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俘虜全村後,她們到了哪裏  《倖存的女孩》編輯自述 文:陳怡慈

去年的某個時候,我跟前同事、也是出版前輩阿魯米聊到,最近收到一則書訊很心動,是ISIS性奴的故事。當下她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很重要啊,應該出。」所以簽下這書時,我並沒有多想。如果現在問我,我還是會覺得那是重要的議題:一個世界不應該有性奴隸、強暴、不同宗教間的殺戮、暴政,不應該理所當然地認為人有恣意欺凌他人的權利。       但沒想到後來編書時,儘管有親愛的Kate當我的外編,書稿看下來,我還是非常痛苦。明明故事很單純,一個與ISIS不同宗教信仰的村莊被入侵,男人集體槍決、年輕女人成為性奴,在聖戰士間轉賣……以編過的書裡面,它是較為容易的,但看的時候充滿了哭的衝動,就算是現下想寫些心得,心情還是很難過。           封面是當事人,她是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數百名逃出來的倖存者之一。因為她有勇氣說自己的故事,於是有機會來到德國、遇見喬治克魯尼的夫人艾瑪克魯尼,由非常商業化的系統來幫她伸張正義與打官司。要質疑她被美國那套思想操作很容易,可是光環之下,回頭去看她的故事,你還是會看到那是血淚斑斑的痛。         ISIS俘虜全村後,娜迪雅被迫與母親、六個哥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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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天佑牧師:「基督徒」,這名字多美麗啊!

基督徒多認識尼哥德慕這名字,他曾聽耶穌談重生之道,又為耶穌死後安葬事宜預備大量香膏,但聖經只指他是「暗地裏作門徒」(約十九38~40)。在當時,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就算沒遇到逼害,但都多會失去權力,甚至會被趕離所屬社群(約九22)。所以他只能「暗地裏作門徒」。但在香港,因信仰自由的緣故,人人都不怕宣認自己是基督徒。不願公開的,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員」的身分。 在香港參政人士中,不少是基督徒。很奇怪的是,建制人士較多公開宣稱這身分。「是否當官,聽從上帝旨意」、「上帝叫我參選」、「天堂有我的位置,因為我做好事」、「建制派是上帝給多我的政治角色」、「做一個建制派的基督徒,就有如背負着上帝所給予的軛」、「我是基督徒,每一步都遵從自己的信仰」⋯⋯。他們有這麼大的信心,我非常佩服欽敬。 聖經說:「弟兄們,不可彼此詆毀。詆毀弟兄或評斷弟兄的人,就是詆毀律法,評斷律法⋯⋯;立法者和審判者只有一位;他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毀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評斷你的鄰舍!」(雅四11~12)所以我們不應隨便批評人,某某人是真或假基督徒,某某教會是真教會或假教會。 最近閱讀一本有關基督徒看工作的書。書中有這樣幾句:「給人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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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濤:不能曝光的地下黨員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在極大爭議聲中履新,不少人反對她出任副局長的原因就是她過去積極支持洗腦式愛國教育、「普教中」等,以及她的「紅底」,以致她就任後第一次見記者就被問到「是否共產黨員」,蔡若蓮說:「我首先無黨無派,我是一個基督徒,我自己行每一步路,忠於信仰,忠於對教育熱誠。」 基督徒與共產黨員是死敵、不能共容?表面上,共產黨員是無神論者,又或信仰的是共產主義,必須忠於黨領袖,也就不可能同時信奉基督教了,而基督徒也不可敬拜別的神!但在中共歷史中,無數黨員喬裝成各種宗教的教徒,混入教會或寺廟,既監視教友,同時當他們在宗教組織內不斷上位,就替中共進一步控制這些宗教組織,又或收買宗教組織負責人,將他們拉入中共,這樣也可控制各大宗教。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主任包爾漢、三自愛國教會前秘書長李儲文和前副主席趙復三都是秘密黨員,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前主席傅鐵山、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前主席丁光訓等也被指是受命潛伏的中共黨員。 而最著名的潛伏黨員首推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她曾任中共的國家名譽主席,早於1933年已秘密加入中共「母組織」的共產國際,服務共產國際和中共,她去世後被中共官方評價為「偉大的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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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家書】對兒子的二零四七年寄望

