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崇基:虛偽成風

政治人物偶然戴個假面具,說幾句虛偽話,也許大家早習以為常,視之為行業特質。可是,看到今天中港兩地,政治人物之虛偽成風,不能不令人作嘔之餘,也深惡痛絕。大陸那些被抓貪官,原來平時是反貪英雄,反貪反得咬牙切齒。那些被發現左擁右抱小三無數的貪色之官,平時念念有詞的也是仁義道德。那些愛國愛得情深似海的,原來早將家人越洋安置外國勢力之下,而自己的保險箱內,也藏好至少一本外國護照。香港官場好不了多少。那位經常語氣堅定卻眼神閃爍的特首,在一地兩檢,法律上說服不了一眾法律專家,就罵人精英心態、雙重標準。可是,論精英心態,有誰強得過這位經常將服務政府年資掛在嘴邊的「公務員精英」?論雙重標準,問問這位忽然將愛國教育之歌唱得高聳入雲的「港英餘孽」,都將子女送去哪裏接受教育?那位曾任《建築物條例》上訴審裁團主席,既是大律師工程師,丈夫也是資深工程師,被人發現懷疑知法犯法。管僭建的官員,起樓的工程師,家有僭建竟然裝作無知,這種社會精英,算不算雙重標準?特首還要聲聲維護,讚揚她放棄私人執業,犧牲重大。難怪這位新任律政司長上場就說:「《基本法》智慧在於靈活通變。」掌司法的不堅守法律原則,這不叫靈活變通;當官的不潔身自愛,這不叫犧牲重大;這叫做虛偽,這才是真正的雙重標準。[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PNS_WEB_TC/20180112/s00305/text/151569407424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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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立志行醫的同學:不要成為涼薄離地的醫生

今年中學文憑試放榜,有十一名考生成為狀元。報導指他們當中有七位都表示希望修讀醫科。我相信這條出路也是不少考生的志願。看訪問,其中一位男狀元說他希望做一個對社會負責任的醫生、一個有仁德的醫生。我一生與數理無緣,所以想也沒想過當醫生。攻讀醫學的過程辛酸;每看見身邊朋友或從前的學生排除萬難,最終獲取專業資格,我都替他們覺得格外高興。醫生是一個受社會尊敬的職業,除了尊業知識外,我們都相信醫生通常都有同學提到的「醫德」。這兩天,除了中六放榜新聞外,全城關注的就是屋苑食水含鉛事件。飯有毒,我們可吃麵;油鹽糖有毒我們可以儘量避吃。但當出問題的是食水,你教市民如何避?就像當年的毒奶粉事件一樣,初生嬰兒就只能吃奶維生;奶有毒,他們吃還是不吃?食水含鉛,人心惶惶。我看見婆婆在斥責政府的驗血安排,認為不應限制於孕婦與小童。又有陀著三十一週的孕婦,要帶著兩歲的兒子東奔西走到水車拿食用水;但體力如何透支,都蓋不過心中擔憂孩子健康的那份無奈。也有爸爸帶著幾歲的兒子「撲水」,好讓剛生產的老婆與初生孩子有安全食水飲用;購買昂貴的瓶裝水無端成為日常開支的一部份,令他百上加斤。突然遇到無妄之災,居民恐懼有理。這一刻,需要醫療支援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政府的醫療界代表的講話令人齒冷。先有程卓端醫生的「拉勻一世飲」論,再有高永文醫生局長說句:「若符世衛標準長飲都無影響。」憑著數據與研究,他們能夠言之鑿鑿,愚民如我不懂反擊。可是他們似乎忘記了人的心是不能容易被數字安撫的,所以大眾都指責他們態度涼薄。我相信,今天坐在高位的醫生都曾經像今天立志行醫的同學們一樣,希望成為有醫德的醫生。但是,多年的苦幹與在架構裏的明爭暗鬥可能已經令他們迷失於數字和功名之中,變得離地、忘記了甚麼是急市民所急。要知道跟一般市民,權威地說什麼「血鉛濃度」或「每公升十微克」其實是廢話;因為那些是專業知識,不是常識。明知概念難明就留待醫學論壇才發表偉論,不要越解越錯!另一邊廂,高官獨欠的常識卻告訴我們,這個大禍不是什麼一個水喉匠的錯,根源就是因為政府監管不力。