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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生活》電影專欄作者家明從銀幕的光與影看出另一重切面人生,是每期細讀的文章。前不久,他用了兩個星期的篇幅談到《荷里活黑名單》這部電影,旁徵博引述及美國二戰之後的那幾年黑暗日子。說的是麥卡錫時代「誰失去中國」(Who Lost China)反共狂飈,我沒有機會看《荷里活黑名單》,經家明詳細講述,電影的肅殺氛圍在字裏行間直透紙背,那是暗無天日的政治迫害。家明在文中提到另一部講述相同議題的《Guilty by Suspicion》(午夜風暴)倒是看過,羅拔迪尼路飾演的電影導演David Merrill在被召傳到國會眾議院非美委員會(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前夕暗夜的天人交戰,過了差不多四分一個世紀,那晚看完電影後脊樑上的寒意揮之不去,仍然清楚記得。電影是藝術,也是意識形態的一柄利刃,資本主義社會固然通過第八藝術「笑裏藏刀」宣傳其優越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現實主義理論,亦要求作者以藝術方式「幫助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於服膺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者而言,電影的九十分鐘媒介經歷足以塑造一種人或事的典型,在漆黑的電影院令觀眾潛而默化,勝於刻板背誦的洗腦工程。職是之故,電影製作人就是他們打壓/拉攏的對象;到了這時,電影不是藝術,而是政權存亡要素。於是,美國右翼政客五十年代初要荷李活影人交出親共的「讀書會」成員名單。也是五十年代,香港左傾影人組織「讀書會」,紅心朝向北京中共政權,結果遭到港英驅逐出境。敗退台灣的國民黨,行政院新聞局意在香港制訂「附匪電影事業及附匪電影從業人員審定辦法」;與大陸有交往的香港電影從業員若不簽「悔過書」,電影不得在台灣放映。因此,倘說像今天一些香港電影業人所言電影不涉政治沒有黑名單從無打壓,這是很重大的發現,可以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家明的兩篇文章寫得透澈,讀後當會對美國六十年前的暗黑年月了然於胸。我無謂在這裏狗尾續貂,簡單而言,麥卡錫主義背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天下之後美國政客掀起的「誰失去中國」白色恐怖,矛頭不單對着政府部門,更大的是指向自由主義滿溢的電影工業。美國的人身及思想自由招牌在廉價愛國主義之下砸破淨盡,才氣橫溢的荷李活十君子下場悲慘,白飈之下人人噤若寒蟬,一片殺氣騰騰,擋者小則從此失業,大者如差利卓別靈遠走瑞士避秦。政壇方面,國務院官員大批遭到整肅,被視為親中共的外交官謝偉思(John Service)黯然離職到加州推銷百科全書為生。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七十年代美國與中共破冰之後嘗言,如果美國不是搞這麼一場反共運動,折損大批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可能不必打那場禍延幾代的越南戰爭。影圈裏的無間道麥卡錫主義在影圈興風作浪,除了國會傳召作證的政治壓力,與荷李活右翼分子竊據演員工會也有直接關係。這人叫列根,就是一九八一年當上總統那個。他兩度擔任演員工會主席,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他第一次當家正值麥卡錫主義時期,帶頭對被認為思想左傾的電影從業員實施杯葛,編劇的劇本找不到電影公司開拍,演員導演無人願意簽約。多年之後,人們找到列根為何對左傾影人咄咄相逼的原因,原來他一身兼兩職,既是演員,也是聯邦調查局(FBI)秘密線人,代號T-10。解密檔案顯示,列根當上演員工會主席同年的一九四七年,在國會聽證會告訴議員誰人「有問題」;也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工會發起「不當共產黨員承諾」。這種做法一直到麥卡錫主義在五十年代浮現之後,列根把這個無間道角色演得絲絲入扣。與其他地區相若,美國影業也是兩股力量,一方是財雄勢大的八大公司,一方是票房保證的編劇與演員,雙方互相拉扯,影業巨擘錢財豐厚,甲不做找乙做,青山代有人材出。不過有時候形勢比人強,就得調整做法,這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奧斯卡頒獎禮。在奧斯卡悠長歷史,這是極具意義的一屆,也是嶄新史頁的開始。一九七二年,當時美國進軍越南已有十年,那年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發起「復活節攻勢」,美國急忙反擊,大舉轟炸河內及海防等北越重要城巿;美國反戰運動此時也進入高潮,炙手可熱的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多次參與示威,處處走在前頭,成為標誌人物,使得反戰洪流氣勢大盛。