阿仔, 有一個名為《評台》的時事評論網站邀請我寫一封公開信給你,不過不是今日的你,而是二零四七年的你。到時的你已經會是年近四十,應該沒有興趣聽我這個「死老嘢」有什麼要對你說了。 不過,你都應該知道,嫲嫲是六十多歲被肺癌奪走的。我的呼吸系統一路都比較弱,使我懷疑會遺傳嫲嫲的病。按照這邏輯,我到二零四七年很有機會已經過世,不能再與你溝通。因此,你可以把這封信看成為我預早遺言之一吧。 我相信,不少同期被《評台》邀請寫這些未來公開信的作者都會以香港二零四七年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大限作為主題。但老實說,我覺得要就一個這樣的議題寫信給你好像有點奇怪。這個奇怪程度絕對不下於一個丈夫在情人節寫信給妻子、寄望她能對一國兩制有貢獻!再者,我根本不知道2047年的你會在哪裏生活,誰知香港的事會否還與你息息相關? 所以,我對二零四七年的你的寄望十分簡單。 我希望二零四七年的你不會活在一個被全球暖化弄到翻天覆地、民不聊生、戰火四起的世界,亦因此希望你能在生活上愛惜這個地球。 我希望二零四七年的你無論是選擇單身、做神父、認定女子或男子為你的伴侶、或有自己的子女,都會一切以愛為先、不會有害人之心,生活上不求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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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這個罪惡世界:甘小二的宗教電影

甘小二的獨立電影作品,是罕有的以中國基督教為核心的宗教電影。他的三部長片,不是宣教事工,而是一個基督徒導演在電影和宗教兩個場域交叠之處誠實的自我探索。這些作品的題旨大異於《沉默》窮究西方宗教嫁接到東方文化的問題,而是一開始便從「中國有這樣的一群基督徒」為既定現實的起點出發,為被人忽視的人和事留下影像的紀錄。要把甘小二的電影定位,比較對象不會是那些有明顯基督教福音信息,帶著既定的「得救見證」公式的宗教宣傳電影,而是歐洲導演英瑪.褒曼、羅拔.布烈遜和羅拔托.羅西里尼那些以影像思索宗教靈性問題的類別。 甘小二的電影可能會使人不安,尤其使基督徒不安,因為其電影的最後「解決」總不是完滿的,而是保留著疑惑的,而那正是誠實的信仰反省的印記。所謂「福音電影」往往有以下的公式:主角因為罪而遭遇困境,然後與神相遇,悔改並得到救贖,從罪與困境中解脫出來。荷里活有不少這樣的電影,劇本與演員俱佳,娛樂與教育並重,某程度上可說是源自基督教文化傳統的一種成年人童話。但中國沒有這傳統,所以中國的基督教敍事是邊緣的。甘小二的電影也描寫活在痛苦和罪惡中的人在基督信仰尋求救贖,卻沒有天真地把宗教視為解藥,因為即使主角成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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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和散那到上帝的沉默

聖週或受難週在教會禮儀年是指復活節前的一週,即從聖枝主日(或棕枝主日,Palm Sunday)到聖週六(Holy Saturday)的一週。聖枝主日是記念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民眾夾道歡迎,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馬可福音》11: 9b, 10;《約翰福音》12: 13b)[1] 聖週六則是十架受難後的第二天,門徒四散逃跑了,耶穌在墳墓裡,墓外有兵丁把守。聖枝主日是歡呼歡慶的節日,耶穌以王者的姿態進耶路撒冷城。聖週六則是上帝的沉默,上帝的兒子安息在墳墓裡。 難道向沉默祈禱? 在聖週反思電影《沉默》(Silence)或會有不同的、更深的體會。《沉默》在網絡上掀起的討論熱潮或會令人感到意外。表面上看來,《沉默》不過是藉耶穌會的兩個葡萄牙神父和他們的老師講述17世紀日本天主教的教難故事,然而,在大師級導演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精湛演繹下,被壓迫、拷問和酷刑掏空的人性令人深感震撼,在長達161分鐘的電影完場後,不少觀眾陷入漫長的沉默和沉思。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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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最沉重的言說