大家還未有暇去討回公道,現階段只不過希望政府能妥善安排,安撫事故可能引起的後遺症、求個安心,何罪之有?現在是你無故在我的頭上動土,卻反過來說我大驚小怪、用數據嚇唬我?我不理你醫術如何,全因為我在這些代表醫學界的回應裏看不見做人的常識、更看不見醫德,所以我覺得他們枉為人醫。希望行醫的同學們啊,十年後,相信讀書了得的你們已經擁有執業資格了;當中更會有人被邀請擔當一官半職。你們還會記得今天的願望 — 成為一個對社會負責及有醫德的醫生嗎?抑或這個令人尊敬的職業會令你們變成眼前這些高官一樣,逐步逐步離地、漠視人心?著名醫生 Patch Adams 說過,他選擇行醫因為它可以利用醫術作為改變社會的工具。(I entered medicine to use it as a vehicle for social change.)所以他願意放下身段,帶上小丑的紅鼻子,觸動病人的心。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醫師誓詞」中也提到作為醫生應擁有超越知識與技術的品格。同學們,社會對你們的期望是高的,所以我其實希望同學能發一個比「當醫生」更高更遠的夢,因為到頭來你會發現,做甚麼職業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理想是否仍與身處的社會連在一起。只要你們繼續堅持雙腳著地,大器必成。延伸閱讀:The Hippocratic Oath (Modern version)文:Ms Yu,八十後教師,相信一切源自教育。原文載於作者網誌,圖:電影《Patch Adams》照片(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大陸建材出事?)自九十年代短樁案後,房署驗收就極為嚴謹,今次大規模出事,恐怕不是一兩個水喉匠的責任,或是材料出事,卻仍然發出合格證,導致下游用戶全部中招,跟台灣地溝豬油事件相似…全文:http://wp.me/p2VwFC-dTBEdkin #鉛 #建築 #公屋 #評台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Thursday, July 16, 2015 官員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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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偉:打開盤數﹕司長的結構性盲點

雖然坐擁六百多億元的財政盈餘,曾俊華在他的第八份財政預算案中,依舊恫嚇未來將出現「結構性赤字」,並且表示要「在適當時間再次審視擴闊稅基的可行性」。這個「高瞻遠矚」的預測,或會再次觸發間接稅的建議,值得溫故知新,防微杜漸。早在2002年首季,當香港還受亞洲金融風暴打擊而處於經濟低谷,時任財政司長梁錦松便先後公布《檢討公共財政報告》及《稅基廣闊的新稅項報告》,把當時的財政赤字定性為「結構性」,推算即使香港經濟稍後可恢復「較高」增長,政府赤字仍會持續,並將於2008年耗盡財政儲備,為引進銷售稅鳴鑼響道。02年起誤判結構性赤字唐英年於2003年繼任財政司長後,仍然持續相關政策方向,並於2006年7月為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正式諮詢公眾。不過,在民情洶湧下,唐英年於當年12月不得不承認市民未有共識,該項稅種最終胎死腹中。八年過去了,亦不需事後孔明,結果政府在2007至2015年間共累積了逾4000億元的財政盈餘,並預計累積盈餘在明年可達8734億元,與昔日預計將出現過萬億元財政負債成天淵之別。所謂「結構性赤字」不攻自破,當時赤字不過是短暫周期性問題,這個明顯的經濟形勢及政策誤判,嚴重打擊政府的公信力(表一)。縱然出現如此顯著的誤差,曾俊華接任司長後,仍愛樂此不疲地宣揚「稅基狹窄」的說法,認為稅務高度集中在少數財團及高薪人士並不健康。靜待時機擴闊稅基,可說是所有財政司長的「公共理財第23條」。