八萬人遊行反對中歐大學被殺校——這可是匈牙利近十年來第二大規模的遊行。歐盟將介入調查事件,有歐洲議會議員甚至威脅,如果匈牙利政府堅持殺校,會考慮啟動程序將匈牙利「脫歐」。 「玩到咁大?」這是我這三星期腦海中不斷浮起的一句。 和很多同學一樣,在三月尾突然知道國會將要通過新法案逼令中歐大學停辦時,我都十分困惑。中歐大學不過是一間正常的大學,或者比較有錢,國際學生較多。但教授忙寫論文、博士生煩畢業變失業、碩士生趕死線交功課,都是政治上不特別活躍的一群。何以至此?我們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原來學術自由,在今時今日,已不是理所當然。這其實是場價值之爭。何以見得?這,得由索羅斯談起。 「索羅斯的大學」 中歐大學不算是世界名校,對香港人來說遙遠而陌生。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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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專訪羅冠聰——展示赤誠走下去

「我現在的心情,是很平靜。因為不同的可能性都已經預計過,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都是應付選舉。」現在是立法會港島區候選人的羅冠聰,剛剛在香港仔擺完街站拉票,晚上近九點趕到銅鑼灣接受訪問。訪問在判刑前進行,看見羅冠聰,他的心情的確是平靜的,每天由朝到晚的選舉宣傳,大概已經佔據了羅冠聰的所有心思、心力。剛過去的星期一,裁判官判刑,被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成的羅冠聰需接受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其戰友黃之鋒及周永康,則分別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和入獄三星期、緩刑一年。今次判刑之後,牽涉羅冠聰還未開審的案件,還有三宗,但這一切一切,對於羅冠聰而言,他都願意承受。等待的過程最難過,而且是等待判刑,面對的是留案底、社會服務令,以至是監禁,都是沉重的後果。「這些事發生在兩年前,當你決定公民抗命的時候,就要面對判刑這個後果,特別自己是運動的核心成員。」一個年輕人,因為政治信念而付出代價,最壞的情况是監禁。「我想如果坐監的話,最好的一件事是可以調整好自己的生理時鐘,可以專心讀書。坐監的時間大概可以讀到過去一兩年讀過的書的總和吧。」我和阿聰是同年出世,他還比我年輕幾個月,訪問之前,我一直嘗試代入他的角色去回答我所設下的問題。我了解公民抗命的概念,明白接受法律制裁是抗命的一部分。但一想到要面對判刑,就不敢想像當中的壓力。羅冠聰所說的冷靜、堅定,不是「裝」出來的,而是如他所說一樣,「一步一步」走出來。從猶豫到堅定 藉行動印證信念「一個人可以為他的理想付出多少的代價,是一步一步、慢慢體現出來。我最初上莊(註:成為學聯常委),仍然很猶豫應不應該填那份『佔中意向書』、做不做運動的核心,然後經過很多事,像新界東北衝入立法會、七月二日組織公民抗命等,這些都是一步一步走出來。有這些理念,然後以什麼程度貢獻自己,往往只有在真正面對的時候才知道。而我每一次的行動、實踐,都在印證自己的信念。每一次我都發現,我的信念比想像中,來得更堅固。」羅冠聰在過往的一些訪問中,常常形容自己最初投身政治,是「順心而行」,到今天仍然保持得住當初的「心」。「關鍵是,無論最後判刑的結果如何,都不會後悔,而且必然要承擔。所以就算可以有多次機會去選擇,我都會同樣地做。一切都是坦然的。所以我覺得,就算真的要坐監,到時的感覺是怎樣都不重要。」由最初猶豫是否簽佔中意向書,到今天參選立法會,短短兩年時間,逐步走來都不容易。羅冠聰好肯定地說:不後悔。不過,自從選了政治這條路,回望兩年前,感覺就是回不去了。「很多過往的connection都不同了,不關心政治的朋友幾乎全部失去,以往打劍擊所累積的朋友、足球隊的隊友都失去了。生活180度轉變,facebook上的東西跟以前不再一樣。生活影響我們的思想,可以說是100%回不去了。但人生就是這樣,是選擇。」從政本身這條路也不好走。兩年前,一場雨傘運動引發社會熱中政治,但如羅冠聰所說,大眾的情緒來得快,去得更快,佔領之後政權沒有絲毫的退讓,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變得出奇死寂,剛過去的七一遊行人數,跌到只剩兩三萬人。「相比起政治制度沒有變化,社會的冷漠對我打擊更大。制度沒變化,可能是未變化,又或者是觀察不到。之前到美國交流演講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在美國讀書的香港本科生,他說他是因為雨傘運動,才在大學讀香港歷史,他說他希望讀博士做香港研究。在其他會議中,不少越南的activists(社運人士)都說是受到雨傘的啟蒙。」