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的反擊

新加坡第一家庭發生玄武門之變,李光耀子女為了李光耀故居拆留,隔空罵戰,震驚世界。總理李顯龍為了拆解家與國的政治炸彈,向人民致歉,逐一駁斥弟妹的指控。 豪門恩怨,更像一樁羅生門的懸案。原來李光耀遺囑共有七個版本,首六個都在李光耀夫婦創立的李與李律師樓的柯金梨協助下訂定,但最後一個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版本,卻改用李顯揚妻子林學芬的律師樓,並把第五、第六個版本都沒有的拆舊居的條約,加在終極版本裏,簽訂時亦並未通知李顯龍,可見早在李光耀死前,三兄妹關係已有暗湧,只待李光耀一死,便爆發成海嘯。 家變已沒轉圜的餘地,李顯龍只竭力地挽救他個人及國家。 李顯龍嘗試以事實說話,指出是亡父把故居留給了他,他曾以一元把宅子轉讓給妹妹但遭拒,後將宅子以市價轉讓給弟弟,所得盡捐慈善,而且不參與故居去留的決定,但未能息干戈。他不可能講大話,否則,弟妹怎會放過他?加上李顯龍主動提出國會七月三日開會時,他會接受所有人質詢,如果他弄虛作假,猶如政治自殺。 相較下,李顯揚、李瑋玲指控兄長「濫權打壓、罔顧父親遺願、收割政治遺產」、監控弟妹令其人身安全受威脅、干預決定故居存廢、扶植親子接班等,指控嚴重,至今仍未能拿出證據

詳情

《一念無明》:家是問題根源還是最後歸宿?

不少觀眾說《一念無明》太悲慘太戲劇性了,諸般不幸集中在主角身上。那不幸的密度就如劏房的密度吧!有說電影結局還是有欠盼望,連最後屈居的小空間也失去了,更沒有英國名導Ken Loach《我,不低頭》那種抗爭的可能。但絕望是一種結論,希望卻是開放地打一個問號。跟類似題材的經典香港作品如《癲佬正傳》和《肥貓流浪記》比較,《一》的阿東最後沒有殺人也沒有被殺,表現冷靜。但他是否完全康復了呢?這部份的描寫模棱兩可,似乎是創作者有意為之。 筆者認為《一念無明》的結局是曖昧而開放的:阿東和父親大海坐在山野荒草間,說「回家吧」--但他們有何家可回?他們才剛從板間房的住處被鄰舍趕走。家就是最模棱兩可的地方。在戲中,家既是創傷發生之處,也是人心嚮往的歸宿,其內在張力難以解除,就如主角的心靈在兩極間被撕裂。 阿東在戲中有三次情緒爆發都跟家有關:第一次是他跟未婚妻Jenny談到買樓結婚的成家大計時,因為他長期患病的母親的問題而爭吵;第二次是他對那可憐又可恨的母親忍無可忍,躁鬱病發殺了她;第三次是出院康復期間,應Jenny之邀返教會卻受到傷害之後,再次病發。 家其實是恩債並存之處:當「家」指原生家庭時,阿東的家早已

詳情

《愛到世界盡頭》 沒說的才是真心話

《愛到世界盡頭》在一片爭議聲中,奪得康城影展評審團大獎,是部分人對導演Xavier Dolan太過挑剔,抑或「天才」都有失手的時候? 歐洲電影從來都不乏「共處一室」的題材,如果你期望看到妙語連珠,高潮佚起,或是揭破隱私,一發不可收拾云云,抱歉,《愛到世界盡頭》(法語:Juste la fin du monde,英語:It’s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不是這種流派。 電影描述一個劇作家,突然決定回到偏遠家鄉,告知家人自己命不久矣的消息,一家人幾近沒有聯絡十二年,在回家的大半天內,他們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又會如何處理抑壓多年的無奈和矛盾? 《愛到世界盡頭》改編自法國劇作家Jean-Luc Lagarce的同名舞台劇,由演員出身的Xavier Dolan自導自編,此子早於2009年便憑自編自導自演的處女作《殺死我阿媽》(法語:J’ai tue ma mere)在康城影展打響名堂,當時年僅十九歲,之後的作品亦多次揚威國際影展。 一個空間一家人「自說自話」 這位年少得志的電影人,今次作了低調而大膽的嘗試,一個空間,五個人,幾個主要場口,雖然偶有類

