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執總姜國元,就沒有作家安裕

上回在《星期日生活》開了一個不小的天窗,以面積計,應該是《明報》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多得編輯的排版,和白雙全的重組,原來天窗的中間,有一顆十字星,好像有緊急救援的意味,也不脫宗教性的延伸。很出奇,當天的天窗,並沒有「編者按」,想必是代執總梁享南上任在即,管理層以不變應萬變。這次炒姜危機,算是暫時安頓下來,以現時來看,新執總到任,應可穩定軍心。世界變得太快,市民的眼球,很快被別的事情所吸引。這一次炒姜事件,管理層的解釋是因為報業紙媒的前景嚴峻,裁員是為了減省開支。《明報》的母公司,世界華文媒體(0685)是香港上市的公司,每年要向投資者公布業績,財務的資料可以在港交所的披露易網站找到。世華的總資產3.73億,總負債1.80億,資產淨值1.93億元,算是健康的資債比例。集團的除稅後盈利年報,從2012到2015年,分別是6434萬、5797萬、4927萬、3109萬,按年倒退從9個百分點,增至36個百分點,情况不錯不是太樂觀,可是還未到嚴重虧損的地步。我是報業外行人,不清楚執總的新酬應值多少,不過應該怎也不能跟一個位大企業的行政總裁或司局長的數百萬年薪比擬,要不是無冕皇帝這一行,就會有很多年輕人搶着入行。面對電子傳媒的挑戰,紙媒受到威脅,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是否要急於炒一個年薪一百幾十萬的執總,集團的盈利就可能以千萬計地翻倍回升,這個問題,相信不用讀過工商管理碩士的讀者,也能回答。况且,炒了執總,現在補回一個,一來一回究竟可省多少錢,省下的這個錢,究竟可不可以令集團的盈利回升(不至於說起死回生吧),一個有正常智力的人,也可以回答。有沒有可能跟姜跟各員工坐下來,商議集體減薪,以補回新舊執總的年薪差額,這個就是考驗管理層危機管理及公關的能力。想說的是,這次炒姜的經濟誘因,從常理推測,是很少的很少的。現在紙媒生態佔領運動之後,以華文的紙媒來說,有幾多張中文報紙可以看,真是兩隻手指可以數得晒。不論社論立場,基本的事實報道,是最底線的要求,現在也沒有幾張報紙可以辦到。面對行業的轉型而帶來的經濟動盪,也不光是《明報》特有的,銷量冠軍的報紙也要面對。而且雨傘運動之後,社會嚴重歸邊,流失中間偏右的讀者,也是正常的事。報紙的市場定位,來自視野、公信力和報格,歷史證明,沒有獨特視野的紙媒,人云亦云,面目模糊,只會滅亡得更快。一雞死一雞鳴,新近也有紙媒誕生,為的是一張紙媒的記者證,為電子媒體的市場打拼。近年創業版上市的瘋炒,且殼股賣殼成風,引起了港交所的注意,推出新的指引,增加殼股上市的難度,來打擊賣殼的風氣。殼股出現的誘引,來自供求,大量的需求,來自國內,因為在內地,要上版難度更高。另一誘因,是法制的問題,萬一大股東要負刑責,在一國兩制下,兩地對資產的處理也有所不同,對比周正毅和黃光裕的命運,就明白為什麼一殼難求。新上市公司,分別有半年及一年的大股東股票禁售期及公司禁賣期,殼股上市一年後,財技的運作便開始,東主要為賣殼作準備,要一步步的把公司的資產賣走清肉,方可把有上市地位的空殼賣給買家,這是經濟上的處理。不止一次傳出,有大腕要買《明報》,而傳媒機構,當然不可能把日常用以作業務營運的資產賣走,如果買家的動機,是要把人民的喉舌,變成建制的喉舌,那麼要清的,就不是經濟上的肉,而是政治上、精神上的肉。這次炒姜風雲,如果經濟的誘因是這樣的微不足道,那麼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有另一番的遐想了。前線記者挺住數年前,有新的管理層入主《明報》,可見社論的立場愈趨保守及建制,可幸的是,前線的記者,在編採的方針上,大致上是挺住了;總編在鯉景灣被斬,前線的記者,在報紙的路向上,基本上還是挺住了;這次不明不白的炒姜風波,紛擾一番,前線的記者,在局面上還是挺住了。