這年,她的電影《花街殺人王》(Klute)入選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影后金像獎拉攏珍芳達一九七二年三月,奧斯卡頒獎禮舉行。珍芳達在一九六九年憑《攞命舞》(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提名,落第而回;今次以《花街殺人王》再度提名,捧獎而歸。這時珍芳達在保守主義充斥的影業世界可說生人勿近,有人視她如蛇蠍如鬼魅,她上台領獎時說了很短的一段話:「謝謝,十分感謝電影藝術學會成員。感謝大家的喝采。想說的話很多,但今天晚上不準備在這裏說了。謹向各位表示衷心謝意。」(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members of the Academy. And thank all of you who applauded. There’s a great deal to say and I’m not going to say it tonight. I would just like to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頒獎禮舉行前,有人認為珍芳達十拿九穩,原因不是演技,說是珍芳達因為一九六九年失意金像獎,「把心一橫」全身投入反戰,於是這屆就給她一個,希望她「回心轉意」,云云。同年六月,珍芳達拿了小金人三個月之後到訪河內,到被美軍炸剩殘垣的地點探望百姓,坐到高射炮架拍了新聞照片,保守派大怒,稱之為「河內珍」(Hanoi Jane)。自此之後珍芳達星運漸暗,一九七五年更整年未發巿,多年之後她在一次訪問說,「我不能說我進了黑名單,但我是在灰色名單」(I can’t say I was blacklisted, but I was greylisted)。香港影壇的國共之爭至於太平洋這邊的香港,更是國共兩黨的肉搏之地。年前出版的《永遠的美麗: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與《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兩書都提到五十年代初左派影人組織「讀書會」,那時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褓襁階段,百多香港影人「學習進步的文化理論及政治理論」。在英國人眼皮底下搞親共活動不容於殖民地當局,一九五二年劉琼等多人被驅逐出境送回大陸。左派影人四散,但同一時間親台的右派影人如魚得水,如果說這是港英刻意打壓左派影人的伎倆亦無不可。當時台灣官方人員在港半公開活動頗為招搖,去世多年的導演李翰祥生前說過有人向他自認「四組」;他不明所以,了解之下,四組就是國民黨文工會的另稱,表露身分的地點就在香港。英國人的拉一派打一派加上國共之爭,編織成銀幕之下的一齣齣間諜電影和人間悲劇。李翰祥成長於北平,五十年代初來港,由美術小工逐漸走上大導演之路。七十年代末他赴美進行心臟手術前,回到久違的大陸省親會友,由於當時台灣影響力在香港影壇猶如一霸,聲名盛如李翰祥也因為保密緣故,由澳門暗中到拱北轉廣州再搭航機赴北平。遊遍山水之後,一個長於北京的導演,開機拍片乃是自然而然之事,這就是一九八三年接連上畫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此舉觸犯當時香港影壇大忌,蓋台灣是港產片除了星馬以外最主要出口地,對香港電影堪稱手操生殺大權。說得俗一點,與今天香港影業翹首北望神州雷同,「搵食靠大陸」的七八十年代版本就是「搵食靠台灣」,昔時的新台幣等於今天的人民幣,那時晉見台灣官員與今天與中共權貴共桌等量齊觀;不同的是時空轉換,三十年前的「自由祖國」變成如今的「祖國內地」。李翰祥梁家輝的經歷李翰祥這兩部電影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李是華語電影的超級導演,若然此例一開,自由祖國說不定在中共「一國兩制」面前潰不成軍。香港當時有一組織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人稱「自由總會」,五十年代由親台影人發起,港片若要在台灣發行,事先要在自由總會登記。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黃愛玲曾撰文稱,當時大部分電影從業員,除了左派影人,「其餘大部分人都要參加自由總會」。自由總會因着對抗中共的漢賊不兩立本質,對「附共」、「投共」、「親共」者嚴懲不貸。相對於此,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則有相關條例,包括聞之色變的可根據「電影事業及電影從業人員附匪或反正歸誠之情報」審議電影,「在未審議前對該項情報有關影片不予核定」這一殺手鐧。六十年代,李翰祥母親在北京染恙,李不敢回京探視,只得請太太張翠英代行,因為「怕了自由總會給台灣祖國打小報告」(李翰祥《天上人間二》)。到了李翰祥斗膽到大陸拍戰,這還不是「為匪張目」?撞牆出事不在話下,連此片的新晉演員梁家輝也因此受盡夏楚。