詳情

論大台三線劇集「家的觀念」與電視群治的關係

「論電視與群治的關係」 百多年前,梁啟超有文《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其中有曰: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今天呢?小說已沒落,代之而起的電視、電影也落後,YouTube也有點過時,當即時真人騷App「17」大行其道之際,還論什麼電視呢? 無論如何,在某程度而言,電視仍能發揮社會群治的影響,儘管電視也在給我們現實加上幾分幻想及寄望的色彩? 為何拆不掉《愛‧回家》的招牌 在大台TVB的八點鐘第一線自家劇集中,近年來都被冠以《愛‧回家》的招牌;即使劇集內容及人物一轉再轉也好,來到《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也好。 家很重要的,對人而言,對社會而言,對政權維穩也如是。八點鐘第一線自家劇集,就是要宣揚也好、維穩也好,都要盡力營造大台TVB多年來的口號金句——「無嘢重要得過一家人齊齊整整」。即使現實是事與願違的也好,即使現實是好多人住在劏房連明天的安居在哪兒也不知道也好。電視的理想也好、幻想也好,至少還讓人們打開電視還有著一點點的寄望及一絲絲的希冀, 這就是電視娛樂與群治的關係之一! 《愛‧回家》在八點鐘播放,如果不用開OT,今時今日,究竟又有幾人會坐在家中跟家人一起吃飯收看呢? 《親親我好媽》

詳情

好不容易又一年

明報影響力無遠弗屆,遠超我想像。出席朋友兒子的百日宴,就被好幾個賓客認出問我是否明報的辣媽CEO。當中有訂了明報超過20年,已經有四個孫兒的忠實讀者,亦有兒子才20個月大的年輕媽媽,得到他們即場的鼓勵及認同,實在非常鼓舞。反而我在生果報財經版寫了專欄這麼多年,他們完全不知道亦未曾看過,我要再一次多謝對我情有獨鍾,兼獨具慧眼的明報副刊採訪主任Noelle陳詠詩!講來真正不好意思,自問一向交稿準時的我最近經常遲交,我知道為Noelle添了不少麻煩,由衷感謝她的耐性包容和體諒。我先生在七日內做了兩次手術,護養院的老父需要陪診之外還需要不同的護理及照顧,同時要為搬新家執拾打點及安排,還要埋頭為新崗位做準備工夫,身心俱疲,疲於奔命,實在勞累得連講話的氣力都沒有。生活疲累 憶亡母頓覺不孝講起來,不得不佩服我那位硬橋硬馬、一向以好打得為榮的阿媽,她要是還在,不管是搬廠搬屋還是搬寫字樓,一條龍服務由她指點江山到拍心口一力承擔,而且事事打點妥當的,必然是她!之前搬家,我不是不知道她有幾辛苦,但我今次親自落手落腳搬過之後,才真正了解究竟可以有幾辛苦。腰痠背痛不在話下,雙手膊頭麻痺疼痛至不能成眠,止痛藥都幫不了;還要親自買餸煲湯煮飯不假傭人之手,觸景傷情下,我覺得自己很不孝。食飯call為見多子女幾面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話,我的人生已經過了三分之二,這三分二中的三分之二,我用了來跟媽媽長期鬥爭兼鬥氣。從未曾後悔我走過的路,不管多錯多冤枉都心甘情願,沒有當日經歷就成就不了今日的我。當日究竟誰是誰非,我今日根本不在乎,只是自責,未有更不肯花時間耐性體恤體會,可以好好了解她,然後愛她多一些。我最討厭她的奪命追魂食飯call,其實即使有幾煩,但都無非為了見多我們幾面。最令我媽引以為榮的,是我專欄作家的身分,除了是我的天字第一號剪報忠實讀者,不管任何場合,我被讀者們認出誇獎,她都欣喜自豪到不得了!所以只要有讀者願意繼續支持,無論幾忙幾攰我都必定會找機會寫。鬥氣一生,矛盾一生,奮鬥一生,無非為了證明給我媽媽看,要她知道,我不用靠她,或是聽她的話行她想我行的路,我都可以成功。她走了,爸爸在身邊我不能親自照料,即使我有幾成功也好,沒有他們見證一起分享,對我的意義完全不一樣的了。很快就是新的一年了,大家除了希望事業愛情得意,子女讀書聰明,請不要忘記還要希望父母身體健康長命百歲。父母老得很快,時間不等人,只怕來不切等不及,珍惜機會盡量抽時間陪伴他們多一點吧!有媽的孩子,不管幾多歲,在媽媽心中,永遠像個寶,最有福!原文載於《明報》副刊Happy Pa Ma版(2016车12月27日) 家庭 親子 Happy Pa Ma