以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為例,曾司長便再次表示﹕「只有四成工作人口繳納薪俸稅……只有一成的註冊公司繳交(利得)稅款……穩住和擴闊政府的收入基礎極為重要。」利得稅:漠視「地產霸權」假若曾司長及其經濟分析團隊願意進一步探討稅基狹窄的背後原因,應不難找到更深層次答案。利得稅現時集中在少數企業中,不正是表示香港其餘企業經營困難,僅能賺取蠅頭小利?稅務局數據顯示,全港繳交利得稅最多的800家公司,於2012年的利得稅金額估計幾近800億元,它們雖然僅佔全港96萬家註冊公司總數的0.1%,卻高佔全港公司利得稅總額的63%。根據「量能課稅的基本原則(Ability to pay principle)」,厚利企業按比例繳交較多稅項是天公地道,何須政府杞人憂天(表二)?曾司長其實應該再追問,為何高達九成註冊公司並未能產生利潤,而約5.8%的企業僅能賺取少於50萬元的利潤?盈利為何高度集中在少數企業?曾司長經常外訪,宣揚香港的優良營商環境及背靠內地的競爭優勢,為什麼絕大多數中小企仍在艱難經營?這背後是否反映其他結構性問題,更需政府正視?走筆到此,縱然筆者不喜歡「地產霸權」的簡化分析,也實在難以迴避香港經濟實際是被少數大型財團壟斷的事實。《經濟學人》於去年3月公布「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指數,估計香港財團從尋租行業(包括地產、港口、通訊及公用事業等)取得的財富,高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六成,為23個經濟體系之冠,遠遠拋離次席及不足兩成的俄羅斯。雖然該分析略嫌粗糙,但已可局部解釋香港稅基高度集中的疑團了。薪俸稅:懶理貧富懸殊薪俸稅方面,它的分佈不均情况亦頗為嚴重。全港於2012年共有367萬工作人口,當中過半的(56.5%)的年薪低於12萬元,毋須繳交入息稅。年薪在100萬元以上的高薪人士共有11.8萬人,佔整體工作人口僅3.3%,卻承擔全港三分二的薪俸稅金額。同樣地,這個貌似不公平的稅務負擔,實質是公平地「量能徵稅」。如果高薪人士不承擔稅務責任,難道要生活僅可餬口的基層市民負此重任(表三)?曾司長若有求真精神,不難推敲到薪俸稅分佈兩極化現象,實源於「貧富懸殊」的深層次問題。香港現時堅尼系數高達0.537,在全球141個經濟體系中高踞第十二名,反映收入差距問題非常嚴重。現時近半勞動人口的月薪不足一萬元,政府理應加強力度去改善低下階層的生活水平,現反向地納罕低薪人士不能分擔稅務責任,真令人有「何不食肉糜」的感覺(圖)。因:偏頗產業結構 果:狹窄稅基根據上述文析,香港偏頗的產業結構及財富集中是「因」,而所謂狹窄稅基則是「果」。指引香港經濟導向的財政司長,實有責任針對前述兩個結構性問題,尋求出路,令社會及經濟更均衡發展。而不是倒果為因地停留在稅基問題上。再說,歷任財政司長心儀的「銷售稅」或「商品及服務稅」,是眾所周知的累退性稅種,只會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令上述結構性問題惡化。同在本周公布預算案的新加坡政府,相對地便較坦然的面對貧富懸殊的挑戰。其財長清楚表示政策目標是「在過去五年重大社會政策改動(major shifts in social policy)的基礎上,在這個預算案中再進一步建設公平及包容性的社會(to build a fair and inclusive society)」,說得理直氣壯。具體政策方面,雖然新加坡同樣面對所謂「稅基狹窄」問題,現時年薪最高一成的納稅者須承擔八成的薪俸稅,但財長仍膽敢在本年預算案中向高薪人士開刀,把最高邊際稅率由20%提升至22%,年薪16萬坡元(約91萬港元)以上的工作人口的整體稅務負擔因而增加4億坡元(約23億港元)。這確實把「量能徵稅」的公平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亦把香港政府的保守因循的公共理財方針比下去。