有些事情,不以管理者的意志為依歸,立志當記者的,而且還是在這樣的媒體當記者,怎樣說也有點風骨。萬眾一心,當權者也不可任意妄為。最起碼,在正常的情况下,專欄作家還是可以暢作欲言的。不記得什麼時候,星期天翻開《明報》,就被安裕的文章吸引過去,從他的文章推算,他應是60後,在70年代渡過青葱歲月,80年代成長的中生代,他說作為泳手的苦樂,不無人生的抉擇的苦澀;他說的乒乓球外交和莊則棟,是共同成長一代的集體回憶,話及容國團,也是一貫的人文關懷;他熟悉左派傳媒的運作,對美國近半世紀的政治歷史了然於心,想必是傳媒中人,礙於身分不得不隱姓埋名。曾有衝動,想問編輯小姐,誰是安裕,不過明白到保護作者的身分,是編輯的天職,所以念頭就此打住。沒想到安裕身分揭露之時,竟是他被炒之日。沒有安裕的《星期日生活》,可以說得上是寡薄,好像缺乏了什麼似的。姜在這樣的情况之下離去,甘不甘心再為《明報》供稿,《明報》會不會刊登他的文章,是兩大疑問。《明報》解僱姜國元,表面上是報紙的內部行政決定,與姜作為專欄作家安裕無關,但事實上是同時解僱了專欄作家安裕。而安裕的文章、立場、篇幅,在當今的報紙雜誌,也鮮有刊登的可能,所以他的作品,基本也可以說,是從大眾媒體上絕迹了。沒有執總姜國元,就沒有作家安裕。希望我只是過慮。今日香港,自由及言論的空間不斷收窄,這樣的困局,基本上是看不到前景和出路的。我們能夠做的,就只是守住每一條底線。當底線能夠守住,歷史的缺口就會往不知的方向裂開。向《明報》所有的記者,為守住底線而致敬。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6月12日)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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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炒姜事件看新聞管理

上月《明報》突然表示因財政問題解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員工認為原因不明不白,引來社會各方關注,有些專欄作家「開天窗」抗議,又有團體發起在明報門前集會,明報工會更考慮罷工。上周管理層開始釋出善意,邀請前資深員工梁享南出任代執行總編輯,雙方有意願化解危機。最近我和陳淑薇編輯的新書《領導的藝術:新聞老總談管理》剛出版,此書源於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新聞教育基金、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國際記者聯會舉辦的一些研討會,有很多老總級人馬分享了他們的管理經驗和智慧,其中內容對「炒姜事件」可以有5點啟示。應「領導」而非「管理」員工第一點啓示是管理和領導的分別。邱曉文指出,新聞人不喜歡被管理,所以主管應該去「領導」而不是去「管理」員工。「管理」是技術性的,管理者置身事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處於對立,後者被前者擺佈。「領導」則是一種藝術,領導者和被領導者都是事物內部平等的元素,兩者目標一致。邱曉文認為管理是媒體經營的必要之惡,而且傳媒非常特殊,因為傳媒人要有自由和獨立思考,這和管理格格不入。陳景祥認為,領導是指帶領一伙人做出比期望還要高的成績。領導者要有遠見,能夠洞察公司的前景如何,然後要有人負責和執行。領袖的特質是有遠見和有行動,而有遠見但無行動的是夢想者,有行動卻無遠見的是實務者。嘗試了解衝突 化解誤會第二點啓示是老闆和員工應如何相處。盧永雄表示,多些從老闆的角度看事情,不等於是認同老闆的看法,但要懂得老闆的思考方式,爭取妥協雙贏。員工只想打工賺錢,同時追尋理想做好新聞;但老闆冒風險做生意,始終要求賺錢這個目標,員工可能沒太理會。這是傳媒行業永恆的錯配。第三點啓示是怎樣溝通及建立團隊。