詳情

儀式化的家用

家用這個概念,流行於華人社會。這算是獨特的文化現象,因為在國外很少聽聞給家用的,這不等於外國人不照顧家人,而是沒有這種儀式化的行為。對,我指家用是一種儀式,若果家人之間不能符合儀式的要求,磨擦便會產生。一般情況下,外國子女給父母錢的原因,是他們長大後仍與父母同居,子女交的租金,卻不是家用,就算是金額一樣,但意義上卻是不同。如果子女向父母交的是租金,對子女而言,那是一筆懲罰性的金額,就像違例泊車而遭到罰款;不管是否與父母同居,如果子女交的是家用,那是一種象徵式的禮儀,也是一種義務,就像交稅一樣。家用的文化,源自孝道的傳統,全世界的文字之中,沒有一個字的意思是等同於「孝」,所以這是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之一(其餘為忠、義、禮)。孝的來源是對父母好,這是人的基本情感。棟篤笑表演者Eddir Griffin說了一個梗:「上帝沒有寫聖經去教導人,而是將道德寫在人的本質裡。從沒有人告訴你殺自己的媽媽是錯,但你天生便懂這道理。」(God didn’t write no book. It’s written in your essence. Nobody ever had to tell you it’s wrong to kill your mama. Somehow you born innately knowing that)然而,作用社會的統治的工具,單純對父母好是不足夠的,它必然提升到一個道德義務的價值觀上,並擴展到君臣之間、當權者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條件下,「孝」便誕生了。為了實現「孝」,那必須通過強大的社會壓力,將「孝」的概念滲透在生活細節上,例如中國文化沒有童話,又沒有史詩,卻有《二十四孝》的故事,有些內容更是歌頌以自殘方法回應父母不合理的要求。與此同時,為了減低爭議,更有效率貫徹「孝」的概念,儒家文化圈的社會發展出儀式化的行為,例如守三年之喪。此外,由政府帶頭建立了社會對「孝」的獎勵和懲罰,結合強大的輿論壓力,使「孝」內化成不可質疑的道德價值觀。當一樣東西變成至高無尚的價值,便不容任何挑戰和質問,有時甚至毫無邏輯可言,只能服從。現代社會出現前的各國文化,都是這樣執行她們的道德價值觀。今天,香港人接受了現代社會的價值,如言論自由、民主、司法獨立等等,過去以孝以主軸社會關係漸漸瓦解,我們對當權者的態度也不會像過去君父那種模式。不過孝的概念仍深深刻在華人的文化裡,變成文化之根,生活上仍隨處可見,家用便是其中一種作為子女對待父母儀式化的孝道。上文探討了家用的根源,接下來便討論家用是否一種令家庭和諧的儀式。一個理想的家庭,一定是家人和睦相處,相親相愛。當然現實十分難做到,而家用對家庭和睦不見得有太大幫助。我開宗明義地說,家用是破壞家庭和諧的作用是大過團結。當家用作用一種儀式化的行為(當我指儀式化,也指父母沒有財政壓力的情況下),第一個問題便是令父母起了分別心。當家用是社會普遍行為,父母有了期望,並以子女付出的金額去判斷對自己的感情,卻眼見子女沒有給家用或者太少,那麼家長便有了比較之心,對子女產生怨恨。這種分別心的運作是很奇怪,父母不會普遍地比較其他子女所交的家用金額多寡,也不管他們是否真心照顧父母,只比較別人付了更多的家用,於是著眼於自己的子女對自己不好。說實話,如果父母本身有「子女對自己不好」的觀念(固然這觀念不會是空穴來風),多少家用也不足彌補關係。