「2014年的時候,七一遊行有50萬人,今年只有兩三萬,那些人去了哪裏?我不覺得每一個人都要去遊行,但如果他們對遊行這方法、手段不滿的時候,有沒有其他方法去實踐政治訴求?我又見不到。所以我覺得選舉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宣揚我的理念。」着重公民社會、宣揚民主自決,是羅冠聰提出的方向。「如果覺得遊行無用,其實仍然有很多空間可以做,我們現在不只得一個目標(真普選),我們應該雙線發展,做更多有意義的事。這包括朱凱迪提出的社區經濟、小麗(劉小麗)提出的社區自主等。」重建社區網絡,建立公民社會,就是羅冠聰等人爭取民主的手段。傘運後的沉重兩年兩年時間,對羅冠聰來說是漫長的。雨傘運動之後,成為學聯秘書長,然後面對「退聯潮」,之後是法庭的審判,還有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作為當日跟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雨傘運動肯定是羅冠聰人生的轉捩點,但兩年以來,這段經歷卻是異常的沉重。「我有一段時間,是不敢看(傘運)相關的書、紀錄片等等,直至最近我才開始翻看當時的片段。」「每次見到相關的片段,都會覺得尷尬,覺得不知如何面對整件事。對雨傘、對自己的角色都未沉澱到,根本沒有心理準備去重溫。」選擇繼續走政治這條路,就必須面對過去。終於有勇氣重看佔領運動的片段和文字,跟羅冠聰原來心中的想法又有多大落差?「愈是看到相關的片段,愈感覺到當中的positive。之前大家都被一個大的結果所籠罩,雨傘失敗了、政改否決了。但當重看這些片段的時候,就見到一些detail的地方,是有質感的。大家當時的互相幫助、堅決,像自修室的搭建、金鐘的廁所入面有十多種洗手液等等。這是一種理想狀態的體現,對我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回顧傘運 當時不應該拖回望雨傘運動,如果有一個機會,可以讓羅冠聰回到兩年前,他會希望改變什麼?「可以有機會改的話,我覺得『拖』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假如一場運動要促使政府在鎮壓和讓步之間作出選擇,我們必須速戰速決。當然現在所有都是後設,而當時的決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但如果可以再選擇,我會令到最後的結果不是『拖』。我知我當時有能力去做到這個影響。」選擇不去「拖」,他的意思是要提早把行動升級,「這些都是後設的想法,到現在也不知道,不過就算不知結果會怎樣,我都會選擇不去『拖』。我覺得我有準備,去跟政權『賭一鋪』」。年輕人,無論是否參與政治,都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年輕會逐漸離自己而去。「光環的存在,suppose是源於學生by nature沒有受到利益所驅使而行動。當有朝一日,失去學生的身分,但仍然靠着信念、靠着原則去做人、做事的時候,就要花很多的工夫去說服其他人。而他們信不信又是另一回事。這的確是很大的挑戰。所以要將自己和老舊的政客分開,我會懷疑他們是否當政治是『打份工』。但香港需要變化,香港不需要那些議員。」「在香港,要展示自己是赤誠的人,係相當困難。沒有學生身分之後更難做到,但我相信香港需要一些人去帶來改變。」■問:亞然,中大政政系畢業,寫作人■答:羅冠聰,香港眾志主席,前學聯秘書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今年報名參選立法會港島區地區直選。香港島候選名單包括:黃梓謙、劉嘉鴻、葉劉淑儀、何秀蘭、張國鈞、詹培忠、鄭錦滿、羅冠聰、沈志超、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許智峯、陳淑莊、郭偉強新界東候選名單包括:方國珊、林卓廷、廖添誠、陳云根、梁國雄、張超雄、楊岳橋、麥嘉晋、鄭家富、葛珮帆、侯志強、李梓敬、鄧家彪、范國威、陳玉娥、黃琛喻、李偲嫣、陳志全、梁頌恆、梁金成、容海恩、陳克勤新界西候選名單包括:黃潤達、尹兆堅、高志輝、周永勤、鄭松泰、鄺官穩、田北辰、何君堯、梁志祥、郭家麒、黃浩銘、李卓人、黃俊傑、麥美娟、馮檢基、陳恒鑌、張慧晶、呂智恆、湯詠芝、朱凱廸圖:蘇智鑫編輯:王翠麗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8月21日) 立法會選舉 學聯 學運 2016立法會選舉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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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旅遊:流行文化以外的日本