人們常以為領導一般都是要操縱和改變別人,作出許多改動,但陳景祥認為領導者能和人溝通是最重要的。陳淑薇說大家要懂得易地而處,做起事來一定會更好,對彼此的體諒也會更多。我們要嘗試了解兩邊的矛盾衝突,嘗試化解誤會。所有從事管理的人都需要有團隊精神。陳早標談及建立團隊的3個難題,包括時間不足、人才不足和資源不足,並提出解決之道。李月蓮指出,世界趨勢是邁向知識社會,傳媒高層不要把作為知識工作者的記者視為下屬,應視他們為工作伙伴,就如交響樂團的指揮和樂師一樣,大家各有職能。網絡世代興起,如何管理年輕人也是個重要議題。他們有其特點,管理者要激發他們的熱誠,欣賞和鼓動他們,要能將心比己,欣賞他們的優點。不斷求變 才能適者生存第四點啓示是如何面對危機及作出改變。在逆境中求存,關偉深有體會。他指出香港傳媒要不斷求變,才能適者生存。當時他在亞視工作,老闆會不斷地提醒大家是在逆境之中,要經常警惕自己和有危機感。壓力可轉化成動力,使大家不斷產生新構思。我和新聞業友好曾經參觀很多美國和歐洲的新聞機構,看到外地媒體近年的12個新趨勢,涉及改變內部運作、重組架構、設立新部組、改變思路、轉移重點、與其他機構合作競爭等。新聞界要配合科技的變化和受眾的需要,要時常在變。單志民和趙燕萍也看到媒體數碼化帶來的巨變。新聞工作者都要能夠寫文、拍片、出鏡、配音、在網上編輯搜尋。大家天天在鬥快、鬥準、鬥深入,還要努力為公司增值,開發新產品。求同存異建互信 走向雙贏第五點啓示是危機發生後,如何檢討及解決問題。有關今次事件,明報管理層及員工應該把握契機,盡量減低事情的不良影響之外,並發揮正面思考,在烏雲中找到一點亮麗的銀邊。其實大家的共同願望是把明報辦好,這個願景有利於公司、讀者和社會。重要的是員工和管理層能夠找到共同點,求同存異,建立互信,走向雙贏。雙方應該多找機會真誠討論,一起解決現有及以往累積下來的問題。長遠而言,明報可以邀請讀者、作者及其他相關人士集思廣益,一起探討並重新確認辦報的核心價值。除了公開表示「編採方針保持不變」之外,或許更可因應時勢在執行方面作出修訂改良,令明報辦得更符合大家的理想。總括來說,希望新聞界的高層不單止是管理員工,還要懂得領導。傳媒高層可以更善待員工,記者也要多明白老闆的心態和困難。大家能夠經常溝通,建立有效團隊,應付內部及外部出現的各種問題,及作出適當反應改變。當出現危機後,要迅速檢討及解決問題,力求達到「烏雲銀邊化」的效果。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5月12日) 新聞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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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降溫的勇氣與智慧——向明報職工協會學習

自從《明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被解僱後,明報職工協會發動了各種抗議行動。近日,高層終於「還招」。他們一方面堅決不撤回解僱姜國元的決定,但同時又請了一位被視為有「江湖地位」的人上任代執行總編輯、承認與員工溝通有待改善,而鍾天祥亦就解僱姜國元的處理手法致歉(但他的誠意就被姜國元質疑)。面對高層的招數,工會有兩個選擇:他們可以堅持要高層撤回「炒姜」的決定,把措辭及工業行動升級;或他們可以一方面繼續堅持表述其立場,但另一方面把事件降溫,然後靜觀其變。在某程度上,行動升級會是一個較容易的選擇。在人情上,如果現在降溫的確會有種「離棄」了姜國元的感覺。在氣勢上,如果能趁有部分員工還在「戰鬥」狀態而把行動升級,工會就能向一些在近期不斷批評工會軟弱的人有個交代。但工會選擇了我上述的第二條道路。這個決定看來是困難的,因為無論是在內或在外,工會就這個決定一定會被千夫所指。他們會被視為放棄了姜國元,他們會被視為軟弱,他們會被視為「投降派」。縱使這一切,我個人仍完全支持工會的決定。