梁家輝憑《垂簾聽政》得第三屆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那時金像獎是初生孩兒,立場不分左右,意識形態是延續到今天的自由主義,不管台灣態度如何,就把獎頒給梁家輝。梁拍了這兩部宮幃片之後無以開戲,因為是台灣方面卡着。平情而論,影業老闆未必懂戲,倒是對政治這玩意深諳箇中三味,台灣對梁某有意見,不給梁開戲便是,於是梁影帝變成失業漢,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口擺檔,在報章副刊寫專欄,印象中他寫過一篇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短短幾百字看得出是下筆認真的讀書人。緣何梁家輝影片無法進入台灣,說法有幾樣,有說是台灣封殺(這是必然,否則梁以影帝之身何以無戲可開);也有說是有人要梁家輝就赴「匪區」拍戲簽下「悔過書」,梁不允,於是拉倒,類似說法不一而足。沒有完結的悲劇時移世易,冷戰結束,自由祖國風光不再,紅色祖國日漸發達,電影兩岸同時上演,相對台灣的二千萬人口,大陸的十幾億人巨大巿場不可同日而語。於是拍片對象談話對象表忠對象出現根本變化,北望大潮不可阻擋是事實。上周《十年》得獎後,有人侃侃而談政治與電影工業的雙生體關係,又講到阻絕政治介入影業。這若是抽離歷史背景,或許是新話題,當攤開史卷即見真相——甲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反對不義越戰,乙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回大陸拍片——僅僅只是一個人的言論和藝術自由,卻在寒風澈骨的歲暮遭告密打壓封殺迫害,銀幕上的劇情總有完結時,真實悲劇從未落幕。這篇周記寫得匆忙,來不及查閱美國電影藝術學會成員以及港台影人的前世今生,誰是昔日參與打壓珍芳達的惡棍,誰使李翰祥怕小報告不敢回鄉探母,又或者是誰封殺梁家輝。香港金像獎頒獎禮那夜,鏡頭掃過之處,昔年「自由影人」魅影似是若隱若現;舊事歷歷在目,朗朗乾坤,白紙黑字都在史冊,便是改弦易幟,早晚也會找得出來。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電影 十年 安裕周記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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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通訊社發出多張新聞照片,一群年輕男女從華盛頓巿中心的最高法院飛奔而出,手上揑着一份文件。照片的說明是這樣的:新聞機構的實習生在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後,趕着把文件送給所屬機構。這張照片背景是大理石建造的最高法院,穿運動鞋的記者有如百米短跑決賽競相把消息送出。這場新聞短跑的結果是彭博新聞社勝出,發稿時間是美國東部時間上午十時五十四秒;亞軍是路透社的十時一分三秒;道瓊斯通訊社是十時一分五十秒;殿軍是美聯社的十時二分五秒。雖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記得當時《華盛頓郵報》博客Erik Wemple寫了一篇特寫,題為「最高法院的新聞割喉戰」(How Cutthroat is the Supreme Court Beat?)。Wemple訪問了彭博專門報道最高法院新聞的記者Greg Stohr,這位一九九八年開始長駐法院的老記,儘管沒有講到如何搶發新聞的不傳之秘,但就透露二○一三年六月另一宗打到最高法院的同性婚姻官司的新聞備戰:原來單是新聞導言就預先寫了十八條,只要大法官有決定,任何裁決都逃不出這十八導言。隆而重之身披黑袍的大法官,不僅是為Greg Stohr的新聞短跑扳下號令槍,更是美國意識形態的終極裁判。在We the People「吾等人民」的憲法面前手握生殺大權;由此,應該說美國變天不在於總統更迭,而在這九個人身上。距離十一月大選還有八個月,民主黨和共和黨先行偵察交鋒,小試火力。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亞早前去世,九去其一剩下八,按照憲制安排,總統有權提名大法官人選,經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再交全體參議院議員表決。由於最高法院手握解釋憲法大權,誰來當大法官不僅是司法焦點,更重要大法官實際就是美國意識形態的掌舵人。這所以斯卡利亞屍骨未寒、奧巴馬未提出接任人選之際,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馬上跳出來喝住奧巴馬不要提名,說要待至美國選出下任總統。到了奧巴馬提名中間派的加蘭接任大法官,麥康奈爾就說參議院「不會考慮」。共和黨發飈 奧巴馬暗招奧巴馬的政治手腕並非省油之燈,陰陽正反之間把麥康奈爾耍了一道﹕他先是隱而不發沒有說會提名誰,讓共和黨隔空放炮;之後推出一個不是自由派的加蘭出來,共和黨無法自圓其說,只能大吼「不會接受」。這就令麥康奈爾在全國面前露了底牌,原來所謂「美國人民要有發言權」只是黨派之爭。共和黨吃了這記悶棍,必會在加蘭提名聽證會老羞成怒,到時火遮眼再說錯話亦未可知。