香港人的身邊,大概都不難找到這樣的朋友:去日本猶如回鄉探親,每年總要去一兩次(甚至更多);日本一直是香港人的熱門旅遊勝地;日本流行文化早於七十年代起橫掃香港;一波又一波的日劇浪潮,大概已讓不少港人能得悉日本人的生活狀態;例如日本社會對年齡、性別、家庭崗位等的定型甚為嚴重。只是透過旅遊,當我們親身踏上那片土地之上,我們又是否能看到主流流行文化以外的日本面貌呢?例如去年,首相安倍晉三政府通過《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改變日本自衛隊二戰後一直堅持的專守防衛理念的安保政府,而讓其在海外亦有可能參與戰爭。日本民眾大為不滿。一群青少年隨即組成SEALDs (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舉行大規模抗爭,號召70,000位青少年包圍首相府,要求安倍政府堅守憲法的和平性,並希望捍衛二戰後日本逐步建立起來民主與自由。SEALDs抗爭的形式很豐富,有街頭演講、有集會、也有音樂表演;即使遇不上,在書店可能會找到SEALDs 出版的雜誌,可以多認識為捍衛和平的抗爭注入創意,吸引公眾。不過在日本,雖然媒體都算百花齊放——即使不少日劇,如長壽劇集《相捧》,盡是揭露警隊和政府的陰暗面都能播放無礙,但事實上日本對媒體的限制,仍遭人詬病;2014年12月《特定秘密保護法》正式生效。當「資訊洩漏」可能在國防、外交、所謂「威脅日本安全之活動」與「防恐」領域「導致國家安全的嚴重危害」時,政府能將其指定為「特定秘密」。由於「特定秘密」定義模糊,且監督機制缺乏拘束力,此法限制政府資訊的取得而影響資訊透明化,亦令記者於報導涉及政府資訊的新聞時都可能隨時中招,妨礙新聞自由。[1]另一方面,身為旅客的我們大概感受不到,從日本人對韓國明星的追捧程度觀察,也未必察覺;但事實上日本對移民該國的外籍人士,包括居於日本的韓僑及其後代,歧視問相當嚴重;例如常被人以貶低族群的語言騷擾;經過韓僑多年爭取,日本政府終於開展種族歧視立法工作,不過有輿論認為法案未具罰則,只是「冇牙老虎」,並不能杜絕歧視言論。[2]日本的代用監獄制度,允許警方在起訴前可拘留嫌犯長達23天,持續助長警方在訊問時以酷刑與其他虐待的行為進行逼供。儘管國際組織提出許多建議,但日本政府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廢除或改革此制度以符合國際標準。參考資料國際特赦組織年報 2015/16:日本The Japan Times (24 May 2016) Diet passes Japan’s first law to curb hate speech 日本 學運 安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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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與外勞是工人運動的敵人嗎?──從學界與本土派的偽勞動節聲明談起

五一勞動節,中大學生會聯同九大專院校、本土組織發表聲明。這份聲明謬論繁多,卻是不少本土派與港人的心聲。我們不妨藉此機會,透過拆解這份偽勞動節聲明的內容,談一談新移民與外勞問題。勞工權益是工人有血有汗爭取回來的成果首先,這份批評「傳統政黨組織聲稱捍衛工人利益,懇求港共政權憐憫改善港人處境,香港勞工權益卻至今毫無寸進」,罔顧事實。沒錯,香港的勞工權益仍然低微,如《最低工資條例》仍不夠完善。但勞工權益絕非、也不可能是懇求任何政權便能得到的「福利」;也不可能是那些「不甘於行禮如儀」的人,在網上發表一份「勇武」聲明就能換回來的「本土利益」;勞工權益,是在奉行自由市場為「核心價值」的香港社會裡,工人組織多年來用血用汗爭取回來的成果,不容本土組織或學界抹殺與抽水。其實,稍有良知、素養,或社會常識,就不會拿工人權益來抽水。我經常說,學運不同於工人運動,前者擁有自由、時間、社會各界的包容力等各種資本;後者卻沒有時間、自由、資本,面對的卻是最暴力最殘酷的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挑戰的是最鞏固的社會結構──資本主義。資產與統治階級打壓工運的力度,遠超於任何形式或內容的學運。學運失敗,學生所承受的後果通常並不嚴重;但工運失敗,工人承擔的後果卻是失去生計,無力維生。但這份學界/本土組織的聲明,卻將歷年艱苦奮鬥的工人運動定性為「懇求港共政權憐憫」,殊不知自己口頭上提倡的廢除強積金、延長法定侍產假,以及設立標準工時,都是工人組織一直以來身體力行爭取的目標。其實,學界也不一定與工人運動無關,譬如長久以來被嚴重剝削的實習生問題、校院的勞工待遇問題、學生畢業後的工作狀況等等,都是與學界直接相關的勞動議題。但中大學生會與九大專院校卻忽視這些議題,只顧批評傳統社運,以及宣傳自己的本土議題──即使這些批評是事實也好,也不該巧立名目,借勞動節之名,幫自己宣傳。這實在對工人階級與工運極不尊重。新移民是搶工作的外勞、中國籍特權階級?整份聲明最離譜的莫過於將「新移民」與「外勞」混為一談。