首先,從一個企業管理的角度,如果高層在姜國元被解僱後不很快就撤回決定,然後找人做代罪羔羊(在那情形下,這人應該會是鍾天祥),這表示高層已決定無論對錯都不惜一切地堅持解僱姜國元的決定。所以,事到如今,無論明報員工怎樣做,高層都不會在現階段考慮重聘姜國元。第二,因為各方輿論壓力及工會的努力,明報高層在今次風波上已被迫在某程度上承認工會的地位。當然,高層在這方面究竟有幾多誠意有待時間求證,而現階段大家對他們這個姿態及他們那些不具體的所謂「承諾」存疑亦是合理的;但有了今次的先例,下次再有新聞自由風波時(大家不是天真到覺得以後不會發生吧),高層亦較難不理會工會的訴求及行動。第三,就着高層決定聘請一位被視為有「江湖地位」的人為代執行總編輯,如果工會繼續「鬥」下去,「對人不對事」的罪名就會由高層轉移到工會那邊。第四而又是最重要的,就是基於以上各種因素,如果工會真的是把事件升級,這就會給高層大條道理去「反面」。到時他們會較容易抹黑工會及員工為不合理,因而強硬地拒絕與工會溝通及採取「換血」措施。到時,明報不單會失去一群在工作上願意捍衛新聞自由的員工(而被一群未必有同樣堅持的代替),而工業運動的失敗亦會大挫工會、員工力量,使他們抗議將來陸續有來的新聞自由受踐踏事件的能力大減,甚至被消滅。懂停一停 為未來抗爭作準備遇到不明不白的不義,要堅持到底地抗爭是人之常情,而有時這堅持亦無可避免。但面對着一個複雜的形勢,工會能在面對千夫所指情况下仍懂得停一停,靜觀其變,為未來的抗爭作準備,這才是有勇氣、有智慧的選擇。與其責罵工會軟弱,政圈、公民社會與公眾人士反而應該從這事向工會學習。(作者按:以上只代表筆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作者是執業律師原文載於2016年5月11日《明報》觀點版 明報 工會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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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的傷疤

先是《明報》突然深宵炒姜,然後新聞界有「夠薑集會」,最新發展是由阿梁代了阿姜。事情發展至此,炒姜事件在新聞版面引起的躁動,大概會告一段落,應該不會再有作者針對今次調動開天窗,而傳說中的罷看、罷買和工業行動也不會付諸實行。對老闆和管理層而言,應編輯部要求聘請梁享南,再附加鍾天祥一句「非常馬虎、沒有誠意」的道歉(姜國元語),算是危機處理了。但老闆危機處理了,《明報》危機還沒有過。為什麼炒姜國元?這個核心問題,管理層始終沒有提出具說服力的答案。節省資源炒了姜國元,卻請一個比姜國元更資深的人代替姜,這樣的節省資源可以慳幾多?所謂的節省資源,藉口矣。由炒姜消息傳出第一刻開始,外界就視之為政治事件。姜國元作為過去兩年《明報》編採的第一把手,他突然被開刀,除了是他處理新聞的手法「惹禍」,旁人看不到有第二個原因。事實上,細心的讀者應該會看得出,《明報》社評和《明報》新聞處理的分別。直至今日,仍無任何資料可以改變外界對炒姜事件的上述看法。梁享南和姜國元既是好朋友,在工作也合作無間。在我眼中,他們對新聞的處理不會有太大分別。按道理,如果管理層不可以接受阿姜,為什麼竟然又可以接受阿梁?唯一解釋,是在輿論壓力下的權宜之計。請《明報》的讀者繼續監察《明報》吧!如果《明報》編採方針和過去兩年沒有分別,梁享南絕不比姜國元安全;如果有分別,《明報》讀者就不必留戀了……危機處理了,但其實每一次危機,都是一道傷痕,有疤的。原文載於2016年5月10日《明報》副刊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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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炒姜事件如此結局?