我聽聞很多的家庭不和,父母與子女不斷衝突,背後總是反映一種深層的矛盾,而家用總是導火線,因為它十分容易使父母起分別心。儀式化的家用第二個問題是,當家用變成責任,父母和子女的情感反而變質。有一項心理學研究:美國有一所幼稚園,因為家長遲到,校方必須派人手去照顧未被接走小朋友,使校方增加成本。校方決定以罰錢的方法,希望家長減少遲到。最後,家長遲到的人數和時間反而增加,因為付了罰款之後,他們卻心安理得,以前因為內疚,怕帶給學校麻煩,會盡早趕來接子女。按照這樣的心理研究邏輯,家用反而使子女對家長的情感變質,當子女滿足了對父母金錢的責任,便減輕了良心的責任,維繫住家庭的良心之繩漸漸消失,取而代之卻是金錢的鐵鍊,父母與子女之間變成沒有感情的交易。子女因社會和家庭壓力而給家用,那只是為了應付一種無形的責任,而非出自照顧父母之良心。久而久之,家用對子女造成責任的壓力,照顧父母之心慢慢被消磨(一般而言,不會消失)。這樣的話,則令到家人之間的關係僵化,家用沒有誘發子女照顧父母之心,對家庭和諧毫無幫助。我必須客觀地指出,有很多家長要求家用,其實是一種沒有信心的表現,害怕子女不再理會自己,希望以家用保持大家的關係。他們不知子女是否真正關愛自己,但至少使子女不會脫離自己,將來老了,子女也不會不照顧自己。這樣的情況就像諸侯向周天子納貢一樣,以一種儀式化的方法去維繫關係。然而,恐怕這樣的手段是適得其反。一個正常的人,如果感受到父母之愛,必然會報答父母,而無需透過儀式化的手段,這是基本人性。若果父母愛子女,而且愛的方法是正確,而子女長大後卻對父母不好,這樣的人,就算有給家用,都是畜生。George Carlin說得好: 「服從與尊敬不是理所當然之物,應該由父母的表現去爭取回來。」(The Truth is , obedience and respect should not be granted automatically. They should be earned. The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arents’ performance)要做到家庭和睦,如同天下間所有人際關係的處理,不能靠交易的手段,而是互相體諒,互相付出。父母如何對子女,子女便如何對父母。同樣地,子女如何對父母,父母便如何對子女。儀式化的家用與子女照顧自己的心,哪一樣重要?很多家長心裡會選擇後者。某君有穩定的工作,自己和父母生活上沒有財政壓力,卻不給家用的話,社會和父母便會指責這個人不孝,甚至便推論到這個人是沒有人性,不重親情的人,連畜生都不如,但是這不過是僵化後的偏見。假若此君每星期都與父母喝茶,而父母開開心心,家用是有需要的時候才給,而不是儀式行為,我相信這對父母也會感受到他/她對自己的照顧,不會視「不定期給家用」為不孝。故此,照顧父母是靠心,而非儀式。現化社會改變了傳統思維,但是有些僵化了的儀式仍然保留,漸漸地造成深層的矛盾。家用的概念,是當社會沒有保護網或者保障不足的情況下才應盛行。一個理想的家庭,應該是家人和睦,個人亦感到自由。某程度而言,自由與家庭是矛盾,但人有家庭之需要,而家庭是社會之根本。一個理想社會,是應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生活。只要人人都有基本收入,任何情況下都得到生活保障,大家便對社會便有了信心,父母的生活便無需獨靠子女,家人之間便少了生活的煩惱,矛盾便減少。作者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heonlyquestion/ 家庭