為了避免有人批評我望文生義,我先引用那段談及新移民與中國外勞的完整原文:一. 取消中國籍入境特權,拒絕輸入中國外勞現時持中國籍人士因《基本法》及港共政權賦予的特權,可以「家庭團聚」的藉口來港。此等移民無需經過任何資產審查,卻可於香港合法工作,是一個給予中國籍外勞特權、任由中國籍外勞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的缺口。此外,港共政權更推行只開放予中國人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給予中國籍外勞額外的來港工作途徑,進一步剝削香港勞工的就業及上流機會。香港的外勞問題其實就是中國籍特權的問題,我們認為要解決外勞問題,就必須取消此等特權,明確規定香港勞工優先,拒絕輸入中國籍外勞,以保障香港人就業機會。這段內容謬論繁多,令人慨嘆現今大學生的水平。首先,很多人忘記了,新移民並非真正的「移民」。新移民是指那些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他們本身是香港人的親屬(配偶、父母或子女)。從法律來看,他們(i.e還未被批准入境但有資格申請居港權的人)本身就有資格具有居港權,只不過被中國政府限制進入香港境內的數目而已。因此,新移民是香港人,而非外勞,更不是被中共政府安排來「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的特權階級」。這不單純是法律定義,玩弄文字遊戲。新移民已經是香港人,我們不可能禁止任何居港的人勞動,否則等同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其次,本土派有個明顯矛盾:一邊宣稱新移民來港不工作搶福利,一邊又批評他們工作,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也許本土派在此會重提收回審批權,倡議限制新移民入境,那麼新移民就不能來港「搶福利、搶工作」,這便沒有矛盾了。先不論新移民是否真的「搶福利」,也拋開「奪回審批權」的所有法律技術問題,讓我們先分析限制新移民入境,是否恰當與可欲的建議。事實上,現在正等待來港的「新移民」,在法理與人權上,他們都符合居港權資格。因為他們的親屬都是香港人,而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我們不可能不讓中港家庭團聚。因此,如果我們真的擁有審批權,並尊重人權與法治,港府應當容許所有符合居港權資格的人進入境內,最多只能像中國政府實施配額制,設限減慢新移民來港的速度。但假如港府真的設立配額制,亦可能會受到法律挑戰。因為,既然我們遲早也要批准他們來港,沒必要延長時間增加兩地家庭的痛苦。法庭可能會根據人權與成本為理由,要求港府取消配額制(事實上,現在我們可以安穩實行配額制,皆因這一切責任都由中國政府承擔)。不認清這個可能性,屆時只會鬧出更多中港矛盾。當然,本土派不可能同意這點。而且他們會倡議「回內地家庭團聚」的制度。但這措施是否對新移民可慾的?答案似乎明顯否定。對大多數新移民來說,必定會選擇來港家庭團聚。既然這建議不可慾,設立這機制就變得多餘,無法達到原初的目的。本土派也可能倡議,香港政府可以不容許新移民來港團聚,只設立「回內地家庭團聚」的單向制度。然而,按照公正原則與人權精神,人應當享有遷徙自由,尤其是在家庭團聚的情況下,人應當享有權利決定往哪個親人居所團聚。除非本土派從一開始就不是想建立追求人權與公義的香港社會,而是要建立封閉又忽視人權的「本土」社會;否則,香港政府絕不應該設立這種單向的家庭團聚制度。因此,本土派經常埋怨新移民搶福利、對香港沒有貢獻;當新移民在香港努力工作,為香港出一分力時,又埋怨他們搶「本地人」工作,應該全部回內地居住生活。這經不起法律事實與人權的考驗之餘,也明顯矛盾得令人不忍卒睹。工人運動會反對輸入外勞嗎?現在,讓我們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讓我們先假定新移民是外勞(雖然這不是事實!),那麼以工人運動為本位,我們就應當反對新移民或輸入外勞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工人運動不應該反對輸入外勞。外勞也不是任何勞動階級(包括本地工人)的敵人。很多人反對外勞輸入,都是基於以下的論證:假如輸入外勞,勞動市場競爭會愈來愈激烈,需求過大,工資只會下調,變相損害本地勞工利益。其次,外勞的工資普遍較本地勞工的工資為低,所以在同一市場下,顧主會聘請外勞。為了捍衛本地工人的利益,應當反對輸入外勞。這個論證相當流行,亦說服了很多人反對外勞輸入。但這種說法真的能站得住腳嗎?首先,外勞與本地勞工並不一定在同一市場,構成競爭者的關係。有些行業是長期缺乏勞動力,譬如低技術或厭惡性行業。愈來愈多本地勞工不願意加入這些行業,造成這些行業長期缺乏人手。在這些行業裡輸入外勞是必須的。在這情況下,外勞根本不可能與本地勞動競爭職位。