共和黨如斯火大,正因為大法官是決定美國意識形態的頂樑柱,更由於斯卡利亞去世之後,剩下八個大法官當中自由派與保守派各佔四人,第九人的立場將會影響未來至少三十年的美國走向。過去半世紀,美國大法官確實主宰了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若是簡而言之,大法官立場只憑一樣便能看到:墮胎。支持的是自由派,反對的是保守派,二分法決定國家命運,聽似簡單急就,可現實就是如此。若然了解美國社會運動史或司法歷史,都知道一九七三年最高法院羅爾控告韋德案(Roe v. Wade ,編號410 US 113),說的是民權律師代表化名Roe的一名女子,控告德州達拉斯巿司法長官韋德,指當地反墮胎法侵害羅爾的私隱權。這宗官司最後由最高法院大法官七比二通過,認為女性的墮胎權受到私隱權保障。自此之後,保守派亟欲推翻Roe v.Wade案判決,關鍵便是掌握裁決的最高法院究竟是誰當道。墮胎問題折射大法官立場今天奧巴馬提名加蘭未出陣便遭共和黨吆喝擋道,其實這是家家有求的政治立場表述。二十九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列根總統提名保守派法官博克(Robert Bork)任大法官,民主黨率領社會上的自由派人馬群起反對。這場意識形態之戰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唇槍舌劍,美國社會永遠記得——博克先是被翻出他在尼克遜時代擔任司法部官員的紀錄,再被狠批在墮胎以及民權運動的保守立場。這場聽證會連開多日,中午舉行的會議竟有電視台現場直播,博克算是精於辯說,但最後是麻省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發言一錘定音,博克隆然而倒:「博克的美國,是婦女被迫在後巷墮胎;黑人在種族隔離的位置吃午飯;如狼似虎的警察半夜破門入屋;孩子或不能授業進化論;作家和藝術家或因政府一念之轉遭審查。」(Robert Bork’s America is a land in which women would be forced into back-alley abortions, blacks would sit at segregated lunch counters, rogue police could break down citizens’ doors in midnight raids, schoolchildren could not be taught about evolution, writers and artists could be censored at the whim of the Government.)太陽帶推動南部勢力然而時移勢易,三十年前自由派東風壓倒西風,但這幾十年間的人文地理變化,美國出現所謂太陽帶(Sun Belt),這是泛指北緯三十七度以南的地方勢力冒起,取代一七七六年美國建國以來的以北部為政治中心的傳統。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國的政經中心都在北緯三十七度以北地區,政治上,首都華盛頓在三十七度以北;反英獨立戰爭兩大發源地波士頓和費城都在三十七度北面;紐約股票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都在北部。六十年代之後,三十七度以南、日照時間長的太陽帶冒起,除了農業,新興的石油、軍火、太空、電子以及地產,成為東起北卡羅萊納州,中部穿越德州、奧克拉荷馬、亞里桑那,以至西岸盡頭的加州的新興經濟。這裏有成群似海的煉油工業,美國兩個太空中心分別在德州和最南端的佛羅里達州,加州的電子工業及飛機工業也很著名。工商暢旺帶動人口南移,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大選會有「得南方,得天下」之說。七十年代之後,南方成為人口轉移的終點站,太空工業及石油行業需要大量技術人才,美國人口普查指出,七十年代的頭五年,美國增加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五都在北緯三十七度以南的地區。至於政治上的得天下,是由於美國總統選舉是根據選舉人票決定,而每一州的選舉人數目,便是這個州的聯邦國會議員人數。這其中的竅妙在於美國全國國會議員一概定為眾議員四百三十五人,參議員一百人,這五百三十五人在各州的人數多寡,是在全國人口普查之後,根據此消彼長再調整。這麼一來,北緯三十七度以南地區,因為北部人口大量移入,在國會所佔的議員人數相應增加;北方是有少無多,南方是有多無少,客觀上構建了巨大的南部地區保守氛圍,美國愈來愈右傾,便由此大氣候而來。總保守化大勢無可避免既是如此,當國會充斥着來自南方幼承庭訓的保守派政客,可以預見兩院委員會內多是同一調調,一旦立場保守的大法官獲得任命,參議院內的同道中人自然裏應外合,舉手通過。反之,若有自由派人馬獲總統提名,在司法委員會的聽證過程免不了要受一頓質問,大者則是狠狠訓斥一頓,然後逐出國會山莊,就像三十年前自由派當道對待博克一樣。這次奧巴馬委任大法官,未點名已有風波,這是總保守化年代的必然;南方保守派議員多於北方自由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走向。