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香港的醫療及社會福利開支未來確實會出現巨大壓力,曾司長未雨綢繆地在房屋、老年退休保障及醫療保險等預留資源的方針,值得肯定。不過,在稅基的因果分析及對應政策上,他應有不小的反思空間。作者為無黨派的經濟分析員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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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地產吸納行政

?坊間討論許仕仁案,提出收緊利益申報機制及官員入職前的品格審查,減少高官貪污。真的有用嗎?問題出自土地制度上,80年代至今建立的土地和發展模式千瘡百孔,官員剩餘權力過大,政府有意將制度專業化,表面上令制度看似中立,實際是有意使制度過度複雜,城規會成為過場儀式,變成官員說了就算的橡皮圖章。一切機制和政策背後都有理由,但許案告訴社會,發展看似為公眾利益,實情是合理化發展的私相授受。香港沒有政治,只有土地政治,沒有政策,只有地產政策,官商合一的發展機器(growth machine),所有理由被轉化為地產的同義詞。官商的借口許案中的馬灣事件揭示發展的邏輯,行改善居民生活之名,推出新鴻基珀麗灣之實,一個人口達一萬一千人的大型項目。負責新鴻基馬灣計劃的是地政總署前助理署長李森(Roger Nissim),他是香港規劃界老行尊,撰寫的書籍是本科入門必讀。馬灣計劃發展的理由是興建青馬大橋,村民面對噪音問題,需要收地搬村解決。審訊中,新鴻基地產董事局前聯席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江稱「大家都知馬灣公園只是搬村的藉口,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住宅發展及搬村」(9-10-2014,《東方日報》)。早在公布新機場計劃前,在1989年時新地已買入馬灣土地,並說服村民支持搬村。項目中,新地與政府的換地過程批獲多3.2公頃土地,雙方密而不宣,9年後才被立法會揭穿。2006年,身為政務司長的許仕仁被指向新地「教路」游說政府放寬交通限制(15-7-2014,《東方日報》)。可惜,發展過後,部分寮屋居民沒有安置,至今抗議不絕,被報章稱為「近代香港房屋史上最大騙案之一」(9-9-2013,《蘋果日報》)。看似利民政策,決定落實的方式卻無迹可尋,結果得益是地產商。最近政府突然以增加土地供應之名,推翻原來規劃意向,增加將軍澳的單位數目,讓地產商可拆細單位,即時增加4000伙。每伙平均實用面積由約807方呎減至678方呎(24-12-2014,《明報》),已購入地皮的新鴻基和會德豐即時受惠。究竟神秘的政策如何出現呢?看不見的游說游說、合作和勾結,只在咫尺之間,誠如上周所言,政府內部存在一個「不為民知」的游說方式,民間從來不知道,也無法參與,只能從土地官員的發言和去向,管中窺豹。最經典的例子是李嘉誠走入房屋署,促成地產商參與居屋計劃。前房屋署長鍾麗幗在告別公務員生涯時憶述1975年的游說經過﹕「發展商希望能參與其事(居屋),李嘉誠先生並建議把拍賣官地的做法倒轉,由發展商以最低價奪得發展權。我跟他傾談了兩個小時,回去便跟同事們擬定了私人參與居屋發展計劃。」後來,鍾麗幗離開官場,加入恆基地產的附屬公司,參與西九投標,引起違反公眾利益的爭議。此演說反映當事人津津樂道與李嘉誠的一段話,為她官場的高峰。退休高官擁有人脈和知識,在游說中扮演重要角色,對香港的發展舉足輕重。80年代大型地產漸漸整合,形成土地財閥,1976至1985年間,大型屋苑由一個升至十二個,提供40萬人的居所,地產商已由建屋和賣樓進化為規劃大型屋苑,對土地的握控愈加細膩。踏入90年代,隨着香港回歸中國已成定局,港英政府害怕中方操縱港府,政府權力過大,逐步將權力下放,加上新自由主義,引入商業模式,大量公營企業應運而生,機管局、九鐵、市建局(前身為土地發展公司)、貿發局。