反之,我們更應該說,外勞為香港勞動市場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是一件全民得益的事,但我們卻長期抹黑這些外勞來港搶基層飯碗。其次,很多人會主張:有些行業確實不乏本地勞動的投入,在這些行業上輸入外勞,只會剝奪了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但這種勞動市場飽和的說法往往沒有實質證據支持。事實上,資方所言的「市場飽和」往往是如下的情況:如果10人份量的工作能交給5人去做,便減少5人的職位。言即,勞動市場並非真正的飽和,而是資本家透過剝削工人,將原本10人份量的勞動需求強加在5人手上。這才是就業機會不斷減少的主因。為什麼我們不能阻止資方藉著「市場飽和」為名,不斷削減職位、剝削工人?因為本地工會長期積弱,工人不夠團結。試想一下,假如外勞與本地勞工聯合起來,工會必定會壯大,有更多籌碼與資方談判,不容許資方任意剝削勞工(不論本勞還是外勞),就業機會與工資只會不跌反升。很多人以為,輸入外勞一定會剝奪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卻無發覺這個說法要建基於「外勞的工資遠比本地勞工為低」這個前提。假如本勞外勞同工同酬,那麼資方失去了「外勞的工資較低」的實利因素,便會傾向請回本地勞工,畢竟輸入外勞也需要付出各種成本。因此,如果本地勞工或工會爭取「本勞外勞同工同酬」,這不單能夠保障外勞權益,令外勞更願意投入工人運動,也能保障本地勞工的利益。相反,如果我們禁止輸入外勞,只會製造更為龐大與廉價的黑市勞工,這不但令資方能恣意剝削沒有任何基本權利保障的外勞,也因黑市勞工為資方提供極為廉價的勞動力而不再需要本地勞工,增加本地勞工失業的機會。由此可見,禁止輸入外勞,只會令本地勞工與外勞共同蒙受損失。因此,工人運動不可能反對輸入外勞,反而更應該爭取「本勞外勞同工同酬」。但現實上,我們往往卻其道而行,排擠外勞,視外勞為本地勞工的敵人。這當然是源於資本家「分而治之」的手段,與自由市場主義長久以來的宣揚:外勞與本地勞工本質上是競爭者、威脅著彼此。回到歷史上,為什麼香港勞工長期視內地勞工為敵人?主因是中國政府在歷史上實行封閉政策,在當時缺乏市場競爭的情況下,香港勞工無須工會的保障,也能維持高水平的工資。但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內地工資廉價,香港工業資本向內地輸出,導致香港勞工大量失業,因而令本地勞工視內地勞工為敵人,將「輸入外勞」視為打爛本地勞工飯碗的根源。但歸根究底,當初香港勞工的優勢,只是歷史的偶然因素。當中國愈來愈開放,中港兩地市場愈漸一體化將會是必然的結果,勞動與資本的流動是不可避免,除非香港或中國實行保壘政策。當兩地市場愈漸一體,兩地工資差距只會逐漸縮小。但這種差距縮小,是否一定代表工資變得同樣廉價,還是工資變得同樣地高,其關鍵自然取決於兩地工人能否團結。其實,我們只需要問一個簡單問題,各種詭論就會不攻而破:到底兩地工人互相合作,還是互相競爭,能夠爭取最大的權益?答案顯然是前者,因為後者只會拉低彼此的工資。所以,工人運動必須打破「外勞是敵人」的想像,兩地工人必須不分彼此,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事實上,有經驗的外國工會是絕不會排斥外勞,不論外地還是本地勞工,只要願意成為工會成員、願意簽署與遵守集體合同,就能獲得同等的保障。因為它們都深明只有工人團結起來,才能真正保住勞工的飯碗。這實在值得香港工會學習。外勞制度充滿剝削,所以應該制止輸入外勞?另外,有人可能主張外勞制度本身就充滿剝削,我們應該一邊倡議外勞本勞同工同酬,另一邊廂制止擴大輸入外勞。這能改善資方不願改變本地行業的勞工待遇,依靠外勞制度補充現有待遇參差的行業缺乏勞動力的問題。所以,倡議外勞本勞同工同酬與制止擴大輸入外勞是沒有衝突的。但,這種說法忽略了資本主義底下剝削是必然存在。無論如何,有沒有好的外勞制度,資本家都需要更大的資本累積,在全球化資本流動情況下,部分勞工也需要出國打工賺取生活所需,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我們當然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所以也反對資本家對外勞的剝削。但不是主張用任何形式、程度的保疊政策,以為能藉此減低資本家剝削外勞的機會、能夠改變勞工的權益。譬如,工運應該反對輸入外傭嗎?外傭絕不會認同這樣的主張。對外傭來說,這做法是在剝奪他們出國勞動賺錢生活的機會,絕不是在幫助他們。因為他們失去香港勞動機會,將會在國內勞動得更辛苦。而且,如果外勞維持現有規模,是不可能構成無國界工人大團結的,外勞也會被資本家控制在無法形成工會勢力的狀態,即資方仍然能維持現有嚴重剝削外勞的狀態。我們需要在資本主義底下尋求最大的工人團結可能,甚至將工會經驗輸出外國(理想的工運是可以令外勞將工運經驗帶回到他們國家,甚至兩地工會聯合起來),而非要求資方或政府不要再輸入外勞而應該嘗試改善本地行業的待遇,因為這是缺乏工會下的不可能任務。