縱然大法官立場傾向自由派,可是當最高法院門外的沉鬱氣氛揮之不去,獨木難支大廈,一人之力難成時勢。南方的人愈多,北方生育率低愈生愈少,難怪北部出身的特朗普和希拉里,在挑選副總統候選人這一事宜上,美國輿論眾口一詞說go south,都要往南看了。文﹕安裕編輯﹕曾祥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3月20日) 美國 安裕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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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報人

《華盛頓郵報》前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去世那天,美國主流傳媒毫不吝惜矜貴的版面和昂貴的播報時段向這位一代報人送上最後也是最衷心的致敬。說衷心,是因為他在水門案的新聞編採指揮若定,終於以這宗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的新聞名留青史。去年奧巴馬向患上老人病的布拉德利頒授平民最高榮譽的自由勳章,毋庸置疑是對這位新聞巨人的肯定,但亦可視為通過自由勳章意涵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擊。[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599"] 《華盛頓郵報》前總編輯布拉德利去世翌日,該報以頭版報道死訊,題為An Editor of Legendary Impact (一個具傳奇影響的編輯)。(網上圖片)[/caption]當人們懷緬布拉德利在水門案帶着兩個年輕記者,以無比耐性及細緻的調查工夫,令一宗本來只是入屋爆竊的輕微罪案變成揭穿時任總統尼克遜隻手遮天的竊國大案之時,美國再度流傳一九八四年他的一封私札,這是他對認為《華盛頓郵報》「不愛國」的人士質詢回應,今天重讀,很有意思。這封信的觸發點是《華盛頓郵報》質疑美國衛星的功用,引起當時列根政府猛列抨擊,一些人寫信給布拉德利說他「不愛國」還指他為蘇聯工作,有人問他「二戰年間你幹了些什麼」。布拉德利的回信簡潔有力,於寫作技巧而言是明快銳利,一語中的: 親愛的混蛋,我認為我在二戰期間為國家做的事多於你做的。我在太平洋的驅逐艦上待了四年,我的綬帶上有十顆參戰星章。(Dear Axxxxxx,I suspect I did more for my country in the war than you did. I spent four years in destroyers in the Pacific Ocean. My theater ribbon has 10 battle stars in it.)布拉德利的言行足以一肩挑起「報人」二字而不是實務操作的「新聞工作者」。這是很形象的一個詞:風雨如晦之日,僕僕風塵於民眾知情權以及監督政府之間,不言休不言悔。布拉德利在自傳《美好人生:做報紙及其他歷險》(A Good Life: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亦提到這封回信的由來,讀者設身處地在他的角度來看,這信表達的不光為一己人格辯護,更是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彈。布拉德利一生在文字堆打滾,但未見著作等身,只寫過兩部書。《美好人生》通篇充滿一個報人的自我期許的積極况味,然而當閱讀這部大部頭著作時,讀者會嗅到一樣物事:良心報人面對壓力,尤其是政治壓力認為你「不識時務」以及「不愛國」的時候應當如何。 反擊廉價愛國主義「不識時務」在於往往與主流政治勢力唱反調,且把反調唱得震天價響。若以《華盛頓郵報》報道水門案的歷程配以尼克遜民望,可以看到尼克遜的「不支持率」游移變化,根據蓋洛普調查,一九七二年六月水門大樓發生民主黨總部爆竊案,尼克遜支持率是百分之五十七,不支持率是三十三,百分之十沒有意見。到了一年後的一九七三年七月,《華盛頓郵報》記者愈挖愈多,報道白宮官員涉及竊聽事件,尼克遜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不支持率百分之四十九。自此之後,尼克遜的民望潰不成軍,支持率一度低見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七四年一月)。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遜辭職,當時他的不支持率達百分之六十六。在這期間,白宮官員千方百計醜詆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的新聞媒體,包括中斷過往一直可以參加的新聞簡介會,亦有暗示這些傳媒「不懷好意」;右翼組織跳出來指傳媒與蘇聯合謀推翻美國政府,並且發動「沉默的大多數」去信傳媒機構批評有關報道「不懷好意」。這種指摘到頭來在事實面前無法成立:尼克遜下令革除司法部長,又涉嫌銷毁白宮對話錄音帶。重罪如斯, 若不是繼任總統福特下令特赦,尼克遜可能成為第一個入獄的總統。類似情况太平洋這邊也有。