炒姜事件有峰迴路轉發展,《明報》宣布委任梁享南回巢當代執行總編輯,並承諾本財政年度若有重大削減開支或裁員,與工會商討。總編鍾天祥亦就辭退姜國元一事,表示「若有不妥,謹表歉意」。工會認為《明報》有誠意,事件到此告一段落。我在《明報》副刊和梁享南共事過,他為人低調、樸實和勤懇,是典型明報人,也是很好的聆聽者。他是前總編輯張健波愛將,和執總馮成章,當年被稱三核心。他本處於半退休狀態,在《信報》幾個月,便以不習慣辭工,寧願過閒雲野鶴的生活。他是古董表收藏家,近年在深水埗後巷租了一小舖位賣表,幾年下來,賣了兩成收藏,可見他藏表頗豐。梁享南和姜國元關係密切。姜被炒翌日,第一個要約午膳吐苦水的,就是他。絕少具名撰文的梁享南罕有地執筆,題為「張曉卿真的知道誰是姜國元嗎?」,認為張曉卿誤信讒言,力撐姜國元。《明報》以梁替姜,可平息同事的情緒;二來,阿梁接近半退休狀態,聲明做到明年八月六十歲便退下來,令《明報》安心這是過渡安排,不妨礙他們整體部署。對《明報》工會來說,炒姜事件是進退維谷之燙手山芋。大眾對阿姜很陌生,阿姜一直拒絕現身交代,令事件欠缺受害人,難以炒起。政客鼓動工會把事情鬧大,但工會手上的最大王牌,就是罷工。值此傳媒界寒冬,罷工隨時會掉飯碗,同事態度分歧。《明報》走梁享南這步棋,讓工會有一漂亮的下台階。最關鍵是,《明報》盡快令事件止血,不讓事件被政客炒作,或被敵報削弱《明報》,擾亂軍心。勞資雙方都舒了一口氣。原文載於2016年5月7日《明報》副刊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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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晉董狐筆

《明報》的靈魂人物安裕,被突然解僱,固然荒謬;但報社管理層提供的交代,以及其後的明報在專欄作家開的天窗外加的編按「窗框」,更是此地無銀,欲蓋彌彰,無力可笑。黃某只有脖子硬,卻沒有尊子以點作畫的才氣,唯有長書千字文的煩氣。上星期開天窗後,今日願加入諸位賢達的行列,緊握筆桿子,以明報守護明報,在明報對抗明報。至關重要的第四權記者是個崇高神聖的專業。我們醫生照顧的,是個人的健康;但記者救治的,卻是一整個社會的生命。而傳媒生態就如一個社會的心跳速率,是重要的生命表徵。第四權的茁壯、多元和獨立,往往代表一個城市的健康。可是現下香港,北風凜凜,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傳媒審查和打壓無日無之。是以香港的新聞自由每况愈下。無國界記者公布本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在全球國家及地區之中排第69,依然處於低位。無國界記者認為中國資本入侵港媒趨勢令人極端憂慮。而根據最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日前發布的結果,反映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續年下跌,而當中巿民的滿意淨值更下跌至13%,創1997年9月調查開始以來的新低。香港社會近年的健康優劣,不言而喻。當權者無視社會的基本價值,一味揣摩上意,追求表面的和諧,固然絕非香港之福。而事實上,對於專權政府來說,整頓社會,必先整頓中產;整頓中產階層,會從不同的專業進行統戰。整頓專業界別,自然會向那些「不聽話」的專業開刀,如法律、醫療、教育、傳媒等。而整頓香港傳媒,自然是先從中文紙媒的翹楚——明報——着手了。面對如此北風,港人自當莊敬自強,迎風而立。可幸,自從安裕被炒,可敬的明報報人為我們作了很好的示範。他們的腰板挺得更直了。他們就是要讓我們閉嘴事情發生以後,他們當面質問總編鍾天祥「如果公司要節流,你係姜生(姜國元)上司,點解唔係你走而係姜生走?」對於此事,連日以來明報記者更是如實報道,篇篇到肉,毫不忌諱。須知道,裁減一個安裕,只是他們的手段;毁掉一張明報,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就是要讓寒蟬效應蔓延報社,以至整個傳媒行業,最終讓港人都人人自危,然後閉嘴專心賺錢。他們就是要讓我們閉嘴,難道我們就乖乖閉嘴了?不。明報的前線員工示範了,港人面對極權應有的正確態度。就如劉進圖先生所說的「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他們無懼寒流,恪守專業,好一群鐵骨錚錚的新聞工作者。抗爭就是堅持日常不少人建議明報記者們罷工,筆者有所保留。所有認為罷工能夠成為更大的談判籌碼的說法,都是基於一個假設:他們在乎明報。而明顯地,對於明報的生死,他們根本不屑一顧,甚至是除之而後快。他們恨不得,所有的記者都無限期罷工,甚至集體辭職,然後明報就關門大吉了。或者甚至更壞的情况是,他們乾脆吸納新一批根正苗紅的記者寫手,為明報換血,改造成為另一張《大公報》、《文匯報》。所以,既然他們的目的是要破壞,我們努力的方向就應該是堅持,而不是放棄。就像明報員工現在做的,堅持原來每日在做的事:說真話。