即使可能,當經濟不景氣、資方的利潤無法維持下去時,沒有強大的工會,政府與資方就會叫工人共度難關,減薪炒人了。外勞制度固然充滿剝削,但解決的方法不是制止輸入外勞,而是取消外勞制度,直接增加移民配額,輸入享有公民權利的勞動人口,實現平等的勞動待遇。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工人 學生 學運 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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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重,學民人:我在學民思潮的日子

這篇文不想說甚麼大事件,反正大家都可以從報章或媒體的報道得知。我想趁今天,說多點自己在學民的經歷和故事。如果大家想從中食點花生,可能看完這篇文章也會失望,不過我也請各位看過這篇文章,再行定斷。其實一開始就有人搞錯了一些事,以為我有份創辦學民思潮。正確來說,我是2012年1月左右加入的,應該是第2代學民,Derek、William資歷比我老得多。當初加入學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加入,組織廿多人,但熱誠和意志超級高,我想這就是吸引我加入的原因。當時反國教苦無出路,公眾關注不多,而學民則在社會不見經傳,存在度低,舉辦一個呼籲選委投白票的記者會,只有一個記者出席,對運動和組織而言都是歷史低潮。但在那時,我覺得是我人生參與社運的日子中最快樂的時候。到教育局示威,十多人參加,連地點也搞錯了,去了胡忠大廈;2012年5月搞個遊行,二百多人參加,本身走完一段由銅鑼灣到政總的路,還要再行一段由立法會走到中聯辦的路,那時真的很天真很傻。誤打誤撞的一次訪問,捧紅了黃之鋒,亦令國教科開始受關注,我一直都覺得這是因為上天眷顧一班有心的同學所賜的運氣。成員慢慢增加,規模也逐漸大過來,學民可以設立地區的分組,也有一些音樂組、文宣組等興趣型小組,甚至有高登管理組,一切的事情在當時確實有點不可思議,但最終真的做了。在那段日子之中,我也不知道為何我會變了人事部「主管」和內務人。十區街站的時期,基本上我是不用落區管地區組的,最後因為一些緣故協助九新西組的運作。後來,也接手了更多的行政工作,在臨時執委的選舉之中又得到最高票,我覺得比起外界的肯定,內部成員對自己的肯定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後來,反國教事件的發展,我也不用多說了。反而最值得提的一點,是我當時跟學民成員就佔領政總一事鬧得面紅耳赤。我在當時考慮到最多的,是擔心行動會引起公眾反彈,以及行動風險的問題,最終投票之下,贊成行動的多於反對,所以只好尊重組織決定。當然,後來的發展證實我是多慮的,但現在要我選擇,我也是會投下反對票的。反國教完結的10月集會之中,我那天其實是很不舒服,因為有腸胃炎,早上就要到中學母校的陸運會,那天很累很累。但那天晚上,看到不少學民的戰友,在當時我一時感觸掉淚,因為我感覺到將來即使學民繼續運作,也可能未必再有這種「齊人」的感覺。在2012年底的討論之中,我贊成學民應該要處理政制的問題,一來政制問題是香港眾多問題之中最重要的一個,二就是學民應該要介入政制問題,只有民主選舉才會杜絕國教死灰復燃的可能。「倒梁」和「爭普選」,就是成了學民後來的主線。2013年年初的討論之中,學民討論推動政改運動,就在此討論方案的問題。我當時不覺意,就提出了公民提名的概念,最後經不同成員的討論,就成了學民方案,「搶閘」當時最早的政改方案。坦白說,提出公民提名本身就是思考方案可帶來運動的可能性,最終的評估認為公民提名是最易理解,而且最易引發社會運動的一個概念。沒有學民這個地方,這些瘋狂和「不切實際」的方案根本不能提出,而沒有學民對公民提名,我們只會跌入提名委員會分組如何如何這些鳥籠討論之中,永遠無法突破既有框架。我在2013年12月離開學民,坦白說,我當時離開是有點不快,因為我慢慢跟學民的某些理念無法磨合。而最終的我,選擇參選學生會,而離開了做了接近兩年的學民。在學民的尾段時間,我脾氣有點怪,應該是受到情緒病的影響,很難集中工作,而且脾氣真的變得有點暴躁。在這裡,我想跟當時的學民朋友道歉,你們當時包容我不少。我到了差不多痊癒的時候,回想了那段日子,在想如果當時我坦白地說清楚我遇上的問題,過程會否會不一樣。我在學民的日子入面,有很多事處理不好,特別在於三個地方。一就是內部的人事問題,如果我可以早點介入的話,想必不是如當初的發展;二就是沒有推動一些內部訓練,令內面的成員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論述,充實對時政的理解和充補不足的地方;三就是個人在處理不同事務上有點粗疏,有時要其他人「執手尾」。在此,我又向老戰友們道歉。雖說之後大家在不同組織之中,我對學民的做法很多都不甚認同,但我對學民這個地方卻是充滿感情。很多報章會認為,我當初離開學民是因為與學民成員,尤其是黃之鋒等不和,但實情並不如此。