同事從日本回來,捎來一份刊載李香蘭去世消息的《朝日新聞》,那是九月十五日東京版的報紙,第一版是以「山口淑子死去」為標題的二條新聞,再轉到內頁的第十四版的近半版續聞,內頁的標題是「兩個名字 一個願望」。作為《朝日新聞》長年讀者,近年中日關係陰霾當頭,烏雲密佈,《朝日新聞》卻從一份主張和平主義的知識分子報章出發,對中日關係的再建作出大量建言,並對日本右翼勢力復辟鞭撻甚力,被認為是保護和平憲法最力的護憲派掌門人。為了捍衛和平憲法,《朝日新聞》多次與安倍晉三政府衝突,就在這時,該報多年前有關「慰安婦」的多篇錯誤報道須撤回,《朝日新聞》正經歷着最艱難的時期。 《朝日》經歷最艱難時期大多數早就往右轉的日本主流媒體都從安倍晉三政權的角度對中日關係大吹冷風,《朝日新聞》則與這股大潮相違地「不識時務」力推中日友好。今天我們在香港可能早已沒有中日友好的概念,想不到千里之外的《朝日新聞》仍在孜孜不倦做着這件事。李香蘭真正身分的爭論至今未息,她是一個生長於中國東北的日本女子,抑或是日本當年對華政策的一個特別人物,李香蘭去世之後,謎團更不可能水落石出。想不到是《朝日新聞》在李香蘭去世消息當中積極樂觀看待中日關係,該報編輯委員永井靖二在專稿引述李香蘭的話,「戰爭是愚笨所為,奪去人命,尤其是年輕人的性命」,認為是折射出中日關係的鮮明影像。《朝日新聞》與立場保守的自民黨一向各走各路,與另一暢銷報章《讀賣新聞》的親自民黨路向大相逕庭,其護憲角色以及批判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的言論,更是長年以來右翼攻擊的目標。前面說《華盛頓郵報》一九八四年的衛星新聞引起保守派攻擊,《朝日新聞》面對的右翼壓力遠比《華盛頓郵報》大得多,說出來也許難以置信,但事實便是如此:日本保守勢力甚至發展出反對《朝日新聞》的全面戰爭,筆桿子在雜誌報章以及單行本針對《朝日新聞》。手頭上的一部單行本,內容是專訪作家花田紀凱,本來對一份報章的內容持不同意見很正常,尤其是在多元化社會更是平常不過,可是當看到訪者說讀《朝日新聞》會弄得精神不健康,花田紀凱笑着回應「搞得血壓上升」,敵對狀態由此可見。之後又一再強調「與《朝日新聞》對戰七十回以上」,其所代表的「戰意」如何,可見一斑。 暴力恐嚇打死記者即便如此,紙上談兵的針鋒相對仍是君子之爭,更大的威脅來自暴力威嚇,尤其是八十年代《朝日新聞》狠批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官式身分參拜靖國神社之後,開始出現對《朝日新聞》的暴力事件。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右翼分子向《朝日新聞》神戶支局辦事處發動襲擊,開槍打死一名記者,打傷另一人。之後報社收到警告信,自稱是右翼組織所為,這封信沒有上款,一開始便是「我們是日本人,熱愛日本的國土、文化、傳統……」,下款是「赤報隊同人」。政見不同發展到開槍奪命是日本兩極分化的悲劇,但是動刀弄槍也不能改變《朝日新聞》編採路線分毫,照舊堅持對安倍晉三上台後的右翼路線尤其是修改和平憲法的意圖口誅筆伐,不畏強權的本色在新聞紙躍然而出。[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579"]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右翼分子向《朝日新聞》神戶支局辦事處發動襲擊,開槍打死一名記者,打傷另一人。圖為翌日《朝日新聞》的頭版報道。(網上圖片)[/caption] 大時代的燈塔《華盛頓郵報》以及《朝日新聞》的經歷堪稱殊途同歸,他們都在一個與「主流社會」期待有別的時空艱苦作戰,前者得勝而回而後者尚在寸土必爭。這些爭戰論戰並無帶給他們巨利,《華盛頓郵報》在科網大潮下終於易手,《朝日新聞》早就失去銷量第一寶座,然而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專業水平依然是大時代的燈塔。報人信膺一管筆比一桿槍強,這是面對橫逆敢於挺身而出的勇氣;偉大的功勳不僅在於把總統拉下馬,亦不全在於與右翼政權力拼,而是「在晉董狐筆」的節操。說起來興許有人會認為不識時務了一些,可就是這些人,在天茫水渾的亂世保住了人間青山,在國家機器臨頭之際發光發熱,無愧於時代,無愧於自己。文__安裕編輯/ 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傳媒 安裕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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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能把我們都殺光」