詳情

也談「妊活」

「妊活」(にんかつ/Ninkatsu),是最近在日本中年已婚女性間很流行的話題。很多針對那個年齡層的雜誌,都有教大家好好過「妊活」。字面解大概可略知一二:關於妊娠的生活?不算完全準確。在日本,「妊活」本是「妊娠活動」的省略。一個人學習怎樣準備懷孕、管理自己的體質令自己容易受孕、人生規劃中考慮和計劃懷孕等等,都可稱為「妊活」。有傳聞說「妊活」這個概念是由提倡「婚活」的大學講師白河桃子(しらかわ とうこ/Shirakawa Touko)提出,不過似乎之前已有不少醫生在講座和著作都使用「妊活」一字。可是大家比較熱衷討論的「妊活」,主體其實不是形而上的人生規劃,而是生活上可實踐的行動居多。所以當一個女人聲稱自己在過「妊活」,即是說,她在調整自己的生活模式、節奏、習慣令自己容易懷孕。看「妊活」的書,都會教大家很多方法去提高「妊活力」(にんかつりょく/Ninkatsu ryoku )/「妊娠力」(にんしんりょく/Ninshin ryoku),用中文說就即是提高受孕機會、鍛煉一個容易受孕的體質的意思。要受孕,就不只是女人的事,所以日本也有男人在配合妻子過「妊活」的。「妊活」在日本已經變成專門學問一樣,有書讀、有步驟可循。以下介紹一些之前讀雜誌InRed 9月號而知道的「妊活」內容。第一階段:1)一星期要預留一至兩日「Non-OT Day」;2)多看關於「妊活」的網頁,安裝「妊活」的App;3)實行「Non smoking day」;4)減少外食,多留在家吃飯;5)自我檢查過去病歷,看看有沒有病歷/常服藥物的副作用對懷孕有影響。第二階段:1)通過做運動減壓;2)穿Leggings和襪,防止足部冰冷;3)每天測量體溫,知道身體的節奏(因為月經前後、排卵日等體溫也有變化);4)每天磅重,掌握身體的變化(因為月經前體重會輕微增加);5)常備暖壺,習慣喝暖飲。第三階段:1)以排卵日檢查藥去掌握實際排卵日期(配合體溫,結果更準);2)開始吃葉酸(因為普通食事中難以攝取足夠份量);3)不舒服時,看醫生吃處方藥(而不是成藥);4)定期到醫院作婦科檢查;5)自己煮飯時可加入行氣活血的漢方食材。如果你懂日語,網上更加有免費的問卷,回答簡單關於生活習慣的是非題後你便知道自己的「妊娠力」如何。我已有一子一女,已經「封肚」,不會強求或者實行甚麼「妊活」了。可是為什麼日本的女性在這幾年又興起「妊活」呢?因為能接受普及高等教育和在男女平等世代成長的女性,已經踏入中年了。一切有跡可尋。日本女性雜誌之前早幾年還在講「女子力」(じょしりょく /Jyoshi ryoku),教各位到適婚年齡卻沒有對象的女性如何增強女性的魅力去吸引對象;後來講「婚活」(こんかつ/Konkatsu),即是以結婚為目的而做的一切行動,男性的就要培養自己的溝通(溝女?)和經濟能力去吸引結婚對象;女性則要學習怎樣在「合こん」(ごうこん/Goukon,即是一些有男有女的聯誼聚會,是未婚男女認識圈子外朋友的機會。)表現自己、學習怎樣跟可發展的異性接觸、學習約會時如何打扮才大方得體等等。這一代女人已有足夠「女子力」、經過「婚活」、最後成功結婚了。所以現在她們熱衷的話題都是-怎樣做才能令實際上是快達/已達高齡產婦的年齡的女人增加懷孕機會?即是「妊活」。大學畢業又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世代成長的女性,總覺得未有工作上的成就就結婚是浪費;好了,工作上爬到中層了,女強人性格、經濟獨立、自給自足,間或拍拖間或單身,好不自由,卻驀然發現舊同學都陸續結婚了,「驚覺」自己也踏入適婚年齡(最後幾年)了,才「醒覺」要找個結婚對象。好不容易提升了「女子力」,找到了一個與自己年薪差不多的結婚對象、踏入教堂了。二人世界都沒有幾個月,眼見身邊早幾年結婚的朋友都生了小朋友,又要提升「妊娠力」趁四十大關之前生孩子之類。這生命軌跡是不是似曾相識?其實不只日本,香港也有同樣情況。當人在追求女子力、實踐婚活和妊活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否忘了一些最基本的程序和道理:人是因相知而相愛,因相愛而結婚、廝守下半生,然後把二人的愛和基因裝在一個新生命中延續下去。面對一條公式般的「人生軌跡」,多了計算少了愛,追追趕趕很辛苦;到真的追上了,回頭看,其實這是不是妳真正想要的人生呢?還是這只是外人眼中覺得「完美」、「無可指摘」的人生而已呢?原載作者博客、Facebook專頁 日本 家庭

詳情

[焦點以外]香港家暴狀況如何?