我跟黃之鋒等當然有意見不合的地方,但絕對不是因為這才離開學民,更多的是因為自己要尋覓其他地方,繼續實踐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君子分手,不出惡言,即使是今天學民暫停運作,我也絕不會公開地說出半句惡言。在學民入面,認識了不同的戰友,到今天仍是我的好朋友、戰友,有些更成了我莊員、下莊、下下莊等。在這,特別要多謝黃之鋒當年的知遇之恩,以及Ivan、參謀、Heidi、黃莉莉、周庭、William、Derek等舊戰友處處的指導和包容。(我不在此一一鳴謝了)沒有學民思潮,就沒有今天的張秀賢。這是我一生都會銘記於心的事。學民的一段經歷,在我心中必定是最重要的經歷。學民停止運作,但它的故事,就是一個時代的故事。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組織也早晚會經歷結束的一天。歷史的一切,功過得失,自有公論。感謝這個地方給我的一切。學民思潮及各位戰友,珍重。江湖再見。最後想送兩首歌給各位,應該是我整天複雜心情的寫照。《告別校園時》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z-M8ql_y4「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卻要告別校園一張一張的快樂同學笑臉粉筆似的消失不再遇見終於終於不懂得老師所講祇知道 此刻想多聽一遍終於終於不需要再管積分祇恐怕 更多的考試未見這校園 這班房 這走廊 這禮堂告別時 是我心的家鄉到未來 那一方 人飄泊 路茫茫仍然在這裡找到一點點光OOh… 曾同遇上今孤身走遠方 誰願這樣OOh… 昂然踏上雖分開走遠方 明晨能共創 OOh…這校園 這班房 這走廊 這禮堂告別時 是我心的家鄉到未來 那一方 人飄泊 路茫茫仍然在這裡找到一點點光OOh… 曾同遇上今孤身走遠方 誰願這樣OOh… 昂然踏上雖分開走遠方 明晨能共創OOh… 曾同遇上今孤身走遠方 誰願這樣OOh… 昂然踏上雖分開走遠方 明晨能共創」《差一點我們會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r5gpmmvhs「La La La La La La La La鼓起這勇氣 跨出這距離差一點我們也會飛你笑容 早應已逝去當初的沖天志 有沒有踐踏碎是哪些 不能言傳的夢才令我 闖蕩在未知裡就算知 歲月已經歸不去仍邁步前往 向大世界出去仍然要相信 這裡會有想像求時間變慢 不想迫於成長未了願 我替你朝浪濤吶喊聽聽有沒有被迴響 青春怎會零創傷為何要相信 這裡會有希望在最後 盼我會像拍翼鳥悠晃擁抱著微風 沿途在看哪裡 會發現曙光向前行 攜手行 趁青春要奮進不可辜負眼前好時光向前行 由今天 承諾我目標為世界美好多一點 付出所有仍然要相信 這裡會有想像求時間變慢 不想迫於成長未了願 我替你朝浪濤吶喊聽聽有沒有被迴響 青春怎會零創傷仍然要相信 願意相信 (向前行 攜手行 趁青春要奮進)仍然要寄望 唯有初衷 (不可辜負眼前好時光)我未忘 (向前行 由今天 承諾我目標)(為世界美好多一點 付出所有) 」原文及圖片載於作者facebook,文題為編輯所擬 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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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會說話:中大學生會選舉結果反映什麼

在新界東進行立法會補選的同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亦出現罕有「撼莊」的現象,親本土派的「星火」,挑戰有傳統學生會中人支持的「煥然」,結果相當令不少人意外,「星火」取得六成選票贏得選舉,傳統學生會中人首次無法控制學生會。「煥然」敗選,或許有很多原因,但年輕人對社會的憤怒和不滿,不單反映於這次選舉之上,而且亦可能反映於下周舉行的新東立會議席補選,以及9月的立法會選舉之上。中大學生會的傳統功能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傳統功能,除了在校政上爭取權益外,由於中大學生會不像港大學生會擁有獨立社團身分,中大亦一直拒絕學生直接營運校內部分服務部門,而中大學生會不少行政工作,例如監管學生會屬會的工作,亦落在代表會手中,因此,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最重要的功能是代表中大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在年初一旺角騷亂前,雖然「星火」在大部分票站的票箱都領先「煥然」,但領先幅度並不大,如果年初一未有發生騷亂的話,「煥然」並非完全沒有機會扭轉選情,至少不會在只取得四成票的情况下大幅落敗,畢竟「煥然」和「星火」都是標榜本土,對外事務政綱有相當多雷同的地方,選民要找出其分別,其實並不容易。