那天,李慧玲的一句話說到香港社會心坎裏,「梁振英你今日可以逼到我離開我嘅工作崗位,但係梁振英做特首嘅命,一定短過我做新聞界嘅命」。這令我憶起越戰年代紐約大學學生從教學大樓窗外扔出寫着They Can’t Kill Us All(他們不能把我們都殺光)巨型橫額有着比併誰長命的相同意味。那是一九七○年,俄亥俄州國民警衛軍槍殺四名反戰大學生,觸發全美示威浪潮,學生悲憤莫名,要與尼克遜政權拚命。巨型橫額的相片在互聯網上應該還可以找到,這是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全世界都在看》)所言的憤怒年代,美國社會猶如正在點燃的巨型炸彈,一觸即發。李慧玲突然被解僱毫無疑問是這個星期的香港焦點,一個節目主持、一個有着近三十年走在第一線經驗的新聞記者這樣離開一家她工作近十年的傳播機構,而且還是大掃除式把個人物品塞在紙箱打包送走的掃地出門,到底是李慧玲做了什麼事得回這樣的對待,商業電台的答案將是寒流下香港社會等待的大事。李慧玲則把矛頭指向梁振英政府,指控政府打壓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梁振英當天晚上回應的第一部分很值得細味,從語言表達來說偏向佶屈聱牙,「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在任何時候提過關於李慧玲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這句話其實可以很簡單一句說完:「我沒有干擾李慧玲的工作」,可是梁振英說了一大段話,「從來沒有」到「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可謂集政治修辭及語言符號大乘。對一介受眾來說,梁振英想說的是什麼、他有沒有具體干擾或介入李慧玲在商台的工作、他的「沒有提過」是代表什麼,受眾不可能一下子馬上弄清;就像我等之輩,到今天仍然搞不清到底梁振英及特區政府在李慧玲解僱事件中有沒有角色。李慧玲的「鬥長命論」很能表達新聞記者的戰意和鬥志,我想到同樣也是越戰年代的真實紀錄——一九七四年,美國在越南兵敗如山倒,尼克遜被指與水門竊聽醜聞有涉,美國所有記者都在追這宗新聞,《華盛頓郵報》因為有消息人士「深喉」,加上兩個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鍥而不捨窮追猛打,尼克遜很不爽,老覺得傳媒整他。但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寫明有言論自由,尼克遜縱然如何不悅,如何愛搞秘密外交內政,如何有所謂「沉默的大多數」撐腰,都不得不見記者。事隔四十年,原來當年尼克遜最恨的記者不是伍德沃德或伯恩斯坦,而是哥倫比亞電視台(CBS)駐白宮記者丹拉瑟(Dan Rather)。哥倫比亞電視台是美國新聞行業的著名自由派,對共和黨和右派從不饒,丹拉瑟駐白宮後,尼克遜辦公室認為丹拉瑟針對總統,認定丹拉瑟有「偏見」。哥倫比亞電台記者丹拉瑟(Dan Rather,左站立者)反詰總統尼克遜(右站立者)一幕。(網上圖片)  美國:記者反詰總統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遜在得州有活動,丹拉瑟作為駐白宮記者當然隨之南下採訪。當晚有總統記者會,到了丹拉瑟發問,只說了一句「總統先生,哥倫比亞電台,丹拉瑟」,尼克遜當即接着說「你在搞什麼?」(Are you running for something?)。這句話出自一國之尊的總統之口,在全國電視觀眾面前是很重的話,丹拉瑟半步不讓,「沒有,總統先生,是你在搞鬼嗎?」(No, sir, Mr. President. Are you?)尼克遜一怔,丹拉瑟隨即問了一個令尼克遜難堪透頂的問題:「為什麼總統沒有與調查水門案的大陪審團合作?」當時水門案已到後段,矛頭方向若隱若現,社會上認為尼克遜很可能對竊聽事前知悉,大陪審團的功能在於可以傳召任何人包括總統調查,但尼克遜一直拖延。與丹拉瑟火併前幾個月,尼克遜要求司法部長理查森革除調查此案的檢察官考克斯,理查森不允,馬上呈辭;尼克遜要副司法部長盧卡柯斯革除考克斯,盧卡柯斯不肯,也當場辭職。因此,尼克遜一直心裏有鬼,覺得丹拉瑟這次要找他的碴。記者會以火爆收場,多年之後,幾部關於尼克遜的傳記提到,尼克遜回到辦公室火冒三千,覺得丹拉瑟專門針對他。其後公開的白宮談話紀錄顯示,尼克遜對哥倫比亞電視台和丹拉瑟恨之入骨,慨以「狗娘養」(son of bi××h)稱呼,還說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講過不要理會哥倫比亞電視台「那幫狗娘養」。有次丹拉瑟問白宮新聞秘書一些關於尼克遜演辭的事,尼克遜忽然大發雷霆說,Rather’s son of bi××h. Don’t ever see him. Don’t ever, ever, ever see him. I can assure you, because he will cut you up. I would not say anything at all. Cut him off totally.(拉瑟真狗娘養的。不要瞧他。千萬千萬千萬不要瞧他。我敢擔保,因為他會幹掉你。我一句都不會講,不要理他。)美國社會當時有些反對派也很恨丹拉瑟,幾年後他在街頭無故遭人毆打,事件從沒水落石出。事件主人翁之的尼克遜一九七四年八月下台,一九九四年去世,墓木已拱多年;另一主角丹拉瑟至今仍是記者,今年八十二歲了,前幾年離開哥倫比亞電視台,目下依然活躍在新聞前線,在一家有線電視台主持新聞雜誌節目,老馬還有火。日本:《朝日》質問安倍晉三與政府第一號人物對着幹不是美國傳媒的專利,這個月,日本《朝日新聞》也對上了首相安倍晉三。