堅持說真話,然後他們就會發現:原來香港的報人都不是寒蟬,任你如何解僱打壓,報人還是會昂首挺胸,做好每一篇報道、每一頁報紙。然後那一天,他們會放棄對媒體進行操控,那麼抗爭才算成功了。是的,是很不容易的一條路。但面對日益荒誕的社會,香港人如選擇身土不二,挺身面對,本來就是一條艱難的道路。你想容易嗎?移民逃跑最容易了。以明報守護明報筆者不贊成明報的報人罷工。但無論如何,就像當日港大校委風波裏,社會討論同學應否罷課一樣,筆者始終認為我們作為外人應當尊重明報人的集體決定,並全力支持。因為他們愈想砍掉明報這棵大樹,我們就應當更努力的保護她,讓她茁壯生長,迸發新枝。明報是你的私營企業沒錯,但香港是我們所有人的香港。你敢在我們的香港撒野,我們就敢在你的報紙反擊。放馬過來吧。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5月6日)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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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執的讀者

家父是《明報》長期讀者,小時候經過報紙檔,我總有個任務,買兩份報紙《明報》和《成報》,報業百花齊放已近水尾,依稀記得尚有《星島晚報》。後來,用來墊枱吃飯的報紙就是《明報》,另一份沒再買了。爸爸愛讀格仔版,小學豆丁的我,見字海當然卻步;中學訂《明報》,開始閱報,尤愛世紀和時代專欄。念理科高考失敗,棄理投文,大學愛上電影文學,到牛棚書展幫手,第一次投稿《明報》,是星期日生活書版,介紹牛棚書展也說政府對牛棚保育的窠臼。偶爾投稿自由談。沒想過後來成為日月人。日月彷彿有種力量,同事動輒一做十年或更久,人家問,做了咁耐,何不轉工換個環境?每次我都下意識答,鍾意這份工,無計,喜歡這間報館自由而認真的氛圍。每天上班都在長知識,開眼界,好些價值無形中植根。辦公室政治,至少在我們小薯之間,聞所未聞。平日一班好像春田花花幼稚園的「同學」,工作趕之餘更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夠鐘冲版,趕急後,一陣懸心吊膽,怕出錯,我們出錯不能迴避,要更正,沒特事特辦這回事。這樣的工作留得住人,除了對新聞工作有份期許外,還有可貴的人情味。這段低氣壓期,日月舊生送橙湯水打氣。跟舊同事聊,她因炒姜一事哭了幾回,兩日寫不到書,離開日月兩年多,仍頓覺失去庇蔭。那是難以言說的感情。明報最重要的資產是員工,編採角度奠定了報格,員工不計成本OT寫稿,還要冒險偵查,而記者的權力不及警察般大,亦試過遭警察打傷。手足賣命做古仔,換來的「回報」,竟是上面一隻手向下面的員工「打個稀巴爛」,讀者絕情全因報格,別當讀者傻,明眼人見有字又怎算是天窗,哪門子的言論自由。我們意志還強,不平則鳴,發揮傳媒應有的精神。在風雨飄搖的香港,作為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更要守住這一關,而我們更需要讀者監察傳媒的新聞自由,一起把關。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6日)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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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員工加油

自從1997年離開明報編輯部,便再沒坐過118號隧道巴士。這輛由深水埗至小西灣的巴士,是明報員工的命脈,在臉書常看到在明報工作的學生咒罵它不準時、壞車等等。周一參與在明報大廈門前舉行的「夠薑集會」,再次踏上這輛巴士,闊別二十年,仍然覺得它飛一樣快,由紅隧到明報,也不過廿來分鐘。本來位處「天腳底」的明報大廈,也轉眼就到了。在集會上,一位明報讀者問我是否記得他,我抱歉說記不起,他說我二十年前訪問過他。那時我在副刊工作,負責專題版,偶爾會替健康版、旅遊版,甚至愛情版寫稿。我離開前是助理採訪主任,基本上像女媧,常常要煉石補天,哪裡缺稿,我便要填。那年頭的明報比較平淡,不像今天經常爆出獨家大新聞,像最近連環出擊的「巴拿馬文件」,便叫人擊節讚賞。早前我曾問過,怎麼巴拿馬文件在國際鬧得沸沸揚揚,香港記者卻缺席?當時跟明報朋友打聽,他只說了一句:「明報不會叫你失望。」炒姜之後,外面有股強大聲音,批評明報員工懦弱,做不出轟轟烈烈的工業行動,抗議一輪後,又伏案繼續寫稿。我知道記者群中也有很大的情緒,罷工的呼聲不小。但工業行動必要仔細部署,衡量每一步的目標如何,估計管理層的反應,作出最壞打算。有個文匯報前行家告訴我,六四屠城後,總編輯李子誦在社論一欄只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字,然後本地編採人員陸續離開。管理層為填補空缺,聘請了大批內地記者,編輯部再無異見。所以,離開容易,但留下來寸土必爭,做好新聞,也是很重要的。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6日)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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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的底線,一步都不能退