文:阿熹接連兩單疑似名人家庭暴力事件:包括成龍女兒疑似被母親吳綺莉虐待、特首女兒梁齊昕於Facebook自稱在家中被掌摑及腳踢,令大眾突然齊齊關注香港家庭暴力的狀況。家庭暴力的後果可以很嚴重,遠的有天水圍數次的倫常慘案,2014年亦有深水埗榮昌邨母親斬女的慘劇。家暴處理甚至可以變得性命尤關。許多人遇到家暴,走投無路,只有報警,但究竟警方在處理家暴時有甚麼程序?又是否足以阻止更多的悲劇發生?警方家庭暴力處理程序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對立法會議員提問的書面回覆,警方處理家庭暴力有以下的程序:-接獲求助後,一名警長或以上職級的人員須親自到達每一宗家庭衝突案件現場;-警方會把家庭衝突案件分類,共分三種:「家庭暴力刑事」:包括謀殺、誤殺、傷人、嚴重毆打、強姦、非禮、刑事恐嚇、刑事毀壞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家庭暴力雜項」:包括普通襲擊、使他人可能受到傷害等;「家庭事件」:包括糾紛、滋擾、煩擾及衝突等非暴力事件。-前線人員須查閱「家庭暴力資料庫」,查看涉案人士過去有否涉及家庭衝突案件的紀錄;-如有證據顯示家庭暴力罪行已發生,為保護受害人避免再受襲擊,警方會盡快拘捕涉案人士。如果有足夠證據,警方會檢控或要求犯罪者簽保守行為;-如有需要,警方會將受害人及其家人轉介至合適的福利及醫療機構接受服務;-即使是不涉及刑事成分的事件,例如糾紛、滋擾、煩擾及衝突等非暴力事件,亦會納入「家庭暴力資料庫」中。問題是:前線警員的態度?令人擔心的是,負責在前線處理這些家暴的警員,對家庭暴力是否有足夠的認知。中大心理系曾經做過一個名為「香港前線社會服務人員對家庭暴力的認識及態度」調查,發現不少前線警員對家暴存在不少謬誤,例如:29.7%受訪警員認同「丈夫應該有權懲戒/打妻子」28.4%受訪警員認同「有些妻子似是要求丈夫打她們的」25.4%受訪警員認同「丈夫有權隨時要求妻子進行性交」21.9%受訪警員認同「很少被虐待的妻子會患上創傷後遺症」一般來說,受虐人可以選擇向社工或警方求助,但大部份受虐人因為擔心觸怒施虐者,都會比較抗拒「報警」。可以說,當不少受虐人去到要「報警」這一步時,其實情況已經非常危急。但當他們冒極大的風險,向警方求援時,理應幫助受虐人的前線警員卻謬誤處處,甚至認為受虐人被虐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試問,受虐人又怎會不覺得求助無援呢?警方處理家暴的態度,也許是反映了一般香港人傳統的家庭意識。這種保守的家庭看法,除了是家暴的源頭,也在執法的層面令這些家暴受害人求助無門。所有的不公,往往都有同一源頭,斯此言。移風易俗並非一天半天的事,但警方在「家暴」這個題目上,對於前線警員有多少訓練或教育,卻令人存疑。歷史一再地重複,類似的悲劇卻一次也實在嫌多。表一:近十年家庭暴力的數字(來源)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虐待兒童個案數目(社會福利署)5877147748668289411001888901963856虐待配偶個案數目(社會福利署)33713598442464046843480731633174273438363917 家庭