二月五日,安倍晉三在國會發言,指名道姓說《朝日新聞》的經營方針是推翻政府,「新聞報社應該有自己明確的主張和立場,應該強烈譴責那些危害日本國家利益的人及言論」。《朝日新聞》回應並無此事,但引以一名國會議員早前的講話——「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的基本方針是積極和平主義」回敬安倍晉三。《朝日新聞》是日本自由派第一大報,擁護和平憲法,雖然銷量不及《讀賣新聞》,然而在知識分子當中影響力巨大,社會良心堪稱日本一,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便是《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採訪後刊登,震動戰後的日本心靈。安倍晉三咬着《朝日新聞》不放,有一種說法是執政自民黨恃着逾千萬銷量《讀賣新聞》撐腰,這種說法我覺得以偏概全。因為就在安倍晉三狠批《朝日新聞》前幾天,我就在《讀賣新聞》讀過它的一篇文章,批評新任日本廣播協會會長籾井勝人「哪個國家都有慰安婦」的說法。籾井勝人是安倍晉三安插在日本廣播協會的心腹,政治姿勢極重,這番「慰安婦」的講話當係事出有因,傳媒表態批判當是必然,但與《朝日新聞》摃上安倍晉三不同,《朝日新聞》是日本自由派最後一座堡壘,儘管有人說日本共產黨《赤旗報》也是擁護和平憲法,但銷量及影響力相差太遠。這場一報對一黨的鬥爭,報紙屹立扶桑已逾百年,安倍任期再長,也不可能長過《朝日新聞》,這是日本社會的看法。 台灣:聯合報拼上李登輝官方與傳媒的相搏,具體發展到呼籲人們不要閱讀報刊的事情發生在台灣。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北京對傳媒說,中共會不惜一切反對台灣獨立,翌日台灣十多家傳媒刊登。十一月十一日,總統李登輝以國民黨主席身分主持中常委會議,公開表示「某某報的記者回來寫了一篇可怕的報道,恫嚇了我們的老百姓」。人人都知道李登輝說的「某某報」,便是統派立場的《聯合報》。幾天之後,李登輝對台獨大老講話,「我已不看那個報紙了,你們還看嗎?」跟着便是一場人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的「不看聯合報」運動,退回訂報有之,燒《聯合報》有之,呼籲企業停刊廣告有之。事過境遷二十年,李登輝風燭殘年,《聯合報》天天出報,月旦時事,批評政局。然而在這時空轉逝之間,歷史的確殘酷得令人莞爾,當年有份推動「停訂聯合報」的變成台灣最大的統派,當年從航機上撤下《聯合報》的企業如今儼如兩岸交流的擁護者。一人一政時日有限,新聞表面上只有二十四小時壽命,卻在歷史長河裏永久長青。這不是宿命,而是必然。寫到這裏,不能不提前面所說的哥倫比亞電視台。這幾年香港很作興把一些人或一些做法喚作「麥卡錫主義」。這是對事物看法,尺度不同看法各異,別人難以置喙。可是,要提麥卡錫主義,就必須全部都說不能缺漏,麥卡錫主義是把美國推到危險邊緣的白色恐怖,但倘是只說麥卡錫主義緣何而來卻不說麥卡錫主義緣何而走,是稍欠全面。製作《參議員麥卡錫報道》的哥倫比亞電視台記者莫羅(Ed Murrow)。(網上圖片) 麥卡錫主義的重要部分趕走麥卡錫主義的不是刀槍劍戟也不是蘇共中共,而是美國新聞記者,那是尼克遜和胡佛口中所言的「狗娘養」哥倫比亞電視台。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哥倫比亞電視台記者莫羅(Ed Murrow)和他的同事製作了一個電視節目《參議員麥卡錫報道》,由於電視台的限制,莫羅和他的同事要自掏腰包刊登廣告,告訴美國人民有這個節目。那天夜裏,電視上的莫羅以麥卡錫自己的說話質詰麥卡錫,這個胖胖的參議員無以回應。翌日,信件電報電話如雪花飄到電視台,支持和反對的比率是十五比一。維基百科在敘述這事件時說,莫羅的節目,就算不是主力打垮麥卡錫,至少也在擊潰麥卡錫當中出力甚大(contributing, if not leading, to the political downfall of Senator Joseph McCarthy)。現代社會,記者普遍有着西方古典自由主義「不信」的特質。古典自由主義要旨在於不信神權,不信君權,不信天命,這和今天的傳媒一樣,不會輕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政客的片言隻語。現實裏這是很困難的一回事,尤其是在一個迹近萬馬齊瘖的地方、特別在一個愈發講究和諧的地區。不過,回首前塵,卻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人性光輝在黑暗時代發光發熱,最終擊潰貪婪腐敗迷信迂腐,成為十六世紀初啟蒙年代人心大振的根本,更是二十世紀把總統首相拉下的核心價值。歷史會否重複無人可知,但在歷史門檻前的一刻,沒有古典自由主義的質問以及光熱,就決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文 × 安裕編輯 馮少榮fb﹕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7日) 安裕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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