這個春天,香港的新聞界再一次過得不太平安——明報執行總編姜國元(安裕)於明報刊登巴拿馬文件的消息後,即突然被辭退,令人再一次憂慮香港新聞編採,到底尚餘自由幾許;而不少人也形容這是香港新聞界的寒冬;不過事實上,近二十年來,香港的新聞界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寒冬」——名嘴相繼被封咪、劉進圖遇襲、報導七警打人案的編輯被降職、書商離奇以自己方式離境到中國、到今天的安裕事件——還有政府漸漸以「吹水會」甚至「博客」取代記招發佈消息,以及查冊需申報目的等等等等。新聞界的寒冬,一個比一個嚴峻。聯合國將每年的5月3日訂為世界新聞自由日 (World Press Freedom Day),目的是希望提升民眾對新聞自由的關注和意識。新聞自由,正正就是表達自由的展現;不論是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抑或《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都訂明每一個人均享有表達自由,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亦包括語言、文字、出版、藝術或自己選擇的形式等去進行;新聞自由,既是記者和編輯享有的傳遞消息的自由,亦是民眾享有的接受和尋求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因此,捍衛新聞自由,其實與每一個人均息息相關。只是,不少國家政府,似乎均對新聞自由視為洪水猛獸,而以粗暴的方式箝制;例如在埃及,攝影記者Shawkan就因拍下埃及政府粗暴對待和平示威者的一幕而被拘禁,至今已被扣留超過兩年,被控告一連串罪名,更要面對不公平的審訊。而亞洲地區的泰國,雜誌編輯Somyot Prueksakasemsuk就因刊出兩篇被認為是侮辱泰國皇室的文章而被判囚10年;「2016漫畫和平獎」(2016 Cartooning for Peace Award)得主,馬來西亞漫畫家Zunar以嬉笑怒罵的漫畫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卻多次遭到馬來西亞政府以《煽動罪(Sedition Act)》起訴,更是馬來西亞史上以此罪名遭起訴最多次的人,現時他仍在等候判決,可能被判處長達43年有期徒刑。中國著名傳媒工作者高瑜,亦因報導真相而多次被中國當局控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而遭控告和判刑;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4月,71歲的她被判7年徒刑。縱然面對日益嚴峻的壓力,不少新聞工作者仍然選擇堅守崗位,報導真相;世界各地的記者如是,香港也如是。今天傍晚,人權新聞獎將會舉辦第20屆頒獎典禮——人權新聞獎自1996年起開始,由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外國記者會以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聯合舉辦,希望能鼓勵更多的新聞工作者報導人權相關的新聞;20年來亦樂見不少新聞工作者無懼壓力和種種的難關,而作出出色的新聞報導,深入揭示社會的不公以及箇中的真相。也許有人會說,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新聞自由不算最壞——然而,當新聞和表達自由明明白白地受到侵害都仍然沉默,難道真的要待勇敢道出真相者成了少數,尤如中國、埃及等地的記者般容易受到政權的肆意打壓拘捕的時候,才能去捍衛?新聞自由的底線,應當一步都不能退——在這個新聞自由愈來愈「寒」的世代,我們應當一同捍衛新聞自由,支持報導真相的記者和仍然容許真相獲得報導的媒體;亦讓每一個人,都能繼續行使其表達自由——包括獲得真確資訊的自由。延伸閱讀:人權新聞獎網頁國際特赦組織:Egyptian photojournalist at risk of death penalty國際特赦組織:著名記者高瑜被中國荒謬重判 嚴重打撃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 明報 人權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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