詳情

葉兆輝、陳夢妮:怎樣有效增加嬰孩數目 ——生育率的彈性分析

最新的《財政預算案》給予家庭額外的子女免稅額,由現在每年7萬元增加至10萬元,是政府對有子女的家庭的一個有姿勢和夠實際的支持。當然不能期望準父母因為這額外的支持會生多一個孩子;生兒育女始終都是人生大事,但政府的支持,實值得肯定的。其實香港的人口問題總是離不開3個關鍵詞——「勞動力短缺」、「人口老化」、「低生育率」,而同時這3個方面亦是環環相扣。長時期的低生育率已嚴重影響到了香港人口的可持續發展。2013年,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僅1.1,已處於全球最低水平。人口學上認為要想實現世代更替、維持人口的長期穩定,總和生育應保持在2.1,即每位女性一生平均要生育2.1名嬰孩。本港女性不想生小孩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是她們想生卻不敢生?抑或,本港女性難找對象、難結婚?據家計會2012年調查顯示,已婚或同居女性中有28.8%表示理想子女為1孩,55.5%表示理想子女數為2孩,8.6%表示3孩或以上,僅7.1%表示理想子女為0孩。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67,遠高於實際1.1的總和生育率。由此看來,本港已婚女性實非不想生小孩,而是想生卻有對現實條件的諸多顧慮和擔憂。與此同時,香港未婚女性亦面臨「佳偶難尋」的問題。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15至49歲女性中(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未婚比重由2001年的39.4%上升至2013年的46.6%;尤其是25至29和30至34兩個年齡組,未婚比例分別是73%和39.9%,相比2001年上升了13.8個百分點和11.8個百分點。香港的婚外生育比重極低,只有5%,相對西方國家有20%至50%,所以女性的「結婚難」 直接導致了低生育率。 政策應重點關注哪一群體女性?因此,為有效提高香港的生育率,政策應當重點關注哪一群體的女性呢?是促進單身女性進入婚姻,如新加坡政府積極扮演「紅娘」?還是更多支持已婚未育女性生育1孩?抑或是目標定位在已婚夫婦生育2孩,甚至3孩呢?基於政府統計處提供的數據,我們對香港的總和生育率進行了彈性分析(elasticity analysis),尋找目標女性群體,以實現最大化地提高本港生育率。首先,利用分年齡結婚率和年齡——胎次別生育率,我們建立了一個模型來刻劃女性在15至49歲的育齡期內從未婚到結婚,從結婚無小孩,到生育1孩、2孩、3孩的動態過程。然後,利用數學中的差分方程構建並計算生育彈性。為通俗地解釋生育彈性這一概念,我們以總和生育率對25至29歲女性結婚率的彈性為例:這一彈性衡量的是當這一年齡組的結婚率每上升1%所導致的總和生育率變動,即如果結婚率提高1%,每千名女性將會多生幾個嬰孩。分析結果顯示(見圖),2011年本港總和生育率對結婚率的彈性最大。例如,當25至29歲組的結婚率提高1%時,每千名女性生育的嬰兒數會增加2.6個;當30至34歲組的結婚率提高1%時,每千名女性生育的嬰兒數會增加1.4個。其次,總和生育率對1胎生育率的變動也十分敏感,尤其在30至34和35至39兩個年齡組。當30至34歲組的1胎生育率提高1%時,每千名女性生育的嬰兒數會增加1.5個;當35至39歲組的1胎生育率提高1%時,每千名女性生育的嬰兒數會增加1個。另外,也可以看到總和生育率對35至39歲組的2胎生育率也較為敏感:當這一年齡組的2胎生育率提高1%時,每千名女性生育的嬰兒數將會增加0.9個。但值得注意的是,總和生育率對3胎及以上的生育率並不敏感,所以上屆特首所倡議已有兩個小孩的家庭「生第3個」的作用是不大的。由此看來,通過提高25至34歲女性的結婚率,以及提高30至39歲已婚女性的1胎生育率和2胎生育率,本港生育率較為可能得到有效的回升。目前香港女性初婚年齡的中位數已升至29歲,晚婚不僅縮短了生育的機會之窗,也加大了不孕不育的風險,以致一些晚婚高齡婦女有着「對小孩可望而不可即」的無奈。可以說婚姻不僅是開啓女性生育之窗的鑰匙,更是保持香港人口紅利之窗開放的固定栓。為此政府可以考慮支援一些非政府的自願組織為單身女性搭建可信賴的交友平台、適當縮短及靈活安排在職女性的工時,為其尋覓佳偶、締結良緣提供更多的機會、時間和空間。此外,政府也需為已婚未育女性提供更多的生育支持、育兒指導,為高齡孕婦生育2胎提供相應的醫療服務和技術支持,配備相應的託幼服務、住房支持和教育補貼,創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減少夫婦對經濟條件、育兒精力和教育費用的顧慮。 締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生活環境生兒育女當然是人生一大決定,也需要不少的資源和支援,才可以培養他們長大成才,但當整個社會面對急劇人口老化,勞動力人口減少時,生兒育女可能已不單止是個人的行為,政府有需要在政策上的支持,商界的參與和承擔。在西歐國家,他們對生兒育女的取態更是全民參與,整體承擔。整個社會締造一個家庭友善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使到生兒育女的壓力和負擔大大減少,大眾都可以享受一個高素質生活。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陳夢妮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研究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家庭 人口

詳情