但農曆新年假期發生旺角騷亂後,有候選閣員於騷亂中被捕的「星火」,在多個票站的票箱都大幅領先,其中以臨牀期高年級醫科生為主的威爾斯親王醫院醫科生宿舍票站最誇張,「星火」取得票站近九成選票,煥然只取得5票。這反映政府對騷亂的強硬取態,不單沒有改變年輕人對激進抗爭的看法,相反,學生更用選票授權因參與激進抗爭而被捕人士參與抗爭,日後中大學生會取態以至行動上比現在大為激進,相信是無可避免的事。溫和泛民的噩夢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選舉,某程度上是年輕人政治取態的縮影,至少是受過教育這一群年輕人的縮影。連素來相對溫和,並不傾向本土的中大,最終本土派都在學生會選舉中大勝,其他大專院校將陸續出現本土派內閣,日後學聯亦會明顯走向本土路線,這是大勢所趨。而對於溫和泛民,這個結果簡直是噩夢。連中大都可以失守,泛民沒有年輕人的支持下,素來是激進政客溫牀的新東,楊岳橋能否戰勝周浩鼎或梁天琦實在值得懷疑。中大學生會選舉反映年輕人口味的話,那梁天琦就算這次不能當選也好,9月選舉亦可能取得相當好成績,那泛民不走激進之路有可能無法生存。而9月的選舉,泛民沒有年輕人票支持的話,很難敵過親北京陣營那些組織票以至中老年票。到底泛民日後往何處去,這次中大學生會選舉對泛民無異是一個適時的警號。(編者按: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還有劉志成、黃成智、梁思豪及方國珊)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24日)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中大 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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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萊精神

李怡昨天在《蘋果日報》的社論〈在趨炎附勢時代的抗爭〉裏提到了「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反建制和反越戰運動期間,大學城柏克萊幾乎沒有一間商店的櫥窗玻璃是完整的,但加州柏克萊大學仍然是無數人想入讀的頂尖大學」,我讀到這幾句時,自然而然望向書架上那本《柏克萊精神》。那是台灣詩人楊牧的散文集,裏面有一篇文章的題目也是〈柏克萊精神〉,寫的是楊牧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讀書經驗和這所大學對他的影響(楊牧是柏克萊的比較文學博士)。這本書我很久以前已讀過,此刻重讀這篇文章,以下這兩段,不禁令我聯想到香港的情況,感觸尤深:「書要讀,天下事也要關心,這才是頂天立地的學者 […] 但有時言心言性也會走火入魔,議論未定,敵已渡江,明朝就是這樣亡的。亡國之後再去呼號奔走,已經來不及了。」「柏克萊使我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認識社會;在觀察和認識之餘,我沒有感覺知識無能,我反而更信仰知識的力量。知識是力量,但知識不可以閉在學院裏,知識必須釋放,放到現實社會裏,方才是力量。」港大學生衝擊會議大樓、包圍某些校委一事,學生的行動也許有可議之處,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們的行動是本於關心港大、關心香港,本於他們的危機意識 --意識到不能坐等「敵已渡江」才來行動,也是本於「釋放知識的力量」之精神。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認為港大學生的行動超越了文明社會所容許的程度,那只反映出她官大眼狹,不識柏克萊精神;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說行動中的學生像是吸了毒,不理性,而且是受了政黨操縱,那就不是眼界的問題,而是心腸的問題了。香港人應該慶幸香港還有一些肯思考、敢行動的大學生,不是說他們做的就是對的,重要的是那關心社會的精神;假如所有大學生都自困於個人小小的世界,找到一份入息高的工作便於願足矣,目標只是掙錢買車買樓環遊世界吃的好穿的漂亮,那麼,香港的大學教育可以休矣!楊牧說的「柏克萊精神」,不只是柏克萊獨有的,英美歐洲不少大學也有類似的傳統,延續至今,那是所有大學生和讀書人應有的精神。原文載於作者網誌,圖片取自網絡,為柏克萊大學1964-65年’Free Speech Movement’之相片。 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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