電影《沉默》改篇自日本天主教徒兼著名作家遠藤周作(Shusaku Endo,1923.3.27-1996.9.29)的同名作品。故事一開始已由死寂無情、凌辱傳教士的畫面去震懾觀眾,從而帶出一個吊詭的問題:若上帝是愛,在苦難當中祂何竟對人忍心沉默?!這是一個歷世都不斷有人問的問題;只是,遠藤將這問題推至牆角:當神職人員及教徒都逐一遇難時,上帝祢到底理不理?這世界強權當道,到底公義何在?更甚,祢──到底是否存在? 很明顯《沉默》不是教會傳統的福音電影,它沒有對上帝歌功頌德,沒有叫人目瞪口呆的神蹟;相反,遠藤跟電影導演的取態不同,他曾說主角其實是吉次郎──一個被塑造如猶大的「天生懦弱者」,而不是那些被人景仰的宗教人士。整個故事在愁雲慘霧中開始,也在寂靜無聲中結束──天主教在日本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時代被視為壯大諸侯勢力、對中央集權的政治威脅,以及殖民主義的延伸,1587年日本正式驅逐傳教士,宣布天主教為邪教,並於1596年再次頒布禁教令,造成翌年二十六名天主教徒於長崎殉教,後人以「日本二十六聖人」稱之,就連電影中的主角葡萄牙耶穌會的傳教士洛迪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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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沉默》關於基督宗教的隱喻和人生終極問題

馬田.史高西斯執導的《沉默》,經二十八年籌備而成,改編自日本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的同名小說,在台灣取景,呈現十七世紀葡萄牙傳教士在日本的個人史。影片與無神觀、「神即自然」觀或「神創世後便離開」觀無關,神的沉默不因祂不存在或沒有與世界互動的能力,而在於祂堅持自己的計劃,並讓人看見自由意志掌權的結果,藉此揭示信仰最隱秘的盲點。 與基督的生命重疊和分岔 在導演的敘事下,主角洛迪格斯神父與耶穌的歷程相似,這不單是藉洛迪格斯反思耶穌生平的意義,也是藉兩者的疊置讓觀眾反思個人生命中的普遍問題。影片沒有忠實地把《新約聖經》福音書中的故事複製至一個一千六百年後的角色,而是作了次序和設定上的更改,讓洛迪格斯這不具「神人二性」的凡人角色,更耐人尋味。 故事中,吉次郎身兼「彼得」和「猶大」。他既屢次不承認自己是教徒,並在壓迫下踐踏聖像,又把洛迪格斯出賣給極力反天主教的井上。洛迪格斯尤如耶穌被交到猶太教的宗教領袖,任人宰割。諷刺的是,當他騎馬進長崎時,並不如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般受民眾歡迎,而是受謾罵、厭惡。面對未知的刑罰,他不斷獨自禱告,但沒有像耶穌被捉拿前,在客西馬尼園祈求事情按照天父而不是自己的意思進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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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沉默》的三個問題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在一個基督宗教形象不太好的文化環境中,像《沉默》這樣帶著濃厚基督教色彩的電影,預計對大眾的吸引力會稍為遜色。另一方面,基督徒也不見得會拉隊捧場,因為這戲改編自遠藤周作的原著小說,當中涉及信仰的內容並不全然符合「正統」的教條。當然,對比起導演馬田史高西斯1988年的作品《基督的最後誘惑》,《沉默》應不會像當年那樣引起教會高調的抗議。《沉默》的敘事焦點都集中在男主角洛迪格斯神父的經歷之上,包括他在日本禁教時期尋找恩師費雷拉的種種外部經歷以及其有關「上帝對其受苦的子民沉默」之內心掙扎。這樣高度集中在一個角色上的經驗的描寫手法,需要使觀眾對其有高度的共情。問題是,若觀眾不是信徒,會否難以投入角色的世界去呢?他們會怎樣理解其堅持和掙扎呢?會不會感到他很「無謂」?然而即是使信徒觀看這齣戲,同樣可能面對以下的問題: 《沉默》是一部宣教電影? 《沉默》的故事背景是十七世紀日本全面禁止基督宗教並逼迫教徒的德川幕府時期,改編自真實的神父棄教事件。雖然面對著逼迫,日本仍有持守信仰的地下信徒,也有西方宣教士潛入當地宣教。表面看來,《沉默》是一個耶穌會教士不畏逼迫、憑著信心去異地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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