官員開始下海,晉身薪酬較優厚的公營機構,再「華麗轉身」跳入地產商,其中土地相關的部門最受歡迎,筆者統計32名服務地產商的前高官,六成是土地相關的部門(地政總署、規劃署、前規劃環境地政局等)。本地地產商的影響力已超越個別項目的利益,而是代行規劃地區的權力,主導社區興衰。這類長遠政策游說,比單一的項目,涉及更龐大的利益,已經超出「廉潔」的範圍。筆者於2010年的論文提及新鴻基在觀塘工業區發展,如同馬灣,早着先機,預先提出「重建」和「商業中心」概念,在東九的鐵路沿線佈滿旗下大型物業,政府再跟隨意見,在東九建立CBD2(核心商業區),觀塘的轉變是新鴻基一力促成的產物。改變規則為誰鋪路?香港物業可買起3個紐約市(10-12-2014,《明報》),80年代吸引日、澳及國內地產商投資,但大都鎩羽而歸,損手爛腳,為何如此呢?他們不敵香港取巧的土地規劃制度,其中補地價尤甚,發展土地要改變用途,需要補地價,當中涉及地政總署和地產商的內部談判,曠持日久,由於永遠估計不到將來樓市發展,估價被稱為「藝術」。近年國內房地產公司(內房)大舉殺入香港市場,去年投地達109億元,是近年新高。如何助內房一臂之力?首先掃除這種藝術,改變遊戲規則,冒大地產商之大不韙和立法會議員的官商勾指控,引入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令「專業」人士能介入補地價的定價,方便內房購買土地,再改變成住宅或商廈。許仕仁案只是冰山一角,防微杜漸,最需要改變是土地制度,不論城規會、土地政策的議程制定都應該讓公眾參與,簡化規劃的參數,不是現在專業和官員說了就算。像新界東北城規會破紀錄收到5萬份申述,九成為反對,結果會如市民所想嗎?民主化,除了票箱,土地制度對香港亦重要,市民可如何規劃我家和我城?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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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讓專業回歸專業

在當前紛亂的政治環境下,要做到「恪守專業」這4個字,似乎已變得愈來愈困難。在此特別要給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一個「讚」。陳德霖本周初在出席立法會一事務委員會時,多番被建制派議員追問佔領運動對本港金融市場有什麼影響,明眼人也看得出,有人希望從陳德霖口中,為佔領運動加添「罪狀」。陳德霖點出,有銀行家反映客戶大多靜觀其變,並謀定後路,詢問將香港資產轉移海外的可能及安排,但這類詢問不多;佔領行動後,本港匯價、同業拆息及股市變動不大,整個支付系統運作正常。不過,他不忘提醒,若運動持續,法治持續被破壞,勢必影響本港的金融穩定,甚至影響香港的信用評級。金管局總裁的地位,等同香港「央行」的行長,這位總裁的一言一行須具備與世界文明接軌的專業水平,在人人講求政治正確的建制陣營內,陳德霖既沒有誇大佔領運動當下對香港金融業的影響,但同時恰如其分地向港人作出警告,做到恪守專業的要求。此時此刻,再看到50多名律師以個人身分發起默站抗議佔領行動,他們義憤填膺地批評佔領者無視法治,公然違反法庭禁制令的同時,卻未有以同樣的力度,批評公然無視法庭禁制令、繼續圍堵《蘋果日報》的示威者,甚至有參與行動的律師,稱涉嫌毆打佔領人士曾健超的7名警員為「七俠五義」。作為法律界的專業人士,他們的言行,是在捍衛還是削弱港人對法律界專業的信心?2004年,近300位來自多個專業、學術界人士曾發表《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指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他們形容失去核心價值,也就失去了香港。讓專業回歸專業吧。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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